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18日，台灣人民用選票共同創造了中華民國史上首度的政黨輪替，終結了兩岸「國共內鬥」之格局。民進黨長期以來的台獨主張是否落實為政策作為，成了國內外各界對民進黨新政府關注的焦點。 從民進黨創黨脈絡、在野闡述及執政實踐來觀察，其「台灣主權論」乃是一脈相承、與時俱進，其最主要的內涵就是維持「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主體」的一個狀態，但是其包裝及闡釋的手法則隨著時空環境演變與政治態勢變化而有所調整。尤其是對「中華民國體制」之態度，從不承認、排斥、接受、承認，甚而內化揉合為「中華民國是台灣、台灣是中華民國」的過程演變，就是民進黨在確保台灣主體的基礎上，一種「審時度勢、借力使力」的作法。 本文認為，在野時期民進黨對於「台灣主權論」主張論述有著「台灣住民自決」、「台灣獨立建國」、「台灣主權獨立」與「台灣（中華民國）主權獨立」之論述焦點，而在執政時期民進黨「台灣主權論」主張論述則有「穩定和平現狀」、「探詢發展新機」、「彰顯台灣主體」、「建構國家內涵」與「實踐兩岸和平」之論述焦點。 台灣政黨間最大差異表現於其對台灣的「國家定位」與「主權論述」主張之不同，而前後執政的國民黨、民進黨對此之主張正分列於光譜兩端。為探究民進黨執政與國民黨執政對台灣主權論之異同，本文從「對台灣的定位」、「對中華民國的定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定位」及「終局選擇」等四個面向檢視。 如果「保台灣」是民進黨在握有執政機會時對台灣主權論的終極價值，那麼民進黨在做與不做是如何衡量，在兌現理想與兼顧現實間是如何取捨，本文則從「政黨理念」、「執政機會」、「執政責任」、「國家前途」等四項變數進行分析。 本文對執政時期民進黨的「台灣主權論」研究，提出下列看法： 一、民進黨在野至執政時期「台灣主權論」演變特徵：「一個不變、兩個堅持、三個轉向」。 二、執政時期民進黨與國民黨「台灣主權論」的差異：「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之別，「選項之一」與「唯一選項」之別。 三、執政時期民進黨「台灣主權論」闡述與作為之平衡：法理闡述—籌碼運用，政策作為—紮根台灣。

「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在彼此非個人能影響的歷史糾葛中，二者之間擁有國際上絕無僅有的複雜關係，除了引起兩岸的隔閡，也製造了台灣島內藍綠間似乎不能解決的結，糾纏不清，使島內充滿在眾多民主制度的缺點下，被台獨惡意撕裂的族群、經濟不景氣中弱勢的個人及家庭及其他人等的痛苦呼喊，迴盪在國家社會的深谷，久久不已。故不由自己置身於此統獨爭議漩渦的部分人士，當然對此統獨爭議及其衍生的ㄧ切問題的存在及解決，有ㄧ種屬於自己的責任感，故不由自己置身於此統獨爭議漩渦的部分人士，當然對此統獨爭議及其衍生的ㄧ切問題的存在及解決，有ㄧ種屬於自己的責任感，所以想藉著西有的學術性的論文研究方式，提出ㄧ些淺見，謹供參考。 由以上論述的意義、形成、種類、特質、功能、效果及替代（排擠）效果、競逐循環系統、以簡單函數學式表列人性、主觀、意外事件、論述、政策及結果等等的關係，台獨論述形成的歷史背景、種類、干擾因素、民進黨的歷史背景：黨外時期、民進黨與台獨的密切關係中，本論文研究的方式乃是依照下列章節的內容依序探討 一、民進黨使用台獨論述的黨綱的原因及反應。 二、民進黨應用台獨論述，制定執政政策的方式。及民進黨的演化：注重較多政治議題，較有包容性的前民進黨時期、獨尊台獨論述，排除泛藍及中間選民的中民進黨時期、獨尊台獨路線失敗，風雨飄揚的後民進黨時期。 中國對台灣獨立的態度 一、中國反對台灣獨立的理由。 二、中國反對台灣獨立的方式。 三、中共極力反對台獨與民進黨極力支持台獨」的對抗下的雙向性封閉效果。民進黨的台獨論述對台灣政治經濟的「多層次連鎖反應及影響」的 （一）、政治經濟總論。 （二）、民進黨的台獨論述對台灣政治的「多層次連鎖反應及影響」等等豐富探討。 （三）、民進黨的台獨論述對台灣經濟的「多層次連鎖反應及影響」等等豐富探討。 「訪談內容」 包括國民黨、民進黨資深立法委員丁守中、王幸男及曾為國民黨的海外黑名單份子，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的陳芳明等具藍綠平衡代表性的三位政壇專業人士所作深度稀有訪談內容。 驗證階段是將「眾多文獻探討」及「訪談內容、資料」等二者的相互驗證，並可以獲得「政黨論述對台灣政治經濟的影響──以民進黨執政期間為例」的論文題目中，所要求得的結論，即由民進黨的台獨論述（政黨論述）對台灣政治經濟各有三重（層）影響：根本、中層（中間）、最後影響，即第一、二、三層影響，唯此處所提的「最後影響」乃是依循先前已實現的第一、二層影響的演化軌跡，為的是以「已實現的第一、二層影響」為基礎，模擬預言的方式，去推估尚未完全實現的「結果及影響」的「可能表現面貌」，為的是以此「模擬的最後影響」，提醒人民、政黨及政府等相關人士及單位，嚴肅的深刻思考，是否能一起虛心檢討各政黨相關論述的內容，部份是否需要予以修正，甚至放棄原有不適合的論述，訂定新的論述內容，以吸引更多人民及選民支持，進而執政，實現根據論述釐訂的各項政策，造福人民及國家，所以在結論之後，就接著推出下列第二節的諸多和本論文研究有關的建議，希望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

1980年代以來，國家在資訊化資本主義（Informational capitalism）/數字資本主義（Digtal Capitalism）氛圍的引導下進入資訊科技發展的境界，國家職能與組織建制被導入不斷的調整之中，這都是為了配合資訊化的技術變革所必然做出的改變。環繞著資訊科技發展，對於政治、經濟、乃至於社會生活等，已經由於資訊科技典範的存在，形成了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無固定界限且不斷重組，並對我們傳統理解社會發展的邏輯有著全然不同的影響。網絡化邏輯漸漸成為社會生活的主流趨勢。中國大陸在推動改革開放後，受到資訊化資本主義/數字資本主義氛圍的影響，亦必須放到這個網絡下來觀察，換言之，不再是以傳統的政治取向為主，而是一種融合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向度的觀察。 本論文使用新制度主義（new-Institutionalism）的研究途徑作為切入點，探討中國大陸網路發展的政治建構，並應用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參與觀察法（Particpant observation）等研究方法輔助研究進行。第一，在被解釋項方面，瞭解中國大陸發展網際網路（Internet）的選擇，是因應國際環境發展抑或是改革開放政策所需，從國際環境到中國大陸國內環境來看如何影響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發展。第二，找出主要行動者，本研究主要的行動者，是中國大陸網際網路政策制訂者（國家/中國共產黨執政菁英），瞭解中國大陸一黨專政的政府如何制訂網際網路發展政策。第三，分析行動者資源，所謂資源，指的是中共在發展網際網路上的人力，包括國家機關的人員配置、網民的成員數目；物力則包括資訊基礎建設規模；動員能力則包括中共領導能力、管控度，社會運動以及最後的意識型態的合法性。這些資源的變化往往會影響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發展過程中制度的建立、維持與衰退。第四，探討行動者之間的關係，從法律層面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對網際網路發展的政治建構過程中的影響，藉由這些法規，我們可以見到中國共產黨與人民在網際網路上的制度關係，不過可以進一步討論還包括行動者對這些法規所做出反應？是反抗/遵循。第五，評估這些制度性關係對於被解釋項的影響，當我們從實際行政層面與法律層面瞭解了行動者之間的制度性關係後，就要評估在整個中國大陸網路發展架構之下，國際環境與國內環境對於中國大陸網路發展的政治建構有哪些制度性關係。