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嘗試利用兩國動態一般模型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架構，分析資本市場存在的不對稱摩擦現象，藉由設定不同兩國債券調整成本的三種形式，模擬兩國總體變數在本國生產力衝擊下的影響分析。本文模型架構主要遵循Bergin et al. (2007)，文中廠商的商品訂價方式採生產者貨幣訂價 (producer currency pricing, PCP)，即廠商的訂價行為依照本國貨幣作為計價單位，透過名目匯率轉換為外國消費者面對的商品價格，單一價格法則 (the law of one price, LOP)在此訂價方式下成立；本文模型的商品訂價方式改採當地貨幣訂價 (local currency pricing, LCP)，本國廠商以當地貨幣作為計價單位訂定其商品價格，該訂價方式廣為近來文獻所採用，並符合已開發國家之訂價行為，故採用此訂價方式。 電腦模擬本文資本市場的三種不同設定，在本國生產力具有 的外生衝擊下，資本邊際生產力的提高致使本國廠商增加投資，代表性個人資金借貸的管道可透過本國債券與外國債券進行融通，而本國代表性個人在買賣本國債券時無需負擔債券調整成本，在購買外國債券時則需負擔債券調整成本，此一設定即在反映資金借貸的摩擦情形；變數的動態模擬結果顯示，資本市場的不對稱摩擦，將透過兩國間的經常帳變化條件，影響資金借貸的流通，對於兩國總體經濟變數具有顯著影響。

本文試圖由一宏觀角度，對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發產歷程、運作模式、分類、優勢與風險進行探討。另外，也由經濟學角度分析了第三方支付平台作為解決電子商務市場中買賣雙方訊息不對稱的工具，來自什麼原因，又有什麼樣的特性。其次，透過雙邊市場這一近代產業經濟學重要的概念，對第三方支付由另一個角度進行分析，以期強化對其之理解。最後，針對第三方支付的未來展望，提出相應的建議。

Akerlof (1970) 肇端了資訊經濟學的發展，而 Leland & Pyle (1977)，Ross (1977) 和 Bhattacharya (1979) 等正式將資訊經濟學帶入財務研究的領域後，資訊不對稱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且已對傳統財務理論產生很大的衝擊，但是關於資訊不對稱的研究僅偏重於均衡條件的探討，對於如何影響風險性資產的價格以及影響程度則未見系統性研究．而且資訊不對稱的程度很難具體衡量，因此此一議題鮮見實證探討．本研究即將資訊不對稱正式納入風險性資產定價模式，並以銀行借款為實證對象，利用共變結構模型找出資訊不對稱的衡量變數，對資訊不對稱程度加以衡量．本研究在理論模式的建構，分別以一般競爭均衡，利率結構，選擇權定價，與銀行借款信用評等等四個定價模式，將資訊不對稱正式納入各模式中，推導其對價格的影響．四個不同模式均獲致相同結論：資訊不對稱使債權人的認知風險高於完全資訊時的實質風險，致使借款人資金成本上升．利用LISREL為資訊不對稱界定出一組配適良好的衡量模式，包括借款企業的年齡，規模，保證人人數，以及與銀行往來期間等四項變數．實證結果顯示，資訊不對稱對借款者的償債能力．理論模式與主要研究命題獲實證結果支持．

本文目的主要是探討貨幣政策對產出、 物價是否具有非對稱性的效果，進而希望尋求貨幣政策的合理取向。 我們探討的不對稱性有兩類，第一類是研究寬鬆貨幣政策與緊縮貨幣政策是否有不對稱性效果， 第二類是探討在金融市場繁榮期與蕭條期， 貨幣政策政策效果是否具有不對稱性，至於貨幣政策亦區分為「貨幣政策干擾」和「貨幣市場變數」兩種。 我們利用敘述法建立「貨幣政策指標」， 與貨幣總計數和重貼現率共同當作貨幣政策代理變數， 此外，亦嘗試利用主成份分析法建立一金融綜合指標，並藉其判定金融狀態處於繁榮期或蕭條期。 然後則進行臺灣地區的實證分析， 驗證貨幣政策是否存在上述的兩類不對稱性效果，實證期間則為 1971：1-1995：4。 根據本文的研究， 其實證結果顯示臺灣地區寬鬆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顯著地大於緊縮貨幣政策，這與國外實證文獻呈現相反的結果。 而在不同金融狀態下，亦發現貨幣政策對產出可能存在不對稱性的效果。 分析造成貨幣政策效果具不對稱性的原因， 可能是在於台灣經濟結構的改變、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後，貨幣傳遞過程與效力有所轉變所致。 至於寬鬆貨幣政策與緊縮貨幣政策對物價的影響並不顯著， 實證結果並不支持非對稱性假說。 而在不同金融狀態下，則發現貨幣政策對物價可能具有些許的不對稱性效果。 但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主要仍受石油價格、進口物價與季節性因素等供給面影響， 貨幣在物價膨脹過程中是扮演一充分條件之角色，有擴大成本加速上脹的助燃作用。

