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在於探討開發業者提出開發計畫並與地方政府取得協議書的階段，亦即兩造協商至簽訂協議書的過程。於「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辦法」第七章之協議書專章，與經濟部商業司研擬之「開發設置工商綜合區協議書」樣例中可窺見協議書內容不外乎是要求明列回饋項目、捐獻金額與捐贈土地面積大小等事項。於此，本研究嘗試瞭解協議書於工商綜合區開發時扮演之角色、又業者與地方政府在協議回饋或開發條件時，如何在協商、談判過程中達成協議並簽訂協議書。

本研究希望了解在自由貿易協定的架構下，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及後續的貨品貿易協議，將會對臺灣醫療器材產業造成何種的衝擊？最後提出相關對策與建議。 近年來國際經貿形勢快速變化，國與國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或多國間簽署區域貿易協定已蔚為風潮。根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統計，我國2014年全年對外貿易總額為5,880.7億美元，在前五大貿易夥伴中，截至2015年5月止，僅中國大陸及新加坡與我國簽屬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FTA)，臺灣與大陸於2010年簽署完成的FTA又稱為「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ECFA)」。 在ECFA框架和精神下，兩岸兩會另於2013年6月21日於重慶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議」)，目的在於強化兩岸服務貿易的連結並打破關稅障礙。雙方在協議的開放品項中，陸方承諾開放80項(非金融65項、金融15項)，我方則承諾開放64項(非金融55項、金融9項)，其中37項屬新增或擴大開放陸資項目。然而迄今，這項服貿協議仍未通過臺灣立法院的審查，無法真正落實協商條文。 根據工研院IEK資料顯示，醫療器材產業是我國生技產業中營業額和成長幅度居首的產業，十分仰賴出口，在2012年的外銷比例就高達42%。然而我國醫療器材產業多屬中小型企業，全面的實施兩岸貿易自由化，將對產業產生何種預期的衝擊，正是本文想要了解的地方。 本文剖析服貿協議的條文，並研究經濟部國貿局「貨品輸入規定細則彙編」及「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中關於醫療器材MW0(不准輸入)及MP1(有條件輸入)的類別，以推敲未來全面開放後可能會受到較大衝擊的品項。並佐以IEK的研究資料，以國內350家醫材業者為調查對象，探討服貿協議對醫材業者的預期衝擊，並從中蒐集92家販賣業對「貨品貿易協議」(以下簡稱「貨貿協議」)之回饋意見；並另外選擇30家製造業廠商進行深入的質性訪談，探討未來兩岸貨貿協議簽署後對製造業的預期衝擊。 結果顯示，兩岸簽署ECFA，37.7%的廠商的認為臺灣產業發展瓶頸是「後續醫療器材商品價格會受到衝擊」，其次是23.4%「商品可替代性變多」。高達74.3%的醫療器材廠商表示未來的公司人力資源將不受協議簽署的影響，66.9%的廠商對後續商品進口量抱持著不變的看法，69.7%的廠商對商品的出口量預測維持不變。而兩岸交流密切，高達41.7%的廠商認為價格終將遭受破壞。而在政策期待方面，有高達59.1%的廠商認為兩岸法規認證的相關規劃十分重要。面對開放，高達41.7%的廠商最想了解的是大陸經營法規的研究。 若未來貨貿協議完成簽署，臺灣企業在經營策略方面，有高達32.3%的廠商希望政府趕緊完成區域經貿整合，避免在國際市場上被孤立。最後我們也參考專家座談會的結論，提出相關的產業輔導建議。

