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共計一冊，約七萬字，內釮六章十六節。 第一章導論，說明庇護之重要性，並概述現行行使庇護權之方法及狀況。 第二章說明何謂庇護，再探討從神權時代至人權時代，各種庇護制度的起源及歷史發 展。 第三章討論領域庇護，首先說明領域庇護的基礎究何在？其次說明領域庇護的對象， 最後則探討領域庇護之考慮因素。 第四章領域外庇護，本章除討論領域外庇護的基礎外，也探討各國對於領域外庇護之 實踐。 第五章討論難民問題，首先澄清「難民」之涵義與迫害觀念，其次回顧難民問題，並 說明國際難民服務機構之設立情形，最後介紹法定難民之認定方式及各國考慮之因素 。 第六章結論，回顧庇護問題，並對未來作一展望。

庇護工場的成立初衷是以協助弱勢團體為主，通常是提供中重度身心障礙者完全的保護以及安全調整過的工作環境，在工場裡他們可以體驗模擬式的工作訓練並獲得少許的產能報酬。但是當台灣的「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將庇護工場歸勞政主管時，許多庇護工場因為庇護性員工的高照護與訓練成本、低產能，加上缺乏專業經營管理團隊，而有經營不善的問題發生。為了要實現其社會與經濟目標，庇護工場開始朝著社會企業的方向發展。 本研究採用文獻回顧分析結合非結構式的訪談，首先回顧美國、歐洲以及台灣關於庇護工場與社會企業的文獻，作為主題探討背景的了解，並介紹社會企業的經營模式和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並將社會企業定義為遵循企業途徑來達成其社會使命，並追求財務上自給自足、永續發展的組織。 接著以伊甸基金會烘焙事業部作為個案訪談對象。分析後發現，伊甸基金會烘焙事業部發展情形和台灣多數庇護工場的現況十分相像，正處於由庇護工場過渡到社會企業的階段中，目前規模甚小，弱勢案主群能獲得的工作薪資水平也不高，但在財務上還是有某種程度上依賴政府的直接或間接的支持，只有部份達到其社會目的，尚未完全達到經濟上的自給自足、永續發展。 推究其原因，伊甸烘焙事業部在一開始發展庇護事業的時候，缺乏專業的管理知識與能力，導致在事業規劃上缺乏全面、長期眼光。在一開始向社會企業發展時，只能模仿其他的社會企業。其中並沒有考慮到其組織使命與特色、沒有可行的企業經營模式，導致組織定位不明確、無法達到財務上的自給自足、也模糊或抹滅組織原有的特色。 若希望能夠達到經濟上的自給自足，本研究提供給伊甸基金會烘焙事業部如以下。組織使命方面：(1) 凝聚機構共識(2) 解決溝通問題。專業人才方面：(1) 專業人才的吸引、留任與支持(2) 提升技術與工作技能。產品與服務方面：(1) 提升產品與服務品質。網絡合作方面：(1) 發展組織內部合作關係(2) 發展外部合作關係。其中需要特別強調的則是適當投資以及結合社會面核心能力的重要性。

庇護性就業作為身心障礙者就業的多元選擇之一，這項就業服務在歐美國家施行了一世紀已久，目前尤其以心智障礙者為此服務的主要使用者，各國文獻均對於推動庇護性就業的利弊有所探討，但究竟應淘汰或保留庇護性就業措施，至今仍未有一致共識，而基於不同的原則精神與哲學觀點，歐洲與美國在庇護性就業服務上也發展出相異的經驗軌跡。我國對於庇護性就業服務的概念，早期多停留在社福組織與身障者之間的服務關係，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通過之後，才確立將庇護工場定位為一般營業場所，也是身心障礙者的正式就業場所，存有勞資關係。同時，職業輔導評量服務也成為身心障礙者是否能擁有庇護性就業員工資格以進入庇護工場的重要機制，代表在身權法通過以後，職業輔導評量在庇護性就業職場的運用上，也有相當程度的責任加重。 有鑒庇護性就業及其相關服務在我國正處於發展變動之際，本研究期待以歐美國家的發展經驗作為我國參考，並針對庇護性就業及其相關服務運作中的重要代表：雇主(庇護工場代表)、職業輔導評量人員(職評服務代表)以及主管機關(地方勞政代表)進行深入訪談研究，以三者觀點瞭解現階段我國庇護性就業及其相關服務現況、問題，以及未來挑戰。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通過對於庇護工場、職業輔導評量與地方勞政主管機關三方面都造成相當影響，研究發現如下： 1.庇護工場方面：(一)由民間機構辦理庇護工場立案的阻礙與困難，使服務單位在申辦過程中遭受不少挫折。(二)生產與營利導向衝擊服務使命，更鮮明地強化了勞方與資方的對立關係。(三)對庇護性就業者的就業能力篩選，使庇護工場逐漸傾向提高服務對象的職能要求。 2.職業輔導評量方面：(一)職業輔導評量成為進/出庇護性就業職場的重要服務機制，若身心障礙者若就業能力上已不適任原職場，經職評結果認定後，職場可免除其資遣義務。(二)職業輔導評量與庇護性就業職場的互信關係仍需加強。職評人員有時會遭受庇護性就業服務方的質疑，原因多半出在不信任職評服務的專業判斷，也認為職評報告可受人為影響刻意操控。 3.地方主管機關方面：(一)身權法的施行也讓地方勞政機機主動投入更多公共資源設立庇護性就業職場，並更積極研擬未來的相關配套措施。(二)另一方面，也加強了對庇護性就業職場在管理經營技能與資源的導入。

以前的身心障礙者可能都被關在家裡，常遭家庭放棄、社會排擠，因而較無與人際互動，也較沒社交生活，我們看不到他們，但隨著時代進步，去麵包店買麵包的時候，看到智障的喜憨兒，去加油站加油看到顏障的加油員，在電視上看到視障歌手，聽廣播聽到肢障的播音員，去便利商店有您辨識不出來的精障收銀員等，當身心障礙者在臺北市政府「ENJOY 臺北餐廳」端出香醇濃郁咖啡，捷運古亭站為每一位匆忙上班族做出每一份健康美味的早餐，在陽光汽車美容中心將充滿污垢的車子變成金光閃閃的豪華房車，從他們眼裡看到了希望，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首善之區的臺北市，各項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制迅速發展中，政府積極投注心力讓身心障礙者站出來，求得一技之長，自給自足，謀得工作，他們就在您的身邊工作了。 身心障礙者的因身心的限制，常造成產能不足，因此工作條件常不及一般人，在環境及人際社交上常出現不適應之情況，在就業上可能有不同層度、不同態樣的工作適應上的問題，本篇論文的目的在於： 一、瞭解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之身心障礙者工作條件狀況。 二、瞭解影響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之身心障礙者工作適應之相關因素及情況。 三、根據研究結論，提供政府擬定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政策之參考。 本研究發現下列結論： 一、身心障礙者障礙類別影響工作適應期間，且工作條件與工作適應有關。 二、庇護工場身心障礙員工勞工權益已與競爭性市場的勞工相同，但薪資過低仍屬於低度就業。 三、身心障礙者工作適應狀況較一般人慢，但在設計規劃過的庇護工場較能得到支持及協助與顧客信賴，但也不利於面對競爭性勞動市場。 四、地方主管機關的督導措施較彊固。 五、產能較不佳的庇護性就業學員或實習生，工資仍不受保障。 六、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每年支出龐大就業促進費用，每年呈現赤字，政策亦因人事調動而變動。 七、社會福利團體為非營利組織，大多以公益角度來經營有營收行為的庇護工場，要自負盈虧，非其專長是個挑戰。 八、受託機構漸漸有「福利產業化」之概念。 本研究建議： 一、對受託機構的建議： （一）組織合併、合作聯盟、分享資源。 （二）加強及鼓勵庇護工場內身心障礙者及就業服務員進修及訓練。 二、對身心障礙者家長建議：在保護下的庇護工場工作的身心障礙者，能否面對競爭性勞動市場，應聽從職業輔導評量的建議，不要勉強子女一定要進入或長久在庇護工場工作。 三、對政府的建議： （一）租稅減免政策、增加社會公益形象，鼓勵事業單位進用庇護工場身心障礙者，使中繼型庇護工場身心障礙者，能順利進入競爭性就業市場。　　　 （二）庇護工場委託及租賃契約及績效評量指標應有彈性合理及合理性。 （三）建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員證照制度，培訓各項專業技能，增加決策及專業服務能力。 （四）建議由政府成立職業評量中心，使職評結果更有公信力。 （五）庇護性就業之身心障礙者，依其產能核薪，應訂定「產能核薪」之標準。 （六）建議訂定庇護工場委託或租賃契約時，能規範最低工時。 （七）正視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逐年短收之積存數額，應開源節流、尋求其他基金支援、企業捐獻等資源整合，持續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最好服務。 四、綜合建議：結合企業尋求經營上協助，朝向社會企業形式發展。

依現行所得稅法規定，只要受控外國公司盈餘未匯回，即可享有「租稅遞延」的效果，由於近十年臺灣利用受控外國公司，對大陸間接投資金額占全部對外投資總額比重超過五成以上，又因上市公司投資金額較大且具有代表性，因此本論文以國內上市公司利用受控外國公司，間接投資大陸子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國內上市公司是否有透過「受控外國公司」不分配盈餘，藉由稅法「漏洞」以產生遞延課稅之效果，及我國若是建立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對我國上市公司投資大陸子公司其損益稅負之影響。 　　本文研究結果，發現國內上市公司利用受控外國公司投資大陸子公司，普遍存在有盈餘卻不分配且不匯回之現象，我國有建立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之正當性及必要性；且我國如建立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以產業別而言電子產業受影響最大，以研發強度而言，研發強度在5%~7%及9%以上之企業有較大之影響。又雖然實施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後，對於中等規模(資本額50億至100億)之有效稅率增加幅度最大，但受影響而應繳納稅負之金額仍以大型規模之企業為最高。 　　因此我國建立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能拉近不同特性企業間適用有效稅率的差距，對舉債投資得扣除利息費用，境外投資收益卻能遞延課稅，以及在台灣享有研發投資抵減利益，卻有高額境外所得保留在海外未匯回台灣課稅之公司，有一定衡平作用，則我國建立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實已非僅財政收入之考量而已，相對而言，改善租稅公平才是具有更大的意涵，因此有其正當性及必要性。文末提出幾點建議，期能作為政府研擬受控外國公司課稅制度之參考。 關鍵詞：受控外國公司、租稅庇護所、多國籍企業 /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rovisions of the Income Tax Act, Taiwanese companies will benefit from the "tax deferral" by not unremitting overseas earnings of their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s (CFCs). Since the last decade in Taiwan, many companies have been increasing investments in Mainland China via their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s, the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have accounted for over half the Taiwanese total foreign investments.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aiwanese listed companies which invest indirectly in Mainland China. Furthermore, the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s have become a tax loophole;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those listed companies leverage the tax loophole to gain the tax benefit through the "tax deferral of Chinese subsidiary earnings." Besides, this study estimates the potential impacts on the profit and tax costs of the mainland subsidiaries of Taiwanese listed companies, if the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CFC) tax system will be established in the futur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majority of Taiwanese listed companies do not fully distribute and remit the Chinese subsidiary earnings back to Taiwan. Hence, it is necessary for Taiwan to establish the 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 tax system to close the tax loophole. As to the impacts on industries, the electronics industries will be most affected by the CFC tax system, if established. In addition, companies whose R&D intensity range from 5% to 7% and over 9% will also b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Although the effective tax rates of medium-sized companies will have the highest increase in effective tax rates, but large companies will have the highest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CFC tax. 　　