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目的，在於明瞭目前台灣社會生活特質是否已趨向現代化發展，同時探討這種發展速度在各層面是否不同；及大眾傳播媒介是否因選擇新聞差異，反應不同的現代性特質。 中央日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是本研究藉以探討台灣現代性的傳播媒介，並以這三家報紙民國六十七年全年及六十八年一、二月報紙中第三版的內容為調查分析的對象。因為時間與金錢的限制，僅能就這段期間的所有第三版抽出一五九份，作為研究的調查樣本。三家報紙的第三版包括有新聞報導與專欄，這些資料主要是有關發生於台灣社會的事件與問題。在一個變遷中社會，現代性發生與傳統性的改變，將會顯示著問題與事件，因此，第三版的內容是探討台灣社會，現在階段之社會秩序的一種有用來源。 資料分析過程，以百分比說明現代性與傳統性取向，以凱氏平方說明二者差異，並用列聯系數觀察現代性與其價值指標的關係程度（傳統性亦然）。 研究結果發現：台灣社會的生活特質已趨向現代性發展，傳統性特質在減弱中；這種發展在各個社會生活特質層面的程度並不一致；參與、成就與時間觀念的現代性取向較多，而理性及效率之現代性發展仍未顯著；三家報紙中，以中央日報反映現代性最為強烈，聯合報與中國時報較弱。同時正時間、參與及成就觀念之現代性反映，三家報紙尚能一致；在效率與理性特質卻不甚一致，中央日報的效率反映趨向現代性，聯合報與中國時報趨向傳統性：理性方面中央日報及聯合報趨向現代性，而中國時報趨向傳統性。 三家報紙因本身之目的與性質的差異，影響了它們對於現代性與傳統性的報導有不同的強調。這可能影響媒介促進現代性發展的協調步驟。又現代化中兩個重要層面「效率」與「理性」的發展仍嫌不夠，媒介似應發揮其增強的功能，以加強它們的發展。

蒙元衰亡，豈「民族革命」可為解釋？本文試由文化因素之觀點，擇其重大情節及關鍵所在，據理印證，而要略詮釋之。期予此一中國邊疆民族政權衰亡之實質，作成合理報告。 本論文分六章，玆，Ⅵ摘要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目的與方法，並提出(1)文化特質;(2)涵化與同化；(3)政治文化與政治發展等三則觀念，以為其後諸章節論之基本態度與架構。 第二章，元代在國史上之地位。分三節：一、元以前中國境內之邊疆民族政權；二、元史之範圍；三、元代在國史上之特殊地位。其中引衛特福格爾（karl A.wittfogel ）氏之『征服王朝』理論，解釋蒙古入主中國建立元朝之性質。並由『正統』之說，確立其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之應有地位，俾可以中國傳統史觀衡量其得失。 第三章，元朝衰亡之一般性見解。分二節：一、元朝衰亡之各家解釋：二、元朝衰亡與中國歷代王朝崩潰原因之比較。本章首則敘述一般對元朝衰亡之看法，而與其後筆者所提出不同意見加以比對。次由中國『一治一亂』史觀及歷代王朝崩潰之型態，比較元朝衰亡之性質。 第四章，元朝衰亡之本質。分四節：一、元朝建國之特性與基礎；二、元朝文化之發展：三、秦亡之關鍵；四、元朝衰亡與主要文化因素之關係。首言元代建國之意義、規模及其隱优。次則說明元代文化『多元性』發展，尤其漢文化與西域文化互相推移與消長，所造成文化發展上之困難、弱點及其影響。繼則引湯恩比（Arnord Joseph Toynbee ）「歷史研究」巨著中對對文明衰落之詮釋，藉以指出元朝衰亡之關鍵。本章即從文化特須以揭露元朝衰亡之真象。 第五章，元朝衰亡之基本因素。分三節：一、政治衰微之性質：二、經濟衰弱之性質：三、社會不安以至解體之性質。敘述元代領遵階段層腐敗而表現於實際政治之衰象，以及經濟政策偏差所造成財政衰落之事實。二者創乃肇社會不安之因，社會不安則是政權解體之前奏。本章由文化特質加以剖析，意在端正若干有關元朝衰亡『倒果為因』之說法。 第六章，結論。元朝之衰亡，因素殊多。除上所述外，蒙古人在各期統治階段心理意識型態之□變：(1)元朝內部之矛盾與心理弱點；(2)『奉天承運』之理想與精神喪失，影響元朝政權存亡至大。最後，總述：一、蒙古文化之性質；二、帝國擴充後之文化融合；三、治理中國所持之政治趨向。乃揭樂蒙元統治中國之特異性，則益見其衰亡之實質因素。

