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荀子人性論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從當代新儒家一派對於荀子性惡論的批評，透過各種論述來強調其「性惡論」不能成立，其對於孟子的批判乃不明人性的真義，以此來貶抑荀子的思想與地位；到陳大齊、張亨、韋政通等學者，開始對於荀子「性惡論」作「客觀」疏理而欲顯現出荀子哲學的價值，但荀子的價值仍不可與孟子同日而語；一直到近年有一批學者積極闡述荀學的價值與意義。但無論荀子人性論的研究如何開展，這些研究始終有著一個迷思：始終執著於探究荀子人性論中人是否有天生的內在價值。無論是早期當代新儒家一派明言其無而以此批評荀子的人性論無根，或是近年來學者所提倡的「潛在的性善論」、「弱性善論」，或以「人觀」、「人的概念」來言其有，進而肯定荀子人性論的價值，都沒能跳出這個追求內在價值根源的窠臼。這樣的論述似乎隱含著一個思維：「性善論」才是好的有價值的，也就是我稱為受到「性善的誘惑」下的思考進路。 我認為，荀子人性論研究應該要跳脫以往以孟子性善論為基礎、以根本善為進路的思考框架，而轉以惡為核心思維去探究荀子的人性論。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正視「性惡」的正當性，不必對「惡」有所避諱；只要一套修養工夫論是將人導向美善境地的理論，就是有價值的論述，「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又有何關係呢？我將這樣的研究進路稱之為「後新荀學」。所謂「後新荀學」一則凸顯出其與「新荀學」以善為參照的論述觀點之不同，一則顯現出以後現代思維為方法去探尋荀子性惡論的意義與價值的進路──一種不追求形上價值、不追求永恆根源、不追求完滿無瑕為善必然性的思考模式。 在「後新荀學」的思維下，我們可以打破對於性惡的偏見，重新理解荀子性惡論的內涵與意義，並應該了解到，一個講求「人性本惡」的人性論也是有其正當性與價值的。進一步我們應該破除以往對於「善」的迷信，而誤將《荀子》中諸多脈絡以孟子「性善」的思維來思考，而對荀子的理論產生誤解與責難。除此之外，我們也應該了解，即便人沒有內在根源的善，在現實中依舊有產生善行的可能，並不一定要以基礎主義或是本質主義那樣的思維來作思考，也就是說在儒學人性論在孟子「人性本善」一路外，荀子「人之性惡」一路也應有其合理的地位與公平的理解。因為荀子的性惡論是搭配著一套完整的修養工夫論，就整體而言其具有使人趨向善的可能與理想，由此可以正可以凸顯出荀子作為儒家的正當性及其人性論的合理性。

University of Macau /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基於屬性相似度將樣本進行分群的技術已經被廣泛應用在許多領域，如模式識別，特徵提取和惡意行為偵測。由於此技術的重要性，很多人已經將各種分群技術利用分散式框架進行再製，例如K-means搭配Hadoop在Apache Mahout平台上。由於K-means需要預先定義分群數量，而自組織映射圖（SOM）需要預先定義圖的大小，所以能夠自動將樣本依照樣本間的變化容差進行分群的GHSOM（增長層次自組織映射圖）就提供了一個很棒的非監督學習方法用來針對某些資訊不完整的資料。然而，GHSOM目前並不是一個分散式的演算法，這就限制了其在大數據資料的應用上。在本篇論文中，我們提出了一種新的分散式GHSOM演算法。我們使用Scala的Actor Model來實現GHSOM的分散式系統，我們將GHSOM演算法中的水平擴增以及垂直擴增交由Actor來處理並顯示出顯著的性能提升。為了評估我們所提出的方法，我們收集並分析了數千個惡意程式在現實生活中的執行行為，並通過在數百萬個樣本上進行非監督分群後推導出惡意程式行為的檢測規則來顯示其性能的改進、規則有效性以及實踐中的潛在用法。 / Clustering techniques that group samples based on their attribute similarity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fields such as pattern recognition, feature extraction and malicious behavior characterization. Due to its importance, various clustering techniques have been developed with distributed frameworks such as K-means with Hadoop in Apache Mahout for scalable computation. While K-means requires the number of clusters and self organizing maps (SOM) requires the map size to be given, the technique of GHSOM (growing hierarchical self organizing maps) that clusters samples dynamically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n tolerance of variation between samples, poses an attractive unsupervised learning solution for data that have limited information to decide the number of clusters in advance. However it is not scalable with sequential computation, which limits its applications on big data.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novel distributed algorithm on GHSOM. We take advantage of parallel computation with scala actor model for GHSOM construction, distributing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expansion tasks to actors and showing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To evaluate the presented approach, we collect and analyze execution behaviors of thousands of malware in real life and derive detection rules with the presented unsupervised clustering on millions samples, showing its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rule effectiveness and potential usage in practice.