最後，提出研究發現、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論文的基本內容，主要由下面六個章節構成： 第一章 導論，首先提出研究假設，就網際網路做為一種媒介力量，運用支配性媒介與多元主義式媒介兩種模式，對中國大陸網路發展所產生離心（Centrifugal）/向心（Centripetal）的情況，區分出四種假設觀點進而提出研究問題。其次，提出新制度主義研究途徑與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參與觀察法（Particpant observation）等研究方法，共同建構了理論分析框架。最後針對網路社會研究定義與中國大陸網路發展相關中、英文獻進行檢閱與整理。 第二章 中國大陸資訊化與網際網路之發展與應用。分析指出中國大陸是在經歷文革動亂後，所面對的是以西方資訊化為主導的資本主義體系，是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加速發展的全球化形勢。並成功由國家主義轉變為由國家所引導的資本主義，並整合進入全球經濟網絡之中。在資訊化浪潮（NII；GII）的帶動下，中國大陸所要推動的資訊化發展戰略，既非西方國家的道路—先工業化再資訊化，也非貿然捨棄工業化直接推動資訊化，而是發揮中國大陸的後發優勢（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將工業化和資訊化結合起來，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實現國民經濟跨越式發展。因此，網際網路成為中共資訊化發展的重要核心。 第三章 中國大陸網民社會結構分析。依據目前中國大陸官方與民間公認具有權威的網路發展研究中心「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統計調查報告為基礎，採用的便是1999-2006年間，「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所公布歷次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調查資料，予以進行比對分析其網民社會規模與網民行為特徵的發展趨勢。 第四章 中共對網際網路的管控。將中共管控網路的原因、原則、體制演變、實際作為與立法條例等予以清楚分析。第一，除資訊流通所導致的負面效應（如色情氾濫、賭博、毒品、散播病毒、詐騙、駭客等）外，中共在政治層面管控網路原因還包括開放的網路資訊（中國大陸內部及國際）傳播與「和平演變」、網路殖民主義的威脅。第二，中共為列寧主義（Leninism）一黨專政的國家，對於網路發展會超越其權限管轄是不容許的。因此在管控原則上，中共對網路管控的總體原則就是積極發展、加強管理、趨利避害、為我所用。第三，中國大陸的網際網路管控體制，基本上與資訊產業發展有關，其演變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994年以前的實驗時期體制（Experimental Era Regime）；二是1994年至1998年的過渡管理體制（Transitional Regulatory Regime）；三是1998年經中共九屆全國人大會議，決議裁併原先郵電部及電子工業部而成立信息產業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Industry）。第四，在管控網路戰略上，管控網路上流通訊息方法可分為：「非技術性網路監察戰略」（Non-Technological Internet Censorship Strategies）與「技術性網路監察戰略」（Technological Internet Censorship Strategies）兩種。在實際管控網路作為上可分為十二種，包括內部網的管控與過濾軟體的篩檢、防火牆、網路技術軟、硬體控制、國家工作人員對內容進行監控、成立舉報電話與網站、招募網評員引導網上輿論、實施網路實名制、要求國內外科技公司協助管控網路、設置網路警察、對網吧的管制、擴建官方與中文網站、以價制量管控網民瀏覽國外網路資訊、網德宣傳與行業自律等等。第五，中共在網路立法條例中存在著中央統一領導和一定程度分權的，多級並存、多類結合的立法許可權劃分。 第五章 網路興起對中共執政能力的挑戰與影響。首先，分析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共執政能力弱化的原因，包括社會結構不穩定、社會矛盾問題加深、黨政功能弱化。其次，分析網路傳播對中共執政能力的挑戰，包括網路傳播突破中共管制「輿論一律」與衝擊共黨意識型態的建構。最後，分析網路興起對中共執政下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影響，從學界普遍存在的三種論述角度（肯定論、否定論、懷疑論），予以評析。 第六章 結論。第一，在研究發現部分，引用Wei Wu在1996年觀察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發展狀況時，曾經提出中國大陸網路發展的七項缺點，進行整體研究的檢證與反思。第二，在研究限制與檢討部分，針對研究文獻蒐集、網路發展的動態與中共政權的封閉性等進行研究限制與檢討的分析。第三，在後續研究建議部分，針對理論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的反思，提出後續研究議題與方向的建議。 總體而言，網際網路所呈現出來的虛擬特質與現實政治權力的轉換，在中共這樣一個專制政體中，網路是否可以進一步成為轉換中共一黨專政權力的工具，這在學界的研究中，顯示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觀點（肯定論、否定論、懷疑論）。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網路對於中國大陸的開放、自由化有一定的作用，不過也對中共合法化其執政能力有進一步的幫助。關鍵在於，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是否會持續下去；改革及開放的幅度是否會繼續擴大。可以期待的是，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幅度增大，社會經濟發展進步，當民眾普遍擁有經濟與知識條件上網時，縱使在取得資訊資源所有權上有其困難度，侷限在中共的控制與支配之下，但其實恰好也代表中共管控網路的型態正在逐漸瓦解。筆者相信，中國大陸網路發展將建築在人際關係之上，而並非透過所有權關係被實現，個體將被賦予能力，大陸民眾透過網路的普遍使用，將從中共一黨專政的威權中解放出來，網路將成為加速中國大陸民主化寧靜革命的催化器。 / Since the 1980s, the country has entered the state of IT developmen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Digital Capitalism and the national fun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have been led to continuous adjustments. These were the necessary change to comply with informational technique reform. It was surrounded with IT development and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lives, they formed a network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IT paragon and the surrounding of IT. The network