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共計一冊，約七萬字，內釮六章十六節。 第一章導論，說明庇護之重要性，並概述現行行使庇護權之方法及狀況。 第二章說明何謂庇護，再探討從神權時代至人權時代，各種庇護制度的起源及歷史發 展。 第三章討論領域庇護，首先說明領域庇護的基礎究何在？其次說明領域庇護的對象， 最後則探討領域庇護之考慮因素。 第四章領域外庇護，本章除討論領域外庇護的基礎外，也探討各國對於領域外庇護之 實踐。 第五章討論難民問題，首先澄清「難民」之涵義與迫害觀念，其次回顧難民問題，並 說明國際難民服務機構之設立情形，最後介紹法定難民之認定方式及各國考慮之因素 。 第六章結論，回顧庇護問題，並對未來作一展望。

庇護工場的成立初衷是以協助弱勢團體為主，通常是提供中重度身心障礙者完全的保護以及安全調整過的工作環境，在工場裡他們可以體驗模擬式的工作訓練並獲得少許的產能報酬。但是當台灣的「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將庇護工場歸勞政主管時，許多庇護工場因為庇護性員工的高照護與訓練成本、低產能，加上缺乏專業經營管理團隊，而有經營不善的問題發生。為了要實現其社會與經濟目標，庇護工場開始朝著社會企業的方向發展。 本研究採用文獻回顧分析結合非結構式的訪談，首先回顧美國、歐洲以及台灣關於庇護工場與社會企業的文獻，作為主題探討背景的了解，並介紹社會企業的經營模式和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並將社會企業定義為遵循企業途徑來達成其社會使命，並追求財務上自給自足、永續發展的組織。 接著以伊甸基金會烘焙事業部作為個案訪談對象。分析後發現，伊甸基金會烘焙事業部發展情形和台灣多數庇護工場的現況十分相像，正處於由庇護工場過渡到社會企業的階段中，目前規模甚小，弱勢案主群能獲得的工作薪資水平也不高，但在財務上還是有某種程度上依賴政府的直接或間接的支持，只有部份達到其社會目的，尚未完全達到經濟上的自給自足、永續發展。 推究其原因，伊甸烘焙事業部在一開始發展庇護事業的時候，缺乏專業的管理知識與能力，導致在事業規劃上缺乏全面、長期眼光。在一開始向社會企業發展時，只能模仿其他的社會企業。其中並沒有考慮到其組織使命與特色、沒有可行的企業經營模式，導致組織定位不明確、無法達到財務上的自給自足、也模糊或抹滅組織原有的特色。 若希望能夠達到經濟上的自給自足，本研究提供給伊甸基金會烘焙事業部如以下。組織使命方面：(1) 凝聚機構共識(2) 解決溝通問題。專業人才方面：(1) 專業人才的吸引、留任與支持(2) 提升技術與工作技能。產品與服務方面：(1) 提升產品與服務品質。網絡合作方面：(1) 發展組織內部合作關係(2) 發展外部合作關係。其中需要特別強調的則是適當投資以及結合社會面核心能力的重要性。

庇護性就業作為身心障礙者就業的多元選擇之一，這項就業服務在歐美國家施行了一世紀已久，目前尤其以心智障礙者為此服務的主要使用者，各國文獻均對於推動庇護性就業的利弊有所探討，但究竟應淘汰或保留庇護性就業措施，至今仍未有一致共識，而基於不同的原則精神與哲學觀點，歐洲與美國在庇護性就業服務上也發展出相異的經驗軌跡。我國對於庇護性就業服務的概念，早期多停留在社福組織與身障者之間的服務關係，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通過之後，才確立將庇護工場定位為一般營業場所，也是身心障礙者的正式就業場所，存有勞資關係。同時，職業輔導評量服務也成為身心障礙者是否能擁有庇護性就業員工資格以進入庇護工場的重要機制，代表在身權法通過以後，職業輔導評量在庇護性就業職場的運用上，也有相當程度的責任加重。 有鑒庇護性就業及其相關服務在我國正處於發展變動之際，本研究期待以歐美國家的發展經驗作為我國參考，並針對庇護性就業及其相關服務運作中的重要代表：雇主(庇護工場代表)、職業輔導評量人員(職評服務代表)以及主管機關(地方勞政代表)進行深入訪談研究，以三者觀點瞭解現階段我國庇護性就業及其相關服務現況、問題，以及未來挑戰。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通過對於庇護工場、職業輔導評量與地方勞政主管機關三方面都造成相當影響，研究發現如下： 1.庇護工場方面：(一)由民間機構辦理庇護工場立案的阻礙與困難，使服務單位在申辦過程中遭受不少挫折。(二)生產與營利導向衝擊服務使命，更鮮明地強化了勞方與資方的對立關係。(三)對庇護性就業者的就業能力篩選，使庇護工場逐漸傾向提高服務對象的職能要求。 2.職業輔導評量方面：(一)職業輔導評量成為進/出庇護性就業職場的重要服務機制，若身心障礙者若就業能力上已不適任原職場，經職評結果認定後，職場可免除其資遣義務。(二)職業輔導評量與庇護性就業職場的互信關係仍需加強。職評人員有時會遭受庇護性就業服務方的質疑，原因多半出在不信任職評服務的專業判斷，也認為職評報告可受人為影響刻意操控。 3.地方主管機關方面：(一)身權法的施行也讓地方勞政機機主動投入更多公共資源設立庇護性就業職場，並更積極研擬未來的相關配套措施。(二)另一方面，也加強了對庇護性就業職場在管理經營技能與資源的導入。