最近，在考慮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系下，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外生變化對其經 常帳(Current Account) 影響的相關文獻上，以兩期模型(Infinite-horizon Modcl) 處理時，若貿易條件恆常地惡化，則一方面由於實質所得減少造成儲蓄降低，因而使 得經常帳惡化 (此即所謂「財富效果」) ；另一方面則經由實質利率改變影響儲蓄與 投資決策，因此經常帳再度隨之調整 (此稱為「實質利率效果」) 。至於貿易條件惡 化對於經常帳究有改善或惡化的影響則端視各模型處理時假設不同有不同的結論。 在Heckscher-Ohlin 生產技術的假設下，兩要素用在兩部門間生產，會使得貿易條件 透過第三管道影響經常帳。由Stolper-Samuelson 定理可知，貿易條件惡化將會降低 出口財較密集使用要素的報酬，提高進口財較密集使用要素的報酬，在所得重新分配 之後儲蓄決策將有所改變，因而經常帳也跟著受影響。此稱之為 Stolper-Samuelson 效果。 本文擬運用Blanchard 式的跨代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考慮一個小型 開放經濟體系在面臨外生貿易條件惡化時，其經常帳與資本累積的動態變化。此模型 假設每個經濟個體(agent) 活有限期，因此長期均衡值不必滿足時間偏好率等於利率 的條件，我們在此考慮投資與儲蓄的動態決策行為。又由於假設Heckscher-Ohlin 生 產技術，本文也將著重於討論Stolper-Samuelson 效果在此模型中的影響。

本論文主要探討果戈理早期浪漫主義作品《狄康卡近鄉夜話》中的東斯拉夫神話成分與題材，其神話成分屬「下層神話」或謂「魔鬼學」的領域，由於這些神話成分在故事中絕大部分扮演「惡」的載體，因此論文從作家個人對「惡」感受的生成切入，逐步剖析作家與「惡」爭鬥的歷程，進而延伸探討作品所傳達的善惡觀。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途徑、方法及限制、文獻評論、研究架構；第二章介紹東斯拉夫神話的緣起、發展、特色及研究情形；第三章則是對果戈理及《狄康卡近鄉夜話》這部作品進行分析、評介；第四章探討果戈理如何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詮釋東斯拉夫神話的成分和題材，如何營造出《狄康卡近鄉夜話》中引人入勝的神話境域，又如何透過這些虛構的神話角色來體現人性中的善惡特質，傳達作者本身甚至擴及整個民族對善惡二元論的看法；第五章則為結論。

在經濟全球化、自由化與網路事業發達的趨勢影響之下，近年來金融國際化亦加速發展，各先進國家之銀行產業無不積極擴展海外事業版圖，同時世界各國亦逐步開放其國內金融市場，吸引外國金融機構直接投資，以增加其金融產業競爭力。在因應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競爭快速發展之際，歐洲銀行業紛紛藉由國內併購及跨國併購方式以增強其競爭能力。為因應全球金融風暴衝擊或區域性金融風險波及，世界各國金融業者也藉由私募方式趁機在亞洲、拉丁美洲與俄羅斯收購投資標的，藉以低價取得價值被低估資產，擴大其區域營運規模，進而強化客戶網絡關係。 / 本論文研究主題為歐洲銀行業併購後經營績效之探討，採用財務比率、併購動機及經營績效分析其成功的因素。本論文個案研究為英國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併購國民西敏寺銀行(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之案例，此案例為『以小併大』的案例（併購時國民西敏寺銀行約為蘇格蘭皇家銀行的三倍規模大），且創下當時英國銀行史上金額最大的併購案。 本論文案例以併購活動對股價之影響、併購前後三年之財務績效及併購後的營運績效，予以比較分析。本案例研究結果，就國民西敏寺銀行股東而言，雖然蘇格蘭皇家銀行付出併購溢價(PremIum)但因併購綜效的發揮，得以有效增加其股東之財富；蘇格蘭皇也由名不見經傳的小銀行，擠身為英國第二大銀行，並為其後各項鉅額之併購案，建立堅實的基礎與經驗。 /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motiva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a banking merger case - the 1999 merger between Royal Bank of Scotland and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in the UK, an apparently successful case. Accounting financial ratios and post-merger stock price trends are used to evaluate post-merger performance and we also investigate the sources of synergies by comparing the ratios of pre-merger and post-merger time