選舉為民主政治之基礎，是民主政治運行的重要方式，也是達成民主政治的必經途徑。自政府遷台後，即積極推行地方自治，舉辦各種地方選舉，而中央公職民意人員因格於情勢，迄未辦理次屆選舉，迨及民國五十八年始有首次的增選補選。因選出名額有限，又不能定期改選，未能符合民意，適值六十年九月我國退出聯合國，海內外眾議紛陳，均各期望求新求變，以因應艱鉅之局面。因此而有六十一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而討論選舉之專書及於地方選舉固所多見，然對該次選舉則僅見一般報導，尚乏有系統的研究，舉凡此項選舉制度本身的優劣為何？有何特異之處？其作用如何？尤其候選人為何競選？競選活動如何運用？均缺乏有系統的探討。筆者有感於此，為期明瞭該次選舉的實際運作情形，乃從事本文之研究。 本文之研究方法係兼採制度研究及行為研究兩種方法，除研究有關法規，政府文件，專書與報章雜誌外，並從事直接訪問調查及統計分析，以瞭解該次選舉的真相。本文共分六章，各章之內容如次： 第一章緒論。除敘述研究動機，範圍與研究方法外，並略論增額選舉的緣由，籌劃與實施。 第二章候選人。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申述候選人產生的方式；第二節敘述國民黨提名候選人的過程；第三，四節兩節則分析候選人的特徵，及其競選之動機與態度。 第三章競選活動。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敘述競選組織，就競選辦事處的成立，助選員的物色與佈署加以說明；第二節申論競選策略，先從理論上申述競選策略的重點，釐定與執行，次舉隅引證候選人如何運用策略：第三節引述競選技術，說明競選宣傳的技術，並分析候選人技術的運作；第四節論述競選經費，從經費的籌措與用途分別說明；最後一節敘明政黨輔選，及國民黨的輔選成效。 第四章選舉結果。本章分為二節：第一節首從選舉結果探討候選人的得票情形，投票率及當選者之各方面條件，繼由選舉結果分析該次選舉所顯現的特色與現象。 第五章選舉監察與選舉訴訟。本章分為二節：第一節選舉監察，申論選舉監察機關的成立，組織與職權，並與地方選舉監察機關略作比較，最後則略提改進選舉監察的途徑；第二節選舉訴訟，分別就選舉訴訟的意義，種類及其區別，以及選舉訴訟的審理與判決的效力作簡要的說明。 第六章結論。檢討該次選舉的缺失，探求應尋途徑，並略提改進意見以為結論。 本文撰寫期間，承傅師宗懋悉心指導，除校訂章節外並對本文之結構與內容提示珍貴意見，使生受益良多，謹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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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是國家領土的一部份，邊疆政策是國家對於邊事措施的大政方針，為國策的一部份。所以，有國家，就有邊疆；有邊疆，就有邊疆政策。牆垣不修，宅第難安，邊政不治，國家自必多事。從我國歷史來看，自三代以來，幾乎沒有一個朝代，不為邊疆問題所困擾，尤其是北方的游牧民民族—前有匈奴，後有蒙古。整個國家，為了邊疆打了無數的仗，就是為了這個緣故。 近人論治邊，每多推崇清代，尤其是其對蒙古的政策。外蒙古，在一六八八年，由於哲佛的勸服，正式劃入中國版圖。清初，由於帝基未固，且正大舉用兵，刻意經營南方。因此，對北方的蒙古，乃施以懷柔政策，使其順服，並且成為清廷在北方的屏藩。此一政策的宗旨，雖未經明令頒布；但是，我人從十二朝東華錄、大清十朝聖訓裡，清初諸帝的談話，可以徵之。而以後的種種施設，亦皆以此大方針為本。 這一政策，純就統治的立場，可謂高明之至，使得有清一代，凡二百六十年，蒙境相安無事。但是，對蒙古民族來說，卻造成了「今患其弱」的悲局。對此，我人自不能忽略外來的因素—帝俄的侵略；但是，我人更不能忘卻內在因素—清廷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清廷為抵制帝俄的侵蒙，乃一變昔日作風，而採取積極經營的政策。但不幸的是，清廷在改變其政策時，竟不知以收拾人心為急務，徒知採取種種形式上的改革，以圖維持事實上久已失墜的統治權。以致一個富國安邊為目的的「新政」，卒演成「擾民」「驅民」的苛政了。因此，新政推行得愈積極，蒙古人心愈離式。