本文延續Nielsen, Raimondos-M□ller and Schjelderup (2003)一文所設立的兩國模型，來探討在會計分割法 (separate accounting)與公式化分配法 (formula apportionment)等兩種會計制度下，跨國企業與地主國政府使用單邊預先訂價協議時，對移轉價格之訂定與其所產生的效果。由結果得知，不論是採用哪種訂價方法，在預先訂價協議之下，所得到的移轉價格均會受到「談判力效果」、「稅負誘發效果」與「策略性效果」的影響，其中「談判力效果」是預先訂價協議模型的特色，當「談判力效果」為正值，代表提高移轉價格將使地主國的社會福利增加，反之當「談判力效果」為負值，則提高移轉價格將使地主國的社會福利下降。 此外，跨國企業與地主國政府哪一方的談判力愈高，愈可以訂定對其有利的移轉價格。當地主國政府完全沒有談判能力時，跨國企業對於移轉價格有絕對的決定權，則利用預先訂價協議所決定的移轉價格會與Nielsen, Raimondos-M□ller and Schjelderup (2003)一文所得出的結論相同，亦即「談判力效果」為零。 而在預先訂價協議的應用上，跨國企業方面，因為跨國企業藉由犧牲部分利潤，以換取稅負的穩定，所以其利潤在使用預先訂價協議時會比較小。而地主國政府只要擁有部分的談判力，其社會福利在使用預先訂價協議時會比較大。由此可知「預先訂價協議」是一種對雙方都有利的談判。

1947年11 月29日聯合國通過第181號決議案，將巴勒斯坦分割給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從此造成中東地區的紛爭。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介入中東地區，歷任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詹森、尼克森、福特、卡特、雷根、布希及柯林頓等10任美國總統介入中東事務，其中以艾森豪總統1957年提出的艾森豪主義、1967年詹森總統發表的中東五點和平原則、1969年尼克森總統的羅吉斯計畫及1973年季辛吉的穿梭外交、1978年卡特總統的大衛營協議、1982年雷根總統的雷根計畫、1988年國務卿舒茲發表的舒茲和平計畫等中東和平政策最具代表性，但是都無法促成中東地區的和平。 1991年冷戰結束，蘇聯瓦解，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強國，良好的國際環境，美國中東能源的需求、柯林頓個人政績的追求等因素，促使柯林頓政府接續布希政府的馬德里和會積極介入中東地區推動以巴和平進程，期間美國以「胡蘿蔔與大棒」、「以土地換和平」為策略，促使以巴雙方於1993年9月13日簽訂「以巴自治協議」、1994年5月4日簽訂「開羅協議」、1995年9月28日簽訂「塔巴協議」、1997年1月15日簽訂「希布倫協議」、1998年10月23日簽訂「畏河協議」及1999年9月5日簽訂「夏姆錫克協議」等6項協議；當然，柯林頓政府不願意也不能夠對以色列施加足夠的壓力、以及以巴和談是按照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最後導致談判問題過於繁多、大衛營談判無果而終也與柯林頓總統任期即將結束有關等因素，致使以巴無法達成永久和平。 本論文共分六章，茲將其內容分述如下： 一、第一章為導論，主要介紹本文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研究範圍與所遭遇的限制，並說明資料的來源等。 二、第二章為美國中東和平政策之回顧，以時間區分為四階段，1947年至1966年為第一階段；1967年至1972年為第二階段；1973年至1981年為第三階段；1982年至1992年為第四階段。 三、第三章為柯林頓政府推動以巴和平進程之背景，良好的國際環境為柯林頓政府創造了介入中東和談的契機，接著馬德里和會的召開，美國能源的需求，柯林頓個人的人格特質等因素，讓柯林頓政府得以推動以巴和平。 四、第四章為柯林頓政府推動以巴和平進程之策略與過程，「胡蘿蔔與大棒」、歸返土地換取和平、1993年以巴自治協議、2000年以巴最終和平協議草案，為柯林頓政府推動以巴和平策略與過程。 五、第五章為柯林頓政府推動以巴和平進程之評估，說明柯林頓政府在以巴和平進程的努力中雙方獲得多少成果，政策上有何缺失，並評估面臨的挑戰。 六、第六章為結論。 關鍵詞：柯林頓政府、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巴自治協議、以巴和平最終協議

