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兩國均位處亞洲，同屬四大文明古國，有著長遠的交往歷史；在18、19世紀均曾因西方帝國主義侵略，而成為殖民或半殖民國家。因此，中、印兩國人民在文化歷史及國家民族意識上，有著相同的認知背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印度為最早宣布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之一。1954年6月，中國總理周恩來應邀訪問印度，6月28日中、印發表聯合聲明，共同倡導將「和平共處五原則」作為指導國際關係的準則，使得中印關係在1950年代中期以前，享有一段發展的蜜月期。然而，由於歷史遺留下的邊界問題，及傳統地緣戰略思維的衝突，導致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爭爆發，整個冷戰期間，中、印各自拉攏地緣政治助手，形成相互對峙局面。 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格局，呈現的是美國一超下的多極（uni-multipolar）局面。中國在對外政策上，除了重視與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的穩定關係外，也注重協調與俄羅斯、歐洲大國、日本、印度及其他地區大國的關係。同此時間，印度政府亦多方發展與大國的關係，力爭在世界多極化的過程中，使印度從「次重量級」上升為「重量級」，以便有朝一日能躋身「多極」的行列。在雙方領導人均有改善彼此關係意願的基礎上，中、印就阻礙兩國關係發展的根本因素－邊界問題，進行多次對話協商。兩國領導人經由多次的互訪，於2005年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兩國2007年的貿易額已達到387億美元，以單一國家而言，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 近年中、印的經濟崛起，許多學者從戰略或經濟的觀點，對中印關係未來發展提出看法，其中有持中印對手論者，認為中、印將因為戰略上的競爭而無可避免成為對手；亦有持中印合作論者，認為中、印在經濟利益的趨使下，將成為合作夥伴。事實上，認為中、印未來無論是戰略的競爭對手，抑或是經濟的合作夥件，其中都不免涉及地緣政治因素。近年，許多學者及兩國領導階層，分析中、印兩國在國家發展上，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認為兩國的交往及未來的發展，將是有合作更有競爭，也就是中印競合論的觀點。惟由於兩國同樣面對嚴峻的能源安全情勢，未來中、印雙方在戰略資源方面的競合，究竟是競爭大於合作，還是合作大於競爭，將是影響中印關係未來發展的關鍵變數。

第一章 緒論，分三節。分別討論邊界的意義、性質與中印邊界現況，並說明本論 文的研究動機、目的、方法與範圍。 第二章 中印西段邊區的地理與歷史，分兩節分別討論中印西段邊區的地理概況包 括地形、氣候、人文概況、與古代的中印西段邊區與中國的關係。 第三章 近代中印西段邊界問題的發生，分三節。主要討論英、俄兩帝國在中亞的 角逐與戰略形勢，英國侵略中印西段邊區的陰謀以及光緒十五年英印提議 勘定新克段邊界始末。 第四章 中共政權與中印西段邊界問題，分三節。分別討論匪印關係及其邊界問題 的發展、匪偽與印度的西段邊界問題以及匪偽與巴基斯坦、阿富汗兩國擅 簽的邊界協定與中印西段邊界等問題。 第五章 結論。從地理基礎、歷史傳統、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等觀點嘗試分析中印西 段邊界問題，乃為本文結論。

地緣政治對國家關係的影響是一個難以迴避的客觀現實，作為兩個相鄰的大國，中印關係不可避免要受到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說，兩國在考慮對彼此的政策時，很大程度地受到地緣戰略的影響。對中國來說，由於經濟和軍事實力的不斷提升，其屬於世界格局中的一強早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對於印度來說，由於1962年邊界戰爭的失利，使其長期在客觀形勢上受到中國的壓迫，使得印度在追求「名副其實的大國地位」上始終無法有突破性的進展，更使印度人在心理上產生了一種根深蒂固的「中國威脅論」，嚴重影響中印兩國之間信任關係的建立。 911事件發生之前，美國總統小布希為了抑制中國日益崛起的綜合國力，而在國際事務上大力鼓吹美印聯盟的構想，再加上印度在經濟發展方面的表現亮眼，因而使得印度的國際地位有明顯的提升之勢。911事件爆發之後，全球性的反恐戰爭強化了美印合作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儘管反恐戰爭初期美印關係一度因為巴基斯坦問題而降溫，但基本上兩國的關係還是持續朝著緊密的方向前進。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美日與美印的聯盟關係，逐漸對中國形成東西夾擊的態勢。過去印度被中國閉鎖在南亞大陸的地緣劣勢，目前反而轉變成箝制中國的最佳地理位置。當印度不再是中國可以蓄意忽略的角色之後，中印關係逐漸產生變化。 關鍵詞：911事件、反恐戰爭、中印關係、地緣戰略

冷戰的結束緩和了東西意識型態的對抗，也使各國紛紛調整對外政策、安全認知，以面對後冷戰時代的國家發展。中共和印度都在這一輪的轉變中，紛紛尋求穩定的周邊環境以進行經濟的發展，提升本國綜合國力，旨在成為國際上的大國。1988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的北京訪問之行，正式打破了中印間近三十年的敵對關係，雙方開始了崎嶇多礙的友好之路。 冷戰後中共對南亞的政策，主要是在現實國家利益考量的基礎上，在睦鄰外交與新安全觀的指導下，以建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為目的，所進行的平衡政策。對印度的政策也在這一個原則上，以信心建立措施逐步解決邊界主權爭議，透過強調雙邊經濟合作與國際合作的雙贏利點，來提升中印關係的友好氣氛，並藉以維持西南地緣政治安全環境的穩定。 中印關係目前仍存在的主要對抗根源是邊界問題與傳統武器及核武問題上。中巴關係雖然仍是印度背上的芒刺，但1999年卡吉爾衝突中北京對中立政策的堅持，提升了印度內部的善意力量。西藏問題在印度官方塵埃落定的宣言後，可以說是中印關係中的偏中性因素。另外，中印在經貿上的良性競爭與合作、在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上的共同立場，都有助於中印關係的持續提升。