「傳媒外部性」是指傳媒在生產其內容、或閱聽人於消費該內容的過程中，對於非關該市場交易之第三人產生影響，致使傳媒活動可能侵害第三人的權益，抑或可能創生公共利益的現象。作為一種傳播效果，以及一種構成市場失靈、從而需要公共政策介入的概念工具，「傳媒外部性」可以作為聯繫「傳播效果」與「媒介政策」的研究橋樑，因此對於拓展跨學科的溝通，具有潛在貢獻。 外部性是衍生自主流經濟學的概念，其測量無法不涉及量化指標（如貨幣），惟本研究亦闡明：該概念之內涵不可能、亦不應該完全以量化標準來看待；就此檢討後，本研究參照公法學教授Edwin Baker所提之十種傳媒外部性類目，同時酌量採納傳播效果研究的部分成果，提出本研究分析傳媒外部性的類目指標，並試圖使經濟學與傳播研究在對話中，能豐富各自的內涵。 透過相關文獻的檢視與分類，並針對《壹週刊》內容所創生的外部性予以歸納分析，本研究將歷來對於傳媒外部性的回應方式，分做三類八種。第一類是指行政立法部門的「傳播政策」回應，又可略分為宏觀結構管制（傳播哲學、產權與財源的確立）、微觀結構管制（庇古稅及津貼）、經由政府授權以形成三方對傳媒的共管，以及對傳媒內容的規範等；第二類則為民事與刑事等對於特定傳媒內容之「司法仲裁」回應；第三類回應則涉及「市場規則」，又可略分為媒體素養課程之推廣、媒體監督組織的運作、及傳媒與外部性承受者間的私下協商等。由於傳播政策可以是統合或中介前述三類回應的關鍵，本研究最後就公共政策介入以創生優質傳媒環境的作用，提出初步的反省。 / During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rocess of media content, a certain ‘media externality’ is inevitably created that may benefit or harm the third parties who actually are not present in the market exchang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ducers and their audience. Therefore it’s reasonable to conceive ‘media externality’ as one aspect of communication effects, and as a factor that contributes to market failure, as such, this thesis suggests that we employ ‘media externality’ as a conceptual tool bridg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media-policy research’ in a way that both disciplines can contribute to each other. To measure ‘externality’, it’s not possible that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such as ‘money’ be not invoked, meanwhile it’s neither desirable nor feasible if economic calculation or consideration exhausts what we mean by ‘media externality’. Having established this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 and in addition to bringing in relevant communication effect researches, the author builds and expands upon Edwin Baker’s categorization and proposes my own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media externality’. It is hoped that communication science and economics can enrich respective tradition via this dialogue. The ‘Next Weekly’ is then subject to a careful investigation and its externality is subsequently assessed. In all, to deal with media externalities, three models with eight variants can be discerned. To begin with, there is a ‘policy dimension’ comprising macro-structural regulation that attends to communication philosophy, arrangements of media property rights and finances of media production. The second policy element is of a micro-structural regulation nature, including Pigouvian tax or subsidy. Also, the state may stipulate that its regulatory power be shared with the industry and the audience’ alike. The second model indicates civilian or criminal lawsuits. Lastly there is a market response to media externality, be it the promotion of media literacy, operations of media watch groups or individual victim’s compromise with the media. This thesis ends in a reflection, since by its definition communication policy is bound to step in all the other variants, that evalu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policy and a more healthy media ecology.

