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門學科，必然都直接或間接的和個人、社會有一定的連繫，當然，哲學亦然，哲學所關切的問題，向來尤其是關乎每一個個人，以及人類全體，從先蘇的宇宙論時期、希臘三哲開始，就關心著人類如何在世界之中安身立命，並進一步針對人類的幸福、德行、善等等的倫理學問題進行討論。 即便哲學曾經一度遠離塵世，所討論的問題似乎越來越抽象難解，予人難以親近之感，但筆者認為，哲學既然是從個人，而且是生存在社會當中的個人出發，最終同樣應回到個人、回到社會之中，哲學不可能、也不應該只是被限縮在遙遠的彼岸，而不與實際社會發生任何聯繫，而事實上，在經過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之後，哲學也的的確確又回到此岸，重新對人類理性、道德、存在基礎的問題進行追問探討。 若以馬克思（K. Marx）對德國傳統哲學的批判為起點，及至更具體地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規律進行分析與發展的預測起，哲學就不再是單單探求社會與人類的存在基礎或認知條件，更是對於為何是這樣的社會，人類是這樣的生活，而不是其他可能的社會、可能的生活，進行追問、批判的考察，於是一個對社會與人類的發展更好的理論體系不再是唯一的問題核心，去揭露與批判社會結構性問題並進行改變更是當前要務。 在這個觀點上，筆者相當認同，哲學對當代社會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對於當今人類處境，特別是在面對現代社會種種已然面臨的以及可能面臨的危機時，我們應該能夠有所觀察、反省、直指問題核心並積極回應。而當代知名理論大師哈伯瑪斯（J. Habermas）在這一立場上，亦和任何對社會問題有實踐上的關心、理論上的興趣的人一般，同樣將哲學的功能定位在實踐指導、反思與批判之上，並以這樣的標準從事其理論研究。 當然，哈伯瑪斯在當代社會的影響力之大，讓任何一個進行相關領域學術研究後輩無法輕易跳過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其理論範圍的廣泛度與深度，他嘗試建立起一個能夠更普遍且更好的說明與解釋社會發展過程的理論，我們可以從一九八一年所出版的《溝通行動理論》（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中，看出他這番意圖。 不過，哈伯瑪斯激發起一些學術研究工作者注意力的另一部份原因，即是他身為法蘭克福學派後繼者，與他的前輩、甚至馬克思，在理論內容上及批判精神上的延續、關聯，對於筆者而言，正是在《溝通行動理論》出版之前的哈伯瑪斯，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間的差異，特別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核心「歷史唯物論」（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重建看法，更是筆者所感興趣之處。

中國共產黨承襲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認為婦女廣泛的參與勞動生產工作為實現婦女解放的前提。中共在1949年建立政權後，大量動員婦女勞動力從事生產工作，並提升婦女在法律及各層面的地位，以實現兩性平等的目標。然而在中國傳統的性別分工制度下，動員婦女就業造成婦女身兼家務勞動與生產工作的雙重負擔，對婦女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效益皆帶來負面影響。中共在動員婦女就業中也注意到家庭與就業矛盾為生產工作帶來的負面效應，因而提出保障婦女就業、實現家務勞動社會化等政策，幫助婦女解決此一問題，然而受限於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足以及對性別分工挑戰不徹底等因素所影響，中國婦女在五0年代仍承擔大部分的家務工作，兩性不平等的就業機會和待遇也尚未獲得完善的解決。

