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民國六十七年及六十八年香港中文大學和國立政治大學合辦兩次「從中國文化來 探討傳播理論」的學術研討會之後，「傳播研究中國化」便成為我國傳播學界普遍重 視的一項努力方向。在傳播研究中國化的發展過程中，借助西方傳播理論的概念或架 構，全盤整理中國古代傳播思想，是主要研究取向之一。本論文即運用西方人際傳播 理念，分析蘊藏於論語中的人際傳播概念。 本論文共一冊，約五萬字。分為第一章緒論，第二章人際傳播中的自我概念，第三章 人際傳播中的人際認知，第四章人際傳播中的人際關係，第五章人際傳播技術，第六 章訊息製作的原則，第七章結論。 論文第一章分四節為：研究動機，研究範疇，研究方法，人際傳播的定義與範疇。 第二章分四節為：自我概念的定義及基本假設，自我概念的特性，改變自我概念的方 法，自我概念對人際傳播的影響。 第三章分三節為：人際認知的定義及過程，人際認知的資訊來源，如何認知他人。 第四章分三節為：從關係的觀點討論人際傳播，人際關係的三個交易面向，解決關係 界定問題。 第五章分三節為：創造正面的傳播氣氛，自我揭露，有效的回饋。 第六章分二節為：語文訊息的製成原則，非語文訊息的製作原則。 第七章為結論，對本論文做一總結，並對未來研究者提出五項建議。

本篇論文共計一冊六萬餘字；內容分為五個章節，分別是：研究目的、文獻探討、操 作定義、研究結果、研究結論及限制。整篇論文主要在探討一個問題：組織內的成員 喜歡運用什麼方法或技巧去影響他的上司？而其效果如何？文中以因素分析找出影響 方法的類別和各個類別的效果；同時以變異數分析說明不同的組織成員，在不同的組 織內，面對不同的上司時，所運用的影響方法和效果。最後以相關分析驗證以下的假 設：上司可以從屬下運用的影響方法中看出該屬下為組織付出努力或繼續留職的意願 。

教育部為提昇高中教育品質，增進教育資源充分運用，滿足國中學生就讀高中之需求，促進教育發展的區位平衡與學校社區化，增加高中生容納量，乃積極研議試辦完全中學；台北縣於八十四年至八十七年陸續成立十三所完全中學，十三所皆由國中改制而成，改制後的完全中學面臨國、高中新舊文化的衝擊、資源分配的爭議、行政工作的壓力及國、高中管教問題的困境等問題。本研究目的是想了解完全中學教師人際關係的現象、完全中學國、高中教師在面臨以上衝擊產生的人際衝突及解決人際衝突的機制。 本研究為研究方便，選擇都會區的一所完全中學為研究場域，研究參與者包括校長、主任、組長、國中教師、高中教師及離職教師，採質化方法進行研究，資料主要來源包括訪談紀錄、觀察記錄、會議文件等。 本研究經歸納分析得到以下結果，在完全中學教師人際關係的現象方面包括：（一）完全中學國、高中教師互動的現象：國、高中教師互動的機會很少、完全中學國、高中教師彼此的心結很重、教師兼行政人員面臨人際的困境。（二）完全中學教師人際衝突的現象：因空間的爭取而產生的衝突現象、因資源分配不均而產生不滿的現象、因認知的不同而產生爭執的現象、因溝通不良而產生的抗拒現象。 完全中學教師人際衝突的原因包括：（一）在物理環境方面有：資源分配不均是關係緊張的潛在因子、空間的不當規劃造成人際的疏離。（二）在學校制度方面：人情關係與制度的建立影響人際關係、行政工作的壓力產生的人際困境、完全中學國、高中教師不同次級文化及其衍生的人際問題。（三）在心理認知方面：不良的互動起因於彼此的心結、本位主義及利益導向是溝通的障礙、不同的認知導致彼此的不滿。 針對以上人際關係的現象及人際衝突的原因，本研究歸納出解決人際衝突的機制包括：（一）突破空間資源障礙的機制包含：增進資源分配公平性、突破空間障礙的機制。（二）建立和諧校園的制度文化包含：尊重傳統文化，發揮學校穩定力量、建立制度文化，激勵學校進步的力量、分工合作，促進行政工作的績效、發展學校特色，增進教師對學校的認同。（三）解除心理障礙的機制包含：建立公平合理的教學環境、建立定期的溝通管道、增進老師間彼此的了解、增進交流，解除本位心理及階層意識、解除威權心態，促進行政人員與老師間的和諧、善用行政管理的解決策略。根據本研究結果及結論分別就對教育行政機關、學校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隨著時代的脈動，人民對政府服務的品質要求愈來愈高，政府施政在講求為民服務、顧客至上、績效第一的觀念下，使得現今公務服務已成為高壓力與高溝通需求的工作。區公所之里幹事是市府為民服務的前哨尖兵，平日深入鄰里，協助政府政令及活動的宣導、執行與傳遞；另一方面，也肩負著反映民意、探求民瘼的重任。他在職場上所面臨的人際關係不單是主管與同儕，更重要的是地方里鄰自治幹部及為數眾多的里民，其所表現之情緒控管與人際關係之優劣，不僅直接反映個人的身心狀況、生活品質及工作績效，更影響民眾對政府的觀感及區政工作能否順利推動。