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雖然屬於通俗文類，但在審美價值上，它卻迥異一般的通俗小說，而能近於高雅文學的藝術高度。所以我們可以說金庸小說是通俗小說的「變體」，它用通俗的題材，通俗的文類範疇，而以創新、融合另種類型小說——歷史小說——的手法，嚴肅的創作態度與宏觀的思想來寫作，所以取得較高的成績。在主題思想上，《天龍八部》表現了「慈悲與自由」的精神主旨。不管是情節、人物或在象徵意義上，非如一般論者所言這是一部只單純彰顯佛教思想的小說，而是在整體上，將三家思想恰當地表現出來。所以三位主人公心中充滿「慈悲」之念，他們以「仁義」（廣義，非儒家式的）對待他人與人世；與他們相反，慕容博、慕容復、鳩摩智…等人都是「不慈悲」的，書中正是以「不慈悲」來強烈對比「慈悲」之可貴。但三位主人公卻因有拘執在心，或外力橫加，而無法達到「自由」的境界；同樣的，書中許多人物也是不自由的，連講究「逍遙」之逍遙派，也不得自由，這所以襯托自由之可貴與難得。「慈悲與自由」是此書之精神主旨，回到陳世驤教授所言，「冤孽與超渡」，它的對應面也即是「慈悲與自由」。 《天龍八部》由於結構龐大，整體結構分為三線敘述，又因小說世界的傳奇性與離奇性，及其對人情人世的揭發與諷刺，使得小說顯得結構鬆散。但因為金庸敘述以「人」為焦點，由人之活動帶出情節，這樣就使得他的敘事非僅是線性的敘事結構，而是又擷取了中國傳統小說散點敘事——以書中人物活動、性格及作者的意向為主的敘事結構方式——的優點，而造成一種藝術上遮掩的效果，使得文本雖結構鬆散，但又不會令讀者覺得凌亂與突兀、不可理解，反倒被情節之傳奇與離奇性所吸引，而易忽略其結構鬆散、無因果性，進而感到敘事之自然流暢。這是線性與散點敘事結構並用的優點。在敘述視角上，小說不斷變換視角，使得敘述生動而不單調。在空間的描寫上，因為小說敘述基本上以寫人為主，所以空間的描寫屬於次要之地位，但無可諱言這是《天龍八部》一個弱點與瑕疵之處。 細部分析小說的巨大敘事魅力，語言的使用是吸引人的重要因素，小說敘述者的語言，是一種典雅近文言之白話文，它的典雅風格讓人有一股優美的流暢感。而人物語言可以表現人物的性格及其動作形象，口語的使用，又令人有親切的感受。小說中成語的大量使用，使得小說語言文字含量大、表現力強、富中國文化韻味，這是其獨特之優點。而各種藝術技巧使得敘述精彩多變，這是吸引讀者閱讀的重要因素。 《天龍八部》小說人物眾多，男子多於女子，這是因為江湖世界畢竟是屬於男子縱橫的領域，女子多半圍繞男子，是「情癡」的角色。但事實上，在《天龍八部》中誰人不癡？這許多人物，性格雖然各異，但其卻有其共通點——癡。愛戀事物，沈迷不返，每一個人物各有他所癡之人事物，因為「癡」，所以才能敷演出一個苦痛掙扎的世界。「書中人物情節，可謂無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寫到盡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寫得離奇不可」，正因為要將常人常情都寫得離奇，所以書中大多人物的塑造都具有較突出的某面性格特徵，他們是「尖形人物」，是「帶有類型性特徵的典型人物」，作者從人物複雜的性格中著意描寫人物最突出的特徵，使其「超常而強烈」，因此他們讓我們印象深刻，強烈吸引我們的情感與眼光，這是金庸塑造人物較成功之處。 作者化用各種文化元素在文本之中，使得文學性與文化性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並使武藝文藝化、醫道文藝化…等等，這些都豐富了文本的內容。而小說內容使讀者產生優美感、崇高感、喜劇感、悲劇感等獨特情態，因此小說世界不是完好的孤立存在，而是讀者漫步其中時，觸目所及產生的情感反應充實了這個小說世界。在這個意義上，是讀者的情感賦予小說世界以各種感人的力量。所以文本與讀者是雙向的交流溝通，情感與美感的產生，在文本與讀者接觸交流的每一刻，都源源不斷給予雙方融會與激盪。 《天龍八部》雖作為一部通俗作品，但與一般純文學文本相較毫不遜色。筆者所做美學上的探究，就是要分析出文本中「藝術的感染力」。這多元審美藝術感染力的結合，即是小說的價值所在。但藝術的感染力，卻不是低俗的感染力，而是能真正引發人內心深層的情感及對人性、人生、生命、生存景況的省思與感動，才可以說達到的真正文學藝術上的美學價值要求。《天龍八部》的價值也在此彰顯出來，它確實達到文學較高的藝術高度；同時也可以預期金庸小說在未來文學史上必佔有一席之地，並發揮重要的影響力。