檢視台灣的勞工集體行動，一九八七年的自主工會工潮，以及從一九八八年初的年終獎金工潮延續至八九年的勞工運動，是台灣勞工集體行動的兩波高峰期。之後，在政府的強力介入與壓制之下，勞工意識薄弱，以及各項福利措施的制定與施行，導致工運動員議題貧乏等因素的交互影響下，台灣勞工集體行動也漸趨和緩。 　　然而，自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四日桃園客運產業工會發起怠工罷駛開始，台灣客運業卻揭開了「不斷罷工」的歷史。其中，除了一九九二年六月的基隆客運產業工會，以及同年八月的宜蘭客運產業工會，是少數取得、符合法定罷工的主體與程序外，多數的客運業勞工是透過「非法罷駛」的變相方式，達到實質罷工的目的。為什麼客運駕駛員甘冒可能遭到雇主「依法」解僱的風險？又是什麼原因導致客運業的勞資衝突會以一再的、廣泛的形式出現？ 　　有論者認為，客運業的勞資衝突抗爭事件，基本上都導因於不合理的薪資結構和不人性的管理制度，或是客運業整體勞動條件的問題。的確，就訪談結果得知，超時駕駛乃是長途客運業的常態，而相對高的薪資報酬則是吸引駕駛員服從這套遊戲規則的主要原因。 　　不過，在生理因素限制及社會生活的心理需求之下，經濟誘因仍有其限度。分析長途客運駕駛員的勞動過程，駕駛行為的特殊勞動方式與「低底薪、高獎金」薪資結構，衍生出數項「去勞動化」的機制，包括了：「工作的本能」、「排班的雙重彈性」、「想像的自由」以及「虛妄的權力對抗」。這些彼此交織混雜的機制有利於形成、再製與強化高薪資的共識效果。 　　弔詭的是，客運業特殊的薪資結構與計算方式及勞動過程，不僅衍生了「去勞動化」的機制，也成為客運駕駛員發動「不斷罷工」的主要動能。駕駛員認為自己「到哪裡都可以開車」的背後，除了「駕駛執照」作為支撐之外，關鍵點在於客運業普遍缺乏內部勞動市場以及講求個人化的「計件」薪資計算方式，這使得駕駛員轉換雇主實毋須擔負「年資」的損失；同時，「執照」作為排除其他人進入駕駛勞動市場的門檻，也提供了相對應的高薪資，這使得駕駛員「到哪裡都『只』能開車」。也就說，賦予駕駛員罷工動能的，恰恰是與駕駛員對立、造成駕駛員「痛苦」根源的「薪資結構」——異議正是共識產製的空間。

本文以 1998 - 2010 年臺灣五都改制前 25 縣市的追蹤資料 (panel data) ，探討婦女勞動參與與青少年犯罪的關係。估計方法方面則使用 OLS 與固定效果模型。 實證結果顯示，於控制時間趨勢後，婦女勞動參與率對少年竊盜犯罪人口率有顯著正向影響，符合我們的預期，雖然在大多數的模型中影響幾乎都不顯著，但婦女勞動參與的確對部分的青少年犯罪產生影響。因此，政府應該多提供職業婦女一些社會性的扶助，令婦女在參與勞動時能兼顧家庭照顧與監督的功能。此外，教育程度對犯罪人口率的影響，在有或沒有控制時間趨勢的結果一致。在大多數的模型中，相對於國中及以下的教育程度而言，高中職教育程度和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越高，犯罪人口率則越低。因此，若欲改善青少年犯罪的問題，應可從提高國民平均教育程度著手。