因此，做為一位稱職的里幹事必須具備的核心職能乃為「有效的情緒管理」與「良好的人際關係」。 本研究以臺北市政府所屬12個區公所全體里幹事為對象，利用SPSS for Winters 12.0版本，進行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與複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而分析比較受訪者所填答之資料。 研究發現，臺北市里幹事「情緒掌控」能力最佳，「情緒知覺」能力較弱；而婚姻狀態、年齡、服務年資、職等、曾服務里數等個人屬性因素皆會影響其情緒管理能力；至於性別、學歷、服務戶數多寡則不影響其情緒控管能力。此外，研究結果也顯示，臺北市里幹事在人際關係的表現上以和諧度的表現優於親密度，且未婚者、高學歷者人際關係表現較差。 同時研究結果亦顯示臺北市里幹事的情緒管理能力確實會影響人際關係的表現，兩者呈現正向關係。因此建議行政機關應定期舉辦有關提升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的相關研習課程、鼓勵里幹事在職進修提升自我學習力、或提供多元休閒與運動的場所，以協助里幹事使其提高情緒管理能力。同時里幹事自身亦應在工作之餘加入成長性或公益性社團，增進與他人相處的能力，並培養善於溝通、適切協調的能力以增進社會支持度，方能有效拓展職場與里鄰人際關係，俾便順利推動里政業務。

在現代社會，不管是在產業、政府或是教育機構，皆仰賴團隊其組織運作的效率，沒有效率的團隊浪費組織資源、無法達到預期績效、工作必頇重新設計及延長對市場的反應時間(Ross,nbsp,2008)，大部分的人認為以團隊的方式增加生產力是簡單的方式，而且大部分的管理者相信，團隊對於部門及公司的成功是重要的(Dyer & Dyer,1987)。團隊組成中最常被拿來探討的尌是人格特質，因此，本研究將以政治大學專業管理學院(AMBA)參與團隊經營課程的同學為對象，從個人、團隊的角度，探討高績效團隊的組成與團隊互動過程對績效的影響，以及 DISC中的人際角色對於團隊績效的影響。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在重視人際和諧及倫理規範的華人文化中，（一）包含「主動—被動」軸向以及「利他—損他」軸向的雙軸向因應模式，是否比西方文化較偏重個體內、只涉及「主動—被動」此行動導向軸向的單軸因應模式，可對身心健康提供更高的解釋力與預測力。（二）在包含「主動利他」、「主動損他」、「被動利他」、「被動損他」的雙軸向因應模式之外，增加「主動—無社交」與「被動—無社交」等因應策略，是否可以提高對於身心健康的解釋力與預測力。（三）雙軸向因應模式中的各類因應策略對於身心健康解釋力及預測力大小之比較。（四）雙軸向因應模式中的各類因應策略之使用是否有性別差異。 本研究以252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以自編的雙軸因應策略量表測量受試者在雙軸因應策略上的使用頻率，單軸因應模式之測量工具則選擇Carver、Scheier與Weintraub（1989）所編製的COPE量表。並以貝克焦慮量表、貝克憂鬱量表、情境生氣量表、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相融和諧量表，分別測量受試者的焦慮情緒、憂鬱情緒、生氣情緒、主觀幸福感、人際和諧度等身心健康指標。在研究資料的分析上，以SAS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多元迴歸分析、階層迴歸分析、逐步迴歸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一）在因應概念模式中，於西方主流的「主動—被動」軸向之外，增加「利他—損他」的社會性軸向可以顯著地提高對身心健康的解釋力與預測力。（二）在包含「主動利他」、「主動損他」、「被動利他」、「被動損他」的雙軸向因應模式之外，增加「主動—無社交」與「被動—無社交」等因應策略，並無法顯著提高對於身心健康的解釋力與預測力。（三）整體而言，「主動利他」因應最具適應性，對身心健康有最高的解釋力及預測力，「被動利他」因應也對身心健康有顯著的解釋力與預測力，「被動損他」因應的使用則可預測有較差的身心健康，「主動—無社交」因應的使用只對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解釋力與預測力，而「主動損他」與「被動—無社交」因應對所有的身心健康指標皆不具顯著的解釋力或預測力。