1927年至1936年的民國服裝產業與時尚潮流，經歷商業和觀念的重大變化。商業上，以百貨業為主要對象的各式消費冒起，促成消費革命；觀念上，新富中產階級生活產生重大改變，其中以女性觀念變遷最為矚目。 本文以當時報紙及雜誌資料為主，以服裝產業為研究對象，嘗試探討消費主義如何界定時尚。章節安排如下：第一章，緒論，包括學術回顧與研究方法。第二章討論服裝產業發展如何影響時尚，並通過生產、銷售、推廣三方面討論民國時尚之形成。第三章反省學界主流論述及其問題、時尚發展脈絡及時尚與觀念之關係，指出觀念會隨經濟發展而產生改變，審美焦點也隨之改變。 民國時期是一個向「廉價服裝彈性需求趨於無限大」的消費社會發展的初步階段。此時服裝產業迅速發展，包括裁縫、估衣、制服在內的成衣業逐漸改變了大眾對服裝經濟價值的認識，百貨業和時裝業則通過廣告、雜誌和時裝秀等宣傳新裝，一方面改變了大眾對新衣的觀感，另一方面也逐漸使傳統日常生活演化成現代意義的消費生活。 在服裝產業發展和商家宣傳之下，民國服裝時尚走向西化，而其審美重點可分三個階段變化：第一階段為「服裝美」，在工業化和進入新商業模式前，布料價格高，消費者將對服裝的價值判斷放在核心功能（保護、舒適）上而非外觀上。第二階段為「部件美」，工業化使衣物大量出現在市面，商家為推銷商品，為商品賦予「美」的內涵而整合銷售，並將搭配後的效果稱之「時尚」，而消費者相應培養審美思想，把價值判斷放在服裝的品牌、款式等有形特徵上。第三階段為「身體美」，此時服裝的核心功能和有形特徵已難以發揮競爭力，商家轉而重視宣傳服裝的無形特徵，施以陳列和展示方式如時裝秀與專業模特，使服裝本身成為時尚的襯托。

本文考察「美感體驗」意涵及發展脈絡，從審美哲學取經並依「接收美學」典範為思辨對象。該典範先賢Jauss等人認為「美感體驗」乃是「審美視域」與「文本結構」交流之產物，故「美感傳播」涉及「審美視域」、「文本結構」、「交流層次」與「美感體驗」等四者。慮及Jauss及其業師Gadamer盼望從華人文化角度了解詮釋過程又如何涵育出特定「美感體驗」，本研究訪談了16位文史科班出身之華人讀者，並選取武俠類型為讀本以理解賞析歷程。 研究發現如下： 就「審美視域」言之，華人讀者審美期待受效果歷史之約制，亦受「使用媒體經驗」、「五感聯想」、「生命週期」與「閱讀史」引導。 就讀者與文本交流之層次言之，華人讀者之創造、渲洩與否定等交流方式多少受在地文化影響。以「渲洩」為例，華人讀者可基於儒家文化或崇尚集群價值觀而「認同」角色，或因期待「皆大歡喜」結局故難接納悲劇而影響「淨化」之交流歷程，再若民族情感與集體記憶等亦扮演關鍵角色。 就「美感體驗」意涵言之，「美感」之本質實與特定社群相關，為當時語境與歷史脈絡所化育之產物。另「美感」之剖析角度亦與在地文化相繫，如華人讀者可從儒、釋、道等基底論及「美」具無常等成份，異於基督教文明強調「沐浴神恩」之感。就「美感」之功用言之，相異社群之讀者亦持不同觀點，如儒家文化涵育下讀者肯定美與「維繫倫常」及「提昇個人修為」相繫，基督教文明陶養之讀者則認為美具「社會整合」或「救贖」之效。 總體言之，本研究以華人讀者之審美歷程為省思起點，從在地角度探索接收美學可再發展之理論、研究方法與實務意涵。本研究認為，閱聽人之情感、生命階段與閱讀史均在審美歷程扮演要角，此為先前接收美學典範較少著墨之處。

本論文主要聚焦在梁朝帝王賦作，並就此一研究對象考察其創作過程中所涉及的審美成規。本文把握系統論的概念，將文學視作可以內在調適的系統，將文學研究定義成較為狹義的文學研究。於是審美成規的性質既可以內在地說明文學發生的樣貌，又可兼顧文化面向的描述。透過可被描述的衝突與歷時性的沿革，以及作品所呈現出的一致性，大抵可勾勒出屬於梁朝帝王賦作的審美成規。 「第一章、緒論：研究的相關問題」其主要說明本論題的問題意識、定義內涵以及文獻探討。在此章也一併論述「審美成規」與「文學系統」以作為論文的前提。 「第二章、對立的辯證：賦作審美成規的確立」將透過三次的衝突事件的描述，即「音律之爭」、「文體之爭」與「宮體之爭」，加以理解審美成規透過辯證而逐漸成形的過程。 「第三章、功能的變遷：審美成規與梁朝帝王賦作的體現（一）」則是轉入作品一窺審美成規的究竟，透過「功能」的視角描述賦作面貌的變遷，用以理解審美觀點的遞嬗。 「第四章、意象的經營：審美成規與梁朝帝王賦作的體現（二）」說明梁朝帝王在時間意象、空間意象與客體事物意象都具有趨向一致的特色，這是體現審美成規的重要線索。 「第五章、形式的追求：審美成規與梁朝帝王賦作的體現（三）」則從文字的修飾探討審美成規較為細緻的影響，並理解如何在作品中從事美感的具體表現。 「第六章、結論：審美成規對梁朝帝王的影響」重在描述帝王在文學場域裡與審美成規的角力，並藉此凸顯文學審美成規存在的意義。