以前的身心障礙者可能都被關在家裡，常遭家庭放棄、社會排擠，因而較無與人際互動，也較沒社交生活，我們看不到他們，但隨著時代進步，去麵包店買麵包的時候，看到智障的喜憨兒，去加油站加油看到顏障的加油員，在電視上看到視障歌手，聽廣播聽到肢障的播音員，去便利商店有您辨識不出來的精障收銀員等，當身心障礙者在臺北市政府「ENJOY 臺北餐廳」端出香醇濃郁咖啡，捷運古亭站為每一位匆忙上班族做出每一份健康美味的早餐，在陽光汽車美容中心將充滿污垢的車子變成金光閃閃的豪華房車，從他們眼裡看到了希望，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首善之區的臺北市，各項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制迅速發展中，政府積極投注心力讓身心障礙者站出來，求得一技之長，自給自足，謀得工作，他們就在您的身邊工作了。 身心障礙者的因身心的限制，常造成產能不足，因此工作條件常不及一般人，在環境及人際社交上常出現不適應之情況，在就業上可能有不同層度、不同態樣的工作適應上的問題，本篇論文的目的在於： 一、瞭解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之身心障礙者工作條件狀況。 二、瞭解影響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之身心障礙者工作適應之相關因素及情況。 三、根據研究結論，提供政府擬定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政策之參考。 本研究發現下列結論： 一、身心障礙者障礙類別影響工作適應期間，且工作條件與工作適應有關。 二、庇護工場身心障礙員工勞工權益已與競爭性市場的勞工相同，但薪資過低仍屬於低度就業。 三、身心障礙者工作適應狀況較一般人慢，但在設計規劃過的庇護工場較能得到支持及協助與顧客信賴，但也不利於面對競爭性勞動市場。 四、地方主管機關的督導措施較彊固。 五、產能較不佳的庇護性就業學員或實習生，工資仍不受保障。 六、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每年支出龐大就業促進費用，每年呈現赤字，政策亦因人事調動而變動。 七、社會福利團體為非營利組織，大多以公益角度來經營有營收行為的庇護工場，要自負盈虧，非其專長是個挑戰。 八、受託機構漸漸有「福利產業化」之概念。 本研究建議： 一、對受託機構的建議： （一）組織合併、合作聯盟、分享資源。 （二）加強及鼓勵庇護工場內身心障礙者及就業服務員進修及訓練。 二、對身心障礙者家長建議：在保護下的庇護工場工作的身心障礙者，能否面對競爭性勞動市場，應聽從職業輔導評量的建議，不要勉強子女一定要進入或長久在庇護工場工作。 三、對政府的建議： （一）租稅減免政策、增加社會公益形象，鼓勵事業單位進用庇護工場身心障礙者，使中繼型庇護工場身心障礙者，能順利進入競爭性就業市場。　　　 （二）庇護工場委託及租賃契約及績效評量指標應有彈性合理及合理性。 （三）建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員證照制度，培訓各項專業技能，增加決策及專業服務能力。 （四）建議由政府成立職業評量中心，使職評結果更有公信力。 （五）庇護性就業之身心障礙者，依其產能核薪，應訂定「產能核薪」之標準。 （六）建議訂定庇護工場委託或租賃契約時，能規範最低工時。 （七）正視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逐年短收之積存數額，應開源節流、尋求其他基金支援、企業捐獻等資源整合，持續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最好服務。 四、綜合建議：結合企業尋求經營上協助，朝向社會企業形式發展。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農會系統、派系組織與政黨運作對新北市選舉所產生的影響，進而瞭解台灣農會與地方派系的形勢消長及政治能量之轉變。此外，並藉由2002年開始的第15屆縣議員與2005年第16屆縣議員選舉及2010年第1屆市議員之選舉結果，探究新北市各政黨歷屆席次與得票率的變化，以觀察新北市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政黨版圖的變動，與農會競爭體系及派系侍從的改變，對選舉關係的影響。為深入探討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農會與派系對候選人的影響，遂進而分析三屆基層議員選舉過程中，農會背景與派系色彩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力，透過卡方相關與迴歸分析評估其間的變動，並明瞭農會、派系與政黨之間的新關係。本研究提出主要結果如下： 壹、新北市地方派系由初級關係之基礎演變成政經結盟 2000年與2008年兩次總統選舉的政黨輪替，地方派系因國民黨分裂而造成成員出走，加上陳水扁意識型態掛帥與馬英九清廉執政的堅持，目前仍擁有較大影響力的派系為都會型具有經濟規模的派系系統及鄉村型具有基層服務的樁腳體系，為新北市現階段實力最堅強的派系。 貳、新北市選舉政黨影響力上升，派系影響力下降 新北市傳統地方派系與選舉的關係已形成一個主要特徵：即候選人的派系色彩逐漸淡薄。