（四）男性比女性使用較多的「主動損他」因應策略，而男性與女性在「主動利他」、「被動利他」、「被動損他」、「主動—無社交」、「被動—無社交」因應策略的使用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先進的科技來自人性，組織的管理從「心」出發。人是組織中的核心元素，而信任是人際關係中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本研究係以訪談的方式，透過相關理論來探討公務機關組織人際信任的實際情形。經文獻回顧，藉由善意、依賴、風險、心理狀態及倫理等五項構念，進而發展出訪談的題綱。 訪談的結果經由不同構念的分析，發現個案機關組織人際信任的情形為： 1.主管領導風格與善意構念間，無直接關連性。 2.組織內部確實存在並依賴內團體。 3.組織成員願意且能承擔信任的風險。 4.不存在社會交換理論中的利益交換。 5.重視公務倫理勝於專業能力。 6.機關有其獨特性。 在正反合的思辨中，本研究提出對組織及人員的建議，期能對後續研究者有所助益。 / Advanced technology comes from human nature, the administration of organization originates from the mindset. Human being is the key element in the organization, whilst the trust is an indispensable factor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by means of related theory, explores actual statu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n the organizations of the public sector through interviews. After literature review, the contents for interviews are developed by using the 5 constructs that include Benevolence, Dependence, Risk,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Ethics. The results of interviews are analyzed by different constructs and the following status are concluded with regard to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ublic sector. 1.There is no direc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eadership of command leader and Benevolence Construct. 2.The sub-groups do exist and are mutually depended 3.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s are willing and able to undertake the risk of trust 4.The interest exchange of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does not exist. 5.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Public Ethics than to professional capability in the organization. 6.The organization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 Through repeated dialectic research, this study has come up with suggestions to both organizations and personnel. It is expected that these suggestions are instrumental to the subsequent researchers.