2015 年年底，⽇本與韓國政府迅速發表有關慰安婦議題的協議。雖然此協 議在國際上獲得讚揚，然⽽卻引起韓國⼈民、慰安婦及⽀持者們的嚴厲批判。 這「最終定案」的協議被視為對犧牲者的背叛，於是幾百位韓國抗議⼈民，包 括慰安婦，⾛上街頭並譴責協議。簡⾔之，慰安婦議題橫亙韓⽇兩國之間且相 當棘⼿。過去幾⼗年，韓國⼈民對於⽇本的道歉感到不滿。因此本論⽂將探究 韓國⼈對於⽇本道歉持續不滿的原因。本研究會依循2015 年協議無效，並進⼀ 步揭露協議真正的⽬的。本論⽂以質量分析研討諸多學術性期刊、報告等資 料。 / At the end of year 2015,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governments announced a quick agreement over the long-standing issue of “comfort women.” While the agreement won international praises, it raised sharp criticisms from the South Korean citizens, the former comfort women and their supporters. This “final and irreversible” deal was seen as a betrayal of the victims, leading hundreds of South Korean protesters including former comfort women out on the street to denounce the deal. The comfort women issue remained a stubbornly unsolvable issu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or the past decades, South Korean people were never satisfied with Japan’s past apologies. This thesis aims to study the reasons behind South Korean people’s constant dissatisfaction towards Japan’s allegations; to trace the ineffectiveness 2015 agreement; and to reveal the true purpose behind the agreement.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various scholarly books, journals and reports relevant to the topic at hand.

二十餘年來，兩岸之間經貿、社會與文教交流頻繁，雙方關係已呈現密不可分的趨勢。然而，由於兩岸的特殊情勢，導致政治與經濟、社會發展方向背道而馳，而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制度缺失」的現象，無法將雙方交流互動所產生的合作或問題，以制度化方式予以規範及解決。2008年6月兩會重啟協商，迄今已簽署18項協議，所涉事務範圍廣泛，涵蓋經貿、金融、農漁業、社會、食品安全、核能安全等領域，均與台灣民眾之權益及福祉息息相關。然而，簽署協議並不意謂所規範之事項或欲解決之問題即能完善運作，重要的是，必須由治理層面看待協議內容，方能確實達成協議創立之目的。 然而，迄今探討18項協議之多著重於協議內容之簡述及分析為主，較少由治理層面予以系統性分析。有鑒於此，本文將透過以制度主義探討國際關係之首要理論：國際建制論（International regime）作為理論基礎，探討兩岸協議治理議題。在研究案例上，則選擇18項協議中，涵蓋層面最廣，影響最為深遠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希望在建制治理的相關概念與理論的基礎上，透過深度訪談及過程追蹤等研究方法，探討ECFA的治理成效。為達成此一目的，本研究建立一研究架構，就各項可能變數進行描述與分析，論述ECFA制度性治理內容，及建立評估治理成效指標等，以利對兩岸協議治理研究有初步貢獻，並可作為評估協議成效之實務參考。 / Since June, 2008, Taiwan’s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SEF) and PRC’s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RATS) have reactivated the cross-strait negotiation. To date, they have held eight Chiang-Chen Talks, signed 18 agreements, and reached two consensuses. These agreements have established important framework and blueprint for cross-strait exchanges and aimed at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on both sides. However, those agreements signed do not guarante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born out of the talks.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should mak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those agre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to help realize the goal of the agreements. Yet most research papers fail to develop a systematic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by merely emphasizing on the literal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articles of individual agreement.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ill employ international regime theory, which argues tha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r regimes affect the behavior of states and act as the main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for investigating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governance aspect of those agreements. This research chooses ECFA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as the object of research, because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mprehensive and influential agreement among the 18 agreements. In order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ance element in ECFA, this research establishes a research framework which is capable of describing and analyzing relevant variables and set up evaluation indicators. 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 and process-tracing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and applicability of above-mentioned research framework, and through study and analysis it has proven that this research framework can act as a reference for evaluating effectiveness of governance in agreements when put in practice.