SPA美容產業為一個高度強調一對一服務關係的產業，它彰顯出人際建構和經濟活動的相互關係，也提供了一個頗具討論意義的個案。筆者詢問許多消費者「為何持續指定同一位SPA美容師服務」時，發現大多數人的回答都會提到「因為我給她服務久了」，然而，這答案背後隱藏了哪些意義？過去的文獻指出，「信任感」是消費者持續消費的重要因素，但卻沒有具體交代消費者和特定服務者之間情感建立的過程和細節，讓SPA美容師的專業、雙方的情感化約為SPA美容業者得以預期的資產；「服務久了」也成為消費者和特定服務者長期接觸下，自然產生的結果。於是，筆者將以SPA美容師、消費者的深入訪談為基礎，並藉由田野觀察兩者間的互動，揭示消費者和特定服務者之間情感建構過程中的行動意義及雙方關係的內容。 本文指出，「服務久了」這答案背後隱藏著不同的意義，包括消費者對於特定服務者的信任、依賴和人情壓力等。而消費者所產生的人情壓力呈顯出的不僅是買賣雙方建立於專業技能和知識上的信任關係，還包含了情誼上的信任關係，但卻並非過去文獻所指出「自然而然」的情感絕對化發展，而是業者及服務者透過各種要素建構而成的。 SPA美容師會透過許多方式將消費者「內化」為自己的客人，並將自己的專業作為一種策略，把銷售的商業行為轉化為關心性的鼓勵行為，以及知識性的教導行為，這同時增加了消費者對於SPA美容師的信任，也可以解除SPA美容師在進行銷售時的尷尬。業者也為了助於SPA美容師和消費者建立信任關係，而採行多重又矛盾的勞動策略。這樣的勞動控制也導致SPA美容師的身體被作為一種媒介，而且具載了多重的角色。SPA美容師的關懷者角色，讓消費者因受惠而產生人情壓力，進而「不好意思」更換服務者。雙方長時間所建立出擬似「朋友」的關係，也讓消費者對於更換SPA美容師一事產生忠誠與背叛之間的考量。

台灣身為海島型國家，天然資源有限，卻能在資源貧乏的環境中，展現一枝獨秀的經濟表現，進而位居亞洲四小龍，早期憑藉著普及的國民教育以及勤勞的民族性格，造就相對優越勞動生產力，成為台灣在國際生存上競爭優勢。但隨著80年代後期，台灣無法閉關自守於自由化浪潮之外，仍須面臨國際市場弱肉強食的競爭。貨幣開始承受升值的壓力、國內市場也受到國際開放壓力，台灣比較優勢逐漸喪失。全球化趨勢造成國境圍籬的漸漸模糊，加以近年來社會結構改變，尤其少子化的影響，要避免產業及廠商的萎縮，首重就是勞動生產力的提升，除了維持國際間競爭優勢，同時也在構築未來國家競爭力。本研究將採用經濟部2007年針對製造業對外投資的實況調查問卷資料，回顧整理、分析舊有文獻及理論，並將之歸納為勞動素質提升、資本深化影響及總要素生產力等三層面，以OLS多元迴歸進行實證分析，探討影響對外投資製造業勞動生產力的決定因素，以期對企業提升勞動生產力有所貢獻。

近年來，由於全球景氣迅速更迭，致使整個勞動市場及產業結構亦隨之瞬息萬變，面對社會、經濟環境的劇烈變化之際，企業管理者或決策者對於企業內員工的薪資，則必須考量更具彈性及競爭力的設計，以即時反應公司的營運策略與經營績效的呈現，反觀若從受僱者的觀點來看，則受僱者為能在勞動市場上站穩優勢，亦需清楚掌握本身各項就業條件及能力。換言之，企業之受僱員工的人數或薪資與員工之勞動生產力的關聯性，應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然而，在勞動力人數呈現成長的情況下，工業、服務業及製造業等受僱員工人數成長呈現趨緩現象的同時，主要行業之受僱員工人數或平均薪資的發展將受到影響。有鑑於此，本研究擬針對國內勞動力與受僱員工的影響因素，進行探究，藉以瞭解彼此間的影響關係。其研究結果顯示： (1)工業之勞動人力需求較服務業及製造業為高； (2)服務業之平均薪資整體較工業及製造業為高； (3)低學歷之勞動力較有意願投入工業服務； (4)25歲至49歲之勞動力較有意願進入服務業服務； (5)性別的勞動力與主要行業之受僱員工人數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之目的有四： （一）整理目前我國國會助理工作之特性： 藉由研究來了解國會助理工作之內容及特性為何，進而歸納出國會助理所需之勞動條件。 （二）了解目前我國國會助理勞動之條件： 由於國內多數國會助理研究並未對國會助理各項勞動條件明確予以討論，本研究試圖收集國會助理各項勞動條件，藉以了解國會助理真實的勞動環境情況。 （三）歸納目前我國國會助理勞動之權益： 藉由收集到的資料，分析及討論目前國會助理各項勞動條件之情況，並適時了解國會助理於勞動環境中所面臨之問題。 （四）明白目前我國國會助理勞動權益與條件之間的落差： 在了解國會助理的各項勞動條件後，分析與討論其與現行法令之落差，並提出改善之建議，藉以提升國會助理之勞動條件。 關鍵字:國會助理、勞動權益

