台灣當前經濟發展的方向是工業化。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由於對長期工業資金的需要，非常切，故而研究如何融通此種資金之問題，至為重要。 本文主旨即在於闡析台灣工業資金融通之現況，及檢討其對工業發展的功過得失，並擬提出金融改革之方策。 茲為作一有系統之研究分析與廣泛之比較證驗起見，本文將先論及工業金融之一般理論，作為分析之工具；其次列舉英國、美國、西德、及日本等工業國家實例，作為比較之對象；然後根據台灣工業與金融的實際狀況，加以剖析研究。茲擇要分述如下： 一、關於工業金融之理論部份（第一章） 因為工業金融的任務，是要在不影響金融穩定的條件下提供充分的工業資金；所以工業金融之理論分析，大致可從下列二方面著手： (一)維持金融穩定方面－一般工業資金可分週轉資金與設備資金兩種。如果以儲蓄貨幣融通週轉資金，則有效需要的不足立即發生，會引起經濟緊縮的現象；反之，如果以創造貨幣融通設備資金，則有效需要將超過有效供給，以致產生通貨膨脹的局面。因之，若要維持金融的穩定，以促進經濟的均衡發展，則週轉資金必須來自創造貨幣，而設備資金必須來自儲蓄貨幣。這是工業金融所應遵循的「資金供需配合原則」。 (二)充分利用資金方面－理想的資金運用條件，是要使資金的「邊際生產物價值」（即預期收益）在諸用途間均等化，直到與資金價格（即利息成本）相等為止。如此，資金獲致合理的分配，可以充分利用而不至於浪費。然欲達到此種理想條件，則須保持金融市場的競爭狀態，不可造成特殊利益，以提高金融效率；但如對特種長期金融機構（如開發銀行）賦予籌措資金的特殊權利（如發行銀行債券），則因此種機構的政策目的高於營利目的，即使擁有強大的市場支配力，依然提供低利工業資金，並不降低其金融效率。 二、關於工業國家之實例部份(第二章) 世界各國因工業發展的程度不同，其工業金融制度亦互有差異。一般言之，經濟愈發達，儲蓄與投資便愈分化，隨之金融機構的數量與種類增多，金融資產相對於實物資產的比率亦提高，但是，人們如果不習於保有金融資產，且不願意利用金融機構時，則金融創新（其廣義指新金融技術與機構的介入及運用）殊為重要，其地位不亞於工業技術的創新。不過，此種金融創新，往往受到法律、社會、及其他因素的阻礙，因而限制了金融市場的發達。 大體上，工業發達國家的金融創新機會較多，其金融市場也較完整，故工業資金的融通頗為靈活。但各工業國家的金融制度，都有其獨特的性質。以適應個別的實際環境。因此，本文列舉的主要工業國家，可以粗略地分為「先進工業國家」（即英美兩國），與「後進工業國家」（即德日兩國）兩大類。前一類國家的工業資金，多向證券市場融通；後一類國家的工業資金，多向特種長期金融機構貸款。其中，日本長期信用銀行體系的建制，頗合我國國情，殊值仿效。 三、關於台灣工業金融之部份（三－五章） 台灣經濟尚在開發階段，國民所得低微，儲蓄資金甚為有限。加以金融制度不夠健全，儲蓄與發生脫節，使工業金融更感困難。 目前台灣工業金融的特色，約有四點：(1)企業所需鉅額外部資金，多來自借款；(2)公營企業在金融市場中，居於優先地位；(3)政府與民間競相爭取資金；(4)商業銀行非正式參加長期貸放市場。 台灣工業的外部資金，除少數透過證券市場外，絕大部分係經由貸款方式轉供企業家作真實投資。各金融機構所融通工業資金的對象，主要包括製造業、礦業及交通業三種（製造業為狹義的工業，礦業為廣義的工業，交通業為更廣義的工業），對於台灣工業發展的貢獻，有其具體的表現。此外，政府為便利廠商獲得所需之資金，及減少業者對資金融通之需要，會頒訂各項便利資金融通的法令，對於工業金融都有莫大助益。 然而，台灣金融事業雖稱發達，但其組織缺乏嚴密，對於溝通儲蓄與投資的橋樑工作，未能完全配合，仍然不能滿足工業資金的需要。其癥結所在，試析如下： (一)工業專業銀行不會發揮功能之原因－中華開發信託公司與交通銀行，原為台灣的兩大工業專業銀行。這兩個長期信用機構，無論在業務上或資金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故不能從事開發性放款或冒險性投資，無法發揮專業銀行的功能。 (二)證券發行市場仍在試辦階段之原因－由於台灣證券交易所的輔助機構（包括短期金融機構與投資仲介機構）尚未普遍而完善，人民缺乏投資習慣，企業組織不健全，及利率結構偏差等等因素使，證券發行市場不易發生作用，只能試辦而已。 (三)構造性缺乏資金之原因－一方面□因金融方面配合的不夠，另一方面亦與工業本身經營及管理之不善有關。在金融方面的因素，有(1)金融機構之組織尚欠完密；(2)利率結構發生偏差；(3)放款標準未能確立等。在工業本身的因素，有(1)企業組織落伍且營業實情不明；(2)投資計劃過於冒險欠穩健；(3)企業資本結構不健全等。 台灣工業金融，除有構造性資金缺乏之問題外。尚有由此基本問題而蛻變為不正常之現象，計有：(1)遠期支票之流行；(2)短期借款之展期；(3)黑市利率之高昂；(4)政策性貸款之偏頗性；及(5)貸款變投資之風險性等數種。不僅破壞金融的穩定，而且造成資金的浪費。 解決之道，分別有下列七項：(1)務求金融結構之完密；(2)促進企業組織之健全；(3)建立分期付款保護制度；(4)加強長期工業信用機構；(5)採取彈性利率政策；(6)重申資本市場之自由競爭；(7)提高徵信資料之可靠程度。 上述各項，以第四及第五項最為要緊。因為台灣長期資金缺乏的助長因素，是受片面低利政策的影響，故要採取彈性利率政策，首先排除工業金融的主要障礙。又因為台灣工業正在起飛，亟需長期資金之融通，故應加強長期工業信用機構之功能，積極尋求工業貸放資金，以符合現階段加速台灣工業化的要求。 在解決當前長期貸放市場之問題的同時，我們尚應根據時間進度，逐步健全證券發行市場，以進入工業金融最理想及最正常的途徑。而對於此項推動證券業務的工作，似可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即：(1)貸放業務與證券業務兼營階段；(2)貸放業務與證券業務分開階段；(3)證券業務分化階段。 最後，因為銀行法係一切金融法規的根本大法，是政府用以維持金融秩序，保障全體國民經濟利益的法律工具，與工業金融亦息息相關；所以在此全盤修訂銀行法之際，本文擬就(1)基本觀念之澄清，(2)操作實務之規定，及(3)事實環境之配合等三方面，略表芻見，藉請教益。