windows of 3 years. We conclude that the case is successful both in terms of providing a significant bid premium to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s shareholders and in terms of the excess returns and improved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Royal Bank of Scotland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over the post-merger period. In addition, the success of this M&A deal can be attributed to Royal Bank of Scotland’ insightful business strategies including focus merger, the strategic goals in line with the takeover motives, accurate estimates of the gains and costs of acquacquisition and, fully exploiting the synergies from the merger, and brand awareness strategy.

本論文探討外在環境和女性支持性別歧視的關係，透過實驗室的操弄和現實情境的測量進行了解，並探討可能的機制。此外，本論文也探討女性知覺到的負面環境、女性自身的性別歧視和工作家庭衝突的關聯性。根據社會認同威脅理論和Fischer（2006）的研究發現，本論文預期當外在環境對於女性的態度為負向時，女性較支持性別歧視。在實驗室情境中（研究一），藉由訊息價值和訊息來源的操弄，以了解正負面環境和態度來源差異對於女性性別歧視的影響，並透過負向狀態解除和女性次類別評估，探討女性支持性別歧視的可能原因。在現實情境中（研究二），我們請女性填答工作環境量表以測量受試者知覺到的負面環境，並檢驗女性負面環境和性別歧視之間的關係。此外，也檢驗負面環境與女性所經歷的工作家庭衝突有何關係。除了探討女性支持性別歧視的現象與機制外，本論文亦檢驗性別歧視與女性經驗工作家庭衝突的因應策略有何關係。 總結來說，本論文有兩個研究。研究一透過實驗法探討女性因負面環境而支持性別歧視的現象，並關心負面來源的影響，藉此檢驗外在環境對於女性支持性別歧視的影響。並透過兩個可能機制：負向狀態解除和女性次類別評估，以了解女性支持性別歧視的可能原因，其中受試者為223位大學女學生。實驗操弄女性受試者得知男性（或女性）對女性的正向（或負向）評價，並經由三種不同作業探討兩種機制，即採2（訊息來源：男性、女性）× 2（訊息價值：正向、負向）× 3（作業：控制組、負向狀態解除、女性次類別評估）實驗者間設計。結果顯示控制組的惡意性別歧視受訊息價值和訊息來源影響。當得知女性對女性有正向評價時，受試者較不支持惡意性別歧視，而善意性別歧視不受訊息價值和訊息來源影響。根據次類別評估作業，本研究發現相較於正向評價組，負向評價組的受試者會貶抑無能力、負向且非典型的女性次類別。此外，透過對女性次類別的評價，受試者的性別歧視不受訊息來源和訊息價值的影響。 研究二採問卷調查，以32名已婚且有工作的女性做為研究對象，探討在現實情境中女性知覺負面環境與其性別歧視間的關係，以及知覺負面環境、性別歧視、與女性工作與家庭衝突的關係。有別於研究一使用訊息價值的操弄作為負面環境的激發，研究二使用工作環境量表來測量負面環境。研究結果顯示女性惡意性別歧視與負面工作環境間並無顯著關聯。然而，結果顯示性別角色態度在女性工作環境與善意性別歧視間扮演調節的角色：具有傳統性別角色態度者，其善意性別歧視與工作環境的關聯較不傳統者高，也就是說，性別角色態度較傳統者，知覺越負面的工作環境，其善意性別歧視也越高；性別角色態度較不傳統者其知覺的工作環境與善意性別歧視則無關聯。而在探討負面環境對於工作家庭衝突的影響時，我們發現越知覺負面工作環境，受試者感受的工作與家庭衝突壓力越大。

自宋明以降，儒學思想史脈絡中便獨尊孟學而將荀學屏除於外，這樣的傳統由當代新儒家所承接，在「道德形上學」的範疇內開展以孟學為核心的精深論述。然而，在多元現代性的脈絡下，如此權威、唯一而具排他性的道統觀是可以重新思考與理解，進而開出儒學的當代型態與價值。 也就是說，或許可以嘗試避免詮釋的單一進路，以「道德形上學」的典範批判荀子思想缺少內在心性理論，而走上性惡之歧途；而應該正視荀學是在孟學之外是另一儒學典範──一種不同於孟學的思考進路。亦即儒學的發展應該是動態的，而非以心性儒學的單一型態貫穿歷史。 宋明儒學建立的孔孟的典範，將孟子作為儒學道統的繼承者，並自我期許成為傳承孔孟道統的儒者；當代新儒家也隨順宋儒，將發揚孔孟道統作為理想與責任。在這樣的脈絡下，必然會把荀子這類談性惡、重師法的理路視為歧出，將其作為儒學中的他者。 當然，孟學將荀學作為他者這有其正當性與合理性，那是每個時代儒者在現實情境與自我追尋中的選擇與信仰；儒學本就是動態的繼承與發展，宋明以降，受到佛教理論的衝擊與影響，儒學中心性儒學的層面被強調並建構成一具有深刻內涵的價值體系，進而由當代新儒家將其建構發展為一系統縝密的「道德形上學」系統。這正顯示出儒學隨時代而新的動態性，也凸顯出儒學的時代價值。 