以香港、臺灣為根據地之三合會、日本黑社會龍頭三口組、義大利西西里黑手黨、美國黑手幫、俄羅斯黑社會、哥倫比亞販毒集團所構成之犯罪組織網，已全面控制地球6分之1陸地。跨國性犯罪集團為覬覦龐大利潤，採合流結盟、分工模式，全球黑道之結構、成熟度、關係網、連結洲際之指揮系統、控制手下之精密手法，以及其超凡之持久力，遠遠超過任何國家。 隨著國際經貿與人口往來，組織犯罪逐漸演變為具跨國性的犯罪組織，世界各國均體認到組織犯罪的危害性，並積極透過國際合作與司法協助，期有效遏止組織犯罪之威脅。隨著中國大陸市場的開放並與國際接軌，兩岸關係日趨緊密，交流互動中衍伸治安及跨區犯罪問題，兩岸四地幫派組織有某種程度的互動或策略聯盟，由於組織成員散佈廣泛，並與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日本或東南亞地區等境外組織犯罪份子建立「策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兩岸四地組織犯罪已具高度跨國機動性，兩岸同受治安威脅，當前兩岸共同防制犯罪機制僅止於「金門協議」及非正式的管道。 兩岸須正視組織犯罪之威脅，面對組織犯罪跨境化的威脅與發展，有必要運用綜合性安全、非傳統性安全的概念，整合兩岸整體力量，在鞏固現有機制之原則下，創新思維，擴大合作空間。本文研究發現，兩岸目前在金門協議及非正式合作管道中，已隱含某種程度司法協助性質，對未來建立兩岸合作機制，將可引以為基礎架構或模式，同時雙方在歷來的合作模式中均有默契的避免涉及政治或主權爭議，因此未來兩岸在建立共同合作防制犯罪之機制，以個案累積經驗基礎，建立互信及默契，逐漸朝向通案模式進行，並在鞏固現有機制前提下，在擴大金門協議適用、實施有限的跨境調查、建立兩岸刑事警察聯絡官、推動兩岸警政高層互訪、相互協查犯罪資料及協緝通緝犯等議題方面尋求突破，對於機制的建立毋須堅持涉及主權及敏感之「名稱」，只要能兼顧臺灣主權地位，創新思維，對建立兩岸共同合作防制犯罪而言，不失為一個有利的方向。

面對跨國企業積極辦擴張海外市場並做好全球佈局的準備，而各國政府更是積極的在做貿易協議，為自己國內企業開拓互惠互等的貿易商機，我國也於2009年提出《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ECFA），並於2010年6月29日在中國大陸重慶正式簽訂此一雙邊經濟協議，更於2012年8月9日完成簽署了《兩岸投資保障協議》（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簡稱投保協議），臺海兩岸貿易的往來將因此更為密切。在ECFA與投保協議生效後，在臺陸資企業的營運策略勢必有所調整，其中經營業務朝向多樣化便是陸資可能採行的策略，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多樣化策略的相關文獻與實證分析，來探討在ECFA與投保協議生效後，影響在臺陸資業務種類多樣化的決定因素。 　　經實證結果發現，組織型態、行業類別、技術來源與建立分工體系是影響在臺陸資業務種類多樣化的決定因素，另外，透過調節變數「設立時間」的影響，發現「廠商規模」、「行業類別」及「技術密集度」這3個變數，會在設立時間長的情況下，分別成為在臺陸資在ECFA與投保協議生效後，影響在臺陸資業務種類多樣化的決定因素，亦即廠商規模越大、主要投資於製造產業以及具有高技術密集度的在臺陸資企業，若其在臺設立時間越長，將越傾向發展業務種類多樣化。