隨著經濟的發展，國民所得增加生活水準的提昇，電力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而最適電價的訂定，則成為政府當局及學者們所關切的課題。因此，本文旨在分別就資訊對稱與資訊不對稱下靜態兩種情況，進行最適電價管制模型之研究，以期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化之目標。 本研究首先對於電力事業所具備的特性，加以闡述。同時由於電力事業係屬公用事業，電價的影響層面又既深且廣，並具有自然獨占之屬性，因此政府管制當局通常採取價格管制措施介入市場。本文將就常見之單一定價模式及尖離峰定價模式，作一扼要說明。 其次，先就探討資訊不對稱之相關文獻，稍作概述。並將針對資訊對稱與不對稱下，產生道德障礙、逆選擇、和成本浮報等問題之靜態最適電價模型，與產生道德障礙之動態最適電價模型，作深入探討。且將就所得結果之政策涵義，作一評論。最後，對未來研究發展之方向提出建議。

Cho-Kreps(1987)提出以equilibrium dominance的方法找出直覺均衡(intuitive equilibrium)的概念，使得最終均衡收斂至直覺均衡。但是根據實驗結果顯示，均衡的考量不是那麼輕鬆而簡單的，由實驗二我們可以看出，運用``情境模擬''的方法，建議參賽者對於決策的認知行為，使得參賽者的認知模糊化後運用equilibrium dominance的方法，會使最終均衡呈現環循的趨勢而並不會收斂至直覺均衡的結果。此外Cho-Kreps(1987)所提出的文章中，可以dominate掉非直覺均衡有一個重要的關鍵變項就是---``演說(Speech)''，由實驗三我們可以得知加入``演說''這個變項後，不能明顯看出會使最終均衡``加速''收斂至直覺均衡。但是由實驗四的結果我們可得知，在情境模擬的環境下使參賽者的認知模糊，那麼此時加入``演說``這個變項確實能發揮其重要性，使得參賽者雙方的認知更清楚化，以便能排除非直覺均衡而收斂至直覺均衡另外Cho-Kreps(1987)所討論參賽者在做決策的方法中並未說明參賽者的風險態度和決策行為的關係，若縮短參賽者雙方的報酬差距，使得參賽者的決策風險變小，使雙方參賽者願意``賭''的誘因增加。由實驗六的結果可以得知可運用``學習''的方法，使得參賽者靠自己本身的學習來確認其應該已知的認知，以降低參賽者對雙方認知的不確定性，因此使得雙方``賭''的意願降低以使最終均衡可快速收斂至直覺均衡。最後由人格風險量表整理可得風險喜好程度的參賽者比較願意去賭，因此風險態度愈高愈不易使均衡收斂至直覺均衡。總括來說，Cho-Kreps(1987)所提出運用equilibrium dominance的方法求得合理的直覺均衡的概念必須是在參賽者雙方對於決策行為認知的不確定性小的時候才能成立。

信用市場發生資訊不對稱時，貸款申請人對自己的型態瞭若指掌，而銀行 卻因對貸款申請人資訊相對不足而必須承受倒帳的風險。銀行若欲保障利 潤而提高擔保品或利率，反而易引起道德危機與逆選擇的問題，造成銀行 利潤下降。多數文獻常以信用分配、自我選擇機能、信號機能來探討銀行 面臨資訊不對稱所發生的狀況，本文就是以信號賽局來探討資訊不對稱下 的銀行放款決策。在以信號機能分析銀行放款市場的文獻中，Milde & Riley (1988)以貸款額為信號變數，分別用乘法與加法形式利潤函數探討 不對稱資訊下的銀行放款決策。薛舜仁(1993)則以擔保品為信號變數，運 用乘法形式利潤函數來探討。本文則延續薛舜仁的分析方法，在貸款額固 定下，利用貸款申請人型態、擔保品、計劃報酬隨機性形成利潤函數，惟 此利潤函數，呈現的是Milde & Riley 的加法形式利潤函數。透過貸款申 請人無異曲線斜率不同所隱含邊際替代率不同的特性，分析出不對稱資訊 下的均衡契約。由於本文結果與 Milde & Riley 及薛舜仁的結果不同， 所以我們將各結果列出比較，發現在資訊不對稱時，以債權安全目標設計 契約時，債信高的申請人會選擇高貸款額或低擔保品但放款利率高的契約 。當銀行為防止高風險者因擔保品負擔過重退出市場，而以風險角度設計 契約時，則均衡時，高債信者會選擇低貸款額或高擔保品，但放款利率低 的契約。

