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及地區性貿易組織的努力下, 近來關稅等貿易障礙已經普遍降低。但與此同時, 環境品質向下沉淪的疑慮也隨之而來。儘管相關的討論不在少數, 但大部分著重於外生貿易障礙調降下的策略性環境政策, 以及其對應之福利變動; 或是在合作與非合作環境政策下, 同時決定環境與貿易政策, 然而也相對較少將環境階段的扭曲納入貿易政策制定的考量中。因此, 本文旨在探討若將生態傾銷的誘因納入考量,並改採序列賽局分別決定最適環境稅與關稅時, 貿易政策合作下所制定之最適關稅協定為何? 另一方面, 我們也觀察生產性跨國污染的大小對最適關稅的影響, 並發現當污染不具跨國外溢效果時, 此時不論環境政策合作與否, 最適關稅應對該污染性財貨提供進口補貼。相對地, 若跨國污染超過一定程度時, 除非環境政策能夠合作, 否則此時應對其課徵關稅, 以避免過度生產減損社會福利。 / By constructing a reciprocal-dumping model, we investigate a second-best tariff agreement when considering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Though there has been much discussion about the linkage, most existing literature rarely considers the distortion when setting a trade agreement. We also take the transboundary strength of production pollution into account. Our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he absence of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the optimal tariff should be an import subsidy. Thus, whether both countries coordinate on their environmental policies or not, a bilateral reduction in tariffs will enhance the global welfare. (2) On the contrary, if the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is sufficiently strong, then the second-best tariff should be positive, while the first-best level is negative. In this situation, trade liberalization might decrease global welfare.

原產地規則已形成一項重要的貿易問題，其對商業進口型態與工廠尋求供 應來源決策之決定有相當影響。因此，企業於尋求最具成本效益之零組件 購買時，必須考慮零組件和最終產品之原產地將會如何被定義，如此才能 了解通關條件和關稅適用情形。於選擇製造廠和裝配工廠的設廠地點時， 企業也必須考慮於最終市場，其產品的原產地將如何被定義，以求能使其 產品之關稅和非關稅貿易障礙降至最低。企業全球化之增加與各國經濟的 互相依賴，使得產品原產地的決定變得相當困難。而且，進口產品的差別 待遇，傳統貿易障礙使用之額外限制，與企業的全球化策略，均使原產地 規則愈來愈重要。雖然政府目前正在草擬“進口貨品原產地認定標準”草 案，但目前國內對原產地規則之研究尚屬有限。基於使我國企業界進一步 了解此重要議題於世界主要貿易體之適用情形，以作為企業於本國與海外 投資和設廠等決策之參考，以及因應我國加入 GATT 及將成立之世界貿易 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後，於原產地規則之國際多 邊談判需要，特對產品與生產者之原產地規則，及原產地規則之政治經濟 學加以探討。最後，再提出個人淺見以供後續研究者及政府決策者於起草 我國原產地規則時參考 。

WTO新回合農業談判，在2001年杜哈部長會議舉行的同時正式展開，其中重要的談判結果包括杜哈宣言與七月套案，討論的內容則涵蓋農產品的市場開放議題，特別是關於敏感性產品的處理方式。 敏感性產品，對台灣而言，主要指的就是關稅配額產品，在杜哈回合農業談判之結果下，市場開放勢必會對台灣農業造成衝擊。因此，本研究會從制度面與經濟面著手，觀察新回合農業談判的進行，將會對台灣關稅配額農產品造成哪些影響。 / The Doha Round, whose conclusion includes Doha Ministerial Declarartion and July Package, was initiated at the WTO's four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in Doha, Qatar, in 2001, and the negotiation has sought to enhance market acces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cluding the treatment of sensitive products. With sensitive products of Taiwan mainly being tariff quota products, the result regarding to market access may cause an impact to its agriculture. Thus, in this work we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the Doha Round, from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 to the tariff quota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Taiwan.