had no regular boundary and constantly recombined which revealed totally different influence on our traditional logic understanding social development. Network logic gradually became the mainstream in social lives. After facilitating the reform and liberation, China was influenced by the air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Digital Capitalism and it must manage the observation under this network. In other words, it was no longer based on traditional political orientation; instead, it was the observation combing the dimension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This paper used the research channel of neo-Institutionalism as the start to explore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employed th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document analysis, Content analysi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o support the study. First of all, as to the explanatory aspects, the paper tried to understand if China’s selection to develop Internet was to respond to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or for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liberation. The paper then explored the influences from the who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o the domestic environment of China on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China. Secondly, the researcher found out the major actors. The major actors in this research were the Internet policy makers of China (national/the political elit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per tried to understand how the one-party dictatorial government of China established Internet development policy. Thirdly, the researcher analyzed the actors’ resources. So-called resources meant the human resource of China for developing Internet, including the human deployment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material resources included information-based construction scale; mobilization capacity included the ability of Chinese leaders, degree of control, social movement and the legitimacy of ideology. The change of these resources usually would influence the establishment, maintenance and declination of the system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China. Fourthly, the paper explored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actors. From legal aspects, we can realize 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Through these regulations, we can find out the institutional rel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people on Internet. However, we can further discuss the actors’ reaction to these regulations. Did they rebel against or follow it? Fifthly, the researcher evaluated the influence of these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on explanatory aspects. After we understand the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among the actors from the actual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aspects, we have to find out the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s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China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China. Finally, the researcher proposed the research findings, limit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The basic content of this paper mainly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6 chapters: Chapter Introduction: the researcher initially proposed the hypotheses, by treating Internet as a kind of media and using the models of dominant media and pluralism media upon Centrifugal/Centripetal