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共一冊，約十萬字，分六章十二節。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山東義和團興起之 時代背景，按外交、宗教、政治、社會經濟四背景，分四節論述。第三章山東義和團 之源流，探討山東義和團之起源地、起源時間及其組成分子義和拳、大刀會、神拳、 紅燈照、鄉團等組織之源起與變質。第四章山東義和團之宗旨與組織，共分三節，分 述義和團之宗旨、思想、組織及法術。第五、六章兩章則敘述山東義和團之發展。最 後為結論。

近百年來中國面臨一由古代走向近代歷史轉折，促成此一轉變的決定力量，並非傳統 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勢力，而是外來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經濟活動是促使西方 強行打開閉關自守的中國傳統社會的動力，也是迫使中國進入世界體系的主因．隨著 經濟接觸而來的是軍事、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衝擊，形成一千古未有之變局， 當時的知識分子透過不同的層面，紛紛付出對時局的關注，並經由各種行動以達救亡 圖存的意志，晚清小說便是大量產生於一內憂外患的世局下，表現出此一時期的中國 現狀及尋求應變之道的迫切心理． 西方經濟入侵後，中國的商業界可以說是首當其衝，關於商業的種種問題成了關係中 國本身命脈的商務問題，在求強求富的時代呼聲中，無可避免地會反映在晚清的一些 小說中，自偶其強列的時代導向及小說史上的特殊意旨．晚清小說中關於商業界的反 映，阿英在其《晚清小說史》中的＜工商業戰爭與反買辦階級＞一章中作過部分論述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即循此一方向，對幾部在內容上及文學上具代表性的創作作品加 以搜羅，並旁及其他涉及商界描寫的作品．所取作品的創作時間約在一九○一年至一 九一一年之間，即晚清小說最蓬勃的時期．取材包準非僅限於狹義的商務活動，凡涉 及商界的種種描寫，包括商人及商業相關的現象等，皆列入研究範圍． 文學最可貴之處，在於能透露出一個時代的歷史所不能傳述的細節．藉由文學以外的 歷史資料的輔助，有助於我們瞭解作品產生的原因及作品中各種現象的寫照原由．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分別為：緒論；晚清的經濟趨勢與小說發展；反映在小說中的商 界風氣；小說中所反映西方衝擊下的晚清商界；晚清小說中的商人類型及其商業組織 與經營；結論．藉著這個論題，我們可以總結出一個晚清小說家眼中的中國商業界， 不論在文學上或歷史上皆有其特殊的價值與意義．透過小說家對商界的描寫，其所流 露出對時代的關注之忱，值得我們深思與反省．以今日的工商社會而言，小說作者所 指摘的時弊及人性的醜惡面，許多在今日仍足資攻錯的．

有關俗文學的研究雖已日漸受到重視，然而諺語仍是民俗研究中未被注意的範疇。無 論就歷史文化的累積或社會生活的反映來說，諺語都值得我們去做更深入的探究。因 此本論文便以清人杜文瀾所輯之《古謠諺》一書為素材，針對其中的「諺語」部分加 以研究。 本文共分五章廿一節，都十萬餘言。由內容、形式兩大主線分別進行，期透過分類說 明見其大要，並嘗試藉著古今諺語之異同來探討其發展演變之脈胳： 第一章導論。旨在給予諺語一明確之界說，明其定義、淵源及特質，並對作者其人、 其書做一概略之介紹；第二章內容的分類。旨在對書中之諺語做一內容上的分類整理 與比較解析；第三章形式結構與修辭手法之分析。重點在探討諺語形式結構上的特點 以及修辭手法上的表現特色；第四章發展與變化。著重於探討諺語之所以發展演變的 原因與方向；第五章結語。針對《古謠諺》中之《古謠諺》一書做綜合性檢討，並對 未來研究之路做一前瞻。 經過上述各章之分析、整理與比較結果，得知以下幾點結論：一、古、今諺語無論在 內容上或形式上都已有了或多或少之變化，不復原來面貌；二、《古謠諺》中所收集 之諺語堪稱博雜，整理、記錄保存之功亦不多讓，然因主客觀因素限制，缺漏在所不 免；三、基本上書面諺語與口頭諺語已有差距，而後者之搜錄恰為杜著之不足處；四 、諺語反映之層面相當廣泛，內容亦多采多姿，其經驗性、智慧性與文化傳承性均與 其他俗文學不相上下，值得再做搜集開發與研究。

