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動機與目的 唐代文治武功，均臻極盛，其時蕃胡，慕義尚化，梯山航海，輻輳並至。全國三分之 一州郡，無不有其蹤跡； 近歲極倡復與固有文化，而有唐文化，汲漢、魏餘緒，開兩宋先河；秉承上啟下之樞 紐，具兼容並包之特質。欲窺中華文化之堂奧，宜先探李唐文化之門牆，而李唐文化 ，又因廣攝異族精髓，而大放異彩。故研究在唐蕃胡生活，以及其對文化之影響，則 沿波討源，由枝入幹，亦研究中華文化者所當務也。 二、釋蕃胡 蕃者，化外民族之通稱。周禮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唐人稱外使 為「蕃客」（註三），外商為「蕃商」（註四），外國大船為「蕃舶」（註五），外 國神祇為「蕃神」（註六），皆采蕃之通義；偶爾稱吐蕃為「蕃」（註七），用作專 詞，例不多見。至於「胡」，本泛指北方塞外民族，唐人亦兼指西方諸族。 本文既以在唐蕃胡為對象，則當總括唐人意識中之所有蕃胡：東自日本、新羅、高麗 、百濟；南至占城、真臘、室利佛逝；西習拂菻、大食、波斯、吐火羅、昭武九姓諸 國、天竺；北至結骨、薛延陀、鐵勒；而今日視為邊疆民族，當日實同敵國之突厥、 回紇、吐蕃、奚、契丹、室韋、靺鞨、渤海、吐谷渾、南詔、驃國人民，凡流寓於唐 者，莫不包焉。 三、取材 自兩漢以還，蕃胡即大量入華，漢宣帝時，聚居長安附近胡人以萬數（註一三）；其 時胡人眾多，可由胡奴、胡婢胡巫、胡人從軍、胡人入仕、酒家胡之屢見載籍者推知 之（註一四）。其人入華既久，遂受同化，而與華人無異矣。 本論文亦方軌茲塗，以「文化」為判別蕃胡之準繩，並釐定取材二原則： 原則之一：所謂「唐代蕃胡」，係指唐時來華之蕃胡。 原則之二：蕃胡祖先或其本人唐以前已入居中國，逮唐而華化未深者，仍以蕃胡視之 。 依第一原則，除載籍明指為新入康蕃胡，如質子、使節、降人、俘虜、教士、商胡… …均收入本文外，凡於體質、姓名、風習、職業中，有兩項以上足以證明其可能為蕃 胡者，亦予採納。 至原則二所謂「華化未深」蕃胡，大抵皆載籍尚稱為「胡」者，如唐高祖時之「舞胡 安叱奴」（註四五）、「商胡何潘仁」（註四六），太宗時之「工胡琵琶胡人曰明達 」（註四七）等是。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17996号 / 文博第633号 / 新制||文||598(附属図書館) / 30854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歴史文化学専攻 / (主査)准教授 金澤 周作, 教授 服部 良久, 教授 南川 高志, 教授 小山 哲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法定代理權具有包括性，且本人對法定代理人並無控制能力，則如何避免法定代理人背離立法目的—保護未成年人之利益，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而代理未成年人為損害未成年人利益之行為，乃成為一大問題。我國舊法中，除第一百零六條外，欠缺限制法定代理權之規範，實務適用上遂產生許多爭議、疑問。 民國96年5月23日，立法者參考日本立法例，於民法新訂第一千零八十六條第二項「父母之行為與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相反，依法不得代理時，法院得依父母、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子女選任特別代理人。」，希望透過該條文解決舊法實務之問題。然而在我國條文與日本條文用語有所不同下，我國法是否可如日本法中的利益相反行為制度，發揮一、處理禁止自己代理、雙方代理規定之衍生問題，及二、作為限制法定代理權之上位規範，此二功能，乃是存有爭議的。另外，日本法之利益相反行為制度亦存在許多問題，如：特別代理人制度效果不彰、形式判斷說易於規避、實質判斷說欠缺明確標準等，我國新法是否應全盤引進，乃值得再商榷。 最後，本文結論是反對新法條文和日本法為相同之擴張解釋，並對舊法實務之問題，提出類推適用第一百零七條之看法，希望可以藉此減輕舊法實務所產生之爭議。