立法院於2016年12月6日在紛擾中三讀通過勞基法部分修正條文，這項被簡稱為「一例一休」的新法，自2017年1月1日起實施。包括了：每7日應有一例假日和一休息日、刪除勞工7天國定假日、特休假未休完雇主應發給工資、提高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增加資淺勞工特休假等重大議題。 本研究主要探討勞基法新制對企業及勞雇雙方所產生之衝擊，透過各章節的論述及分析，了解其對企業之影響，進而彙整歸納相對應之措施。本文藉由勞基法背景之介紹，分析一例一休歷史脈絡，更透過比較新舊制度之差異，迅速洞析其在法條上之法理。而從國際相關法規之比較，更發現歐美相較於亞洲，集體協商機制相對完善，彈性工時與部分工時相對比例較高，使其展現在總工時上，也明顯偏低。根據OECD資料，德國是全球總工時最低的已開發國家，卻無礙其競爭力。一例一休實際執行後，若干負面效應顯現，本文彙整各報章、雜誌、媒體所披露之重大議題，藉由多角度深入問題的論述，期能減少勞雇雙方之衝擊，降低企業營運之危機，並提供政府未來相關政策擬定時之參考。

性工作者的勞動權益是一個細緻化的工程，除罪化、合法化的難處、法制政策的價值辯證尚待確立，同時須遷就社會、政治及經濟的現實。 在性工作者的認知中，無論是以商品的方式看待交易行為或認其性交易是處境中求生存的選擇，其實與大眾對於職業選擇並無差異。需要被正視的是性工作者的性服務中，其勞動條件包括：待遇、福利、風險、休假、自主權、工作環境、工會組織、資本形式與股份制度、服務規範的缺乏、服務程序的監督等。再進一步地檢視社會價值觀對性工作者的污名化及社會文化，用歧視性工作的手段進行社會控制。 本研究旨在從性工作者的主體觀點訪談中，期望真實反應性工作者的工作處遇及態樣，對於訪談發現進行分析，輔以他國制度比對相較，藉以了解現我國現行實務上不完備的缺口與參照適用的可能。最後於結論部分，針對性工作者身處惡劣勞動環境、面對的勞動情緒與失去的勞動尊嚴提出看法，並對於相關規定政策及性工作者的自主勞動、社會福利提出建議作為未來相關議題研究者之參考。 / When it comes to labor rights of workers who provide direct sexual services, it is the meticulous and painstaking process. Due to difficulties of decriminalization of sex work and of legalizing as well as the value of legal policies is yet to be set up, we often take soci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s for th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 As those worker’s understanding, the services they serve are familiar with others, that is, they work like others do as they serve whom need it. However, they do not get the same rights and protection as others, such as labor welfares, labor insurances, labor protection, and rights to union, Furthermore, they are living under the control of stigmatiz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The main focus of the study is to explore and reveal commercial sex workers' working conditions and status through the interviews .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and induction of the data from the interviews, we hav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of sex work policies between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so as to find the gap between current practices and applicable policies. In conclusion, we suggest those sex workers who work in bad working condition and suffer misunderstanding, stigmatiz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the better way to get the decent work. Also we offer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urther related study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