Ther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CFC tax system will contribute to narrowing down the gaps in effective tax rates between different firm characteristics of companies. Moreover, the new tax system can help prevent companies from shirking their fair shares of tax payments. The establishment of CFC tax system is not just for fiscal revenues, but also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ax fairness—the latter being more important. Finally, this study concludes with suggestions that may be th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government to design CFC tax system in the future. Key words：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Tax Have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面對此次難民危機的挑戰，歐盟無法團結一致推行共同的難民庇護政策，反而造成各國內鬨爭端；整體而言，歐洲各國的難民庇護政策大致呈現緊縮的態勢，於此，本文試圖進一步探索：什麼因素促使反難民情緒逐漸高漲，進而影響難民庇護政策轉趨緊縮？其中，又有哪些面向對政策轉變具有顯著的效果？本文以德國、法國與奧地利為研究個案，聚焦國內經濟、文化與安全三大面向，試圖理解衝擊人民心理與情緒的社會焦慮，並提供一項更細緻的觀察與解釋。 本文發現，此次難民危機前，焦慮因子早已深埋各國社會之中，人民的經濟不安全感在歐債危機與撙節政策的衝擊下日漸加深，同時各國社會也為日益加劇的種族緊張關係所苦，而此兩項經濟與文化的焦慮因子是生成反難民社會焦慮的關鍵因素。難民危機期間，大批難民湧入衝擊人民的心理與情緒，不僅誘發並催化經濟與文化的焦慮因子，同時也帶來安全上的擔憂與威脅，催化各國的反難民社會焦慮，進而使各國的難民庇護政策轉趨緊縮。 / Faced with the refugee crisis, the EU had not only failed to come up with a common asylum strategy, but been plagued by increasing disputes among its Member States. The asylum policy of individual states had, in general, become more and more restrictive as the refugee crisis intensifi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omestic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surge of anti-refugee sentiments, I take Germany, France and Austria as the cases and examine the dynamic developments of anti-refugee sentiments as well as the restriction-oriented asylum policy reforms that followed. The existence of the agents of societal anxiety in European countries predated the refugee crisis. Prior to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the sense of economic insecurity was already palpab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usterity policies greatly enhanced this sense of insecurity. Meanwhile, ethnic tensions or even conflicts were chronic in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hese two agents of societal anxiety turned out to be significant factors in explaining the surge of anti-refugee sentiments. Furthermore, during the crisis, the sudden mass influx of refugees also had an impact on people’s perceptions and sentiments. Not only did it trigger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agents of societal anxiety, but also brought about the perceived security threat as well. Eventually, the anti-refugee sentiments, catalyzed and reinforced by these dynamics, contributed to restrictive asylum policy reforms.

本文以組織社會學的制度邏輯觀點，作為探究國內「障礙就業服務場域」變遷，以及其中非營利身心障礙組織回應策略的理論基礎。首先，在場域層次的部分，本研究以職業重建服務系統的建構作為討論的主軸，依據次級資料與深度訪談的分析結果，將制度場域的變遷過程區分為三個主要的階段，分別是：福利服務時期(1980-1995)、制度建構時期(1996-2005)、以及系統轉型時期(2006-2015)。其次，在組織層次的部分，則進一步透過回顧兩家個案對象的發展歷程，說明傳統非營利身心障礙組織面對環境變化時，如何依據自身組織特質而提出相對應的行動策略。最後，本文亦試圖解釋的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社會企業」概念，是如何自該場域變遷的過程中浮現，其中的非營利組織又是如何實踐與認知所謂社會企業模式的轉型與發展策略。從而期待藉由上述的分析結果，提供國內身心障礙領域社會企業發展的初步觀察框架。 因此，本文在個案研究裡，以「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與「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結合場域變遷過程的討論，指出兩家成立於不同時期的非營利組織，在投入就業服務的動機層面上，皆為回應身障者社群的社會參與需求，產業化的目標則在於爭取足夠的服務資源以利組織的生存與發展。然而近年來，隨著公部門引進的經營管理邏輯，以及其與就業服務績效之間的連結，都再一次強化了第三部門內部日益激烈的資源競逐關係。故為了維持組織的競爭優勢，「社會企業」的概念模式，繼而成為他們用以回應環境變遷的轉型策略與發展目標。從而，本文最後嘗試說明的是，一種伴隨組織回應行動而浮現的社會發展邏輯，以及其所可能帶來的預期之外的影響後果。