在另一方面，清廷對宗教政策的改變，抑損喇嘛教，致使哲佛忍無可忍，竟至呼吁蒙古民眾反抗清廷。於是，在外蒙就爆發了反清的運動。外蒙在一六八八年，因哲佛的說服，入中國版圖。二百六十年後，外蒙古在俄國干涉「新政」下，宣佈獨立。哲佛對此運動，不但不予抑止，反成為此運動的領導者，時勢的變易，誠令人不勝今昔之感。清廷因哲佛的內向而得有外蒙，垂二百年數十年之久，但也因哲佛的離心而失去外蒙。其主要的關鍵，固在清廷政策的變易，然由此亦可見，在歷史上，哲佛及喇嘛教對外蒙的影響是何等的深遠。 研究此一史實，常失之有所偏袒，且對於由於若干內在的因素所造成的不幸結果，均諱而不言。因此，著述雖多，但能把雙方的立場都顧到，比較客觀的敘述，並不多見。這種情形，從真正研究歷史的立場言，不能不認為是一種缺憾。為期能作客觀的敘述，筆者力求兼顧多方面的觀點、包容各方面的資料。中國方面，直接利用十二朝東華錄、大清十朝聖訓、政治官報及大清會典等文獻，日本方面則有失野仁一等的著述，英美方面，有拉鐵摩爾、斐立脫斯等書；俄國方面，則全據譯本。蒙古方面，筆者雖會從札奇師習蒙文數年，但此時此地蒙文文獻難尋，致學無以致用。惟筆者在中研院及南洋資料室，尋獲蒙文文獻的中英日文譯本若干，也許可以事來彌補此一缺憾。從這些蒙古方面的資料，我人可以看到蒙古人他們自己的說法，從而，或許會有助於我人對此一史實真相的正確認識。

隋代雖然結束了中國分裂三百年的局面，促成南北統一。但在文學史上不是被稱為齊梁餘響，便是唐代先聲，似乎沒有自我獨立的風格與價值。但隋代畢竟留下了文學作品，包括數百首的詩及少量的賦、文，而這些文學作品歷代評價不高，但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尤其是詩。比起其它文體，詩的創作不論質與量都有可觀之處。徐國能在八十七年時曾針對隋詩加以研究，頗有建樹。文中即曾論及隋代樂府詩，但隋代近百首樂府作品，承上啟後，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實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 本文主要以《樂府詩集》中收錄之漢魏六朝及隋代樂府詩歌為主，擬從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對現存近百首隋代樂府進行探究： 第二章主要探討文學的外緣環境，第一節討論的是隋代社會文化背景。本文擬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探討隋代社會文化與文學創作間的關係，希冀從中尋求隋代詩歌發展的內在規律。第二節討論的是隋代文學環境，在隋代之前，南北朝文學早已有了交流的現象，隨著大一統的局面之開展，南北朝文學碰撞與交融的現象更形明顯，使隋代樂府詩呈現出多樣風格的過渡狀態。加上隋文帝對南朝輕侈浮豔的文風深惡痛絕，形成雅俗文學的對立現象。第三節將引據史書及參考資料，分析此一時代的文化藝術與文學創作的環境，並進一步從樂府的沿革、雅、俗音樂的消長視角來探討民間流行音樂文化對隋代樂府詩的影響。 第三章將隋代樂府詩與六朝相同題名的樂府詩比較之後，以了解隋代詩人在邊塞軍旅、豔情閨怨、宴遊寫景、豪客遊俠等題材間的承續與發展。 第四章主要分為三節：第一節討論隋代樂府詩的音樂類型，第二節討論隋代樂府詩的詞語運用，第三節討論隋代樂府詩的句式結構。 第五章強調隋代處於一個文化交融與文學過渡的地位，而隋代樂府詩中擬作樂府佔大多數，所以筆者以擬作樂府為主角，探討擬作方式的沿革、隋代樂府詩篇章結構的布局及意象的經營與改造。 結論將分析隋代樂府的特色：南朝詩風的承繼、北朝文化的展現、樂府題材的拓展、擬作藝術的發揮、新曲辭調的創作。第二部份提到繼隋之後，唐代樂府詩在音樂、命題、內容、體式、化用詞句上的發展，這些都和隋代樂府息息相關。第三部份則對隋代樂府詩在文學史上的定位與評價作一番論析。