鑒於政府業務委外蔚為風潮，政府經費不足及人事組織精簡，為加速辦理地籍圖重測，自民國86年起將重測工作委託民間測量公司辦理，惟推動迄今委外成效始終不彰。影響重測委外制度成效之層面甚廣，本研究嘗試從制度執行面分析，爰由代理理論觀點，以重測委外制度背景及相關規範差異為基礎，探討重測委外制度之內部關係－包含政府委託受託測量公司重測之外部代理，至政府與受託執行官員之內部代理，於該內、外部代理下，各參與者間不同角色互動過程所產生之代理問題，及其對制度執行之影響與關連，以探究何以在內政部93年訂定「重測委託辦理作業規範」，以健全重測委外制度與解決過去推動所遭遇之問題後，至今推行成效仍舊不彰之因，並進而提出本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發現，於缺乏有效誘因與監督衡量執行官員行為、績效之機制下，執行官員未能徹底落實規範內容，致受託測量廠商於重測委外過程中亦便宜行事，換言之，在雙方目標函數衝突下，基於自利與理性選擇，導致政府以消極態度推動重測委外，重測委外計畫始終處於只聞樓梯響階段；在風險態度差異上，受託測量公司於風險分擔、獲利基礎疑慮下，對投標的態度趨於保守，反之，政府為達如期重測公告而對風險忽略，進而影響重測成果品質。此外，因投標廠商不具市場競爭性及無法建立有效濾查廠商資訊機制，於資訊不對稱下，「逆選擇」問題仍舊無法有效解決；加以廠商實際從事重測工作人員依舊良莠不齊或缺乏經驗，不論舊地籍圖描繪及套繪分析、實地進行界址測量或地籍調查，均無法避免「道德危機」之發生。肇因於該等代理問題，導致重測委外相關制度規範與實際執行上有所落差，重測委外成效未彰亦屬可期。 藉由代理問題解決機制運用，本研究建議，在代理人篩選機制上，透過政府建立公私部門測量人力相互派遣管道，增加重測經驗交流學習，並持續推動地籍測量人員培訓計畫，以累積民間重測業者能量，並建立評鑑評等制度，於大環境成熟時，增加選擇性招標方式；在誘因激勵上，應制訂具體長期之重測委託辦理計畫、放寬重測委外期程與區域限制，與釋放地所常態性地籍測量業務委外，並就委外所節省之經費，提撥一部分作為激勵獎金；在監督控制機制上，初期政府應派專人專責進駐工作站輔導及監督，並僅將成果易於檢驗查核之技術性重測工作項目委外，待市場成熟後，配合評鑑評等制度確實落實第三人查核機制以降低監督成本。

本論文試圖爬梳余光中如何在六０年代建立其詩壇和文壇偉岸的文學地位。從五０年代反共文學退潮之後，文學風向開始向現代主義傾斜，但眾家喧嘩，國族與個人之間的彼消我長，更使這個時期文學走向始終如同政治時局動盪難安。但大趨勢則在民族訴求、創作自由與文化薪火相傳之間激盪磨合，意在尋求彼此之間的最大公因數，最終目的無非一個強國的想像。 本文從當時各種思想交匯情況下切入，分析《文星》雜誌在思想文化上的影響力，再從中演繹彼時以《文星》雜誌為場域平台，最為賣力推廣現代詩、現代散文的余光中，如何在這最具影響力的雜誌裡，結合當時的現代文藝家，開創一波又一波的「文藝復興」。 除了和志同道同的作家、藝術家共同掀起文學狂潮外，藉由《文星》的影響力和個人的才氣與努力，余光中也逐漸建立起屬於他自己的灘頭堡。這個階段他的文學生命最具實驗性、也最為狂熾，凡舉現代詩的改造、現代散文理論與創作的建立，還有批評與翻譯地位的確立，都可見其奮鬥不懈的痕跡。因此以《文星》為基礎，爬梳余光中在五、六０年代的風格轉變與文學實驗，最終得出在文壇強烈的西化風下，他選擇告別虛無，改造當時被詬病的現代主義文學，且以回歸文化中國的手法，使五０年代以降，知識分子的文化想像有了具體的作品呼應。這樣的過程中，余光中一方面完成了重要的文學革命，一方面此確立他自身的文學地位，也為六０年代文學史中寫下璀璨的一頁。