本論文的研究動機來自於一般的電視觀賞經驗。「電視」這樣一個如此貼近我們日常生活的媒介，所提供給觀看者的並不全然是一般生活當中視覺以及聽覺的再現而已。在部份電視節目當中，觀看者有時也能感受到這控制的斧鑿痕跡，會注意到音樂的存在似乎與畫面有些不相宜，亦即會發現耳朵所聽見的與眼睛所看見的電視內容，似乎有點矛盾或者不協調。 因此，本論文由音樂的基礎：「聲音」的物理特性開始討論，藉由文獻分析，可以瞭解，「受一定音樂樂理規範」的聲音，也就是音樂，能對人的生理系統產生激發作用，並且由於生理狀態的改變，音樂進一步還能引發人的基礎情緒反應。而在情緒反應產生之後，本研究認為，藉由音樂「形式作用」與「內容作用」的過程，可使人產生一個可變動的審美結果。而此不固定的審美結果，參考了認知科學「音樂流等於潛意識流」的說法，本研究認為，這是一種完形現象。 而電視這種媒體，同時給予影像以及聲音兩種訊息來源。本研究認為，音樂和影像都能分別給予一種完形感，而當兩者因為來源相同而必須整合為一個完形的時候，就有可能產生不協調的情形。而本研究假設，造成不協調的可能因素之一，便是兩者的時間線索與空間線索不一致。為此，本研究以特殊設計的電視短片，對十位志願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從回答當中，得以驗證了當電視短片中的畫面與音樂所包含的時空線索不一致時，可產生如「時間感覺被破壞」、「明顯感覺不協調」等負面觀感。因此，影音的時空線索，應是決定電視中音樂與畫面協調與否的關鍵因素之一。

藉由比較高達美的美學與康德判斷力批判中的品味(鑑賞)概念，探討此一概念對於現代人的意義。 / This dissertation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implication of “taste”in Kant's Critique of Judgment and in Gadamer's Aesthetic.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教育学) / 甲第25050号 / 教博第300号 / 新制||教||222(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教育学環専攻 / (主査)准教授 野村 理朗, 教授 楠見 孝, 教授 齊藤 智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共著者あり。共著者名: 亘理文夫，今井徹，山方秀一，小林雅博. 日本歯科理工学会, 豊泉裕，亘理文夫，今井徹，山方秀一，小林雅博 = TOYOIZUMI, Hiroshi ; WATARI, Fumio ; IMAI, Tohru ; YAMAGATA, Shuichi ; KOBAYASHI, Masahiro, 光重合法による曲げおよびねじり剛性を有する審美性矯正ワイヤーの試作 = Fabrication of Aesthetic Wires with Flexural and Torsional Stiffness by Photo Curing Method, 歯科材料・器械 = The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for Dental Materials and Devices, 18(6), 1999 NOV, pp.429-440 / Hokkaido University (北海道大学) / 博士 / 歯学

受到電玩遊戲Wii Sports在全球的熱銷，以及研究者個人玩Wii Sports的審美經驗啟發，本研究旨在打造一個能夠用以系統地分析與詮釋中介化審美經驗的工具架構；然後以所打造的架構，實際示範中介化審美經驗怎麼研究；最後回過頭根據研究結果檢討所打造架構的適用性。 據此，本文首先在第二章主要根據Huizinga與Caillois關於嬉戲與遊戲的理論範疇描述，Mead、McLuhan、Winnicot與Bateson對於嬉戲作為一體兩面的、社會化與創新溝通行動的媒介，以及Gadamer的藝術作品本體論（本文稱之為嬉戲-作品-玩賞回饋系統）等理論的探討，整合無論傳統或新媒介所中介，無論玩家或閱聽人，對於嬉戲/遊戲或敘事的審美經驗本體論範疇；其次在第三章透過Dewey與Bentley關於社會科學本體-方法論類型學，以及Peirce與Morris的實用主義符號學的探討，提出一個基於實用主義符號學，適用於系統地分析與詮釋各類型中介化審美經驗的工具架構；第四章利用第三章提出的架構，實際分析與詮釋Wii Sports審美經驗的意義；並在第五章根據第四章的分析與詮釋結果，回過頭檢討第三章所提出架構的適用性。