但是同樣的，應該了解到，荀子作為儒學上的他者，並非本然如此，至少在漢唐以前，「孔孟」的道統必非理所當然；先秦以至兩漢，多以「孟荀」並稱，在道統的論述上也多以「周孔」而論而非「孔孟」。是以必須理解的是，孔子作為儒學的最重要源頭之一，這當然無庸置疑；但在孔子之後，儒學的發展卻是動態而多元的。 可以說，孟子在孔子之後，認為仁義作為孔子與儒家的核心思想是必要而正確的進路，是以從孔子思想中開展性善論與仁政的思想，是一特別強調主體道德與形上根源的思想體系。然而，在孟子之後，荀子亦以繼承孔門思想為職志，但他認為孟學強調形上根源的心性論系統太過幽隱而無法於現實中印證，是以荀子將孟子作為他者進行批判，企圖轉化孟學體系，回歸孔門真義。 荀子從孟子道德形上學轉向新的儒學型態，這可以說是一種回歸性轉向──透過轉向回溯孔門思想；而這樣的回歸，可以說是一種創造性回歸──以其所詮釋的孔子思維為核心，將其所認為的孔學創建為一套儒學系統與典範；相對於孟學以現代的語境可表述為「道德形上學」，而荀學的典範可以稱之為「倫理經濟學」。 由此必須正視儒學歷史的發展脈絡，了解到所謂的「道統」不是唯一的，在儒學史的進程中，始終呈現著複數真理；宋明以降將荀子作為儒學的他者進行批判與揚棄，當然有其時代意義與思想價值。但是同樣的不應該忽略在儒學的進程中，孟子也同樣曾被荀子作為他者進行批判與揚棄，這樣的儒學體系與脈絡亦有其時代意義與思想價值。 當然，這兩種體系與典範孰是孰非、何優何劣是可以進行論辯與選擇的，但在進行判教之前，必須先承認每一個典範其在歷史上的正當性意義與價值；唯有不以先入為主的態度去批判任何一個儒學典範，肯認其時代的脈絡與進程，那麼進一步的選擇與評價才有其合理性與正當性。也就是說，宋明以降的儒者可以不認同荀子，但不能夠繞過荀子。由此必須了解到，孔孟作為道統，道德形上學作為儒學的核心，不是本然如此、亦非想當然耳；今日所習以為常的儒學圖式，是宋明儒者的努力與建構──而此一典範也非儒學永恆不變的真理與形象。 是以可以說，今日所熟知的孟學典範是宋明儒者對於孔孟思想的創造性詮釋，「孔孟」的道統是以「道德形上學」的思維去建構起來的儒學典範；是以儘管孟子本身未必是有意識地將其理論作為「道德形上學」開展，但因為「孔孟」的概念是從宋明儒者與當代新儒家脈絡下所建構出的儒學圖式，因此有必要從孟學作為「道德形上學」的典範進行批判與反思，去回溯荀子將孟子視為他者的思維與企圖。 也就是說，本文企圖建立一個荀學視角──一個宋明以降被理所當然忽略與放棄的視角，去還原與重現荀子的時代脈絡與思考進路──為何荀子非要將孟子作為他者進行批判、轉化與回歸？唯有在釐清了作為他者的孟子之脈絡後，才能夠進一步將荀子作為他者進行批判與轉化，如此也才有其正當性──荀子不是不能被批判，但必須承認其存在的合理性後，這樣的批判才有根基與意義。 是以，荀子的「倫理經濟學」的建構就有其必要與合理性。所謂的「倫理經濟學」（ethical economics）是一個跨學科的概念，即是認為人原初皆為充滿欲望與衝動的「經濟人」（economic man），那是個沒有道德感與內在價值根源的「個體」；與孟子的「道德人」（moral man）是截然不同的典範預設。而荀子之所以由此將「自然人」定義為「經濟人」，是一個社會脈絡的考察與建構，與孟子的形上根源性思考的進路不同；也正因為如此，荀子之所以明言「性惡」，正是因為他的理論建基於社群中個體與個體的互動──因為每個欲望無窮的個體在資源稀少性的現實情境下，必然會形成「爭則亂、亂則窮」的結果，這也正是荀子用以論證性惡之所以成立的進路。 因此，荀子在戰國末年時代更加混亂，而私有制逐漸形成的脈絡中，批判孟子的「求放心」之自覺修養不可行且不切實際，是以有意識地對此進行批判，並由「經濟人」的理論預設，開展其重勸學、重禮法的修養論與政治論；可以說其目的即在於更有效率與效能地去達到治亂的可能。但荀子在追求效率的進路中，並沒有放棄倫理作為儒家的核心價值，是以可以說，他是在揚棄孟學形上學系統、吸納各家學說，將儒學開展出一個新的體系，結合今日所說的倫理學與經濟學的思維，所建構出用以回歸孔子以治亂世的「倫理經濟學」。

目前國內對同性戀的態度似乎日益正面，但同性戀歧視的事件仍層出不窮，顯示探討影響同性戀歧視因素的重要性。本論文擬探討過往學者較少關注的因素，即情境對歧視同性戀者的影響。本論文探討兩種情境：缺少明確行為準則的情境與訊息呈現不同順序的情境。根據過去研究種族歧視的學者對嫌惡型歧視（Gaertner & Dovidio, 1986）的探討，他們主張嫌惡型歧視者只有當情境缺少明確行為準則時，才會表現出對特定族群的負面行為（即歧視）。由於黑人族群與同志族群有些共通點，本論文根據嫌惡型歧視理論假設：缺乏明確行為準則的情境容易引發對同性戀者的歧視。除此之外，延伸嫌惡型歧視理論的看法，本論文嫌惡型歧視者雖信奉族群平等，卻無法控制其未意識到的負面情緒，而較容易受到情境中訊息呈現順序的影響（Krosnick, 1999）。當訊息呈現順序加強族群間對立，或凸顯族群特性，就會造成歧視行為（McConahay, 1983; Wilson, 2010）。研究一以實驗法操弄多位目標人物的職業與性傾向以及人物呈現順序，預期在評價刻板印象中同性戀不適合的職業（老師）時，參與者會因為缺乏工作平等對待的行為準則，降低對同性戀工作者的工作評價，不過未獲得支持證據。訊息呈現順序效果則發現支持證據，若先評異性戀再評同性戀，會引發群際比較，降低對同性戀的評價。研究二改採判決目標人物是否有罪的情境，以犯罪證據是否矛盾操弄情境是否有明確準則，並同樣操弄性傾向呈現順序，加入態度內隱測驗以分辨嫌惡型歧視者與無歧視者。