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教育学) / 甲第23642号 / 教博第270号 / 新制||教||208(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教育学環専攻 / (主査)准教授 野村 理朗, 教授 楠見 孝, 教授 齊藤 智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ducation)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2001年3月31日於財團法人弘誓基金會所主辦的「第二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上，弘誓基金會的創辦人─釋昭慧法師率領八位法師居士代表上台，公開朗讀「廢除八敬法宣言」，並一一撕毀「八敬法」條文，將廢除八敬法運動推至高潮，導致教界與社會強大的迴響，並引起各界熱烈的討論，為台灣佛教史寫下了新的一頁。「八敬法」是佛陀創立僧團初期允許女性出家所制訂的戒律，縱觀佛教發展傳佈至今歷時二千五百多年，台灣佛教界竟然產生了「公然」廢除八敬法的運動，而且由一位比丘尼倡導，為什麼因緣會成熟在此時此地?其代表義意為何? 本論文試圖將「廢除八敬法運動」置於台灣比丘尼女權發展的脈絡下來加以探討，在佛教與女權論述方面，先探討西方佛教與女權相關理論的研究，進而從中歸納出的適用於檢視佛教女權發展的項度，將之應用於台灣佛教比丘尼女權發展的論析上，建構台灣比丘尼佛教女權發展的論述。本研究範圍，在對象上，以台灣比丘尼為論述中心，在時間上，從清末佛教傳入台灣後至2001年「廢除八敬法運動」，其間以台灣光復(1945年)及解除戒嚴(1987年)為區隔大致分為三個時期加以論述，輔以「資源分配」、「組織分工」、「意識形態」三個主要面向，來檢視佛教與女權的關係，藉由探討台灣佛教發展各時期佛教出家女性所處的情境，來說明台灣佛教比丘尼女權的發展脈絡，並將「廢除八敬法運動」置於此一背景下進一步闡述「廢除八敬法」的意義與影響。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0118号 / 文博第743号 / 新制||文||646(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思想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芦名 定道, 教授 氣多 雅子, 准教授 杉村 靖彦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湛若水（1466-1560），最初名為湛露，字民澤。後改名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綜觀湛若水生平，德業、事功並舉，其學術研究的推進，與教育事業的拓展相輔相成。湛氏相當關心時政，但卻少有發言。除奏摺之外，湛氏所遺留的政論專著並不多，其政治意見往往摻雜於學術作品之中。在湛若水諸作裡，《春秋正傳》寄寓的政治理念最為深刻。《春秋正傳》成書目的，除正諸《傳》之謬外，更有以經術勸聖學的經世用心；《春秋正傳》義理脈絡，則是基於對理學的理解，重新融鑄經典內涵而展現的經解成果。 《春秋正傳》解經特色，以「理」的範疇，取代「例」的歸納。《春秋》所書，必有善惡，然義例難以周全，但若融明心見性工夫於經文疏解，則聖人寓於《春秋》之大義可得，而是非褒貶自見。湛氏認為，定義是非價值，「理」比「例」更精確。在落實天理的命題上，湛若水發掘比「尊王」更深層的「禮」的意義，其結合性善、儒學、政治，以此作為《春秋》中「禮」的支撐。《春秋正傳》融理學於經學的經解方式，除擺脫傳統以例解經的桎梏外，也同時於學理上落實朱熹的道統觀。 全文共分六章，自第壹章〈緒論〉以降，依次梳理湛若水生平、理學架構、經學理路，最後探討其思想貢獻及視野侷限。第貳章〈湛若水生平暨《春秋正傳》〉，透過整理湛氏生平，掌握湛氏學術基調。此外，亦考察《春秋正傳》的成書背景及版本問題，勾勒湛氏《春秋正傳》寫作用意，與往後知識界接受狀況。第參章〈《春秋正傳》之理學依據〉基於前人對湛氏理學思想的研究成果，以傳統「本體」（聖人之心）、「工夫」（入聖之徑）的研究分類為基礎，驗證「理學」對「經學義理」的推展作用，深入觀察湛氏賦予《春秋正傳》的要旨及期待，藉此補充其理學思想中，必須以「聖典」相輔相成，始能完足之主張。第肆章〈《春秋正傳》之理學實踐〉，基於第參章分析湛氏理學經解的成果，進一步論述《春秋正傳》成就。本章通過綰合湛氏理學思想與《春秋正傳》取義關鍵，深入探討湛氏如何以「禮」、「刑」立定《春秋》要旨，並進一步思索湛氏所拈出《春秋》大義的內涵。第伍章〈《春秋正傳》由「義」至「理」之定位考察〉綜合第參章、第肆章研究成果，探討《春秋正傳》於《春秋》學史上，將有何種義理突破，並嘗試給予歷史定位。在「理學視野」參酌下所呈現的《春秋》大義，較於以義例解經的成果，將有何種變化？本文透過第伍章之收束，檢視湛若水理學、經學融鑄後之開展空間，與方法、視域下的思想特色。第陸章〈結論〉總結全文，嘗試梳理湛氏於中國思想流變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探討此議題未來延伸研究的可能。 本文透過梳理湛若水理學內涵，分析其經解理路，由此觀察《春秋》在理學視野下的詮釋樣貌，以及經典對理學工夫的輔助效果。本文探究湛氏理學視角如何影響其經學思想的同時，亦反由其經學思想釐清湛氏哲學結構，為湛氏思想特色立定大致方向。