西湖既依附於杭州而隨之發展，則杭州在整個宋代的歷史轉變（由北宋時期的南方都會轉而成為南宋時期的全國首都）必深深影響了兩者間關係在宋代的發展，而其間發展的歷程更值得進一步的審視。本文乃擬自此一角度出發，分別從三個面向來討論西湖與杭州之關係在宋代的的發展。 西湖對於杭州在水利民生上的重要性顯是二者關係的基礎。僅以水資源而言，城市所在地區能提供的生產和生活用水，制約著城市的發展規模， 易言之，杭州城之所以存在，乃至於能夠成為南宋的首都，西湖水所提供的民生、經濟功能正是最基本的條件之一。因此，要了解宋代西湖與杭州間的緊密關係，杭州城民生水利上對西湖的倚賴乃是最為基礎的入口。 其次，西湖之所以名聞遐邇，最主要的便是其湖山美景。闕維民指出在杭州的發展歷史中，西湖與杭州城區乃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有機組成部分。城區是杭州的人文載體，而西湖則是杭州城市的自然載體，人文與自然的水乳交融構成了杭州的誘人魅力。 由此可知，西湖麗景的聞名實與杭州的發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因此，要了解宋代西湖遊賞之風的盛行，便須從宋代杭州歷史發展的角度著眼。 最後，伴隨著西湖在宋代成為重要遊賞勝地而來的另一影響，便是西湖在宋代文學作品中愈形常見。所有的文學藝術樣式均是社會文化活動的產物，是某一特定社會文化生活的載體， 因此以西湖為題詠對象的文學作品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時西湖與杭州間關係的現況。雖然西湖與杭州之間的聯繫在這一方面的呈現或者無法如水利民生或遊賞等方面明顯可見，但是這樣的關係卻是基於上述水利民生及遊賞等面向衍生而出的。故要了解宋代西湖與杭州間的緊密關係，則宋代的西湖題詠作品將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線索。

清代前期的后妃制度J為碩士論文，共有十三萬餘言，除緒論與結論外，分別以五大章十四小節論述之，其各章之提要與內容如下說明： 第一串后妃體制之源流：論及關外時期滿族之婚嫁習俗的歷史淵源，以了解早期滿族生活特色與文化本質，並藉由清太祖努爾哈齊婚姻與軍事聯盟的手段分析，其逐漸穩固地位的意義；清太宗皇太極「崇德五宮」建立后妃名號與制度的影響，以針對滿、蒙二族聯結的方略與措施。 第二章后妃制度之建立與完備：滿族入關之後，中央政府組織與機構日漸完備，關於宮廷甄選秀女、后妃之冊立制度、皇室之禮儀等概況，作一分述。就物質層面而言，后妃所穿著之服飾，往往為身份與地位的象徵，透過皇冠、皇袍、器具妝奩、飾品車仗，表現紡織、手工、藝術設計的精華，更可反映出當時物質文北的發展水準，本章討論之重點在於皇帝大婚與后妃之選的宮廷禮儀與制度。 第三章清代前期滿蒙聯姻之發展：滿、蒙聯婚是清初皇室的大事，藉由婚姻關係而架構了滿蒙雙邊穩固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之交互影響，甚至促成滿族強大的統治力量。本章探討順治、康熙二位皇帝的婚姻發展與結果，其中影響清初政局最重要的人物，即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孝莊皇后，她歷經三朝，先後輔助皇太極（夫）、順治帝（子）、康熙帝（孫），對清初政局安定，貢獻深遠。 第四章滿蒙后妃關係之式微與影響：滿、蒙之間由婚盟所衍生出來的親密關係，至雍正、乾隆時期漸趨冷淡。藉由時局不同所產生之影響，以及后妃族籍的多元化，清朝皇室不再僅限與蒙族婚配的情況之下，探訪其所象徵的意義與特質。本章除了討論滿、蒙聯姻政策之下，各層面所引起的互動關係之外，更對清初皇室貴族與蒙古各部子女嫁娶的婚配情形，加以統計量化作一論證。 第五章后妃地位之歷史省思：藉由眾多女子居住深宮廷院的角度分析，其最大心願莫過於有朝一日成為母儀天下的皇后地位，於是皇帝的寵幸成為唯一進階的方式。由於后妃角色與地位，往往繫於皇帝的掌控，女子的命運亦是由君王喜樂來決定，一旦得寵，集三千寵愛於一身；不幸失寵，則落入冷宮或賜死以終，從后妃體制視其女性地位，完全決定於帝王，甚至后妃淪為政冶鬥爭的工具以及維繫國家安危的交換人（物）質。因此，本章即針對后妃地位與角色，在參政的背景與作為之中作為探討之主題。