WTO「資訊科技協定」(ITA)於1996年底通過後成效彰顯，為多邊貿易體系部門別自由化方案之典範。然而當前快速的科技發展帶動新興資訊科技產品持續問世，以致該等產品究否屬於ITA通過當時所規範零關稅之產品範圍產生爭議，問題殊值深究。ITA生效以來首宗爭端解決個案即屬適例。按該案係我國、美國與日本於2008年間共同指控歐盟在機上盒、多功能事務機與液晶顯示器等三項資訊科技產品之課稅措施，違反WTO關稅減讓之規範。WTO爭端解決機制如何就科技發展實況解讀ITA產品範圍，對於ITA未來的執行成效具關鍵地位。 有關前揭個案之WTO適法性研究，本文認為WCO/HS公約稅則歸列見解可為參據，另可依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VCLT)第31條與32條之解釋規則，考量全部或是多數會員對於系爭產品關稅待遇的「共同意願」。具體而言，基於VCLT第31條揭示的「本文內容」、「目的與宗旨」、「上下文脈絡」、「後續實務措施」與「相關國際法規範」等，通盤考量解讀歐盟關稅減讓表意涵，倘據此解讀後仍舊模糊難定，則依據VCLT第32條揭示的「條約協定的相關準備工作」與「完成當時的情境」等為輔助判斷。 鑑於此類爭議將演變為體制性問題，本文提出二項建議方案。第一，採行ITA委員會通知處理機制尋求通案解決，討論過程納入貨品貿易規範在其他領域敘及之「同類產品」的認定要素，基於創新產品變動並參照當前科技發展等市場實務進行考量，合理擴張ITA產品範圍。第二，爭取在當前杜哈回合談判通過相關部門別自由化方案擴大ITA產品範圍，建構零或低關稅的資訊科技產品貿易環境，其落實將有助於全球資訊科技產業之發展，亦可強化多邊貿易體系之整體運作。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hereinafter ITA)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free trade in IT products since its conclusion at the end of 1996. It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successful model of sectoria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the WTO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However, with the rapid advent of new technology,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etermination of tariff treatment on newly innovated IT products become outstanding. Indeed, whether those innovated products are subject to the duty-free treatment of ITA merits intensive considerations. As demonstrated in the first dispute specifically on the prodcut coverage of ITA, where Taiwan,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filed against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in 2008 for three IT products, i.e. set-top box, multi-functional office machine and LCD monitor, how the disptue settlement institutions respond to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ITA in the context of techonogical develpment would be critical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future ITA.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relevant factor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by the panel adjudicating the ITA dispute include the tariff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 embodied in the Harmonized System Convention of the WCO, as well as the “common intention” of all or a great majority of ITA participants pursuant to Article 31 and 32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VCLT). Specifically, an examination of the EC’s commitments under schedules of tariff concession by virtue of text (ordinary meaning), object and purpose, context, subsequent practice and relevant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s stipulated in Article 31 of the VCLT are of importance. Furthermore, looking at elements as to preparatory work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conclusion of the EC’s schedul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32 of the VCLT is also relevant. On systemic issues, the author proposes two solutions. First, the inclusion of a new notification mechanism into the ITA Committee could be feasilbe. By adopting the concept of “like products” applicable to other fields of trade in goods, the ITA’s product coverage can be reasonably expanded on the basis of the modification of innovated products and adv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in the market. Second, achieving the consensus on sectorial liberalization of expanded IT products under on-going Doha Round would contribute to establish zero (or low) tariff environment for IT products, which would benefit not only to the global IT industry but also to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s a whole.