situations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China, allocated four assumption views and further proposed the research questions Secondly, the researcher proposed th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neo-Institutionalism, document analysis, Content analysi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o collectively construct the framework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Finally, the researcher reviewed and reorganized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s with respect to the research definitions of Internet society and Chinese Internet development. Chapter 2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informationalism and Internet. Th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faced the capitalism system based on Western informationalism and it was the accelerated IT-based global trend. China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from nationalism into capitalism led by the country and was integrated in the global economic network. Under the wave of informationalism (NII,GII), the inform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acilitated by China was not the way of Western countries—first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n informationalism and it did not directly promote informationalism and eliminate industrialization; instead, China fulfilled the Late-Developing Advantage and combin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alism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y structure and carry out cross-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Thus, Internet became the key of inform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Chapter 3 is the social structure analysis of Chinese Internet users. According to statistical report of the Internet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acknowledged by official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at present, “CNNIC”, the researcher adopted the historical statistical survey data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announced by “CNNIC” from 1999 to 2006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developing trends of social scale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users. Chapter 4 discusses the Chinese control over Internet. The researcher clearly analyzed the reasons, principles of Chinese control of Internet,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s, actual acts and legal regulations First of all, besides the negative effects caused by information flow (such as porno spreading, gambling, drugs, virus spreading, fraud and hackers), the reasons for Chinese to control Internet in political aspect also included liberal Internet informatio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world) transmission and peace development and the threat of Internet colonialism. Secondly, China was the country of one-party governance of Leninism and it did not allow the Internet development to go beyond the limit of its authority. Therefore, as to control principle, the overall principles of Chinese control over Internet were activ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enhancement, approaching benefits and avoiding disadvantages. Thirdly, Chinese Internet control system was basically related to inform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regimes: the first was the Experimental Era Regime before 1994; the second was the Transitional Regulatory Regime from 1994 to 1998; the third was 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established