研究二符合預期，發現在證據矛盾時才會認為同性戀有罪程度高於比異性戀，證據相符時則否。性傾向呈現順序則重複驗證研究一發現。本論文延伸嫌惡型歧視理論以瞭解對男同性戀的歧視，並發現特定訊息呈現順序可能引發男同性戀歧視行為，這些結果可以提供發展性別平等教育方案，以有效降低這些歧視行為，促進社會平等。 / In Taiwan,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gay men and lesbian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ositive. However, gay men and lesbians are still suffer discrimination, suggesting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the cause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gay men and lesbians. In this thesis, I investigated the impact of context o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gay men because 1) gay men suffer more hostile and overt discrimination than lesbians and 2) impact of context is rarely studied. I targeted two kinds of context: context norm and information order. According to aversive racism theory (Gaertner & Dovidio, 1986), individuals may discriminate against a person when they do not have to follow a norm. Thus, I hypothesized that people discriminate gay men only when there is no specific norm to follow. Furthermore, I applied the basic principle underlying aversive racism theory to order effect. That is, according to aversive racism theory, individuals may believe in social equality but may discriminate when they have no control over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unconsciously aroused by some subordinate group member (e.g., Blacks). Because it is not possible for individuals to be aware of the order effect (Krosnick, 1999), I hypothesized that individuals may discriminate against gay men when the information order makes intergroup comparisons salient (McConahay, 1983; Wilson, 2010). In Study 1, I manipulated the target person’s job title and sex orientation, expecting that when the job was generally considered unsuitable for gay men, participants might believe that equal employment rights did not apply to gay men. As a result, they derogated against gay men. The result was not substantiated. However, I did find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the order effect. When judging a heterosexual male applicant before a gay male applicant, intergroup comparisons became salient, people would derogate against the gay male applicant. In Study 2, I adopted a crime judgment paradigm to address several potential problems in Study 1. I also applied the affect misattribution procedure to measure participants’ implicit