都市化與民主化的人口大量移入和民主政治的透明化，移入者的派系觀念淡薄及政治利益已經無法由單一勢力所掌控，派系的固定票源下滑，導致候選人需與其他社會與民間團體或特定族群結盟合作。由於勝選的壓力，候選人必須強調本身的學經歷、問政風格與口碑，致使派系色彩在歷屆的選戰漸為稀釋。 參、新北市地方派系現未產生大規模恩主之轉換 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認為派系與政黨在新北市市議員選舉中，為決定候選人得票率的兩個主要因素，故選定以迴歸模型之設計來預測此兩自變項對於得票率的解釋力。分析結果呈現：地方派系對於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力有逐漸式微的傾向，因為有越來越多因素涉入影響候選之得票率，使得地方派系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解釋力下降。 肆、農會功能的逐漸轉變 由於台灣出現政黨輪替，農會為單一政黨服務的政治動員功能下降，雖然許多農會理事長、總幹事仍具國民黨籍，但根據訪談結果，農會不再單獨公開支持特定政黨，甚或部分黨部失去與農會對話、聯繫的管道，農會由以往的協助政治統治的工具性格，轉變成具有自主性，而與政黨採取保持距離，有條件合作的關係。 伍、新北市農會變數的影響力雖然下降，但仍是最高的 本研究進行農會背景、派系背景、國民黨背景、民進黨背景（依變數）與當選與否（自變數）的迴歸分析發現，農會影響力高於派系背景、國民黨背景、民進黨背景。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背景」此一變數的影響力已逐漸上升，除了三屆總合資料來看，民進黨屬性影響力已高於國民黨外，2010年選舉，「民進黨背景」是所有變數中影響力最大的，新北市的政治結構顯然在政黨政治下，有結構性的轉變。 陸、新北市農會與地方派系關係模型-多數農會仍被派系掌握 新北市派系、農會關係的模型中，模型一（全控型）有8區，模型二（分佔型）有5區，模型三（參與型）有4區，模型四（獨立型）有7區，因此，模型一與模型四為主要模型。本研究有以下三點看法：一、不應把農會簡單地視為國民黨或地方派系的禁臠，或單純工具看待，許多農會仍有自主性。模型三（參與型）與模型四（獨立型）的農會都具有自主性。二、許多農會自成一局，但有些農會涉入地方政治，自己成為派系，而被稱為「農會派」，譬如：樹林、三峽、深坑，通常「農會派」與「公所派」或「鎮長派」對立。若自成格局，卻又不涉入政治，或並無重要幹部參政，則此區模式為模型四；若已成一派系，則為模型一。三、本研究深入訪談時，常聽訪談對象表示農會與派系無任何關係，但經研究比對資料後得知，新北市各區農會中，能排拒地方派系力量的只有7個，佔全部24個區農會的29％，其餘仍受地方派系影響，惟程度有異。

本研究主要採文獻分析法、深入訪談法。首先，整理國內外地方派系相關概念及其理論；其次，藉由既有文獻及地方政治人物的訪談，來深入瞭解礁溪鄉地方派系之形成、發展與運作；第三，從政治、經濟、社會三個層面來觀察礁溪鄉地方派系的動員基礎；第四，透過歷次地方選舉結果來分析地方派系與選舉的關係；最後，提出研究發現與建議。 經研究分析與訪談結果，其總結及研究發現如下所列：一、礁溪鄉地方派系因地理區隔與產業型態不同而產生，因河道爭議與選舉恩怨而對立；二、地方派系的力量凌駕於政黨之上，並無受到政黨控制；三、從嚴重對立到良性競爭；四、地方派系與政黨形成聯盟關係；五、林吳兩派的差異比較；六、地方派系權力結構屬於同心圓，並無明顯層級；七、政黨輪替對礁溪地方派系影響不大；八、除林、吳兩派之外，曾短暫出現第三勢力；九、賄選風氣仍然存在；十、未來地方派系會逐漸淡化。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工学) / 甲第18520号 / 工博第3912号 / 新制||工||1601(附属図書館) / 31406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建築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山岸 常人, 教授 門内 輝行, 教授 髙田 光雄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ngineering)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依現行所得稅法規定，只要受控外國公司盈餘未匯回，即可享有「租稅遞延」的效果，由於近十年臺灣利用受控外國公司，對大陸間接投資金額占全部對外投資總額比重超過五成以上，又因上市公司投資金額較大且具有代表性，因此本論文以國內上市公司利用受控外國公司，間接投資大陸子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國內上市公司是否有透過「受控外國公司」不分配盈餘，藉由稅法「漏洞」以產生遞延課稅之效果，及我國若是建立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對我國上市公司投資大陸子公司其損益稅負之影響。 　　本文研究結果，發現國內上市公司利用受控外國公司投資大陸子公司，普遍存在有盈餘卻不分配且不匯回之現象，我國有建立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之正當性及必要性；且我國如建立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以產業別而言電子產業受影響最大，以研發強度而言，研發強度在5%~7%及9%以上之企業有較大之影響。又雖然實施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後，對於中等規模(資本額50億至100億)之有效稅率增加幅度最大，但受影響而應繳納稅負之金額仍以大型規模之企業為最高。 　　