中國歷史上的社會結構到宋代產生了諸多變化，魏晉以來門第貴冑漸被新興士人階層所取代，人口與識字率都有成長，工商業、農業等方面都呈現繁榮。但是宋代，尤其是南宋社會亦面對各類問題，就民生來說，災荒救濟與農村信貸尤其亟待解決，中央因而積極制訂濟貧扶弱的各種救濟政策。而在此同時，南宋的救濟事業也呈現地方的主動性，民間自辦的社會救濟甚多。這種情形究竟是中央將權力下放，抑或民間力量的擴張？在濟助事業的推動過程中，中央與地方是如何互動？ 　　雖然關於中國災荒與社會救濟的研究已有不少，但是我們對南宋救濟事業的瞭解，多半集中於制度層面或單一濟助機構，對於社會救濟的動機、運作過程、實際效果仍瞭解有限，對道學人物、家族、官府等在濟助過程的角色等探討亦有限。近來學界已逐漸注意到這個主題的重要性，以家族史的研究而言，學者對於家族發展策略的問題關注頗多。一般認為，宋代的部分家族，例如四明地區的一些家族，不僅注意家族內部的經營，也重視對外人際關係的建立與社會公益活動的參與，以塑造個人與家族發展的有利條件。黃寬重對於四明地區樓氏家族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士人、家族間的交誼可能增強了鄉里意識，而更重要的是，鄉里意識得以透過士人、家族間的網絡而實踐。換言之，個人間的人際網絡成為一個鄉里「社會」活動的現實基礎。 當地諸多濟貧組織的出現及與官方濟助活動的運營，學術群體與家族間的人際網絡便是當中重要的關鍵，這也是宋代濟貧事業官營、民營性質難以區分的原因。要瞭解家族人際關係的發展，學術群體的互動乃至地方意識的塑造，都需要做細部的考察。因此選擇一個地區，藉由當地災荒成因與解決之策，以及人際關係在當中的互動，以觀察與瞭解宋代救濟事業的運營，當具學術意義。而本文選取建寧地區作為考察對象，原因在於福建在宋代之前一直被視為落後地區，地方官多不喜赴任。建寧地區位居閩北山區，發展又較為遲緩。宋代之後，福建經濟日益發達，中央統治也逐漸深入福建，另方面，理學大師朱熹(1130-1200)於建寧地區提倡文教及書院教育，這些改變逐漸打破了建寧地區的封閉性，官方與民間互動漸頻。 考察一個在宋代時期地方文化逐漸與官方文化合流的地區，以瞭解宋代救濟事業中官方與民間力量的互動，應具有歷史意義。此外，宋代之前，中央力量難以鞭及建寧地區，而幾次移民者遷入當地的動機又緣於避難，促使當地家族凝聚力甚強，並形成以土豪大族為領導核心的社會結構。 原本便十分重視及標榜家族的建寧地區，在宋代儒學重視宗法、強調敬宗收族觀念的影響下，家族在當地仍相當重要，家族型態逐漸轉變。而業儒家族與學術群體的增加，對於當地的濟助事業，則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因此，研究當地社會結構、家族意義的轉變，進而探討道學網絡與人際關係對濟助事業的影響，亦可對宋代家族的社會活動參與與人際關係發展，有更清楚的認識，這也是選取建寧地區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之一。 　　基於前文所提的研究動機及方向，本文在章節結構上除緒論及結論外，共分三章： 　　第一章將以建寧地區的農業及經濟發展變化為背景，探討災荒之際其所面對的問題及臨時性的解決之策。一方面用以瞭解建寧地區各項長期性社會救濟制度產生的原因，一方面希望能窺見南宋商業與市場經濟所出現的變化。 　　第二章則延續前一章災荒問題與解決之策的主題，從建寧地區具體救濟機構：倉儲、安養、拯疾、撫嬰、代掩屍骨等機構的運營，觀察中央荒政在建寧地區的落實情形，以及描繪當地官方與民間在籌辦荒政措施的過程。 　　在對於建寧地區災荒問題的形成、臨時性權宜措施以及長期性救濟制度有所瞭解後，第三章將以家族的角度切入，針對濟助工作背後參與救濟者的濟助理念以及人事運作作深入的探討。當中，建寧地區家族型態的改變、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宋代理學於當中扮演的角色都是探討的重點。

本文旨在探討大學生的不同共依附分數組合類型與其在愛情關係中的人際行為間之關係。以台灣地區的公私立大學、獨立學院、科技大學與技術學院大一到大四515位自己報告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為「共依附量表」與「人際行為量表」。調查所得資料分別以描述性統計、ｔ檢定、集群分析、區別分析與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處理。研究之主要發現如下： 一、目前大學生在共依附各分量表的得分程度屬於中等。 二、目前大學生在與戀愛對象互動的人際行為主動對待與被動回應層次，皆較偏向正向的人際行為。 三、使用集群分析方法可以有意義依在共依附不同分量表的得分高低組合不同，而區分為「高共依附特質總分組」、「近似共依附組」、「非共依附-平均組」與「非共依附-低分組」。 四、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共依附量表與人際行為量表的差異情形。 