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文学) / 乙第13199号 / 論文博第641号 / 新制||文||663(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現代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林 晋, 教授 伊藤 和行, 教授 上島 享, 准教授 伊勢田 哲治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1513号 / 法博第230号 / 新制||法||165(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髙山 佳奈子, 教授 塩見 淳, 教授 安田 拓人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4345号 / 文博第919号 / 新制||文||731(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行動文化学専攻 / (主査)准教授 丸山 里美, 教授 落合 恵美子, 准教授 柴田 悠, 教授 松田 素二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公共領域」是個有待詮釋的概念，任何關於公共領域的理論必然預設了某些存在於公╱私之間的區別，但是並沒有一個簡單的邏輯可以用來處理「公」與「私」這一組相對的概念。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哈伯瑪斯理論架構下，公共領域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之道。 根據哈伯瑪斯的分析「公共性原則」在由自由主義民主轉向福利國家的過程中，受到包括市場經濟、媒體、文化消費、利益團體、廣告宣傳等因素的影響而造成的破壞，造成公共領域功能衰退、公共性式微的各種問題。為了重建公共性，使公共領域能恢復不受扭曲的溝通功能，哈伯瑪斯轉向對溝通行動理論的建構工作。在第三章中，本文以漢娜•鄂蘭對公共空間的闡釋來和哈伯瑪斯做比較。藉由哈伯瑪斯在「權力」和「真理」的概念上對鄂蘭的肯定與批判，帶出哈伯瑪斯在溝通理論上的建構工作。 哈伯瑪斯的溝通理論應用在民主政治理論上，成為所謂的審議式政治。其特色在於：（1）重視理想的程序性設計。其成功不在於一個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全體公民，而取決於相應的溝通程序和程序的制度化，以及程序與非正式的公共輿論之間的共同作用。（2）雙軌的審議式政治概念，其中一方面指的制度化的民主程序，通常指的是議會的運作；另一種則是不受制度規範的非正式意見形成過程，也就是一般意義下的公共領域。其中公共領域扮演的是發現問題、確認問題的有限角色，並不能取代政治系統進行治理和決策。 雙軌的審議式政治提醒我們公共領域角色的有限性，以及公共領域和政府職能不可置換的特點。政治統治機制有其不可懈怠的責任和義務，而公共領域中的溝通互動也不必以得出「共識」為導向，因為它並不需要承擔任何決策的成敗，而主要是一種鄂蘭所說的展現功能。

本文係由法制觀點切入，探討空間規劃理論於台灣發展情形之研究，論述上，所採取的係理論、政策(理念與實踐)及個案之三階段論法，嗣後乃據以提出結論以及有關都市計畫法的修法方向建議。 申言之，撰者首先嘗試從「修法時代背景的演繹推論」、「規劃實務操作特性的研究歸納」以及「法制內容的釐析」等三個面向來作探討，認為都市計畫法內含的規劃理論範型即是60年代以前流行於歐美等工業先國的理性規劃論，並指出其於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政經脈絡中的不適性，進而構築本文所強調的規劃理性基礎─溝通參與及其內含的「正當性」與「合理性」理由。其次，用以推論典範遞移的「異例」之所在，即係於解嚴後台灣政治權力再結構的特定歷史時勢中問世的「市民主義」，以及「台北市地區環境改造計畫」，也就是說將整個政策的論述出線過程及其實踐經驗本身，作為說明「規劃理論思潮係植基於社會主體的歷史性變遷」此一觀點中，正在歷史性浮現之新社會主體的現實考察，而這也就是規劃範型演替之所繫的社會基礎所在。最後，進一步以88年度地區環境改造計畫提案之一的剝皮寮個案，透過個案裡專業者和社區在保存運動中提出替代性發展方案的過程與共識性結論，來反襯出現行都市計畫在內容與規劃模式上的侷限性，並據以提出賦權機制等強化溝通參與作用之發揮的制度性建議。

如何將網際網路與大陸市民社會的發展作一連繫，在過去已有許多人作過討論，本文試著由認識論的角度，就大陸市民社會理論做一審思。在立論上，本文需處理兩個轉折，首先，市民社會理論由來自西方文明，如何將其適用到中國社會，就得面臨第一個轉折；其次，網際網路是一個虛擬載體，如何與市民社會這一依託於現實社會的實體空間做連結，又需經過第二個轉折。 本文的處理方式，是首先檢視西方市民社會理論的發展歷程，抽繹其中的判別標準，再以此分析大陸市民社會的發展程度。為顧及理論與現實的配合，本文兼採歷史—結構研究途徑，使大陸市民社會理論在宏觀的歷史視野下，能經由國家與社會關係、公共領域、認同等三個切入點，完成第一個轉折。接著在以此三個切入點結合網際網路的特性，理解大陸市民社會理論與虛擬空間的適應性，並探究市民社會是否能在虛擬載體中尋得另一發展空間，以完成論文的第二個轉折。 網際網路雖然提供了大陸市民社會一自主、多元的場域，但網際網路的溝通邏輯卻非市民社會的層級結構所能涵蓋，即便因此擺脫了共黨權威的約束，也不能遽以認為大陸市民社會將獲得發展的契機，本文的重心雖放在大陸市民社會理論，但相信對西方市民社會理論也同樣具有啟發的意義。

本文的寫作，主要有兩個目的，其一是企圖透過黑格爾與青年馬克思兩人對於政治國家、市民社會與私有財產等概念的論述，來描繪現代社會的基本圖像，以及說明現代人生活於其中所可能面臨的困境；其二是希望藉由對於青年馬克思「社會革命」概念的探討，釐清革命作為一種政治行動，是否有可能克服異化勞動的困境，而重構符合人類本質的社會生活。 無論是黑格爾或是青年馬克思，皆認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的二元對立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並且不約而同地以市民社會做為論述的重心，另外，私有財產在市民社會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是倍受兩人關注的焦點。市民社會不完美且終將趨於崩解，同為兩人所詬病，但是青年馬克思顯然無法認同黑格爾關於倫理國家整合市民社會的理論，進而提出了無產階紡社會革命的主張。 青年馬克思認為異化勞動才是問題之所在，而黑格爾的主張，仍侷限於政治革命的範疇，根本無法撼搖異化勞動所形成的異化社會，而注定落得失敗的結局，因而要求無產階級進行社會革命，用最基進的政治行動來突破異化勞動對於人類社會生活的宰制，以建構真正自由的社會生活。 在本文的最後，筆者對於青年馬克思的主張進行反省。社會革命的概念，馬克思未能進一步將其落實到法律制度的層面，殊為可惜。黑格爾肯定市民社會是主觀性自由的開展，馬克思企圖打破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約二元對立，卻難以兼顧主觀性自由對於現代社會生活的重要性，可謂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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