本論文以夏敬觀為研究對象，藉由探討其詩歌思想與創作，自「詩人」、「學人」、「世變」三個觀察點，為夏敬觀研究提供不一樣的成果，補充對於同光體、清末民初詩壇的掌握，期待能更加全面地拓展對同光體此一詩學概念與近代詩壇的認識。 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進入論文主題之先導，闡述研究動機、前人研究成果，並說明版本與論文架構。 身為幾近最後一代的接受了嚴格傳統教育的學子的夏敬觀，其一生事業與創作成績，幾乎難以脫離經學的影響。故第二章分三部分介紹夏敬觀的生平、師承交友與學術取向後，論其經學與史學思想。夏敬觀以為經孔子之手刪定而成的《春秋經》，最能發掘出其中聖人的用意的就是《史記》。夏敬觀希望可以藉由治《春秋經》，達到如《史記》所言「撥亂反正」的效用，這也是這套中國自古以來的學問，之所以仍必須生存於近現代世界的價值所在。 經學與史學的素養同時也是夏敬觀的詩論根幹，即「溫柔敦厚」的詩教。因此第三章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承續前章對夏敬觀的生平與經史思想的研究成果，介紹夏敬觀的詩學思想。 而夏敬觀在主張詩教之餘，又展現出苦澀鮮新詩風的原因，在於面對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詩人未藉口溫柔敦厚的大帽子、隱遁塵世之外，而是同時展示了「經學之用」，即經世濟民的積極面，凝鍊成現存一千八百多首、被稱為「吷庵體」的作品。 深厚的學問素養，不僅是夏敬觀個人的創作資源，同時也是那一輩詩人的共同語言，這群詩人被概括為「同光體」一詞。在「同光體」的大傘下，雖然又可細分為許多派別，但其特徵是體現了「學人」的素養。「吷庵體」就是「學人之詩」的實踐之一。夏敬觀論作詩之法時提出「以俗為雅，推陳出新」。不只要求創作者必須具備豐厚學問以避開「俗」的侵擾，並提出應以學問為基臺，鎔鑄創作者個人的思致。「以俗為雅」是學人之詩的體現，亦可見於其詞論與畫論；「推陳出新」除了也是學人一再自我超越的展現外，同時是面對新世界、新事物時的態度與方法。 第四章開始則分論其詩學思想的實踐成果，討論夏敬觀詩作中經常使用的創作手法。第五章以詩作為中心，抽取出三大主題：死亡、家園、新年記事進行分析，以期在現行評論與研究之外，開拓出更多夏敬觀詩的面貌，並藉此一窺清末民初的士人於朝代更迭、文化主體價值轉換之際，其間的生活變化與心理轉折。 「世風變雜進，薄視經術吏」是夏敬觀對新時代的感想。在經學被輕視的世界中，不只道德的準則混亂，詩也成了「舊體詩」，被逐漸塵封遺忘。如同孔子所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群詩人仍然秉持著各自不同的創作風格，持續地記錄著他們眼見的世界的變化。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教育学) / 甲第25051号 / 教博第301号 / 新制||教||223(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教育学環専攻 / (主査)准教授 野村 理朗, 教授 楠見 孝, 准教授 高橋 雄介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地域研究) / 甲第25416号 / 地博第334号 / 新制||地||131(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アジア・アフリカ地域研究研究科グローバル地域研究専攻 / (主査)教授 東長 靖, 教授 帯谷 知可, 准教授 中西 竜也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rea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無論是東方或西方古代社會，宗教信仰與政治信仰二者的關係都是相輔相成的；尤以中國古代殷周時期，宗教與政治的信仰、權力、組織、制度更是合為一體。筆者的興趣與關注，正是周初宗教人文轉向的課題。周室承繼殷權的宗教文化傳統，從祭祀天神、地衹、鬼靈、祖宗等現象出發，透過一套象徵系統的詮釋方式，傳達出一種對宇宙、人事獨特的理解與信念。然而，夏、殷之例不遠，僅以祭祀、占卜等活動尚不足以「祈天永命」來確保國祚久安，故強調「敬德」的主體修養活動以彌補宗教活動的不足；周室遂以此信仰體系為背景，經由「敬」的自我省察工夫，把對超越界的崇敬與追尋，回返到主體對自我的覺知與省察，神秘的宗教性格遂轉化為「敬德」價值理性的生發，「敬德」與「服天命」或「受天命」之間自始產生了聯結，兩者形成了緊密的因果關係：前為因，後為果；這有效地說明天命屬意周室的正當性。此時，「天命有德→敬德保民→祈天永命」三者恰好結成牢固的繩索，「敬德」成了國祚久安的必要條件，開顯出全新的、倫理的、道德的人文面相。 　　周初宗教人文轉向的關鍵處就是，周公等人以人民根植在祭祀、占卜活動中對超越界的情感為基礎，把一貫的宗教情操巧妙地轉移至「德」價值本體上；在周公等人自覺意識的作用下，神人關係的宗教情操順利地轉化為道德情操，周初宗教精神自此一大躍進，展現了新的宗教精神，從而指點出它的道德與倫理向度；宗教理性與人文理性因而結合、消融，人文意義與價值自始受到重視與肯認。職是之故，筆者擬以周初「天命觀」與「敬德」價值理性二者互為辯證的關係為進路，從二者的形成、關連與作用面切入，分別描述周初宗教人文化的歷史進程，並就其統貫之理作一系統性的闡述。 /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beliefs are complementary either in the eastern or eastern society which beliefs, authorities, organization, systems were combined into a whole especially during the Ying-Chou period of the ancient China. The writer's interests and concerns are rightly focused on “the humanistic turn of the early Chou religion”. The Chou empire inherited the religious, cultural tradition from Ying authority, starting out from the phenomena of worshiping the heaven deity, earth deity, ghosts, ancestral spirits and expressed an unique understanding, belief for the cosmos and the living world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ve way of a