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航運｢大三通｣在秉持「尊嚴、對等、安全」的原則下已於2008年12月15日付諸實施，台灣港口隨大三通的通航，經營環境對應的型態也將隨之改變，須構建新的思維，提高港口的競爭優勢，尤其近年來國際運籌管理的模式不斷的創新作法，以服務為基本依歸，臺灣港口有必要適度隨直航調整與修正，本研究內容將探討國際港口運輸的服務功能，港口營運組織及經營方式能往多角化、企業化、國際化的方向轉變，也比較兩岸直航前後影響程度和經營績效分析，以因應航運業進行運籌管理的運輸及倉儲相關服務需要。 因此，研究發現臺灣港口為因應政府發展全球運籌管理計畫，政府相關的配套法規及措施，必須針對全球港口的競爭，進行全面性法規整合及組織變革，港際競爭與航商需求變動為影響港口經營最大因素，政府未來應思考如何與大陸港口策略聯盟，即聯合又競爭的關係，使港口成為國際供應鏈之重要環節，並運用台灣長期在航運地位的競爭優勢，拓展高附加價值之轉運服務，政府必須營造健全的全球運籌管理相關法制環境（通關、租稅、金融與電子商務等），並以現有資料分析未來臺灣港務公司經營上利弊得失，預期改制港務公司營運目標和方向的參考，並持續改善港口基礎建設環境，締造雙贏。

兩岸交流開放20多年以來，經貿交流的進展最快速且最為明顯，台商赴大陸投資，不僅帶動大陸的經濟現代化發展，也拓展了台灣產業的全球化佈局。雖兩岸經貿交流頻繁，但因兩岸關係特殊且分屬不同的政治實體，雙方為避免重複課稅，各自單邊採用「抵免法」，但實務上因無稅務合作與交流，仍無法有效解決重複課稅問題。根據陸委會估計，大陸台商目前約有80萬到100萬人，由於兩岸稅收訊息無法有效交流，我國政府無法確實掌握台商在大陸實際所得及納稅情形，致無法給予稅收抵免優惠，亦無法有效防止不肖廠商逃漏稅；同理，大陸方面亦然。兩岸專家學者及大陸台商認為要解決逃漏稅及雙重課稅的問題，應在彼此承認的情況下簽訂兩岸租稅協議。 早在1990年代開始，兩岸就有稅收合作的理論探討，但由於兩岸稅制的差異和政治因素影響，一直沒有形成具體措施。自2008年政黨輪替後，兩岸關係出現歷史新契機，雙方恢復了制度化協商管道，兩岸已歷經六次會談，共計簽署十五項協議及一個共識，為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奠定重要基礎，也創造互惠雙贏的成果。整體而言，這些協議執行成果已逐漸顯現，兩岸民眾也享受到兩岸交流所帶來的便利與福祉。有鑑於現今經濟全球化及區域一體化的趨勢下，兩岸立足當前，著眼未來，在推展經貿關係正常化的同時，努力建構兩岸稅收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將有利於兩岸經濟持續正常發展。原本預期在2009年第四次「江陳會」簽署的兩岸租稅協議，由於雙方在課稅權的認定等觀點不同，加上台商反彈聲浪變大，雙方在最後一刻決定暫不簽署。 本文嘗試從租稅理論及相關文獻探討，評估兩岸租稅協議簽署之必要性。再透過檢視國際通用之租稅協定範本，比較各個租稅協定範本的優缺點，以作為簽署時之參考依據。藉由深度訪談法，蒐集台商等訪談者對該議題之觀察評析，藉以釐清兩岸簽署租稅協議之利弊得失，並透過跨國比較觀點，找出可供政府簽署兩岸租稅協議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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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已對於服務業市場進行逐步開放，然面對全球服務貿易自由化之趨勢，以及我國產業結構面臨調整轉型之際，政府欲藉由服務業之發展，帶動經濟成長，使服務業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由2004年行政院所提出「十二大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至2009年推動的「服務業發展方案」，未來持續推動六大新興產業、十大重點服務業等細部措施，可看出政府近年來對於服務業的國內發展和對外拓展重視程度不斷增加，期望能將整體服務業的附加價值提升，創造就業機會，增進整體經濟與生活品質。 台灣於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服務業開放承諾項目共計119項，惟對中國大陸並未按照入會承諾履行開放義務，直到2010年6月29日，我國與中國大陸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以下簡稱ECFA），開啟兩岸經貿自由化之契機，依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第4條規定，雙方後續將推動服務貿易協議，進一步開放服務業市場，未來我國將面臨服務業對中國大陸履行入會承諾之壓力。 本研究將分析兩岸服務業發展現況、相互開放情形及我國對中國大陸開放服務業之原則，探討未來ECFA服務貿易協議我國於協商時可能面臨之挑戰及市場開放議題可能涉及問題，並提出政策建議。 / Since Taiwan acceded to WTO, its services market has been stepping up the process of liberalization. However, confronting the trend of global liberalization of services trade and the change of industry structure, Taiwan government would like to boost its economic growth by developing services industry. The policies “A guiding plan for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2004)” and “The program of services industry development (2009)” will keep promoting the six rising industries and the ten key services. Taiwan government focuses on not only its domestic but also foreign services markets in these years, hoping to increase the value add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quality of life. Taiwan acceded to WTO in 2002 and opened 119 services sectors in GATS. But it didn’t fulfill its commitment of opening its services market to Mainland China. After, the signing of Cross-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on June 29, 2010,both governments have formally started the trade liberalization. According to ECFA Article 4, Both parties will enter into negotiation of an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for further liberalization of services market. By the time, Taiwan will encounter great difficulties in liberalizing its domestic market and the pressure of fulfilling its commitments in GATS. The study will try to analyze the liberalization status of cross-straits services market, the principle of Taiwan market liberalization to Mainland China, the difficulties of negotiation on trade in services, the issues regarding market access and suggestions.