與傳統的學習環境相較，線上學習雖然減少了面對面的互動機會，但卻提供了更多其他方式的回饋功能，增加了更多的互動機會與回饋。文獻指出「有用」、「易用」、「回饋反應時間」及「回饋內容」會影響到學習者的學習情形。目前對工作-科技配合度的研究大多偏向軟體維護工作，本研究試圖修正及結合工作-科技配合度模式（Task-Technology Fit Model, TTF）與科技接受度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來驗證：(1)配合度變項的存在並驗證配合度會正向影響使用；(2)找出合適的衡量線上學習回饋功能的構面；(3)七項回饋功能在四構面上的認知差異；(4)擴充及結合TTF與TAM二模式以驗證個人的「喜好」會正向影響其「使用」；(5)回饋功能四構面「有用」、「易用」、「回饋反應時間」及「回饋內容」分別會正向影響「喜好」。 研究結果顯示：(1)只有四項回饋功能「線上傳訊/對談」、「郵寄助教」、「成績資訊」及「主題討論」中「工作-科技配合度」的存在是合適的且「工作-科技配合度」會正向影響個人的「使用」；(2)由信度、效度分析顯示「功能有用」、「功能易用」、「回饋反應時間」及「回饋內容」四構面合適用來衡量線上學習回饋功能；(3)七項回饋功能在四構面上有認知差異；(4)七項回饋功能的個人「喜好」均會正向影響其「使用」；(5)使用者認知「功能有用」會正向影響個人的「喜好」（七種功能都有）；「功能易用」會正向影響個人的「喜好」（課程討論、線上傳訊/對談、郵寄助教、平時測驗、成績資訊）；「回饋反應時間」會正向影響個人的「喜好」（課程討論、成績資訊）；「回饋內容」的正確與有效幫助會正向影響個人的「喜好」（七種功能都有）。

現代企業的經營，在於強調利潤的最大化。成千上萬的投資大眾，以企業獲利能力來 評估經營績效與做為投資決策之依據。政府財稅機關每年課徵所得稅，亦須企業的損 益資料。此外，倆權人、供應商、銀行、徵信機構等，亦對企業損益資料，深感興趣 。 現代的會計實務，對於期間損益的衡量，向來採「交易法」，認為凈利是由已完成之 交易所引起之收人及費用配合後之差額；即由「成本與收益配合法」來取決期間的損 益。 此配合概念自從Paton & Littleton 之“公司會計準則之介紹”（1940），出版后已 經開始確立其地位，時隔四十年至今，會計人員仍奉之為主臬。本人有鑒於此，特選 本文加以研究，對此具有歷史性的“成本與收益配合原則”，重新予以評估其價值！ 全文計分八章二十六節，主要內容：第一章緒論，介紹本文之研究動機、目的、範圍 、限制、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期間損益取決與不確定性。介紹傳統會計所得之意義、取決與缺失，探討不 確定性狀況下，收益、費用、與損益取決過程之性質，並試圖建立一項標準，以比較 各種衡量損益的方法！ 第三章，介紹收益實現原則與收益認定，繼續經營假設下，損益之衡量。並探討實現 原則修正的可行性。 第四章，探討成本與收益配合原則，涉及配合方法、成本分攤。並就配合原則在所得 稅衡量上之應用，分析之！ 第五章，探討在實現原則下，可能發生的錯誤配合。 第六章，介紹現時價值會計與配合原則。 第七章，對傳統的實現原則與配合原則，予以重新評價！ 第八章，將論文之研究結果予以彙總說明，並提出建議！

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問題，在77年7 月修正都市計畫法以前, 因為有取得期限的規定, 對地方政府造成相當大的壓力. 事實上, 原定期限屆滿時, 仍有相當多的保留地尚未 取得, 到底是何種原因造成政策制定與政策執行未能完全配合, 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冀能從其中得到教訓，做為以後政策制定與政策執行的參考。 全文共分五章，各章要點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目的、範圍、方法和限制，並對重要的名詞和 概念加以界定，最後提出本文的分析架構。 第二章：公共設施保留地政策之制定與執行經過。首先對於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的源 起，及有關保留地取得期限政策制定的經過加以描述，其次對中央政府及台北市政府 致力於取得保留地的經過加以介紹。 第三章：政策內容因素對台北市執行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政策的解釋。本章分別從目 標的明確性和執行期間的長短、決定的地點、方案執行者、政策資源，以及行政技術 的可行性等因素來分析台北市政府執行取得保留地的地程。 第四章：政策系絡因素對台北市執行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政策的解釋。本章從經社特 質、政治體制的物質、行政體制的物質，以及標的團體的特性等因素來分析台北市政 府取得保留地的經過。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針對以上各章的研究發現，提出本文的結論，並嘗試提出一些 值得參考的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有三： 1.