因此我國建立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能拉近不同特性企業間適用有效稅率的差距，對舉債投資得扣除利息費用，境外投資收益卻能遞延課稅，以及在台灣享有研發投資抵減利益，卻有高額境外所得保留在海外未匯回台灣課稅之公司，有一定衡平作用，則我國建立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實已非僅財政收入之考量而已，相對而言，改善租稅公平才是具有更大的意涵，因此有其正當性及必要性。文末提出幾點建議，期能作為政府研擬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之參考。 關鍵詞：受控外國公司、租稅庇護所、多國籍企業 /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rovisions of the Income Tax Act, Taiwanese companies will benefit from the "tax deferral" by not unremitting overseas earnings of their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s (CFCs). Since the last decade in Taiwan, many companies have been increasing investments in Mainland China via their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s, the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have accounted for over half the Taiwanese total foreign investments.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aiwanese listed companies which invest indirectly in Mainland China. Furthermore, the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s have become a tax loophole;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those listed companies leverage the tax loophole to gain the tax benefit through the "tax deferral of Chinese subsidiary earnings." Besides, this study estimates the potential impacts on the profit and tax costs of the mainland subsidiaries of Taiwanese listed companies, if the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CFC) tax system will be established in the futur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majority of Taiwanese listed companies do not fully distribute and remit the Chinese subsidiary earnings back to Taiwan. Hence, it is necessary for Taiwan to establish the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 tax system to close the tax loophole. As to the impacts on industries, the electronics industries will be most affected by the CFC tax system, if established. In addition, companies whose R&D intensity range from 5% to 7% and over 9% will also b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Although the effective tax rates of medium-sized companies will have the highest increase in effective tax rates, but large companies will have the highest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CFC tax. 　　