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成果舉世矚目，各種威脅論亦隨之在側。胡錦濤甫上任即昭告世界中國將和平的崛起，期以消弭不利中國發展的威脅輿論。國際社會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迷思，多偏向現實主義觀點，尤以中國的軍備發展對世界局勢影響為甚。本論文旨在研究胡錦濤時期中國崛起的內涵，及研究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態度，分析中國在各種不利發展輿論條件下，構建何種具中國特色的和平發展理論與外交戰略，期以達到和平的崛起，及與國際社會共創和諧世界，並藉中印雙邊關係發展來檢驗胡錦濤外交戰略成效。為聚焦研究範圍，研究重點以胡錦濤2003-2013年期間的外交戰略，廣蒐文獻以文獻分析法疏理、分析。研究發現胡錦濤的外交戰略為呼應中國發展需要、國際總體發展潮流、趨勢、以及應對國際社會反應所得，但經由中印關係發展檢證和平崛起實踐作為與成果，官方公開資料與民間問卷訪查結果迥異，官方囿於雙邊、多邊關係發展結果偏向樂觀、正向，較無法真實呈現；民間問卷訪查結果對中國的態度則趨於悲觀與厭惡，其關鍵在中國逐年加強軍備，恐破壞地區穩定與安全。因此，中國能否真的和平崛起，歸結在中國自身是否願意以和平的手段崛起，惟有中國願意，才能與國際社會和平的共創和諧世界。

中文摘要 在後冷戰格局下，作為崛起強權的中共，是要建構影響現有規則以提升實力或是打破現狀，一直是其評估國際情勢的焦點。鄧小平在一九八八年九月會見斯里蘭卡總統時，提出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構想，可視為中共在打破現狀與順從現狀中，找到以導正現存規則方面的發言權，使之對其有利的第三條路，九一一後，美國積極與友好國家形成反恐聯盟，如印度，學者認為在今年五月，印度與美國進行三十九年以來首次聯合軍事演習，是美國在南亞地區具有圍堵中共崛起的國家利益，加上「中」印兩國一直有衝突的地緣政治問題，因此發展與印度的關係，將成為中共外交的重點，本研究認為中印兩國互動關係從極端批判走向務實穩健的作風，且重新建構與修補和印度的良好互動關係，對於在國力與國際地位都優於印度的中共，除了表示印度是一個不容小覷的對手之外，是否暗示了在中共未來企圖實踐的世界格局中，印度將會發揮一定的角色與作用，美國學者David Shambaugh認為具有互信互利的雙邊夥伴關係應具備有（一）、相似的世界觀；（二）、共同的戰略利益；（三）、制度化的信息共享和軍事關係，本研究試圖利用學者趙全勝針所提出的宏觀與微觀的兩個層面來對中共建構與印度雙邊夥伴關係的宏觀層次下的國際、國內環境與微觀層次下的領導人認知等因素來進行了解，最後再來探討在中印兩國建構互信友好關係後，將對南亞地區的權力平衡產生怎樣的影響與變化。

提 要 冷戰結束後的市場經濟與區域和平發展模式，型塑了中共與印度迅速崛起的有利機勢。在中共建構世界強權的戰略思維中，也從冷戰時期的軍事安全觀，轉變到以經濟發展為主軸，所建構的「睦鄰外交」新安全觀政策上，帶動了中共綜合國力的提升。另對印度而論，自從獨立建國半世紀以來，以其低廉的人力成本與科技產業的發達，建構了「立足南亞、面向印度洋、放眼全球」的戰略態勢。中印關係的發展也在這種國際局勢調整的環境中，形成了一種競爭與合作的詭譎氣氛，其間互動關係的影響，除將牽動各自的國家安全與戰略基礎外，更將延伸到南亞地區的穩定與發展。 綜上所述，本論文係以冷戰後的中印關係為基礎架構，因應世界格局的調整，首先從探討中印關係發展的歷史回顧為開端，循序探討六○年代因西藏問題與邊界爭議造成彼此以軍事對立的交惡時期，直至冷戰結束，中印雙方關係開始回溫。911事件後，基於反恐的需求，中印進而採取和平穩定、互利雙贏的模式持續加強經濟發展，尤其在2000年至2005年藉由雙邊貿易加速增長，以及在外交政策上基於和睦相處的原則，都作了較大幅度的調整，展現較靈活和現實的態度，並主張以國際組織參與及互信機制的對話代替對抗，此一調整，對增進雙邊關係實具催化的功效。 2006年中印雙方更在「中印友好年」的基礎上，發展政治、經濟、文教與軍事等各方面的交流互動活動，為兩國建構起和平穩定的發展模式，然在和平相處的背後，中印均有意藉由日益強大的經濟實力與軍事力量，期盼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大國的地位。因此，中印經貿與戰略資源競合、南亞戰略利益競逐、中巴關係、核武發展、印美互動及邊界與西藏等問題，均將牽一髮而動全身，對南亞情勢與國際局勢影響至為深遠，這正是本論文所要探討的重點。

自1978年以來，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伴隨著連年高幅度的經濟成長，國際地位大幅上升，讓中國從自19世紀以來的羸弱走向富強，「中國崛起」這個概念，已經被當前世界各國普遍接受。而正當眾人的目光置於中國崛起的同時，印度也同樣有著突出的表現。若中國是繼美國以後，下一個有能力主宰世界的強權，那印度則就是在中國之後下一個潛在的強國繼任者。做為毗鄰而居的兩個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是新崛起的大國，中、印關係受到全世界的矚目，中、印關係對於區域的發展、穩定，乃至於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而言，其重要性更是不言可喻。 長久以來，研究中、美或中、俄等大國關係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但對於中、印關係的探討卻沒有相稱的比例。面對美國國力的逐漸衰頹，新興的強權將逐挑戰它既有的霸權地位，而這兩個擁有廣大市場及發展潛力的國家，都剛好有著此般的潛能。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印關係的發展趨勢，必將是重要的研究課題。 面對中國崛起所帶動的區域經貿整合與發展，印度調整了對中國的外交方略，以務實的合作取代長期不友好的競爭關係，並從政治、軍事、經貿甚至逐漸外溢至能（資）源、反恐乃至於氣候變遷等非傳統安全等領域，兩國的合作態勢趨於明朗與頻繁；而就另一方面來看，源自於雙邊互信不足以及結構性矛盾，中、印兩國即使逐步走向合作，但仍舊是競爭關係要較合作關係來的顯著，除了戰略利益上的衝突促使兩國互踏對方的門戶外，美、俄、日等大國間在東亞的競逐，使得中、印間看似的和睦更摻雜了複雜的變數。 鑒於此，本研究嘗試以中國崛起做為背景，希能歸整出中、印兩國在傳統乃至於非傳統安全領域裡，競爭與合作關係的趨勢與消長，並藉由梳理中、印間的競合態勢，預測兩國未來的關係走向。 / Since 1978, China has been on the path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ccompanied by yearly significant economic growth, as well as fast ris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This has enabled China to shed her image as a morbid state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stride toward wealth and prosperity. The concept, “The Rise of China”,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around the globe. But as all eyes are on rising China, India is also a country that has an equally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Supposedly China is the next power capable of dominating the world after the US, then India is the next potential power following the steps of China. China and India, as two adjacent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ising powerhouses, have th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riveted on their relations. It is self-evident th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highly important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regional stability, and even to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powers. Over the long term, publications regarding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Sino-Russian relations have arguably been abundant. Yet, there is an unproportionally scarce amount of discussion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With US’s power on the decline, emerging powers will, one after another, challenge US’s current dominance. And the two states, both blessed with a large market and the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happen to be the potential challenger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will undoubtedly b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study. Fac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ought forth by the rise of China, India has adjusted her diplomatic strategy to China by replacing long-term hostile vying relations with down-to-earth cooperati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has extended from politics, military, economic and trade, t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ields such as energy / resources, counter-terrorism, and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ear and frequent. From another aspect, owing to the lack of mutual trust and the structural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sides, China and India, though walking toward cooperation, remain more of two competitors than two partners. Aside from territorial invasions caused by the conflict on strategic interest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he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between world powers such as the US, Russia, and Japan has complicated the seemingly peaceful Sino-Indian relations with uncertainties. Judging from the fact mentioned abov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with the rise of China as the backdrop, sort out the trend as well as the rise and fall of Sino-Indian cooperation in traditional security fields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ields. This study also attempts to predict China and India’s future relations by combing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印度為近代新興崛起的國家，在政治、經濟、資訊、科技與軍事上均有顯著的進步，其綜合國力的提升已不容忽視。