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交易法屬財經法律之一環，財經法律為因應瞬息萬變之商業化社會，於規範架構與條文設計上皆較傳統之民、刑法更具彈性。而為維持證券市場之秩序，證券交易法亦對特定事項訂有違反時之刑事處罰規定。此時，財經法律特有之彈性勢必得面臨罪刑法定原則之檢驗。 我國關於公開說明書不實與財報不實之刑事責任規定，在罪刑法定原則之檢視下，目前仍有許多缺失。 首先，在二者出現內容不實而論及刑事責任時，皆可能因尚涉及證券詐欺，而出現證券交易法第171條與第174條之競合。而因二者之刑度不同，適用法條之標準為何即為現行法下之難題。此外，若單就公開說明書不實或財報不實之規範觀之，其本身亦皆存有許多疑義。 就公開說明書而言，除「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公開說明書外，其餘公開說明書若有不實，似皆無相應之刑事責任。而其與財報不實規定之分界、適用證券詐欺之時機及與週邊規定之辨明等，皆有待進一步之釐清。 就財報不實而言，除規範之行為主體、行為客體及行為態樣皆有不明確之疑慮外，規範上的疊床架屋亦增加法條適用上之難度。 本文試圖在了解美國與英國之相關制度後，找出我國法制設計上之問題點，並觀察我國目前司法實務見解在針對此些問題點時，是否有滿足證券交易法及刑法之期待。最後，嘗試提出保有彈性又不違背刑法原則之修法建議與方向。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新上市承銷制度中公開揭露體系之最適管制體系，所使用之理論架構與方法為代理理論。為充份瞭解本研究所提出的問題，本研究首先深入探討我國現行的承銷制度，並依據相關研究理論與結果探究我國目前的承銷問題，其間對於公開揭露體系應有資訊內容之探討，係以理性預期均衡理論為依據。本研究以為無論係現制下的承銷制度或擬議中之競價拍賣制，其主要問題在於公開揭露體系的格式與內容不妥善。其次，我國股市中財務資訊（包括所有公開揭露資訊）的使用效率亦不高。在如許環境下，不知情投資者往往需要支付可觀的市場逆選擇機會成本。 　　本研究假設承銷商為代理人，發行公司為主理人，亟按雙方於通過上市審查後利害衝突之代理關係，分析我國新上市承銷制度中公開揭露體系之最適管制體系。首先以代理理論求得承銷獎酬契約之柏拉圖最適解，並以此結果為基礎，探討因道德危險所產生的次佳解，亦即，在代理人有道德危險的可能性下，最適承銷獎酬契約之特徵方程式。最後則利用充份統計量的概念證明，在次佳解下，代理契約若能增加額外資訊，可降低道德危險的機會成本。也就是在主理人或代理人一方之預期效用維持不變的情況下，相對的另一方其預期效用不會因而變差（會變好）。據此，在代理契約中增加額外資訊，對契約的結果係有價值的。本研究以為，承銷代理契約的設計亦應包括有價值額外資訊之設計，是項有價值額外資訊，本研究定義為承銷商制定承銷價的基礎與所使用之資訊。 　　是以，承銷商制定承銷價的基礎與所使用之資訊應公開披露於公開說明書，是種資訊因直接與投資者之利益相關，所以投資者較有動機使用是種資訊以從事新上市股票申購的決策並據以為上市後買賣決策之基礎。因此，是種資訊不但與股價決策攸關，且可增加新上市股票市場中之資訊使用效率。

本文以「資訊公開」為研究的主要架構。資訊公開原則是證券交易制度中廣泛運用的法制精神，而公開說明書則是發行市場中最重要的資訊揭露工具。本文擬藉由公開說明書相關法律責任的探討，比較我國及美國法制的不同；再經由案例的介紹，了解實務運作上對於公開說明書不實之相關爭點的看法，並提出未來修法上的建議以供參考。 本論文之章節架構如下： 一、說明論文之研究背景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及論文架構。 二、介紹經濟學中相關資訊公開之理論基礎：資訊不對稱理論及資訊不對稱現象所衍生之逆選擇與道德危機、效率市場假說以及代理理論等等。 三、介紹我國現有之強化資訊公開機制，包括公開資訊觀測站、資訊揭露評鑑制度、財務重點專區的建置、對使用者友善之資訊公開介面等等，以及鼓勵企業自願性揭露並建立完善的檢舉人制度。 四、說明證券交易法中與資訊公開原則相關之法律規定，再將公開說明書之定義及認定標準、公開說明書之功能、應編製公開說明書之情形及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做詳細之介紹。 五、探討違反交付義務之民、刑事責任、公開說明書主要內容虛偽不實之民、刑事責任及實務案例之探討。 六、綜合以上，提出本文的結論與建議。

世界各國證券交易所為確保上市之股票符合一定品質，以保障投資大眾，對於公司申請股票上市，均設有一定之標準，合於其標準者，始准掛牌交易。我國除制訂上市(櫃)之積極標準(如設立年限、獲利能力等)外，尚制訂不宜上市(櫃)條款之消極標準。不宜上市條款之誕生，係彙總以往不同意上市之案例型態而訂定，創設初時為14款。正因其係彙總以往具體不同意上市之個案而訂立，是故，隨著時空環境之變遷，亦將有所調整，最多時有18款，現為11款，而不宜上櫃條款係仿效自不宜上市條款，再依其市場區隔之特性，予以增刪調整。 本文先從法制面了解不宜上市(櫃)條款規範之制訂沿革、法律性質並逐款闡析其合理性，再從實證角度出發，探究不宜上市(櫃)條款存在之必要性。蓋一個法案之推行必須考慮其社會成本及潛在效益，故按不宜上市(櫃)條款之不同層面檢驗其必要性，針對該負面表列條款為一經濟效益分析，企圖尋求適當之建議，以為結論。不論係從實際退件情形，抑或以世紀掏空大案-博達案為例，上開不宜條款似既無法提昇證券發行市場品質，也無法有效過濾篩選從事虛偽交易不實記錄之公司，防止掏空資產之情況再次發生，恐怕僅會導致社會成本因上市(櫃)申請準備難度提高而隨之增加，如此，與一個法案之推行其潛在效益應大於其社會成本之想法，背道而馳。 最後，本文將嘗試對我國不宜上市(櫃)條款制度未來發展提出可能修正方向及相關配套措施，期能兼顧上市(櫃)審查規範之妥適性及有效性，以作為日後證券主管機關修法之參考。