Ther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CFC tax system will contribute to narrowing down the gaps in effective tax rates between different firm characteristics of companies. Moreover, the new tax system can help prevent companies from shirking their fair shares of tax payments. The establishment of CFC tax system is not just for fiscal revenues, but also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ax fairness—the latter being more important. Finally, this study concludes with suggestions that may be th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government to design CFC tax system in the future. Key words：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Tax Have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面對此次難民危機的挑戰，歐盟無法團結一致推行共同的難民庇護政策，反而造成各國內鬨爭端；整體而言，歐洲各國的難民庇護政策大致呈現緊縮的態勢，於此，本文試圖進一步探索：什麼因素促使反難民情緒逐漸高漲，進而影響難民庇護政策轉趨緊縮？其中，又有哪些面向對政策轉變具有顯著的效果？本文以德國、法國與奧地利為研究個案，聚焦國內經濟、文化與安全三大面向，試圖理解衝擊人民心理與情緒的社會焦慮，並提供一項更細緻的觀察與解釋。 本文發現，此次難民危機前，焦慮因子早已深埋各國社會之中，人民的經濟不安全感在歐債危機與撙節政策的衝擊下日漸加深，同時各國社會也為日益加劇的種族緊張關係所苦，而此兩項經濟與文化的焦慮因子是生成反難民社會焦慮的關鍵因素。難民危機期間，大批難民湧入衝擊人民的心理與情緒，不僅誘發並催化經濟與文化的焦慮因子，同時也帶來安全上的擔憂與威脅，催化各國的反難民社會焦慮，進而使各國的難民庇護政策轉趨緊縮。 / Faced with the refugee crisis, the EU had not only failed to come up with a common asylum strategy, but been plagued by increasing disputes among its Member States. The asylum policy of individual states had, in general, become more and more restrictive as the refugee crisis intensifi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omestic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surge of anti-refugee sentiments, I take Germany, France and Austria as the cases and examine the dynamic developments of anti-refugee sentiments as well as the restriction-oriented asylum policy reforms that followed. The existence of the agents of societal anxiety in European countries predated the refugee crisis. Prior to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the sense of economic insecurity was already palpab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usterity policies greatly enhanced this sense of insecurity. Meanwhile, ethnic tensions or even conflicts were chronic in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hese two agents of societal anxiety turned out to be significant factors in explaining the surge of anti-refugee sentiments. Furthermore, during the crisis, the sudden mass influx of refugees also had an impact on people’s perceptions and sentiments. Not only did it trigger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agents of societal anxiety, but also brought about the perceived security threat as well. Eventually, the anti-refugee sentiments, catalyzed and reinforced by these dynamics, contributed to restrictive asylum policy refo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