從理論探討訂貨生產產銷配合之整體系統概念，了解其範圍和重點。 2.針對PVC 二次加工膠皮工廠個案研究之實務作業分析，發掘產銷配合實務上遭遇之 問題。 3.理論與實務配合使用，期探討出產銷配合之系統作業，並提供給該行業之產銷作業 參考。 本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導論，說明本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範圍與方法，並說明PVC 二次加工業之 特性。 第二章：文獻探討，就產銷配合意義、作業系統、產銷失調原因、糾正措施及績效評 估在產銷作業上的應用從事學理探討。 第三章：個案說明，就個案公司之產銷作業流程、膠皮製程、產銷作業有關制度及作 業實施情況作一說明，俾供進一步深入分析。 第四章：個案分析，就現狀產銷作業逐項檢討，並從產銷政策擬訂、產銷權責劃分、 作業制度建立等項逐步研擬適當作法。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針對文獻探討所擬系統模式應用於實務上之參考，並就應注意 事項及實施驟提出建議。

以往有人提倡「考用合一」，這個號也減了很多年，但卻推行得不夠理想。考用之 間，不是供不應求，就是供過於求，總沒有完全吻合的時候。 基於此，筆者乃對這個問題加以研究，以探討其中原因，提出改進意見。 第一章 為緒論，說明本論文之研究主旨、方法、範圍、步驟。 第二章 談考用配合的意義，重要及其理論。 第三章 說明考用配合實施的經過與現況。從民國二十年第一屆高普考試起至民國 六十八年止考用配合的實施經過，與目前考用配合實施的現況。 第四章 探討考用之所以未能配合之原因，從事實、考試、任用、考試及格人員、 分發作業、法規制度各方面加以檢討分析其原因。 第五章 談考用配合的途徑，要從建立考試用人的信念、教育與考試的配合、考試 與任用的配合、銓敘與審計的配合、健全任用制度、改進分發制度著手。 第六章 說明考用合一是一個理想目標，但不易實現，目前要做到的是「考用配合 」，最後說明考用配合的展望。 #2810427 #2810427

會計是對經濟資料的認定、衡量與溝通的過程，因而會計認定係為會計基本項目之一 。於今損益表重心之時代，為使報表期間之損益明確表達，對於損益表基礎之損益認 定，實不容忽視。本文就其性質，對財務報表品質之影響及收入費用認定時間之各家 立論提出說明，並列舉闡述。 本文重點在討論損益認定時間之實現原則及配合原則，及其在實務上之運用。由於其 非具體之觀念，故在運用上，不若稅法之統一明確，而仰賴會計人員之專業判斷，易 造成偏差，此乃會計界應尋求改進之方向。本文分六章二十四節，約六萬余言，各章 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損益認定之性質概說 第三章：損益認定時間與財務報表品質 第四章：損益認定時間之實現及配合觀念 第五章：損益認定之時間 第六章：結論及建議

研究緣起：目前職業訓練與技職教育鮮少溝通配合、各自發展，往往造成重複或浪 費現象，亟需統合，以謀求改進。 論文章節：第一章緒論分四節，第二章我國基層技術人力供需概況分四節；第三章 我國職業訓練現況分析分三節；第四章我國技術職業教育現況分析分三節；第五章 各國職業訓練與技職教育制度溝通配合實施概況及其綜合比較分四節；第六章我國 職業訓練與技職教育溝通配合之研究調查問卷分三節；第七章結論與建議分二節。 結論與建議摘要： 一、結論：1.重視企業界與教育界之合作；2.職業訓練與技職教育統合並進；3.技 職教育內容兼顧學理與經驗之貫通；4.職前訓練與在職訓練兼籌並重；5.職業教育 和訓練課程能適應社會和個人的需要；6.技術教育的實施未忽視倫理的價值；7.職 業訓練及證書考試與就業輔導配合。 二、建議：1.觀念與作法方面；2.制度配合方面；3.任務分工方面；4.人力資源交 流方面；5.設備相互支援方面。 #2810420 #2810420

第一章 緒論，首揭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並就市地改良之意義、內容、資金來源 等作一般性敘述，進而確定本文之研究範圍與方法。 第二章 主要以我國各級政府財政收支情形為討論對象，先就預算制度與財政結構 加以說明，進而分析市地改良經費在政府支出中的比率。 第三章 係以市地重劃為主要內容，蓋重劃方式之市地改良目前甚受矚目，除就台 灣辦理情形加以分析外，並以個案方式作較具體的探討。 第四章 則以區段征收為主要內容，征收方式之市地改良，除了需由公共部門支付 龐大經費外，阻力亦較大，台灣辦理數量不多，本章亦以個案方式作較深 入的探討。 第五章 則提出幾項市地改良與資金配合應遵循之原則，包括預算制度與財政原則 、計劃與管制、土地經濟利用原則、社區建設及住宅規劃準則等，以為下 一章問題檢討之基礎。 第六章 計分市地改良、市地改良資金來源、市地改良與資金調配等三方面分別檢 討其問題，並提出改進方案。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歐盟於2003年2月公佈的「電子電機設備限用有害物質」（RoHS）指令規定，2006年7月以後銷售至歐盟市場的電子與電機產品限用鉛、鎘、汞、六價鉻、多溴聯苯與多溴二苯醚等對環境有害的物質。RoHS指令對以製造為主的台灣廠商造成重大影響，為確保廠商所生產的產品符合環境法令的規定，有必要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因此，引發本研究對此一議題的興趣，進而探討：電子業供應商基於中心廠的要求而配合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的情境下，從供應商的角度探討，影響其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配合度之因素為何？ 