尤其在經濟上的發展速度，更令世界各國所矚目，而現今世界公認的「金磚四國」中，印度則列居名單之內，其涵意代表著在未來國際權力地位追逐的過程當中，具有更深厚的競爭潛力。就地緣戰略的觀點而言，印度位於麻六甲海峽至波斯灣之間的交通樞紐，為非洲與中東地區能源及貿易物資輸往西太平洋的必經路線，而能源線的暢通與否，均牽動著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命脈。 冷戰結束後，兩極對抗的國際格局不再，印度新一代戰略菁英份子認為，印度應採取「以武力取代外交功能」的戰略觀。由於印、巴衝突所帶來的不安全感，及中共的核武構成的威脅，使得印度方面必須藉由核武發展與整建軍力，來化解印度所面臨的威脅，卻也引了發核武競賽問題。1947年印度獨立後美國並未重視，僅視印度是一個阻止共產主義擴散的國家。當印度躋身進入核武國家行列之後，便開始發崛印度在南亞地緣戰略的重要性，正因為印度國力逐漸提升，使得美、印兩國建立「邁向21世紀戰略夥伴」關係，來面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所帶來的挑戰。 1979年12月24日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卡特政府體認到印度戰略地位的重要性，視印度為防堵蘇聯共產勢力擴散的國家，於1980年再度恢復美、印核能合作計畫，提供有關核反應爐所需原料，藉此拉攏印度成為美國反共產主義的盟友。冷戰結束後，柯林頓政府提出了「交往與擴大的國家安全戰略」，強調「安全、經濟、民主」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因而開始拓展與印度的合作範圍，加強經貿與軍事合作，以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目標。 小布希總統上台，將中共定位為「戰略競爭者」的角色，視中國「和平崛起」對美國的威脅。「911」恐佈攻擊事件，美國雖與中共在反恐任務上共同合作，但仍不失其對中國的戒心，因此與印度共同結合成為「邁向21世紀的戰略夥伴」關係，以防止中國「和平崛起」對美國霸權地位的挑戰。 中國「和平崛起」強調努力發展和壯大自己，維護世界和平，堅持開放與平等互利原則，與各國發展經貿，強調現在與未來不稱霸。美印戰略合作，將使得中共在海洋戰略發展受限，同時更影響了中、印兩國的經貿發展。中國為了防止美、印戰略關係所形成的衝擊，必須展現其大國外交作風，穩固與印度經貿上的合作，深化與歐盟實質關係，運用「上海合作組織」來強化其在區域大國的地位，以防範美國對其所實施的新圍堵策略。 / India, one of emerging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has had great progress in politics, economic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ilitary. India’s current social status and economic strength has drawn everyone’s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BRICs, it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erms of its geo-strategic prospects, India, locating between Strait of Malacca and Persia Gulf, is an essential commercial access. After the Cold War, the new-generation elites think India should take the strategy of replacing democratic function with power. Because of the fear resulting from the India-Pakistan conflicts and the threat of nuclear power in China Communist, India must rebuild its military forces by developing nuclear power so that some threat to the national defense will be released. The problem about nuclear competition is getting worse. As a result, America and India start to set up “the relationships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ward 21st century” to face the challenge coming from “Peaceful Rise” in China. After Soviet invaded Afghanistan in December 24, 1979, the Cater Administration, realizing the importance of India’s strategic status, regarded India as a defense stopping the communist from spreading and regained the nuclear cooperation plan between America