台北市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浮現，與鑲嵌在身心障礙福利改革脈絡中庇護工場之組織變遷有關。職此，本研究旨從歷史制度論觀點，結合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探討我國庇護工場、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相關政策立法之歷史變革，並研究行動者與身心障礙福利制度之間的交互作用如何形塑台北市非營利身心障礙就業組織制度場域—從庇護工場到現行庇護工場與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兩種制度並立的演進歷程，進而理解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現況挑戰與未來發展圖像。主要的研究發現如下：首先，台北市非營利身心障礙組織創建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外生動因包括，政府補助誘因、身心障礙就業相關法規與政策之瑕疵、沉痾的身心障礙者失業問題、外在財務資源的緊縮、日益盛行的社會企業概念；而內在動因則主要是組織為實踐其理念宗旨與招募合適的經營管理人才兩面向。其次，台北市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成立的關鍵時刻為第三部門組織採納台北市勞動局於2011年所研擬之政策方案；此外，部分由庇護工場所轉型的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發生了路徑依賴現象。最後，未來台北市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可發展網絡與協力夥伴關係，並有朝向「四重底線」、作為一般勞動市場而與庇護工場同時並存之發展趨勢。 / The emergence of 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s (hereafter WISEs) for the disabled in Taipei is related to the organizational changes of sheltered workshops embedd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sability welfare reforms. Hence, this dissertation adopts the approach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econdary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discus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sheltered workshops and WISEs-related policies and legislation;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ctors and the disability welfare institutions in induc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sheltered workshop only” system to one where sheltered workshops and WISEs coexist; and to further discuss the challenges and future scenarios of WISEs for the disabled in Taipei. This study finds that firstly, the exogenous factors of the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nclude: government’s policy incentives, the flaws of disability employment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persistent disabled unemployment issues, the tightening of external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the concept of social enterprise. The ideals of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management experts in these organizations appear to be the endogenous factors. The critical juncture of establishing WISEs for the disabled in Taipei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WISE policy by som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2011. Path dependence is observ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me sheltered workshops into WISEs. Finally, the prospects of WISEs for the disabled in Taipei are building resources network and the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 procuring the “quadruple bottom line”, and coexisting with sheltered workshops simultaneously.