本研究主要探討生技產業公開說明書之風險因子揭露對首次公開發行公司5年內的獲利能力做研究，想得知風險因子的揭露是否會影響公司獲利時間的長短。本研究以美國生技產業首次公開發行公司為研究對象，樣本期間為1997年至2012年。 許多文獻指出越來越多公司在尚未獲利前即先行上市，但公司未來的前景及獲利能力卻充滿高度的不確定性，而透過資訊的揭露可使該不確定性下降，因透過揭露，投資者可以了解公司營運狀況及表現，對公司價值能做較正確之判斷， 此時願意提供資金給公司營運，充足的資金使公司未來獲利機會上升。 本研究參考過去文獻，建立資訊揭露的四級指標加上風險因子所揭露的項目多寡，系統性地衡量生技公司公開說明書之風險因子，並以存活分析檢測假說。實證結果顯示：風險因子的內容描述越著重在某些特定資訊，例如：顧客資訊、重要員工資訊、量化資訊的表達、公司未來不確定性、財務需求時，公司未來獲利能力機會大增，而當更進一步的探究時，又發現對顧客資訊和量化資訊的表達越具體，越詳細時，也會使公司未來獲利機會上升。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disclosure of risk factors in the prospectus will influence the probability of the biotech firms to attain profitability. Data is collected for biotech companies of U.S IPOs issued from1997 to2012 as the research sample. Many extant empirical evidence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rtion of firms going public prior to achieving profitability has been increasing over time. There is considerable uncertainty regarding the long-term economic viability of these firms at the time of going public. Disclosures in the prospector may mitigate the effects of ex-ante uncertainty about firm’s value, and disclosures are potentially important means for management to communicate firm performance and governance to outside investors. Therefore, firms can raise more money by disclosing more information in IPO prospectors, because more information reperesent lower uncertainty between investors and firms.This study uses risk factors in the prospectus as concern issue and expects that the quantity of risk factors and the content or description of risk factors will influence the uncertainty and would mitigate investors’ concern. Referring to past literature, this study builds four-class index for disclosure score and uses two classifications of risk factors to systematically measure risk factors in the prospectu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 biotech IPO with more information or some specific information of risk factors, like disclosures of main customers and key employees, will experience good performance after IPO. In addition, more detail descriptions in quantitative risk factors and customers’ information contributed to better performance in the future. In conclusion, disclosure of risk factors in the prospectus are related to firms’ probability of profitability after IPO as expected.