本論文以康德和經驗主義美學切入討論維多利亞文學中女性的家庭和社會奉獻，論證女性家庭奉獻的美感並非單純呼應家內天使的形象，而是作者藉此美感，提供女性一符合性別期待的社會奉獻管道。十九世紀的家內天使意識型態，歌頌中產階級女性角色為男性的幫手，其家庭奉獻象徵秩序與道德，讚揚女性的道德美感。此兩性空間的意識型態視女性的主要活動範圍為家庭，看似縮減其參與社會奉獻的相關性，但作家實以女性家庭奉獻的美感為敘事手法，傳達慈善始於家庭的想法，傳達女性情感與落實社會奉獻。 本論文檢視三本1850至1870期間的英國小說：喬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喬治‧愛略特（George Eliot）、伊利莎白‧蓋斯凱爾（Elizabeth Gaskell）的小說皆以女性奉獻為主，但各展現不同的美感與社會奉獻的關係，融合社會對家庭奉獻的傳統要求和實踐女性自我主體性。論文第一章介紹美的概念演變、維多利亞時期的女性奉獻美感、以及本論文的章節架構。第二章探索美感與道德的同異性。從康德美學的觀點，探討維多利亞的家內天使形象和狄更斯《荒涼山莊》女主角的家庭奉獻，論證美雖不等同於道德，但卻是道德的象徵。第三章分析女性的愉悅美感是源於奉獻行為。愛略特《米德爾小鎮》的女主角，融合利己情感和利他奉獻，以道德和愉悅感為奉獻的基礎，彰顯女性奉獻與道德愉悅感的關係。第四章檢視女性的同情美感和社會改革。蓋斯凱爾《北方與南方》女主角的同情美感，塑造出獨立能幹的形象，致力於家庭奉獻和排解階級糾紛，並促使男性角色改善階級衝突。結論章節論述，維多利亞小說中的家內天使形象和女性奉獻所產生的美感，隱藏複雜多樣的奉獻和主體關係，雖然女性以家庭奉獻的美感為出發點，實為進行社會奉獻，蘊含豐富的改革和情感動力，挑戰傳統家內天使形象的寓意。 / This study uses Kantian and Empiricism aesthetics to explore women’s devotion and effect to home 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The beauty of heroines’ devotion to home does not simply convey the conventional image of an angel in the house but offers women a socially acceptable access to social commitment in the Victorian novels written by Charles Dickens, George Eliot, and Elizabeth Gaskell. The ideology of an angel in the house regards middle-class women as helpmates. Women obtain the sense of beauty via their domestic devotion, which symbolizes order and morality. This female image not only reinforces the ideology of separate spheres but also cooperates with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commitment. Female devotion is used to reinforce the notion that charity begins at home and express women’s feeling and pursuit of social commitment. This study examines three Victorian novels between 1850 and 1870. The novels of Dickens, Eliot, and Gaskell accentuate female domesticity and present different aspects of female beauty in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devotion relevant to their social commitment of improving the world. They reconcile the society’s demands of women’s domestic devotion with personal pursuits for female subjectivity.