Basel III和Solvency II 對法國銀行系統的影響 / Follow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2010 European Sovereign crisis, regulators and supervisors were urged to improve and reinforce the regulation of the banking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and assist banks from failing and provoking a system-wide crisis. Similarly some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to regulate and reinforce the insurance industry in the EU. Basel III accords have been set up as an emergency measure and response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that hit the world in 2008 following a liquidity crisis that has started in 2007. Basel II framework had never been made to resist a system wide crisis and was not anymore effective in regulating the banking industry following the important deregulations that happened in the 2000s. Similarly to Basel, the primary goal of Solvency II is to prevent (with a 99.5% probability or 1 chance over 200) a company from ceasing payments and/or going bankruptcy. It has therefore introduced a complete framework relying as well on three pillars which have been adapted to the constraints and specificities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Bank-insurances which are companies offering both insurance and banking services are therefore subject to both regulations. Moreover despite increasing their offerings, bank-insurer have to adapt to a complex maturing environment. The future of their business strongly depends upon their strategic choices regarding growth, profitability and mandatory compliance to regulation. They need to start and/or accelerate their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in order to take into account this changing environment. The regulations are becoming more binding and therefore questioning the model of a global bank (as the banks have to increase their level of required capital). Despite these challenges, they still have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on the French Market.

2008年兩岸兩會復談後，大陸與台灣的經貿關係也因為經濟交流腳步更加緊密，彼此成為非常重要之貿易與投資夥伴，兩岸於2010年簽訂ECFA之後，2013年再簽訂攸關台灣經濟前景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議」)。由於社會各界與媒體對於協議利弊有著巨大爭議。至今尚未通過。 本研究為探究台灣報紙如何再現「服貿協議」，以兩份一般性報紙─《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與兩份財經報紙─《工商時報》與《經濟日報》，自102年6月21日至103年2月20日，分析探討報紙之消息來源、報導偏向、議題設定以及框架運作模式。 研究發現，一般報紙與財經報紙在消息來源、報導主題與新聞框架與文本特色具有顯著差異，與過往研究結果類似，兩類報紙的消息來源仍然偏向傳統菁英消息來源(政府、政黨與學者專家)，只有財經報紙比較注重服務產業的意見；報導主題部分，一般報紙偏向報導「服貿協議」政治層面，財經報紙則維持財經報紙特色，經濟議題比例仍高；新聞框架方面，政府與政黨論述為兩類報紙偏好之框架，唯財經報紙的經濟框架報導比例較一般報紙高。 本研究認為，兩份一般報紙於「服貿協議」事件出現「資源動員」現象，而且報紙各持己見的立場非常鮮明，媒體的角色已不再是溝通與對話，而是包裹具備立場的論述，且《中時》與《自由》兩報的立場截然不同。反觀財經報紙，雖然仍具備支持政府之立場，但是仍能就事論事，從經濟層面剖析「服貿協議」對於台灣經濟之利弊。

「氣候變遷」此一名詞出現時，大多被認為是人類活動對氣候所造成之影響與後果，1988年成立的《聯合國跨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of the UN , IPCC）每六年發表一次《全球氣候評估報告》，於2001年第3次氣候評估報告即點出，未來之氣候變遷將不再侷限於評估人為活動對氣候的影響，氣候自然變化同為評估重點。而最近一次在2013年發表第五次氣候評估報告則指出，預估到本世纪末全球地表温度將持續升高1.5至2.0℃，該報告指出有95%的可能性，人類活動是自1950年代以来地球暖化之主要原因。 科學家們早已一再提出警告，氣候變遷將導致水災、旱災、沙漠化、海島陸沉、糧食危機、氣候難民、戰爭、生態浩劫等各種無法逆轉的事件層出不窮，本論文將就因應氣候變遷而衍生之綠色專利審查機制，得以快速取得綠色專利權，進而可適度抑制溫室現象之綠色產品將大量出現，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之綠色專利亦將被大量運用。人們可盡一己之力來為減緩地球暖化做出貢獻，徹底實現世代正義，於此同時綠色經濟所帶來之商機亦將無可限量。 關鍵字：氣候變遷、智慧財產權、綠色專利審查機制、世代正義