近年來公司財報不實之案件屢見不鮮，如美國的安隆(Enron)、世界通訊(WorldCom)、全錄(Xerox)、默克藥廠(Merck)等一連串公司爆發財報不實之情形，二○○四年日本的西武鐵道、日本テレビ放送網公司也傳出財務報表虛偽記載的消息，而我國從早期的丸億案到近期引起軒然大波的博達案，也都涉及到虛飾財務報表以掩飾公司財務狀況不佳的問題。鑑於公司董事依公司法第228條為財報之編製主體，其能否善盡其職責攸關財報之正確性與否。復考量到相較於刑事責任，民事責任之成立與否與廣大投資人求償的可能性較具關連，故本文限縮研究重心於公開發行公司董事就財報不實應負之民事責任。 由於我國證交法或公司法上關於公開發行公司董事財報不實之民事責任規定，多係參考美國法或日本法之規定，故本文於架構上於第二章及第三章部分先行探討美國法、日本法上董事財報不實之民事責任規定，最後再藉比較法觀點，於第四章部分檢討我國現行公開發行公司董事財報不實之民事責任規定。 本文以為我國法上公開發行公司財報不實董事之民事責任，可分為第三人責任與對公司責任兩個面向予以觀察。就對於第三人責任，主要規範於證交法第20條第1項證券詐欺規定、同條第2項資訊不實規定，以及第32條公開說明書不實規定。惟此等規定賠償義務人範圍、主觀要件、請求權人、適用範圍，甚至是請求賠償時之因果關係證明及損害賠償範圍，學說及實務判決上常有不同看法，應有確立該等規定構成要件內涵之必要性。另外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公司負責人之侵權行為責任、民法第28條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規定，亦涉及董事於財報不實時對第三人之責任。 董事於財報不實時對公司之責任方面，主要檢討董事有無違反公司法第23條第1項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此外，關於美國、日本法上之董事責任減免機制，我國法上僅有公司法第231條股東會承認會計表冊規定及董事責任保險制度較為相關。惟本文以為在現行股東代位訴訟制度尚未修正前，並無引進與其配套之董事責任減免機制之必要。 至於獨立董事與內部董事責任應否區分?本文考量到獨立董事依公司法規定仍為執行業務者，且獨立董事與內部董事現實運作上難以劃定責任區分之標準，認為於我國現行法下，獨立董事與內部董事就財報不實所負之民事責任並無區分之必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生技產業公開說明書之風險因子揭露以及首次公開發行(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前之策略聯盟關係對首次公開發行折價所產生之影響。本研究以美國生技產業首次公開發行公司為研究對象，樣本期間為1997年至2012年。 許多文獻指出當初級市場認購人間資訊不對稱程度越大時，IPO價值之事前不確定性(ex ante uncertainty)越高，因此以事前不確定性的概念來衡量資訊不對稱程度，並透過公開說明書中資訊之揭露作為事前不確定性的代理變數以探討其與IPO折價現象之關聯。本研究即利用公開說明書之風險因子揭露作為事前不確定性的代理變數，並預期揭露的數量多寡與內容描述將影響IPO折價。另外，由於文獻指出策略聯盟所傳達的正面訊號，可能有助於生技公司減少因產業特性所造成的不確定性，因此本研究預期生技公司於IPO前擁有策略聯盟關係將影響IPO折價。 本研究參考過去文獻，建立資訊揭露的四級指標加上風險因子所揭露的項目多寡，系統性地衡量生技公司公開說明書之風險因子，並以多元迴歸分析檢測假說。實證結果顯示：風險因子的內容描述越具量化或越具體，IPO折價越大，並且發現大公司之風險因子揭露數量與IPO折價具正向關係，而生技公司於IPO前擁有策略聯盟關係對IPO折價幅度具有顯著負向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公開說明書之風險因子揭露及策略聯盟與事前不確定性所產生之IPO折價現象之關聯性。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disclosure of risk factors in the prospectus and the effect of strategic alliances before IPO date will influence underpricing of the biotech firms. Data is collected for biotech companies of U.S IPOs issued from 1997 to 2012 as the research sample. Much literature indicates that the greater is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different investors, the higher is the ex ante uncertainty about a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value. Hence, the ex ante uncertainty is measured as the degree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there