1.在共依附量表中，大學男性在「以他人為焦點」與「認同照顧者角色」較大學女性高。 2.在人際行為主動對待層次中，大學男性在與戀愛對象互動的人際行為上，「保護」的行為較大學女性高，而大學女性則在「責備」與「攻擊」的行為上較大學男性高。 3.在人際行為被動回應層次中，大學男性在與戀愛對象互動的人際行為上，「屈服順從」、「彆扭不安」、「畏縮」與「隔絕」的行為較大學女性高，而大學女性則在「信任」的行為上較大學男性高。 4.整合人際行為主動待與被動回應上的性別差異後，發現大學男性在愛情關係中的人際行為主動對待層次上呈現較正向的人際行為，如：保護。但卻在人際行為被動回應層次上呈現較負向的人際行為，如：畏縮、隔絕。而相反的，大學女性在愛情關係中的人際行為主動對待層次上呈現較負向的人際行為，如：攻擊、責備，但卻在人際行為被動回應層次上出現較正向的人際行為，如：信任。 5.在不同共依附分數組合類型上，「高共依附特質總分組」與「非共依附-低分組」的性別分佈無太大差異。但在「近似共依附組」與「非共依附-平均組」的性別分佈則有差異。 五、不同共依附分數組合類型在愛情關係裡的人際行為有差異。 1.「高共依附特質總分組」與「非共依附-平均組」或「非共依附-低分組」相比較後發現，本組傾向有較多「操縱控制」、「攻擊」、「忽視」、「彆扭不安」、「畏縮」與「隔絕」等人際行為展現。 2.「近似共依附組」與「非共依附-平均組」或「非共依附-低分組」相比較後發現，本組傾向有較多「攻擊」、「忽視」、「屈服順從」、「彆扭不安」、「畏縮」與「隔絕」等人際行為展現。 3.「非共依附-平均組」與「非共依附-低分組」相比較後發現，本組傾向有較多「忽視」、「彆扭不安」、「畏縮」與「隔絕」的人際行為展現。 4.「非共依附-低分組」與「近似共依附組」或「非共依附-平均組」相比較後發現，本組傾向有較多「分離獨立」與「表露」的人際行為展現。 最後研究者根據本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提出具體建議，以應用在諮商輔導與教育工作，並作為未來研究之參考。

本研究旨在探討：（1）發展遲緩幼兒的學習行為及人際互動；（2）發展遲緩幼兒母親的教養方式，採立意取樣的方式選取研究園所及早療機構，請發展遲緩幼兒的母親填寫「母親教養方式問卷量表」，以及帶班教師或負責老師填寫該生的「幼兒學習行為及人際互動問卷量表」，共得有效問卷96組。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使用裝軟體程式SPSS/PC 10.0進行信度分析、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積差相關及多元逐步迴歸法。本研究結果如下： 一、發展遲緩幼兒在學習行為自主性、專注性和整體學習行為、人際互動 規範性、互動性、自主性和整體人際互動，均較差於一般幼兒。 二、性別不同的發展遲緩幼兒在學習行為及人際互動方面，並無顯著差異。 三、家庭社經地位為中上的發展遲緩幼兒，學習行為自主性方面，顯著優於家庭社經地位為中等及中下者。母親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之發展遲緩幼兒，人際互動自主性，顯著優於母親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母親教育程度為高中職的發展遲緩幼兒，人際互動規範性、互動性和整體人際互動方面，顯著優於母親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者和國中以下者。 四、發展遲緩幼兒的母親比一般幼兒的母親明顯採用較多過度保護、忽視的教養方式，較少採用民主的教養方式。 五、性別不同的發展遲緩幼兒，母親的教養方式，並無顯著差異。 六、發展遲緩幼兒母親的教養方式，不會因家庭社經地位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存在。 七、發展遲緩幼兒的母親教育程度不同，在過度保護、忽視、權威的教養方式方面，並無顯著差異，但發展遲緩幼兒的母親教育程度為高中職者，比母親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者，採用較多民主的教養方式。 八、母親越常採用忽視的教養方式，發展遲緩幼兒的學習行為在學習自主性、專注性和整體學習行為方面的表現皆越差。母親越常採用過度保護、忽視的教養方式，發展遲緩幼兒在人際互動的規範性、自主性或整體人際互動表現均越差。母親越常採用民主的教養方式，發展遲緩幼兒人際互動的規範性、自主性和整體人際互動均越好。 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提出數點建議，以供後續相關實務工作及研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