清代台灣不斷發生分類械鬥，成為台灣開發史上，一個相當明顯的歷史現象，中、外 學者對此問題亦相當關注，有多篇研究報告討論。但由於各家立足點不同，對分類械 鬥的解釋亦產生相當的差異，筆者認為產生差異的因素，主要是各家在分析分類械鬥 時，缺少個案的實證基礎。因此，在處理清代代台灣分類械鬥問題時，先行全面整理 個案，再加以分析，以期對各家說法，做補充和驗證。全文結構的安排分為五章： 第一章：介紹以往研究成果，找出優點及缺失，並加以檢討，提出問題的研究方向。 第二章，第三章：配合清代台灣行政的發展，將台灣分成四個地區，再依編年的方式 ，全面整理分類械鬥個案，藉以找出各地區分類械鬥的不同模式，及其和台灣開發史 的關係。 第四章：以二、三章個案為基礎，分析分類械鬥的發生因素，分類械鬥為何會漫延全 台，參與分類械鬥的成員為何，及長期的分類械鬥，對台灣社會村落結構產生的影響 為何。 第五章結論：說明研究成果及研究發現。

本論文共一冊，約十萬字，分為六章十二節。 第一章：緒論。簡述盛宣懷籌建鐵路前，中國對鐵路的認識演變，中國早期鐵路建設 概況及其困難，及日後對盛宣懷的影響，皆有所論述。 第二章：盛宣懷生平與經濟思想。說明盛宣懷經濟思想的內容，鐵路建設在其經濟思 想中的地位，例如價解決人才，經費等項問題。 第三章：蘆漢鐵路的倡議與鐵路總公司的成立。說明蘆漢鐵路倡議背景及這鐵路與鐵 路總公司成立的關係，並述及盛宣懷對鐵路總公司的經營方法。 第四章：盛宣懷與中國鐵路建設。說明由於蘆漢等鐵路建設資金所形成的借款政策及 因此所發生的國主義列強與中國用交涉，並述及借款政策對中國的影響。 第五章：鐵路國有政策。說明鐵路國有政策的背景內容與結果。 第六章：結論。對盛宣懷思想與行動以及與鐵路有關的政策提出評論。

本論文試圖從邊防的角度來探討清代於內外蒙古地區設防的原因、經過及其影響，以 期了解帝俄侵略我國的史實和外蒙古獨立的原因，藉以提供未來大陸光復後，重建蒙 古參考的方向．研究方法之採用，主要為歷史文獻的分析的工作，並運用社會科學的 理論來建立變項、旨標，再從歷史的角度以比較、歸納、綜合、分析等方法來探求各 指標間可能存在的關係． 全文計一冊，約九萬餘言，共分六章二十一節，下再分若干小節． 第一章緒論，以文章之命題、意義與範圍及蒙古內屬經過，及蒙古在清代戰略上之地 位等作為論文之說明． 第二章探討清代蒙古邊防之原因與目的． 第三章說明清代蒙古邊防設施． 第四章分析清代蒙古邊防演變過程． 第五章檢討清代蒙古邊防的得失． 第六章是以積極開發蒙古、建設蒙古，並建立良好的邊防基礎，作為國家安全的保障 以為結論． 本論文的研究結果，則冀望於方析清代在蒙古地區的邊防狀況，檢討其得失，以為日 後光復大陸後，邊防建設之參考，並以帝俄以武力侵奪我蒙古地區，加以詳述，以了 解其梗概，而促進國人對蒙古地區的重視和關懷．

本論文計一冊，約八萬言，分五章十二節。 本文試圖以社會文化與政治權力結構轉變之觀點，來探討清乾隆朝回疆社會與伊斯蘭 教之關係，藉以提供吾人對當時回疆社會之了解。 第一章緒論，介紹回疆地理環境與歷史背景，回疆伊斯蘭化之經過，並探討回疆之名 稱起源。 第二章探討伊斯蘭教影響回疆社會文化之情形，並探討媒介人物－阿渾之地位與功能 。 第三章以其政治結構的宗教基礎為出發點，探討回疆政治權力結構轉變之情形。 第四章探討乾隆統治對伊斯蘭教政策擬定之原因、內容，及其實施結果。 第五章結論，歸納宗教與社會、政治之關係。

「本論文題為：總理衙門設立背景暨其角色之研究。計壹冊，共分六章，十六節， 文長約六萬餘言。」 總理衙門的設置是我國外交史上的一大 局，同時也是我國近代化過程中一個非常重 要的契機。本論文係從總理衙門設置的時代背景，組織的結構運作，以及其在當時政 治環境中所居的地位來加以觀察，希望能透過這種觀察來找尋出總理衙門主導我國近 代對外關係發展的軌跡。 第一章為導論鄉力簡單說明研究動機、方法與主旨。 第二章則對衙門的設立 景作一完整而深入的探討。 第三章計分四節，主要在討論總理衙門組織、職權與規制。 第四章分三節，係論述總理衙門推展洋務的情形。 第五章則對總理衙門於外交、國防、商務等方面的重大建樹作詳 的整理。 第六章為結論，分析總理衙門所面臨的難境及其改制並提出個人的研究見解。