from the original Ministry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nd Ministry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up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9th Chines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1998. Fourthly, as to control Internet strategies, the message flow methods of control Internet could be allocated into two kinds: “Non-Technological Internet Censorship Strategies” and “Technological Internet Censorship Strategies”. As to actual Internet control, it could be divided into 12 kinds, including Internet network control and the selection of screening software, fire wall, software and hardware control of Internet techniques, national workers’ supervision on content, establishment of report phone call and website, recruitment of Internet critic to lead on-line discussion, practice of on-line name system, requirement on domestic and oversea technology companies to assist with Internet control, installation of Internet police, control over Internet bars, expansion on official and Chinese networks, controlling the Internet users’ browsing on oversea Internet information by prices, Internet morality promotion and self-discipline of industry. Fifthly, there were the lawmaking permission divisions of central unified leading and certain degrees of right division, multi-level co-existence and multiple combinations in Internet regulations. Chapter 5 presents the challenge and influence of the rise of Internet on Chinese governing ability. First of all, the researcher analyzed the reasons of declining governing ability of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liberation, including unstable social structure, deeper social contradictory and declining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Secondly, the researcher analyzed the challenge of Internet transmission on Chinese governing ability, including Internet transmission breaking through “public opinion as a whole” of Chinese contro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fluencing the ideology of Communist Party. Finally, the researcher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the rise of Internet on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under Chinese governance and analyzed through three statement angles generally existed in academia (positivie view,negative view and skeptical view ). Chapter 6 is the conclusion: Firstly, as to research findings, the researcher cited Wei Wu’s proposal of 7 disadvantages of Chinese Internet development when he observed the Internet developing situation of China in 1996 to manage the examination and reflection on overall study. Secondly, as to research limitation and review, the researcher managed the analysis of research limitation and review with respect to research literature collection, Internet development and the closeness of Chinese regime. Thirdly, with regard to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the researcher proposed th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y issues and direc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and reflec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tudies of academia, there were totally different views (positivie view, negative view and skeptical view ) with respect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rtual characteristics presented by Internet and realistic political power and if Internet can further become the tool to transform Chinese one-party tyrannical power such Chinese tyrannical regime. However, one thing can be sure is that