本篇文章之主要研究目的，為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我國生育率之影響效果，且更進一步探討總體景氣於繁榮與衰退期間對生育率的影響程度是否一致。針對兩個研究目的，利用1964年至2009年我國總體經濟之時間序列資料，以育齡婦女總生育率做為衡量生育水準的指標，作為被解釋變數，於解釋變數有失業率、女性勞動參與率、婦女有偶比例、女性高等教育程度、社會福利支出、都市化程度及家庭計畫實施前後，探討各變數對生育率的影響程度及方向。以上變數皆經過H-P filter去除單根問題及時間趨勢，並採用複迴歸模型以最小平方法進行實證分析，共建立六組複迴歸模型，分別利用總體變數對景氣波動與生育率間是呈現正循環或反循環關係，以及景氣於繁榮與衰退期間的波動對逾放比率的影響程度是否會有不對稱之影響效果做驗證。 本文之主要結論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發現於本文之研究期間中，我國總體景氣波動會與生育率成負向循環。於第二部分之迴歸估計結果發現，我國總體景氣波動對生育率無不對稱之影響效果，即景氣繁榮與衰退期間對生育率的影響差異不大。由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可知，臺灣生育率為順景氣循環，當景氣衰退時，生育率會下降，可能為女性對小孩的需求之所得效果大於替代效果所致。希冀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可以提供政府制定提振生育相關政策之參考

本文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對政府支出的不對稱性研究，以失業率作為景氣繁榮與景氣衰弱的劃分，來分析當景氣好與壞時，政府支出在這兩期間內影響的幅度是否相同。為了使模型更為完整，迴歸實證中加入了其他可能影響政府支出之變數，另外利用移動式 Chow 檢定來檢驗支出是否存在結構性斷裂，並加以考慮。由移動式 Chow 檢定檢驗出各級政府總支出在研究樣本期間內存在結構性斷裂。而在景氣波動方面，實證結果指出，各級政府總支出不論景氣狀況為何，皆會增加政府支出，而在景氣好與壞中，利用 Wald test 檢驗的結果得知，政府增加支出幅度並沒有不一致的情況，即表示總體景氣波動對各級政府總支出不具有不對稱性的現象。除了總支出外，本文另外以總支出下的一般政務支出、經濟發展支出以及總社會福利支出為研究的標的，來探討此三項支出在受到景氣波動的影響是否有不對稱性的現象。而由迴歸模型結果顯示，此三細項支出除了一般政務支出與經濟發展支出不具有不對稱性外，總社會福利支出在景氣波動下有不對稱的現象。

日本在1894年藉由朝鮮「東學黨事件」發動中日甲午戰爭，並於1895年與中國簽訂「馬關條約」，迫使中國割地賠款。本文即在從「國際談判」之角度探討馬關條約談判。 本文以哈比等五位學者對於國際談判之相關論點為基礎，經由歷史研究途徑，採用文獻分析研究方法，分由馬關條約談判之談判背景、談判結構、談判過程等方面分析此兩國間之戰爭媾和談判。 在談判背景上，中國在軍事上節節敗退之下，希望列強出面調停，但日本為確保在談判中達到其最大目的，故遲至1895年3月，在中國願意派遣有割讓土地畫押之全權大臣後，才在美國居間協調下，接受中國的談判要求。在談判結構上，中國在談判前的靜態資源中，可藉以在馬關條約談判中增加談判權力的就是廣土眾民的商業利益與第三國干預，但仍須依靠有效的戰術運用，方能於談判中增加談判權力。 在談判過程中，中國放棄堅持之議題選項，故極力爭取第三國之幫助，而日本也努力於排除第三國干預介入談判中，雖然有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日本仍成功地將其與馬關條約談判切割處理，不使其產生議題聯繫，而列強在各自利益考量下，最終無法及時提供中國談判權力，迫使中國不得不接受日本之談判條件。 中國在馬關條約談判中最在意之割讓領土次議題，實乃十九世紀中外戰爭媾和之慣例，然中國政府決策人士昧於國際知識，一再於此次議題上討論爭辯，喪失較佳之談判時機。而中國於1900年之辛丑條約談判中仍重蹈覆轍，接受各國談判條件。日本則於1905年與俄國之樸茲茅斯條約談判中，面對不同於中國的戰敗國，俄國採用堅持選項之戰術，迫使日本於談判中只能達到分文未取之「絕對必要條件」。 本文運用哈比等學者之談判論點，綜合為本文之研究架構，可供研究國際上戰爭媾和之不對稱權力談判之分析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