and India to make India a member of the alliance of anti-china communist. After the Cold War,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ddressed the strategy of “enlargement and engagement”, emphasizing that safety, economics and democracy are three main parts in diplomatic policy in U.S.A. America started to cooperate with India in commerce and military to meet their own national interest. George, W. Bush considered China a “strategic competitor” and regarded “Peaceful Rise” as a threat to America. After 911 terror attack. America made efforts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ward 21st century” with India and prevent China’s “Peaceful Rise” from challenging America’s powerful status. America and India’s cooperation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cean strategy and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herefore, China tries hard to make use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o reinforce its status and guard against America’s “Geopolitics”.

中共對外使用武力是一個很複雜、龐大的研究議題。自中共建政以來，不僅和意識形態對立的美國發生嚴重的軍事衝突，亦和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越南爆發軍事衝突；除了涉及統一問題而爆發多次台海危機外，亦與第三世界大國印度爆發大規模邊境衝突。早期的研究通常從冷戰的角度出發，帶有明顯的工具性質，但囿於資料保密，使得研究成果難以突破，臆測性大於實證性，此窘境直至冷戰結束後始有轉變。 有利於學術研究氛圍的主要因素有四點：一是前蘇聯、美國檔案的解密、部分中共檔案的開放、及少數智庫提供部分解密檔案，使得研究者可以取得重要的一手資料；二是關鍵人物之訪談與回憶錄的出版，可以補充檔案文獻的不足；三是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論成為國際關注焦點後，連帶地使得軍事議題浮上檯面，西方學界主要從權力結構及歷史的角度關注中國權力增長的意義，透過中共使用武力的分析，藉以預測未來是否出現權力轉移與中國在軍事上的應對方式；四是1995-96年台海危機的爆發，以及近期中共與越南、菲律賓及日本，因南海島礁與釣魚臺主權爭議問題而引發的衝突，使得有關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研究再度引起學界的關注。 目前有關中共使用武力的研究範疇相當廣泛，少數研究採取多重案例研究，嘗試歸納出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模式、步驟、原則或特徵；多數的研究則針對單一案例研究，並聚焦於分析中共發動戰爭的原因。此外，學界開始從歷史文獻分析轉而採取理論分析與建構。凡此種種，皆提供了一個重新詮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視野。然而，現有的研究成果雖然相當豐碩，卻無法建立一個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性模式，並且忽略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預防性動機與其政策選擇之間的動態關係，因此無法完整地解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行為。 本文的研究目的並不是建立一個宏大的普遍理論，而是在一定的時空範疇內針對某一類現象建立一個合理、具有經驗性與理論性意涵的模式。換言之，即是借鑒相關國際關係、心理學及經濟學等相關理論的核心概念，並透過將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原因概念化過程，以預防性動機為主軸，提出一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之動態衝突抉擇模式」，以解釋：中共較容易與何者發生軍事衝突、領導人在戰爭（衝突）前的認知、為何會使用武力、以及使用武力的決策選擇如何確立？並透過六個正例（1950年韓戰、1953-54年第一次台海危機、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1969年珍寶島衝突、1979年懲越戰爭、1995-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及一個反例（1999年「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多重案例檢驗，以回答上述的問題。 本文的研究發現： 一、中共的確比較容易與實力或意圖上具有潛在挑戰其周邊權力地位的國家發生軍事衝突。 二、中共領導人在戰爭（衝突）前，的確有產生錯誤認知。 三、中共是出於防止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預防性動機而對外使用武力。 四、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中，領導人對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程度與衰退的必然性之認知強弱，會影響其決策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