Internet functioned with respect to the liberation of China; nevertheless, it was helpful for China’s legalization of their governing ability. The key is in that if the reform and liberation of China will continue and if the scope will keep on expanding. What we can expect is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reform and liberation in China and advance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eople generally can use Internet under economic and knowledgeable condition and even they have difficulty to acquire the ownership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are limited to Chinese control and dominance, it also shows that the pattern of Chinese Internet control is breaking down. The writer believes that Internet development of China will be based on im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stead of carried out by ownership relationships and the individual will be empowered with capacities. Through the general use of Internet, Chinese people will be liberated from Chinese one-party authority and Internet will become the catalysis accelerating the peaceful revolution of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本文研究目的旨在分析「自１９８５年３月戈巴契夫繼任蘇聯俄共中央總書記之后， 以迄于１９８９年５月，中蘇共雙方在北京召開高峰會議，宣布雙方關系正常化。」 的四年期間，莫斯科和北京的外交互動過程。并希望藉此研究驗證：中共的「獨立自 主外交政策」以及蘇聯的「新思維外交」，在施之于對彼此的關系上，所表現出的內 涵及實質的聯系情況。本文的結構分述如下： 第一章 前言、研究動機、目的、研究方法、研究限制。 第二章 中蘇共關系的歷史回顧，描述從中共建立政權直到１９７９年之間，與蘇聯 曾經歷經過的的從親密友至于相互敵對，再到謀求關系正常化３０年當中，分合的原 因、經緯。以及八○年代初期雙方進行關系正常化的情況。 第三章 蘇聯在戈巴契夫執政后，和中共改善關系的發展，以及高峰會議召開所象徵 的意義，并說明雙方關系正常化所獲致的「成就」。 第四章 剖析中共對于關系正常化的認知以及政策。 第五章 陳述蘇聯對于關系正常化的認知以及政策。 第六章 結論。中蘇共在八○年代后半期，將雙方關系的發展的結果，歸納成三個特 性：（一）交好不同盟。（二）瞻前不顧後。(三)同意互相不同意的立場。并且在和 平共處五原則，以及黨際關系四原則之下，給予雙邊關系新規範，同時戈巴契夫也以 三個贊成來回應中共歷年來對蘇政策的立場，并且給予總評。

本文撰寫動機，係以江澤民主政十三年為時間軸，探討中國共產黨在面臨轉變處境下，對於政權維繫的合法性挑戰做出了何種判斷與處置？對於黨的性質，做出了何種詮釋，且在黨建工作上，採取了什麼樣的變革措施？對於中共自身未來走向，做出了什麼樣的願景藍圖與評價？ 文中主要分析問題集中在：共產黨的政黨屬性；改革開放引發的社會變遷對中共政權合法性的衝擊；在政權穩定與一黨專政前提下，中共如何處理社會、國家和黨的關係；江澤民所主導的政黨改革，對於基本政黨屬性的「變」與「不變」為何。 附屬探討議題則包括：當前大陸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發展狀況；中共是否已由極權體制向威權體制轉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與評估；中共所謂由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論述作為；從嚴治黨、以德治國、依法治國的內容；三講運動的推展；中共在黨風、黨紀與反腐敗的實施作為；組織權力結構、幹部任用建制；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實際內涵。 本文結論為：中共在主軸堅持上有所「不變」：即思想建設、組織建設、黨風建設上都要服膺一黨專政的最高指導原則。在路線調整上展現出若干「變」的內容，包括以德治國；依法治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抵禦風險、拒腐防變；執政黨建設；三講；三個代表等。 中國雖仍是個超穩定結構；中共仍將堅持政治漸進主義，無法與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分化的速度相適應；基層選舉、司法改革和治理能力將是其政策路線優先選項；黨內民主的實施可能性相對較低且落後。 / The motivation of this paper, under the evolution of Jiang Zemin’s thirteen years governance, aims to discuss what kind of judgment and reaction taken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toward the challenges to the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 what kind of interpretations to the party nature, what kind of changes to the party construction, and what kind of vision and evaluation to the CCP future prospective. The major analysis in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party attribution of CCP, the impact of social transition inspired by open door policy toward the legitimacy of CCP government, how CCP handles the relations among society, state and party under the precondition of stability of power and one party dictatorship, and what are the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of fundamental party attribution under the party reform led by Jiang Zemin. The related issues include the civil society in China