set of symbolic system. Whereas, that the examples of Shia, Ying authorities went just ahead made Chou empire realized that only relying on the worshiping, divining activities was insufficient to “appealing to the heaven for the eternal life of nation”; hence, they proclaimed further the subjective deed― “respecting virtue” ―for supplementing the deficiency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given that, the Chou turned its outwardly respecting and searching for the transcendent back to the inwardly subjective awareness and introspection on self, grounded on the inherited belief system, by way of the introspective work “respecting” of self that result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ystic, religious characters into the arising of the value-ration of “respecting value”. Thus, there was connection between “respecting virtue” and “obeying the heaven's destiny”, “accepting the heaven's destiny”; the former the cause, the later the effect. The close causation occurred within them that effectively explain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bestowed destiny from heaven on Chou. At this time, “the heaven bestowing destiny on those who have virtue→respecting virtue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people→appealing to the heaven for the eternal nation” these three nodes were rightly strung into a firm rope so that “respecting virtue” becam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of the eternal nation that discovered the wholly new, moral, ethical and humanistic aspects. 　　The key point of the humanistic turn of the early Chou religion was Chou-Kong and others, based on people's emotions rooted in the worshiping, divining activities for the transcendent, ingeniously turned people's inherited religious sentiments to the “virtue” itself. Under the function of Chou-Kong's self-consciousness, the religious senti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gods and men smoothly transformed into the moral sentiment that made the religious spirit in the early Chou pushed a giant leap and opened a fully new religious spirit that directed to its moral and ethical dimensions. The religion-ration and humanity-ration were thus combined and melted; from this on, the humanistic meanings and values were acknowledged and regarded with esteem. On the grounded of that, the writer tries to make a systematic explication for its reason of unity by describing separatel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humanization of the early Chou religion from the aspects of formations, correlations and functions of both the view of “heaven's destiny” and the value-ration of “respecting virtue” among which the inter-dialectical relations used as an approach in this text.