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 study defines beauty, particularly of devotion in the Victorian time. It also shows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k through describing how other chapters are organized. The second chapter examines the affinity of beauty and morality in women’s devotion to home. Kantian aesthetics which explains the exercise of aesthetic judgments is helpful to explore Dickens’s angelic heroine’s moral beauty in Bleak House. The heroine’s beauty is not synonymous with morality but is, instead, symbolic of morality. The third chapter center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female agreeable feelings, virtues, and beauty in Eliot’s Middlemarch. The heroine undergoes the process of reconciling self-regarding feelings and altruistic devotion to make virtuous contributions. Empiricist David Hume’s virtue theory helps explore the moti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ehind the heroine’s virtuous action based on agreeable feelings and approbation of virtuous actions. The fourth chapter explores women’s beauty resulting from sympathy with family members and the poor. The independent heroine of Gaskell’s North and South dedicates herself to domestic devotion and class conflict. Her sympathetic beauty causes men to change present condi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working-class life. In the fifth chapter, the analysis of female beauty and devotion in the three Victorian novels helps discover that various, complicated relation between devotion and subjectivity under the conventional disguise of women’s moral image. Although the women’s beauty originates from their devotion to home, the domestic devotion functions as their social commitment of reforming the world which contains rich, dynamic challenge to the ideological image of female beau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