本論文題目為《尉天驄與臺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結構上析分為七章，第一章「緒論」，首先說明研究動機，其次對研究題目、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逐一界定。第二章「尉天驄早期的文學活動」，沿著生平與經歷介紹，試圖清晰早年尉天驄與現代主義文學接觸的軌跡，透過分析其少作，驗證尉天驄對現代主義美學的接納程度，試圖探索出尉天驄參與運動的起點。第三章「尉天驄與現代主義的接軌─革新《筆匯》，《筆匯月刊革新號》」，道出尉天驄投身運動的沿革，闡述《筆匯月刊革新號》發刊的時空背景，勾勒其所實踐的理想藍圖，以比較同時期同性質之刊物，論斷時代價值。第四章「尉天驄之現代主義文學研究與創作」，筆者試圖透過解讀尉天驄的論文與評論，歸納其對現代主義文學的主張，並且採取貼近閱讀，以分析詩作與小說呈現尉天驄的藝術高度，兼以檢驗主張與實踐是否產生落差。第五章「尉天驄對現代主義文學的反思─從現代過渡到寫實的《文學季刊》與《文學双月刊》」，介紹尉天驄所主導的第二波現代主義文學傳播，澄清向來對刊物的誤解，透過量測與《現代文學》的距離，凸顯個別價值，達到經緯文學史座標的目的。除此，強調刊物的過度色彩，檢視尉天驄與所屬文學集團之現代主義文學觀的轉變，為接下來全面揚棄現代主義預作伏筆。第六章「尉天驄與現代主義文學的訣別」，利用文學的內外緣發展與時局的困頓，建構出對批判平臺─《文季季刊》─的論述，並且延伸時空軸線至鄉土文學論戰，見證尉天驄與現代主義文學的決裂，完整尉天驄對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參與歷程。第七章則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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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係在討論保險人權利代位權之性質與相關的法律問題。按，損失填補原則為保險制度中之一重要原理，保險代位即為損失填補原則下所派生的一項重要制度。而保險代位，在意義上可以再區分為物上代位與權利代位，本文之重心為權利代位。 權利代位相關的各種問題與爭議，長久以來就是實務與學說討論的焦點，再加上新近全民健康保險法代位求償的問題，使得權利代位的問題更為複雜，值得吾人加以探討。對於權利代位之性質，我國通說與實務見解皆將其定位為「法定債之移轉」。此一定性雖然看似簡單，且長久以來被通說視為當然，但其是否完全妥適，仍有討論之空間。實則，有關權利代位之性質究係為何此一問題，除了法理上的意義之外，更是與整個保險代位制度息息相關。因此，本文之重點即在於對於權利代位之本質加以檢討，試圖建構出另一項制度，使其能更一貫、有體系、有效率、斧底抽薪地處理各種權利代位的問題，此即為本文的初衷。 承上所述，本文將透過文獻回顧法、制度分析法以及比較法研究來進行研究。藉由對於我國以及各國立法例的文獻回顧，本文將權利代位歸納為「實體代位」以及「程序代位」兩大系統，並互相分析比較，以得其利弊得失。之後再參酌英美程序代位理論，對於我國傳統的實體代位—亦即法定債權移轉理論，提出其疑義之處，並試圖就保險權利代位做一建構，使能貼近保險契約之本質、並期能體系一貫的解決各種權利代位的傳統爭議。最後，就本文之理論作一整理與總結，並提出修正建議條文及理由，俾供參酌。

夫上古中原王朝之對外戰事，與其王朝興衰歷程頗有密切關係，則所征伐地區、形態 、及目的等，顯然暗示其王朝上古史上軌．時至今日，諸多先驅學者，研究商代征伐 之事，已有甚大成就，然皆以單篇文章為之，不足為商代征伐之全面認識，故本文綜 合考察商朝征伐之事，欲得上古史中商朝演變之趨勢． 本文首先稽考文獻上征伐之涵義，其自復抽出甲骨卜辭中有關征伐之字，考釋比較各 文字、語法及意義，再者，整理甲骨卜辭中主傲被征伐方國，探索其方國名號、分佈 地域及被征伐過程．最後歸納上述方法之成果，而綜合剖析商朝征伐之目的，結果及 影響，以確定商代征伐之聯串意義．本文內容可分為四部分： 緒論：敘述研究動機、目的、方法及商朝征伐一般模式，以見本文之梗概． 上編：征伐字考述 第一章：「典籍中征伐字述要」舉述典籍所載戰爭動詞，以闡明其本義． 第二章：「甲骨文中征伐字考徵」考徵以商國為主動攻打他方國時所用征伐字，其字 中別有涵義則加以附述． 下編：商代征伐諸方國 第一章：「商代主要征伐方國考述Ⅰ」考述商朝征伐西方諸方國，並探索其方國名號 、分佈地域及被征伐過程． 第二章：「商代主傲征伐方國考述Ⅱ」考述商朝征伐西方及東方之諸方國，並探索其 方國名號、分佈地域及被征伐過程． 結論：就以上各部分章節之探索，甲骨文所見主要征伐字，除征、伐、□、□外，尚 有十四字；典籍中所見主要征伐字，除入、伐、攻、克、取、征、侵、敗、敗績、圍 、滅、戰、襲外，尚有九字，比較其義異同，而商朝征伐主要方國，除□、土、下□ 、方、羌、盂、人方外，尚有四十多方國，以其征伐主傲方國綜論征伐諸方國之實象 ．

一、研究目的：元雜劇發展至嘉、隆年間，由於南戲逐漸興起，北雜劇遂漸衰。萬曆 間崑腔盛行，北曲幾成絕唱，而北雜劇更趨沒落，劇作家開始以南戲傳奇體例創作雜 劇。在這種南北曲交化的情況下，產生了一種新的體製，即為「短劇」，既沒有傳奇 的冗長，也沒有雜劇的束縛，可說是明代戲劇中最特殊的形式。由於形式短小精簡， 不但易於搬演，而且最適合文人陶情遣興，於是染指者漸多。其中又以一折短劇為數 最多，別樹一格，在戲劇的發展上，自然有其特殊的意義與價值，因此以明代一折短 劇作為本論文研究的範圍。 二、參考文獻：劇本採用盛明雜劇本，及其他明、清間刻本，並輔以各種有關曲論之 書。 三、研究方法：以歸納分析之法，了解一折短劇產生的原因及思想內容。並和元雜劇 比較，以便了解一折短劇的轉變及其特色。 四、研究內容：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分析一折短劇的思想內容。第四章討論一折短 劇寫作技巧。第五章結論，討論一折短劇在內容體製轉變的特色，及對清代的影響。 五、研究成果：明代一折短劇不僅體製特殊，而且由於文人從事創作，戲劇藝術價值 大為提昇，別開戲劇之一途，對清雜劇的發展有很深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