are a number of studies that use different measurement as a proxy for ex-ante uncertainty including disclosures in the prospectus to examine its relation to underpricing. This study uses risk factors in the prospectus as a proxy for ex-ante uncertainty and expects that the quantity of risk factors and the content or description of risk factors will influence underpricing. Furthermore, since previous studies consider that strategy alliances convey a positive signal to investors which would reduce the uncertainty from the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iotech industry and would mitigate investors’ concern, this study expects that a biotech IPO with strategic alliances before IPO date will affect underpricing. Referring to past literature, this study builds four-class index for disclosure score and uses the number of risk factors to systematically measure risk factors in the prospectu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 biotech IPO with more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or some specific information of risk factors will experience higher underpricing. In addition, in larger firms the greater are risk factors disclosed no matter the quantity or the content and its description, the higher is underpricing.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 between strategic alliances before IPO date and underpricing. In conclusion, disclosure of risk factors in the prospectus and the effect of strategic alliances are related to underpricing as expected.

證券初級市場為資金需求者以發行有價證券的方式與資金供給者交換資金的市場，其主要的參與者有三：有價證券之發行者(資金需求者)、投資者(資金供給者)及承銷商(中介者)，而將三者結合的制度即為初級市場之承銷制度。我國證券市場發展至今，為順應市場自由化及國際化之需求，已歷經多次的變革。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後，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份通過「承銷制度改革方案」，針對初次上市(櫃)之承銷制度及承銷商專業功能與自律機制均有重大的變革，改革幅度為歷年最大的一次，足見主管機關對於證券市場改革的決心。此次承銷制度之改革，是否真能達到主管機關預期之目標，實有探討之價值。 承銷商為證券初級市場的中介者，負責溝通資金供給面與需求面，其角色甚為重要，因此現行法令對於承銷商之經營管理及其業務設有相當多的規範。此外，承銷商在承銷案件中，具有特殊之地位，因此無論是對於評估報告或是公開說明書，承銷商之法律責任均有其探討之價值。 本文首先對於承銷制度之基本意義作一說明介紹，包括承銷之意義、承銷商之角色及功能、承銷商之業務與報酬以及承銷作業程序。其次介紹美國及中國大陸之承銷制度，以為我國承銷制度比較參考之對象。在我國承銷制度方面，首先說明歷年承銷制度改革之重點，其次以承銷制度改革方案為中心，說明現行之有價證券承銷制度，並與外國制度作一比較分析，最後則介紹承銷制度之各種配售方式。 在承銷商之管理與法律責任方面，主要討論現行對於承銷商管理之相關規定，包括承銷商之經營與人員之管理規定、對承銷商之監督機制以及承銷商分級管理制度。最後則介紹評估報告及公開說明書之意義及內容，並討論承銷商對於評估報告及公開說明書相關之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