這一篇論文的題目是：唐代「以詩取士」形成之研究。 針對這樣一個題目，筆者分成三大部份來著手處理。 第一篇導論部份，重點在探究「以詩取士」風氣形成的背景因素。這個背景因素的說明，是基於這樣一個問題作寫出發點來觀察。即唐代乃承漢以下，另一個統一而且鼎盛的帝國。然而，在據以選才的標準上，卻有經學與文學的不同。何以會形成這樣的一個現象呢？筆者分別提出兩個因素：即經學在唐代何以會失去主導地位、以及詩歌文學的崛興來加以說明。 第二篇本論部份，則從制度面和詩歌理論的革新發展，來探討「以詩取士」形成的原因。在制度方面，分別從科舉制度的建立，及「進士科」考試方式如何循著客觀化及標準化的要求演進，終而形成「試詩」這樣一個辦法。在詩歌理論的革新發展方面，則以陳子昂「崇尚風骨」理論的提出與受到重視，說明初盛唐詩風轉換的完成。而盛唐詩風的出現，則為「以詩取士」的形成，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第三篇結論部份，首先從詩歌主題朝多樣化的發展，說明「以詩取士」乃唐詩繁榮的自然結果。其次，約略地檢討了後人對「以詩取士」與唐詩發展關係的說法，歸納出一個簡單的結論。「以詩取士」與唐詩發展，實可分為二期來觀察。在此之前，初盛唐的發展，主要是提供此一辦法形成的基礎；在此之後，則由於「試詩」重在律體，故促進了律體的發展與成熟，筆者並援引殷盤《河嶽英靈集》與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的選詩傾向，前者重在古體，後者重在律體作為參證之用。

撰寫本論文的主要研究動機乃是觀察到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是公司組織日益茁壯的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情形，因此很多公司的管理者只特有少部份或甚至完全沒有持有股權，以致資本市場無法透過正確評價而給予專業經理懲罰，另其完全承擔代理成本。因此本論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即藉由股東透過對專業經理薪資契約的訂定，以影響專業經理的福利，迫使其在追求個人效用極大化的前提下，同時也考慮到公司的整體績效，而使其本身的目標與股東趨於一致。在薪貧契約方面，本論文乃結合股價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以遇險之誘因契約解決代理成本之問題。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是應用Holmstrom(1979)委託人－代理人理論模型之架構，結合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概念，在效用函數為拓數形式之假設下，利用Lagrange乘數法予以推導。推導之結果由數學軟體mathematica數值分析法作比較靜態分析，並以固形方式加以說明。 本論文對誘因契約中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作－比較說明，當努力程度為一連續區間αε[α,α]，且自然狀態為連續且非對稱的情況下，股東所設計的『避險選擇權』之誘因契約，無法達成真正無風險(risk-free)的效果，且管理者在衡量自我效用極大化之下，其最適努力程度並非股東所欲的最大努力程度。而在同樣假設下，股東可透過『避險期貨』設計一無風險之薪資契約，唯此時管理者無法做最大之努力。因此最適遇險期貨契約所具備之特色為管理者所做之努力程度非最大之努力程度，且在均衡下最適契約非無風險組合。 在理論模型方面，本論文以Holmstrom(1979)理論模型為架構，在極大化股東報酬的目標函數下，受限於(IR)及(IC)限制式，即此契約須至少能保證管理者可達到最小保留效用，且讓管理者有誘因可選擇所要的努力程度，得到下列之結果：努力程度（α）受風險趨避係數(a)、最高努力程度（α）與邊際報酬率(s₁)的影響，且最適資本組合數（ρ^*）與最適避險比率（β^*）受最適努力程度（α^*）、管理者的風險趨避係數(a)、保留工資(W)、邊際報酬率(s₁)、即使不努力仍有產出之底線(s₂)、總股數(N)、與談妥之固定底薪(F)等之影響。因此股東在訂定契約時，必須先對管理者的風險趨遇程度、其能力之極限以及整個公司之生產運作、財務狀況有所瞭解，才能訂定出一份真正適合管理者的最適契約。 實證結果發現，運用mathematica數值分析法所得之數值解，皆與模型之結論吻合，證明包含『遜險期貨』之誘因契約，可達到risk-free的效果，免除誘因風險之問題，使管理者努力之誘因提高，更有效地解決代理成本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