本文旨在探討美國因應金融全球化的調適之道。由於美國首屈一指的金融大國地位，所以美國不只是被金融全球化所侷限，甚至能反過頭來型塑金融全球化的走向，本文藉助「比較歷史研究途徑」的指引展開研究，試圖勾勒出金融全球化與美國金融政治交互建構的完整過程。 美國應對金融全球化的調適主要有四項發展。在國內層面，美國推動了金融自由化，主要是反映在業務項目和地理區位兩方面。業務項目的去管制是要廢除要求銀行與證券分業的Glass-Steagall Act，地理區位去管制是要廢除限制銀行跨州經營的McFadden Act。在國際層面，為了穩定金融體系同時又要保障美國金融利益的海外運作，美國一方面推動訂定了Basle Accord，提升了資本適足標準，將美國自身的資本標準國際化。另方面，為了不讓金融機構的海外放款陷入危機，美國藉由IMF執行金援抒困的任務，將美國政府金援抒困的角色國際化了。 藉由區分國際與國內層次，以及權威管制與協調機制的不同調適方式，就可建構出四種不同調適樣態，這四種樣態在執行難度與調適速度上會有所不同，美國應對金融全球化的四項發展正好提供了此四種調適樣態的經驗支持。「國際層次－權威管制」的方式最快，「國際層次－協調機制」的方式次之，「國內層次－協調機制」的方式又次之，速度最慢的是「國內層次－權威管制」。這四種調適樣態結合起來，共同展現了美國對金融全球化的因應。

本文以「臺灣總督府→地方菁英→地方社會」所構成的統治三層結構作為論述架構，主要以殖民政權、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政治結構之間的關係，以及地方菁英對於殖民政權具有現代性意義之政策的協力與對抗等兩大議題，作為論述主軸。前者以地方菁英的整編與社會階層流動作為探討面向，分就日治初期的參事、街庄長（1910年以前）與區長，以及1920年地方行政組織變革後的協議會員與街庄長進行論述。後者以臺灣總督府、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的互動與影響作為探討對象，分就日治初期臺中地區鼠疫大流行與1920年「準」地方自治制度實行進行闡述。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統制力量尚無法完全落實於地方社會，而必須倚賴固有地方社會菁英的協力，因此，日治初期的參事、街庄長與區長均由臺籍地方菁英擔綱，負責就地方事務應地方行政長官的諮問而答詢，以及協助執行地方行政事務，使殖民政權能夠順利統治地方社會，同時，也使得原有的地方社會領導階層的權力結構。1920年臺灣總督府頒佈新「地方官官制」，全面改革地方行政組織，實行地方自治制度，打破以往地方諮詢與基層行政機關由臺籍菁英壟斷的情況，使在臺日籍菁英獲得參與殖民地地方行政事務的權力，並且在日籍菁英人數逐年增加的情況下，臺灣總督府的統制力量也逐漸滲透到地方社會，造成原本的地方政治權力產生變動，同時，也使得地方政治場域成為日、臺籍菁英互相競爭、合作的空間。 以往的殖民地研究，大都認為在殖民地體制下，被殖民者只能被動地被迫接受殖民政權的統治政策與方針，但是根據近代衛生的傳遞與地方自治的實行兩個事例所示，地方菁英對於殖民政權具有現代性意義的政策或方針，擁有選擇協力或抵抗的權力。但殖民者是否接受地方菁英的建言，則仍屬於臺灣總督府的權力，而這也是被殖民者在面對殖民政權時，無可奈何的一面。

1997年亞洲發生金融風暴以來，東亞各國雖然接受了IMF的援助，但是卻因為IMF援助無法即時性以及限制條件過多，引發了各國的反彈，ASEAN+3希望在未來不再是依賴國際組織的援助，而是靠區域自身的力量提供短期流動性資金互助，因此東亞各國往區域整合的路徑邁進。 從1997年「馬尼拉架構」、日本提出的「新宮澤倡議」到2000年的「清邁倡議」、2010年的「多邊清邁協議」等，ASEAN+3各國正一步步的建立提供短期流動性資金的區域金融穩定機制。除了流動性資金之外，ASEAN+3也希望區域內的金融市場能夠穩定發展，保留住豐沛的外匯儲備，因此也設立了「亞洲債券基金」。 東亞金融穩定機制持續且穩定的發展中，但這些機制無法完全獨立仍和IMF連結，不僅如此，這些機制沒有一個獨立的監督機制，更沒有將機制統籌，降低了其功能性。雖然2010年正式生效的「多邊清邁協議」被視為ASEAN+3金融穩定機制的一個里程碑，但是包含運用超過20％的資金需要IMF同義、仍未設立獨立監督機制等問題都需要解決。另外，東亞在1997年之後未曾再發生金融危機，因此這些機制實際的作用仍然需要時間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