本研究目的是從注意力恢復理論的觀點檢驗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如何影響恢復體驗，進而帶給顧客注意力幸福感。人際因素有顧客小群體的人際融洽、其他顧客的相似性、外表及行為適當性、以及服務人員的服務友誼、顧客導向行為與銷售導向行為。本研究執行兩個研究，研究一將會透過量表建構過程發展一個恢復體驗量表，適用於享樂型人身處理或心理刺激處理類型的服務業，並得知恢復體驗的概念內涵與組成要素。研究二將檢驗恢復體驗的前因與後果，以及恢復體驗是否會中介人際因素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的關係。研究一結果指出恢復體驗由內容迷戀、暫時逃離、動機相容、能力相容、活動新奇感與心流六個子構面組成，該量表共以21題衡量，並具有良好的信度、收斂效度、區別效度與外在效度。研究二結果指出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會顯著的影響恢復體驗，而恢復體驗亦會帶來顧客的注意力幸福感，恢復體驗會完全中介人際因素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的關係。根據研究結果討論理論、方法與管理意涵。在服務業情境的恢復體驗概念內涵比大自然情境多了過程迷戀面向，但是少了一致性面向。恢復體驗的前因應不只限於與大自然有關的實體因素而已，因為人際因素亦是恢復體驗重要的前因。恢復體驗與其子構面間的關係應被建模為反映型而非形成型。本研究提供服務業者指南，告知其如何透過人際因素的形塑與管理，帶給顧客注意力幸福感。由於小群體融洽相對於其他人際因素而言對顧客的恢復體驗影響較大，服務業者應將較多資源分配在管理顧客小群體上，並促成其產生小群體融洽。最後，提出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ine how interpersonal factors in service environment influence restorative experience, which in turn facilitates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 of custo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 Interpersonal factors include small groups (i.e., interpersonal rapport), other customers (i.e., similarity,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suitability of behavior), and service providers (i.e., service friendship, customer orientation, and selling orientation). Two studies were conducted. Study 1 developed a scale of restorative experience applicable to hedonic service industry of people-processing or mental stimulus processing types. Also, the conceptual domain and components of restorative experience were discussed. Study 2 examined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restorative experience and whether restorative experience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factors and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 The results of study 1 indicated that restorative experience is comprised of six dimensions- content fascination, escape, motivation compatibility, competence compatibility, novelty of activity, and flow. The new scale is measured using 21 items and has good reliability, convergent validity, discriminant validity, and external validity. The results of study 2 indicated that interpersonal factors in service environmen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restorative experience, which in turn influences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 Restorative experience complete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factors and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Compared to natural environment, restorative experience in the service environment contains the dimension of process fascination but has no dimension of coherence. Since interpersonal factors facilitate restorative experience, the antecedents of restorative experience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natural elements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as done in the past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storative experience and its sub-dimensions should be modeled as reflective, not formative. This research provides guideline for service marketers to manage and harness interpersonal factors and improve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 for customers. Since rapport in customer small group has more influence than other interpersonal factors on restorative experience, service marketers should put more resource in managing customer small groups and facilitating rapport among members in customer small group. In the end, limitations and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are presented.