本研究採取質的研究中的紮根理論法，以深度訪談方式，訪問以S公司為中心的供應鏈體系中的四家供應商，在取得受訪者同意後進行錄音，訪談結束後再謄寫成逐字稿。在整理與分析逐字稿，並經過開放、主軸編碼等過程，逐步地建構出一個從供應商角度，探討影響其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配合度的因素模式。 本研究從個案訪談中發現，供應商在面對法規壓力、同儕壓力、與客戶壓力之下，會經過成本效益、認知風險與認知價值之考量後，決定是否配合中心廠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一旦決定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後，供應商須配合中心廠的諸多要求，而供應商是否達成中心廠之要求，則以供應商配合度來衡量，包括供應商傳遞資訊給中心廠時的資訊交換的及時性、資訊正確性、以及資訊完整性。 研究結果顯示，影響供應商配合度的因素有三類，第一類為供應商的技術與能力，此包括供應商的技術創新能力、供應商的資訊管理能力、及供應商與中心廠的專業輔導能力；第二類為聯絡人的特質，中心廠的聯絡人是否具備同理心、供應商與中心廠的聯絡人是否具備專業能力，此皆影響供應商的配合度；第三類則為中心廠與供應商之間的溝通情況，此包括：溝通策略、溝通管道、溝通頻率、溝通內容等。 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進行比較後，發現本研究之成果與現有人際溝通的理論文獻相呼應，部分文獻指出溝通時個人特質會影響其溝通行為，在綠色供應鏈管理的情境下，本研究亦發現中心廠與供應商雙方聯絡人的特質會影響其溝通行為。此外，本研究亦擴充了溝通理論，例如：雙方聯絡人的溝通頻繁未必會提高供應商配合度。另外，本研究所提出的配合度概念，未見於其他文獻，此一概念可用於衡量供應商在配合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其執行面的成效，在未來的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討。本研究不僅對理論上有所貢獻，更對廠商提出實務上的建議。 / The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Directive (RoHS), which restricts the use of six hazardous materials in the manufacturing of various types of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was adopted in February 2003 b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n took effect on July 1, 2006. The directive make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aiwanese electronic industry which specializes in manufacturing of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products. The firms in the electronic industry should implement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GSCM) to avoid contraventions of RoHS.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text described above, this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suppliers’ compliance with their manufacturer’s requirements while they were required to implemente GSCM. In addition, the factors explored in this study were proposed by the suppliers’ perspective. In this study, Grounded Theory was applied to develop a model explaning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d suppliers’ compliance with their manafacturer’s requirement. Besides, to collect the data needed, data triangulation was appli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in-depth interviewswith suppliers’ and the collection of secondary data. The interviewees were the employees of the four suppliers of S company. According