一、本書共壹冊，將近十萬餘字，分六章十六節。 二、本書擬將清季英法聯軍後，四川省民教衝突的史實加以整理，經以時間先後，緯 以地理分區排列陳述，以便有志於民教衝突研究工作者，便利查讀。在首章舖陳川省 教案發生之主要原因，既則分區表出民族衝突史實，如川東教案，重慶府屬教案、川 西、川北教案，各分布在二、三、四、五章中。最後，在川省教案史實完全指出後， 筆者試圖加以分析這些史實，指出民教衝突的潛在因素，最重要的是從衝突的悲劇中 ，領悟出不同文化交流時的摩 激盪及所付出的代價，事實上就是中國近代化過程蛻 變時苦痛，今後希望中國別再因重踏覆轍。而付出更大的代價。

無論是東方或西方古代社會，宗教信仰與政治信仰二者的關係都是相輔相成的；尤以中國古代殷周時期，宗教與政治的信仰、權力、組織、制度更是合為一體。筆者的興趣與關注，正是周初宗教人文轉向的課題。周室承繼殷權的宗教文化傳統，從祭祀天神、地衹、鬼靈、祖宗等現象出發，透過一套象徵系統的詮釋方式，傳達出一種對宇宙、人事獨特的理解與信念。然而，夏、殷之例不遠，僅以祭祀、占卜等活動尚不足以「祈天永命」來確保國祚久安，故強調「敬德」的主體修養活動以彌補宗教活動的不足；周室遂以此信仰體系為背景，經由「敬」的自我省察工夫，把對超越界的崇敬與追尋，回返到主體對自我的覺知與省察，神秘的宗教性格遂轉化為「敬德」價值理性的生發，「敬德」與「服天命」或「受天命」之間自始產生了聯結，兩者形成了緊密的因果關係：前為因，後為果；這有效地說明天命屬意周室的正當性。此時，「天命有德→敬德保民→祈天永命」三者恰好結成牢固的繩索，「敬德」成了國祚久安的必要條件，開顯出全新的、倫理的、道德的人文面相。 　　周初宗教人文轉向的關鍵處就是，周公等人以人民根植在祭祀、占卜活動中對超越界的情感為基礎，把一貫的宗教情操巧妙地轉移至「德」價值本體上；在周公等人自覺意識的作用下，神人關係的宗教情操順利地轉化為道德情操，周初宗教精神自此一大躍進，展現了新的宗教精神，從而指點出它的道德與倫理向度；宗教理性與人文理性因而結合、消融，人文意義與價值自始受到重視與肯認。職是之故，筆者擬以周初「天命觀」與「敬德」價值理性二者互為辯證的關係為進路，從二者的形成、關連與作用面切入，分別描述周初宗教人文化的歷史進程，並就其統貫之理作一系統性的闡述。 /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beliefs are complementary either in the eastern or eastern society which beliefs, authorities, organization, systems were combined into a whole especially during the Ying-Chou period of the ancient China. The writer's interests and concerns are rightly focused on “the humanistic turn of the early Chou religion”. The Chou empire inherited the religious, cultural tradition from Ying authority, starting out from the phenomena of worshiping the heaven deity, earth deity, ghosts, ancestral spirits and expressed an unique understanding, belief for the cosmos and the living world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ve way of a set of symbolic system. Whereas, that the examples of Shia, Ying authorities went just ahead made Chou empire realized that only relying on the worshiping, divining activities was insufficient to “appealing to the heaven for the eternal life of nation”; hence, they proclaimed further the subjective deed― “respecting virtue” ―for supplementing the deficiency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given that, the Chou turned its outwardly respecting and searching for the transcendent back to the inwardly subjective awareness and introspection on self, grounded on the inherited belief system, by way of the introspective work “respecting” of self that result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ystic, religious characters into the arising of the value-ration of “respecting value”. Thus, there was connection between “respecting virtue” and “obeying the heaven's destiny”, “accepting the heaven's destiny”; the former the cause, the later the effect. The close causation occurred within them that effectively explain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bestowed destiny from heaven on Chou. At this time, “the heaven bestowing destiny on those who have virtue→respecting virtue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people→appealing to the heaven for the eternal nation” these three nodes were rightly strung into a firm rope so that “respecting virtue” becam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of the eternal nation that discovered the wholly new, moral, ethical and humanistic aspects. 　　The key point of the humanistic turn of the early Chou religion was Chou-Kong and others, based on people's emotions rooted in the worshiping, divining activities for the transcendent, ingeniously turned people's inherited religious sentiments to the “virtue” itself. Under the function of Chou-Kong's self-consciousness, the religious senti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gods and men smoothly transformed into the moral sentiment that made the religious spirit in the early Chou pushed a giant leap and opened a fully new religious spirit that directed to its moral and ethical dimensions. The religion-ration and humanity-ration were thus combined and melted; from this on, the humanistic meanings and values were acknowledged and regarded with esteem. On the grounded of that, the writer tries to make a systematic explication for its reason of unity by describing separatel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humanization of the early Chou religion from the aspects of formations, correlations and functions of both the view of “heaven's destiny” and the value-ration of “respecting virtue” among which the inter-dialectical relations used as an approach in this 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