nowadays,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field, the discussion whether PRC transit from totalitarian regime to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evolu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political regime reform, the CCP’s discourse and behavior of transition from revolutionary party to ruling party, the context of “run the party strictly”, “rule the state by morality” and “rule the state by law”, the promotion of three discourses movement, 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of party style, party discipline, and anti-corruption, the power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 the regime of appointing cadre, the concrete context of the important "Three Representatives" thoughts. Although China is still a supra-stable structure, CCP shall still insists on the political gradualism. It cannot accommodate bo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versific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The basic election, judicial reform and governing ability would be the priorities for its policy developm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cy inside the party might be relatively low and lagging

【目的與理論】 探討「統治現象」的方法有二：一是透過制度研究的方式，第二則是進行統治菁英的研究。本文即是以「人」的角度出發，探討國民黨、民進黨政府執政菁英的生態與差異。並以代表理論延伸至「代表性中央執政菁英」的觀點，以兩千年台灣社會人口統計作為檢視這兩個政權的執政團隊是否具有社會代表性的標準。預期透過這樣的研究，去理解一個統治台灣長達五十年的國民黨，以及成立於一九八六年的新興民進黨，這兩個背景迥然不同的政黨，執政團隊的結構究竟有什麼樣的差異，而其趨勢為何…等，進行初始性的探索與研究。 【研究方法】 本文為國內首起有關中央政府執政菁英組成之比較性研究，必須透過蒐集國史館網站、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人事名錄、中華民國名人錄…等次級資料，來進行本研究資料庫的建立。預期透過比較兩政府執政菁英的黨籍、性別、省籍、區域、世代及前職等個人變項，去理解這兩個政權是否因為政黨間特色的差異，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執政菁英生態，並以代表理論作為呼應。 【研究結論】 分析新、舊政權執政菁英的組成生態後，發現落實兩性共治理念的限制、世代的交替、外省族群勢力的全面性撤退、雲嘉南政治菁英的崛起及民進黨政府取才管道的多樣化等。透過比較由遠至近的時間點，印證了執政菁英的組成生態（例如性別、世代、族群及區域等變項）在符合台灣社會人口的代表性上，不是政權交替之後才急遽地產生變化，而是逐漸改變的，雖然其在改變的幅度上有所差異。再者，民進黨政府於取得執政權後逐漸於政務層級中置入實際的政治權力，全民政府的理念僅是首次組閣的政治性宣傳。最後，民進黨執政團隊於可替代性較高的部門及政務層級中，社會人口的代表性較易達成。 / This thesis i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ing elites on Taiwan.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is the primary method used in this research. The data of elite profiles are mainly collected from the following sources: (1) a website database on historical figures from the Academia Historica; (2) the official address-book on superintendents of the Executive Yuan and its departments; (3) Who's Who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research compared personal variables of governing elites of two regimes, such as party membership, gender, ethnic group, area, generation, and pervious profession. In this way, this study tries to answer whether the character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KMT and DPP governments will lead to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verning elites as depicts in the theory of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After analyzing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ing elites of the two regimes, we have following five findings. First,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to gender equality in governing elites regardless a litt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by the DPP. Second, governing elites of DPP government are younger than KMT government. Third, much less elites of mainland Chinese origin are appointed by the DPP than the KMT. Forth, DPP appointed much more southern Taiwanese elites than the KMT does. Lastly, governing elites in DPP government are coming from a more diverse prior professions than those in the KMT government.