台灣經過政府於70、80年代有系統設立經濟特區的架構，搭上全球電子產業的發展浪潮，讓台灣經濟透過這二次成功的特區經驗而在電子產業鏈中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由於兩岸的政治因素，台灣在過去10多年間的封閉而使得產業無法有效的運用產業分工模式，將70年代由歐、美、日相關產業移植到台灣，使電子產業蓬勃發展的作業模式得以複製到大陸，並為達到產業最大的效益，企業將研發及高端作業留在台灣，而將製造端之技術層次較低階的部分轉由大陸生產，但這不僅使得台灣本地在製造端的競爭力落後亞洲四小龍各國，也使得台灣資本市場的表現被香港遠遠的抛諸於後。 　　2008年後，政府除致力於投資法令的放寬及調整，希望能將已落後香港資本市場很遠的部分活絡起來，這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即是，吸引海外經營有成的台商回台上市，或是已在海外掛牌的企業回台發行TDR等商品，其主要著眼於台灣資本市場不僅發行成本低、投資人對產業的熟悉度、參與度高的優勢，以及兩岸ECFA的簽定後在市場流動性、P/E值高的有利因素下,更能吸引國際資金的投入而形成聚市效果，使台灣資本市場的特色更能有效的展現出來。 　　本研究以一家已在香港上市的台商，在考量前述的各項因素，及在香港的股價表現不如預期的情況下，大股東擬規劃經由協議安排的收購作業，透過股東會及公司設立地法院的同意，以價金支付予小股東的方式，將上市公司先行私有化；爾後再依台灣相關上市法令，向台灣證券交易所(或櫃買中心)申請上市掛牌的作業模式，予以有系統的整理及歸納，以最經濟有效的方式來選擇或改變最適合的掛牌地，符合在法令上的限制、並減少上市費用的支出、作業時間。藉由本研究的案例探討可提供政府未來在吸引台商回流施政之參考，以及有此需求的企業相關之建議，不管是在資金需求面、法令配合面、股本規劃面等議題之考量，同時企業本身也需考量自身的產業特性、產業位階及獲利狀況等各方面，以確定申請掛牌的地點是否符合企業真正的需要。此外，企業不僅對於去海外上市要審慎評估其利弊得失，於經濟情況改變而需考量轉換交易市場時，亦需兼顧原上市地的股東權益及成本負擔等各項因素，才能真正符合企業轉換上市地點之利益。

我國於2004年底完成「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營業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之發布作業，其中內容對於預先訂價協議亦有詳細的規範，其目的在減少移轉訂價事後查核所引發的爭議及所造成的行政負擔。鑑於我國預先訂價協議制度，與其他先進國家及中國大陸之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本研究透過國內外文獻及先進國家與我國對預先訂價協議處理之比較分析來檢視我國預先訂價協議制度可能遭遇的困難及解決之道，並對與中國大陸簽署雙邊APA之可行性加以探討。 / 本研究發現我國預先訂價協議制度和國外相比較有很大不同，其中包括設定苛刻及高門檻的申請條件、裁量權極大的初審機制、而無供雙向溝通之預備會談機制、亦無專設之小組專門處理APA之申請案、雙邊或多邊APA申請程序付之闕如，以及不能追溯以前年度尚未核定之案件等。這些不同，都將是日後推廣簽訂單邊、雙邊或多邊APA之障礙。 / In the end of the year 2004, our country issued “Regulations Governing Assessment of Profit-seeking Enterprise Income Tax on Non-arm’s Length Transfer Pricing (TP Regulations).” For the purposes of reducing the disputes and administrative burden caused by the post audits relating to transfer pricing issues, there are some provisions grouped into a proper chapter for regulating an APA program in TP Regulations. In view of the big differentials of the APA programs between in Taiwan and in some other progressed countries and in Mainland China,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view and test our APA program to see if any difficulties to be encountered and resolved through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publications and also studies the possibilities to conclude bilateral APA with Mainland China. / This study lists some big differentials while comparing APA program in Taiwan with that in foreign countries. Such differentials include setting some conditions severe and high threshold for application, initial examination device solely controlled by tax authorities but no prefiling conferences for developing two ways’ communications, neither proper APA teams in a tax authority nor special procedures for dealing with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APA, as well as no rollback of transfer pricing method and etc. Those big differentials will limi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unilateral,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APA in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