關貿總協於一九四八年成立以來、已成為規範世界貿易最重要的 協定。而中共為全球第十五大貿易國、因此自然不應被排除在外 中共之情況特殊、引發一些法律上以及經濟上的問題、使其入蟫藆撬繺祭蛂C共入會案之法律問題主要來自其「恢復原會籍」之要求。此一起祖父條款、入會費、與排除條款之適用上的問題。另外、中籍亦對香港、澳門之會籍有重大影響。經濟問題則是起因於中共之非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其要求享受開家之優惠。雖然中共以進行大幅的經濟改革、但主要締約國仍經濟制度不夠自由。另外、由於中共龐大的出口潛力、使各締願給予其開發中國家所享有的優惠。於中共加入關貿總協對雙方皆有正面意義、因此預料兩方面都度的妥協以求問題之解決。實上、中共已經以「新加入」的方式與關貿總協展開談判、因恢復會籍」之要求並無任何實質意義、至於入會條件方面、關同意中共可以以關稅減讓的方式入會、但中共卻無法避免歧視限制以及特別防衛條款。

本文旨在分析「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之規定，檢討其體制所面臨之難題及未來發展之方向，並說明其對國際經貿體制之影響，與我國應採之對策，兼以透過GATT之規定與精神，以闡明由中山先生「貨能暢其流」之時代意義。全文共分五章，各章要點如次： 第一章：緒論。概述國際經留體制之總體現況與發展趨勢，以指出國際經留爭端之問題癥結與針砭之道，俾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此外，亦說明本文之研究方法、研究架構與研究資料來源。 第二章：論述「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之緣起與展望。本章系從GATT與「國際貿易組織」(ITO)之關係、GATT早期各回合多邊貿易談判(MTN)之成效、甘 迪回合(Kennedy Round) 與東京回合(Tokyo Round) 各項規約之要義、烏拉圭回合(Urnnedy Round)之緣起與結果、及我國與GATT之關係等面向以討論GATT之發展始末。 第三章：分析「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本文規定之要義，並檢討其體制之問題。 本章在透析GATT本文共四篇卅八條文之規定內容，並綜合各家之論點，以歸納指出GATT體制在當前國際經貿發展趨向下所面臨的不足性，並進而提出強化其體制功能之議。 第四章：闡述中山先生「貨能暢其流」之時代意義。本章除在釐清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的時代背景並說明其內容外，亦將從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觀點，以申論中山先生「貨能暢其流」之精義及其在我國之實踐與前瞻。 第五章：結論。強調在全球經貿一體化的趨勢下，各國惟有共謀強化GATT之多邊、開放功能，於追求各自經貿發展目標之同時，亦顧及他國之發展需要，方能共榮成長，並維持世界經貿之持續繁榮；另並透過GATT之各項規定及其所揭櫫之精神，以驗證中山先生「貨能暢其流」之時代性。

一九三○年美國國會通過史穆特－豪勒法 (Smoot Hawley Tariff Act), 大幅度提高 美國關稅、導致美國貿易伙伴相繼采取報復手段，經濟大恐慌隨之而起，美國國會因 而將制定國際貿易政策權力轉讓給行政部門。行政部門積極與各國協商，相互減讓關 稅。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成為經濟超強，因而美國行政部門戰前所倡導的自由貿易 精神，以及建國際貿易組織以規範國際貿易之政治號召，均能獲得國內政治支持。嗣 因美蘇兩大集團間爆發冷戰，美國行政部門對于自由貿易政策更加支持，俾成為執行 其外交政策之工具，八○年代以降，美國經濟力量由于日本、西德等國家之挑戰而相 對減弱，導致美國對其戰后支持多邊自由貿易體系之國際貿易政策多所懷疑，保護主 義之聲浪日增。本論文擬由簡述美國自由貿易政策形成之歷史背景，分析其貿易政策 制定機構－國會、總統－以及利益團體各別職權，及其相互間互動之關系。并希望能 藉由分析當前國際經濟情勢之變遷，美國經濟力量之消長，國會與行政部門互動關系 之更迭，以及關稅既貿易總協定規範國際貿易能力之式微，藉以了解當前美國為挽回 其經濟劣勢，回復其貿易地位所欲重建之對其有利之國際貿易規範。九○年代美國為 僅速達成其預定政策目標，除加強腳步一面維護或創新對其有利之國際貿易規範，另 一方面改造對其不利之既有國際貿易體制。本論文研究目的，盼分析美國布希政府所 追求之國際貿易政策目標及手段，并試圖分析當前美國貿易政策之展望。