為瞭解地方縣市長選舉期間，候選人所爭相開立之競選支票對於地方經濟的影響，本研究將過去僅以中央政府為研究對象的政治景氣循環理論延伸至地方層級，期能藉此彌補相關文獻僅考量政治層面的不足。而關於政治景氣循環理論自Nordhaus(1970)正式提出至今，較具爭議之實證結果分歧的部分，本研究試圖以「執政者操控經濟之能力」的差異予以解釋。 另一方面，基於地方政府彼此間的競爭性，地方層級之政治景氣循環現象對於地方經濟的影響，應有別於中央層級。本研究遂以此現象對房地產價格之影響為焦點，藉以瞭解當政治景氣循環現象可能因執政者操控能力之有無而不必然出現時，各地方之經濟狀況是否將因此而有所差異。 經由理論模型之探討，以及蒐集台灣地區民國74年至87年各縣市之相關年資料以進行實證分析之後，本研究得到下列結論： 1. 就本研究的實證資料而言，我國地方層級存在政治景氣循環現象；而執政者為達成其連任目的而於選前採取擴張政策時，將同時考量其財政自主程度，顯示執政者之操控能力對於政治景氣循環現象的發生有相當的影響。 2. 地方層級之政治景氣循環現象，將伴隨房地產價格的過度資本化，而使房地產價格有相對上較高的傾向；由台灣地區相關資料所得之實證結果亦是如此。由此，可推論此一現象對於地方經濟發展有相當影響。 3. 由於政治景氣循環現象的存在，使得都市發展程度較高、財政自主程度較高的縣市，其房地產價格偏高的現象，似乎是現今民主政治制度下一種難以避免的趨勢。 4. 地方政府贏得選舉的動機，應是中央政府制訂相關政策目標或策略時所不容忽略的，特別是那些須經由地方政府所執行者，如促進區域均衡、促進城鄉發展之策略等。 此外，基於研究結果與限制，關於如何改善在總體經濟變數、政府支出等方面因政治景氣循環現象所引發之人為波動，乃是未來值得進一步探究之課題。或是突破資料之限制，改以季資料或月資料進行實證分析，應能使研究成果更為清晰。再者，關於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政府行為的影響，亦可為後續研究方向。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4 第三節 研究範圍 5 第四節 研究限制 5 第五節 研究流程 8 第二章 文獻回顧 9 第三章 理論模型 15 第一節 政治景氣循環理論之討論 15 第二節 結合政治景氣循環理論之資本化模型 17 第四章 地方層級政治景氣循環現象探討與實證分析 22 第一節 地方政府操控經濟之誘因與工具 22 第二節 地方政府執政者操控能力之差異 30 第三節 實證分析 36 第四節 小結 49 第五章 地方層級政治景氣循環現象對房地產價格之影響實證分析 51 第一節 各縣市房地產價格概況分析 51 第二節 實證分析 62 第三章 小結 70 第六章 綜合分析與檢討 72 第一節 中央補助款角色之探討 72 第二節 地方層級之政治景氣循環現象與區域均衡發展 74 第三節 實證資料之限制 76 第七章 結論 78 第一節 結論 78 第二節 後續研究方向 80 參考文獻 82 附錄 92 表目錄 表4-1：選民的政黨偏好與改變，1983-1992 23 表4-2：第十屆至第十三屆縣市長選舉當選人名單與得票率 25 表4-3：第十二屆至第十四屆縣市議會之多數黨及該黨籍議員比例 31 表4-4：各縣市之自有財源比例 33 表4-5：各縣市自有財源比例之ANOVA分析結果 35 表4-6：實證資料來源 39 表4-7：選舉循環之虛擬變數設計 40 表4-8：平均每人歲出之選舉循環估計結果 43 表4-9：每年新闢與維護之道路面積之選舉循環估計結果 45 表4-10：地價稅收之選舉循環估計結果 47 表5-1：各縣市房地產報酬率之ANOVA分析結果 57 表5-2：變數定義與資料來源說明 65 表5-3：OLS估計結果 68 表5-4：Parks法估計之結果 69 表a-1：「平均每人歲出」迴歸分析之基本統計量 92 表a-2：「每年新闢與維護之道路面積」迴歸分析之基本統計量 93 表a-3：「地價稅收」迴歸分析之基本統計量 94 表a-4：「房地產報酬率」迴歸分析之基本統計量 95 圖目錄 圖1-1：研究流程圖 8 圖5-1：北部區域縣市之歷年平均區段地價 52 圖5-2：中部區域縣市之歷年平均區段地價 53 圖5-3：南部區域縣市之歷年平均區段地價 54 圖5-4：東部區域縣市之歷年平均區段地價 55 圖5-5：北部區域縣市歷年之房地產報酬率 58 圖5-6：中部區域縣市歷年之房地產報酬率 59 圖5-7：南部區域縣市歷年之房地產報酬率 60 圖5-8：東部區域縣市歷年之房地產報酬率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