《儒林外史》的敘事時間從元明之際直至萬曆中葉，宏大的時空表現了文本文化內涵的豐富性，而小說旨在諷刺功名富貴對人心的扭曲，也決定了敘述者視野的選擇：一個時代的橫切面，從社會各階層切入，著重表現汲汲功名富貴的社會風氣中人民的思想傾向，更甚者傳達出現實的腐敗與道德的落後，以及作者內心的社會理想。筆者從重要的儀式風俗描述中，發現《儒林外史》不僅藉之展現當時生活氣息的民風世情，更反映了「士」階層的沉淪，傳達了官場的腐敗與墮落、文人的命運與追求、市井小民的情操與人生價值，種種皆帶出明清時代的文化氣息與人生況味。夏志清曾說：「《儒林外史》最偉大的一個方面是其展現了中國十八世紀的風俗及深層文化。」作者的禮教思想藉由一整回祭泰伯祠此活動加以提出，表達儒家的政治教化理想，但此後文人四散遠去，祠堂最終蒙塵凋零，也表現出作者對現實命運的滄桑感悟，故本研究試圖探討《儒林外史》的人物與敘事技巧之安排，其中的作者觀照具有其多角度敘事策略及理想道統的鋪陳，喚起對《儒林外史》社會風俗描寫的整體關注。 本研究欲敘述《儒林外史》的禮俗描寫內涵，從泰伯祭禮、婚禮以及喪禮敘述情節著手，其所占篇幅之大，足以顯現風俗禮儀如何貼近人民日常生活；其描寫內容之異，足以揭示風俗儀式如何反映世道人心，甚而藉著種種文化現象及意涵，表達作者如何重視「禮」的實踐。縱使作者時時扣緊「功名富貴」的準繩，藉他人聲口或自身行為的矛盾去衡量不同階層人物的臧否得失，但依舊可發現隱身在冷靜敘述背後的作者寄寓在泰伯祠的興起及荒廢的過程中，那對自我身世以及社會思想的熱切投注，後又因不受世俗認同而孤寂寥落。婚喪儀式敘事就夾敘在這條主線上，體現落實在生活中的儀式內涵多麼空洞不實，在一場場儀式鬧劇背後，不只是可笑的反諷，更是作者對社會現實的無聲控訴。

本論文係以「原本玉篇」殘卷為對象，擇該書所引述「說文」與今傳「二徐本說文」 二者之間，正其是非，題曰：「原本玉篇引述唐以前舊本說文考異」。文都二十萬言 ，本論析為七章，係以「原本玉篇」所存七卷作為區分，其前為緒論，其後乃結語。 所用「原本玉篇」之材料，乃日本「東方文化叢書第六」之複製本，不足者以羅振玉 及楊守敬刊本補足之，並輯入少數他書所存錄者；總存字二０九二字，所引述「說文 」者，凡一二六一條，引者八二一條，述者四四０條，其引「說文」之八二一條中， 與今「二徐本說文」相較而合者，唯二六０條耳，其異者達五六一條。考校之結果， 今「二徐本說文」是而「原本玉篇」非者，固亦有之，然今本誤者則佔絕大部份，可 見「原本玉篇」之可貴也。今「二徐本說文」之誤，就說解言：有形誤者、音誤者、 誤倒者、誤置者、誤羨者、竄入者、漏奪者；甚收字：有失數者、誤增者、誤合者、 誤分者、誤置部首者，亦有形體 謬者。而尤要者，則可知今「二徐本說文」亦有據 「原本玉篇」而改竄之痕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