本篇論文企圖探討史蒂芬‧佛瑞爾斯 ( Stephen Frears ) 的電影《美麗壞東西》( Dirty Pretty Things ) 中的公民權與人權之議題。片中描述從奈及利亞非法入境的奧奎 (Okwe) 與來自土耳其申請政治庇護的桑娜 (Senay) 因其游移的身分，遭逢英國政府監控與資本主義社會剝削，並揭露倫敦城市中非法難民販賣器官以求生存的黑暗面。本篇論文著重分析政治庇護者的矛盾身分如何擾亂民族國家的監視、暴露僅以公民權利保障境內人民的缺失，並主張唯有透過跨種族、階級，與性別的聯合 ( solidarity ) 才能對抗國家機制裡的矛盾與全球資本主義的剝削。論文第二章以德希達 ( Jacques Derrida ) 的制約款待 ( conditional hospitality )，與傅柯 ( Michel Foucault ) 的監視 ( Panopticon ) 概念，探討片中監控 ( surveillance ) 機制的形成。第三章引進布斯克與夏弗 (Alison Brysk and Gershon Shafir ) 提出公民權 (citizenship) 與人權 ( human rights ) 的差距，來揭發片中政治庇護者與外籍勞工在地主國 ( host countries ) 因為缺乏公民權而導致人權被忽視的困境。第四章從傅柯 ( Michel Foucault ) 的反抗 ( resistance ) 與拉克勞 ( Ernesto Laclau ) 與穆芙 ( Chantal Mouffe ) 的激進多元民主 ( radical plural democracy ) 的概念，探討以跨種族、階級，與性別的聯合 ( solidarity ) 來對抗國家制度本身的裂縫與經濟全球化的無情剝削。最後總結在全球化時代，唯有檢視國家制度的缺失，並揚棄封閉排他的意識形態，才能體現種族與文化的差異與多元性，並促進跨界聯合之實現。 /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 issue of citizenship and human rights in Stephen Frears’s Dirty Pretty Things. Dirty Pretty Things describes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surveillance on asylum seekers, such as Okwe, an illegal refugee from Nigeria, and Senay, the Turkish asylum applicant, and unveils illegal refugees’ organ trade in exchange for passports in London. The thesis attempts to decipher how the ambivalent status of asylum seekers disturbs the surveillance of nation-states, exposes the defect of the citizenship gap and argues only through solidarity among different ethnicity, class and gender, could the subordinated fight against deficiencies in the mechanism of nation-states and exploita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Through the perspectives of Derrida’s conditional hospitality and Foucault’s Panopticon, Chapter Two examines the surveillance of nation-states on asylum seekers in Dirty Pretty Things. In Chapter Three, I adopt Brysk and Shafir’s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citizenship gap between citizenship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film, which reflects the difficulty in handling the cases of legal and illegal asylum seekers in nation-states on the basis of citizenship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Chapter Four, I will utilize the perceptive of Foucault’s resistance and Laclau and Mouffe’s radical plural democracy to suggest how counter strategies and solidarity could rebel against fissures in nation-states’ apparatuses and reveal a new possibility of alliance beyond border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last chapter concludes by summing up the gaps in the system of nation-states and rejecting any enclosed ideology so as to articulate multiplicities and differences beyond limitations of ethnicity, class and gender across border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