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是否完善，不僅影響公司自身發展，亦會衝擊國家整體金融秩序。近年來，國際間在公司治理議題上，有強化股東權之趨勢。保護股東權益、便利股東權之行使，對於健全公司治理尤為重要。中國大陸1993年公司法中所架構的公司治理結構並不完整，其中關於少數股東權益的保障機制亦是寥寥無幾。中國大陸公司法於2005年進行了大幅修正。其中，為避免控制股東濫用多數決原則，破壞公司治理之監控機制，2005年公司法賦予少數股東多項權利。少數股東權之設計，不僅是防止董事會濫權，侵害股東利益的監督機制；也是股東平等原則下，少數股東在股東會採多數決下獲得平等對待的具體展現。 本文圍繞中國大陸2005年公司法中所規定的四項少數股東權展開，介紹少數股東之股東會召集權、提案權、代表訴訟和解散裁判訴請權在中國大陸公司法中的具體規定，整理台灣相關立法規定以供參考比較，并嘗試對中國大陸公司法提出完善建議，期能達到強化少數股東權保障之目的。 / Corporate governance not only influences company, but shocks global economics. In recent years, international tendency has strengthened the shareholders’ right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It i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to protect the sharehold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facilitate the exertio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Mainland China Company Act of 1993 was not complete, which on minority interest protection system was also few. In 2005, Mainland China Company Act was substantially amended. In order to avoid abusing the majority rule, damaging monitoring system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Company Act of 2005 gives a number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righ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four minority shareholders’ rights in the Company Act of 2005, introduces their specific regulations, sorts out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in Taiwan for reference comparison, tries t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Mainland China Company Act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minority shareholders’ rights.

我國公司法在94年6月22 日通過增訂修正條文，新增通訊投票制度，並賦予股東提案權及董事、監察人提名制度。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配合公司法新增通訊投票相關規定，於94年12 月15 日發布修正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以使公開發行公司採行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之股務作業有所依循，使我國上市上櫃公司正式跨入股東會通訊投票時代。不過法令修正後逾三年除台灣期貨交易所股東會採用通訊投票外，並無其他上市上櫃公司採行，使通訊投票制度徒託空言。 97年6月13日共計有637家上市櫃公司選在同一天召開，過度集中化的結果，不僅股東分身乏術無法參與公司一年一度股東會，也嚴重影響小股東參與監督、瞭解公司經營等權益。 股東會是小股東實踐股東權益及落實股東行動主義最佳的場合，也是公司實行公司治理具體表現。但近幾年股東會撞期情況始終未獲改善，為有效解決此一問題金管會證期局積極宣導通訊投票制度的優點，希望上市上櫃公司採行通訊投票制度，讓股東在親自出席和委託出席之外，多增加一項參與股東會方式。 股東會通訊投票制度亦新增股東會提案權和董監事提名董監事制度，讓少數股東權益能擴大參與公司決策與經營。我國通訊投票制度雖然已有法源和運作平台，但企業普遍對此制度仍不熟悉，未來要擴大推行，有賴主管機關政策輔導和提出獎勵措施，初期如果能鼓勵大型企業或法人持股比重較高公司帶頭做起，則我國通訊投票制度則可望步上正軌。 通訊投票制度最早由美國開始，目前英國、日本、澳洲、香港等國皆已實施多年，我國起步並不算晚，實施股東會通訊投票不僅與國際接軌對我國企業推動公司治理和股東行動主義亦有正面評價。

本論文為管理層收購法律規範理論與實務之研究，比較台灣與日本兩國法律規範及實務運作方式，借鏡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及管理層收購發動背景與我國相似之日本，檢討我國管理層收購之相關法規範，並試提出修正建議。 在管理層收購下，管理層一方面為收購方，一方面亦為目標公司之決策機構，其間之利益衝突不言而喻，且管理層收購亦伴隨著逐出少數股東之下市交易，如何能確保交易公平並保障少數股東之利益，為各國法規範管理層收購之一大重點。 本文以2011年國際私募基金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 L.P.來台收購我國半導體大廠國巨股份有限公司一案帶入我國管理層收購之法規範及實務運作，並點出該案及其後一連串之修法下我國法仍存在之問題，再探討日本法下管理層收購之相關規範及實務運作模式，並以日本兩實務案例：日立集團旗下之日立機材株式會社創始股東聯合國際私募基金凱雷集團發動管理層收購事件、日本判決著名案件Rex Holdings管理層收購事件兩案，深入探討日本法之管理層收購實務運作及相關判決，最後則以兩國實務案例比較，進一步檢討我國法之問題。