一般經濟發展中國家，為求保證本國幼稚工業之發展，而採行高度保護關稅，故進口 貨物之稅負偏重，內銷價格自相當高昂。外銷退稅之施行，將加工式製造成品輸出時 所需原料或中間品所負擔之稅捐等退還，因而減輕外銷廠商之生產成本，藉以增加對 外競爭能力，對外銷廠商而言，實佔有重要之地位。 在第二資次世界大戰后之初期，中、韓兩國均為相當貧窮落後的國家，但由於兩國政 府之積極開發其經濟，引入各種制度，遂使其短短三十五年間之經濟成就，由低度開 發而一躍進入開了中國家。在中、韓兩國經濟方面，其發展十分相似，兩國之境內資 源貧乏，國內市場狹小，必須大力拓展對外貿易，始能維持兩國經濟之快速發展。故 兩國均採用外銷退稅制度來鼓勵輸出廠商而擴增對外貿易。 本論文係以中、韓兩國現行外銷退稅制度為範圍，探討兩國目前施行之有關外銷退稅 法規，而分析、比較其法規之內容，導引出兩國外銷退稅制度上之差異。 本論文分為共計六章，各章內容要點如次： 第一章為「緒言」，本章說明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範圍及方法。 第二章「外銷退稅制度之理論及其淵源；本章說明外銷制度之意義、理論根據、淵源 及法令依據。 第三章為「中華民國之外銷退稅制度」；本章第一節說明中華民國外銷退稅制度之實 施背景、沿革、法令依據及歷次修正之經濟，第二節闡術現行外銷品沖退原料稅捐辦 法之主要內容。 第四章為「韓國之外銷退稅制度」；本章一節說明韓國外銷退稅制度之實施背景、目 的、法令依據及歷次修正之經過，第二節闡術有關現行外銷退稅制度法規之主要內容 。 第五章為「中、韓兩國制度上差異」；本章依據第三、第四章內容，分析、比較兩國 制度之差異。 第六章為「結論」；本章說明中華民國將取外銷退稅制度之主要理由探討韓國外銷退 稅制度之改善方案。

本文約二萬餘字，全文共分四章，其主要內容可摘要說明如次： 開發中國家工業化發展初期，往往採取關稅與非關稅措施，而關稅的課征具有財政收 入及保護本國產業等目的，且因稽征容易，故為工業化早期，最常採行之保護政策。 台灣資源貧乏，市場規模狹小，關稅保護政策對產業發展有重大影響，故本文乃針對 以下幾項問題，加以探究。 壹、探討關稅政策在產業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貳、分析關稅之有效保護率。 參、探討關稅對整體經濟之影響。 肆、關稅政策應如何配合貿易自由化的實施。 至於本文架構，除第一章為緒論外，第二章介紹台灣產業發展過程與關稅結構之嬗遞 ，並估算產業的有效保護率，第三章說明目前關稅實務的幾個重要問題，並以計量經 濟模型分析關稅政策的變動對整體經濟之影響，第四章則為結論與建議。

近幾年來，貿易設限已成為各國公共政策關心的對象。先進國家許多產業經常引用GA TT第十九條之「逃避條款」（Escape Clause ）從而取得免受國外競爭之保護。另外 以雙邊談判模式進行之「自動出口設限」（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 ）亦是先 進國家為規避GATT監視所為之設限方式。此類保護措施通常以進口數量限制方式出現 而對開發中國家之經濟發展造成莫大的損害。本文即對此二方式之進口設限加以研究 ，並以「多邊纖維協定」（Mutifiber Arrangement ）下之紡織品貿易，說明紡織品 數量限制對我國所產生之影響。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範圍。第二章敘述進口數量限制之性質 及其經濟效果。第三章以法律觀點論述GATT逃避條款之運作及其與自動出口設限之關 係。第四章就紡織品貿易數量限制為例。說明多邊纖維協定之主要內容，藉以討論我 國的紡織品貿易問題。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