to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steps of Grounded Theory, the model that propos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suppliers’ compliance with their manafacturer’s requirement was develop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nfronted with the pressur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peer companies, and the customers, suppliers decided to implement GSCM after having taken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perceived value and perceived risk into consideration. While suppliers decided to implement GSCM, they ha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from their manufacturer. Whether suppliers met the requirement from their manufacture was measured by the indicator, suppliers’ compliance, which referred to the ability that suppliers timely exchanged the right and complete information with their manufacturer. Thus suppliers’ compliance was composed of three dimensions, such as including information timeliness, information accuracy, and information integrity. According to the data collected, three categorie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uppliers’ compliance with their manafacturer’s requirement were discovered. The first kind of factors was suppliers’ capability, including suppliers’ capabilit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suplliers’ capability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guidance between supply chain members. The second category w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undary spanners, including boundary spanners’ empathetic mind and their professionalism. The findings were also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imilar to the results mentioned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phenomenon that a person’s characteristics did impact his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in the context of implementing GSCM was also discovered. The study makes a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on proposing the concept of suppliers’ compliance.s. In addition, the finding points out that the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between supply chain members is not positively related to suppliers’ compliance with their manafacturer’s requirement. The findings are also helpful for manufacturing firms that usually domin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s in their supply chain memb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