在法人格獨立之原則下，公司對董事、監察人是否提起訴訟，原則上應由公司之意思機關決定，並由公司之代表人代表公司進行。然而，當公司內部機關失靈，代表人怠於為公司行使權利時，我國公司法在第214條以下訂立少數股東例外情形下可代位公司對不法之董事提起訴訟之代表訴訟制度。但我國現行公司法下之股東代表訴訟制度，存有起訴之門檻過高、起訴股東負擔之訴訟風險與成本過大之重大缺失，導致實務上甚少股東代表訴訟之實際案例。因此，立法者於民國98年增訂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10條之1，使財團法人證券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保中心)可以自己名義為公司提起代表訴訟，不受公司法起訴門檻之限制。探究增定投保法第10條之1之背景可能係考量目前環境仍不適合全面免除少數股東提起代表訴訟之起訴門檻，以避免股東濫行起訴而影響公司正常經營。故立法者藉由具有公益性質之投保中心，在主管機關之監理下，於投資人保護法限制之範圍內對公司之不法董事或監察人提起代表訴訟，以追求小股東權益之維護與公司經營利益與董事、監察人負擔責任三者間最大平衡。 然而，立法者於公司法之外，另於投保法制訂股東代表訴訟之制度，將產生投保中心提起之股東代表訴訟在雙軌制度下是否回歸適用公司法規定之爭議。又股東代表訴訟制度於投保法修法後仍存有許多爭議，投保法第10條之1之規定僅解決起訴誘因不足之問題。縱透過投保中心依投保法規定代位公司起訴，投保中心提起之代表訴訟亦存有維護公司利益與維護公益之內涵是否一致之爭議。又投保中心提起之股東代表訴訟常遇到證據偏在造成舉證困難之問題，縱以刑事附帶民事程序方式提起訴訟，仍存有訴訟程序進度緩慢，且刑事判決認定之結果難以解決民事求償程序中具體判斷公司之損害現今是否仍然存在、損害範圍為何及有無重大性之問題。是本文除在第五章介紹投保法現行規範及實務運作之狀況外，另於第六章透過英美法制之比較，針對股東代表訴訟中當事人之範圍、其他股東之程序保障、內部救濟程序先行之效力三大爭議進行我國現行股東代表訴訟制度之檢討，冀希能作為未來股東代表訴訟修法方向之參考。

伴隨著世界歷史步入二十一世紀，以企業為核心的市場體系處於一個大的結構性調整。企業能否順利調整到為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服務，成為了全球各大公司所關注的首要問題。在此轉捩點，各個勵精圖治的企業家無一例外的選擇了擴大經營規模，世界500大的公司都是靠收購和合併發展起來，國際企業經常以併購的方式進行企業水平、垂直整合，以利於從事專業經營，提升經營效率，為因應企業全球化趨勢，有關企業併購法制之完備及明確，勢所必需。 企業收購合併為一法律上饒富興味之課題，這不只因為合併具有多種的形態，更因為合併涉及企業間複雜的權利義務關係，使得多種面向的法律領域都與之產生牽連。 本論文之結構安排如下：第一章為緒論，介紹本篇論文之研究動機、背景、以及研究方法與範圍。第二章為法律經濟分析概述，介紹法律經濟分析的內涵、背景、發展以及與傳統法學研究上之差異，並說明為何選取以法律經濟分析之方式作為研究主軸。第三章法律經濟分析的經濟理論基礎，主要對法律經濟分析中經常運用到個體經濟學的最大化、效益、供需理論及賽局理論進行分析與闡述。第四章為企業併購概述。第五章台灣企業併購現況。第六章為企業併購法制之經濟分析檢視各種現行法之可行性，並建議以經濟觀點構築之法制作為解決方案。第七章為結論與建議。 本文的主要目的以一種法律經濟分析的不同視角，從企業併購的經濟學基礎、法律制度的供需狀況、效率等方面論證對企業併購法制進行法律規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系統地檢視企業併購於現行法中所扮演之功能分析是否符合經濟學中效率的觀念，並且分析於現行企業併購法制發生違反效率的情況。 / During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ve turned toward history, something that culminated in the 1990s, and this phenomenon was evident in law as well. However, until recently, law and economics, the most influential post-World War II jurisprudential movement, was a-historical in its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agenda.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call attention to economic analysis of merger and acquisition law, its methodological causes, and the nature of its interaction with other sub-fields of law and of economic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re undoubtedly among the most significant macro-economic phenomena of the industrialized West during the last twenty years. The size of acquisitions is constantly rising, with no sign of this phenomenon being part of a passing tre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iverse and complex aspects of acquisitions,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model that defines acquisition law's central policy goals and suggests criteria to be follow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achievement of these goals.

自我國企業併購法容許以現金作為併購對價後，現金逐出合併即成為我國法制上適法之併購類型。惟現金逐出合併通常為控制股東利用股權優勢，以現金對價剝奪少數股東留存於併購後公司之手段，故控制股東是否濫用資本多數決侵害少數股東權益以獨占併購利益乃成為現金逐出合併上不可忽視之討論重點。 本文以比較日本法之觀點，針對專屬於併購之保護機制及公司法上既有之救濟機制進行比較分析，以釐清及了解現行制度於實際操作上是否確實能夠在現金逐出合併之實行過程中發揮保護少數股東之功能。討論範圍上，前者，包含「資訊揭露制度」與「股份收買請求權」；後者，包含「股東制止請求權」與「爭執併購決議效力之訴訟」。比較內容圍繞在此四項制度於解釋適用上之學說與實務觀點。 除保護機制之討論外，本文另從二階段收購之角度探討少數股東之權益侵害。討論範圍上，主要以與股份收買請求權具有密切關係之控制權溢價分配及公開收購壓迫性兩者作為討論之對象，並從日本法之比較分析觀點，探討是否可透過股份收買請求權使少數股東分享控制權溢價，及解決二階段收購下可能引發之壓迫性問題。 最後，本文針對現行制度提出檢討與建議。在保護機制部分，資訊揭露制度應補強揭露內容與強化非公開發行公司之保護，股份收買請求權應調整目前實務採用之計算方式，股東制止請求權與爭執決議效力之訴訟應作一體性之調整。至於二階段收購部分，則應容許少數股東可分享控制權溢價，並暫以股份收買請求權解決公開收購之壓迫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