attitude against gay men. This procedure allows me to distinguish aversive discriminators from non-discriminators. Th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es derived from aversive racism theory. Participants derogated against a gay male suspect only when there was no consistent evidence in a criminal case; they treated a gay male suspect and a heterosexual male suspect equally when there was consistent evidence. Also, when participants judged a heterosexual male suspect before a gay male suspect, they would consider the gay male suspect to be guiltier than the heterosexual male suspect. The findings extend aversive racism theor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gay men and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 order that makes intergroup comparisons salient. With the knowledge of context effects o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gay men, we are able to develop education programs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offer insight on how to best guard agains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gay men so that social equality may become possible.

2004年4月，歐盟執委會頒佈了新的「技術授權協議集體除外規則」及其「指導原則」，以取代1996年開始實施的舊規則。這個規則係在規範技術授權行為於歐體條約第81條下之合法性。其改革所代表的意義，主要則體現於兩個層面。其一，本次改革顯示了歐盟官方對於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政策之關係的態度。其二，則是涉及到歐體競爭法之集體除外制度，乃至於競爭法本身如何更驅現代化的發展軌跡。以前者而言，歐體競爭法在執法思考上傾向於更加尊重智慧財產權之行使；就後者而言，則不論是在競爭規範或執法上，均更強調經濟導向的思維模式。尤其在集體除外規則中設計了以市占率為門檻之安全區制度，將使主管機關更能專注於真正重大限制競爭之案件，並使事業有更大的彈性空間因應日益複雜化的授權實務。 在現今全球化的商業實務，授權活動不可避免地將更具跨國性。因此本文的目的，即在於剖析歐盟新的集體除外制度，希冀提供各界參酌。除此以外，並藉由對歐盟新制的探討，回頭檢視我國公平法對於授權活動之規範。尤其，係對照分析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規範說明。希望藉由探討歐盟新架構下的規範思考，亦能夠帶給我國規範或執法上一些新的啟發。 / On 7 April, 2004,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dopted a new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 with respect to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TTBER) along with some detailed Guidelines. The new Regulation, which replaces the Reg. 240/96, addresses the evaluation on licensing activities under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his reform shows the official attitude towar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Competition Law. Moreover, it demonstrates the path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s, and also the EC Competition Law itself. This article will illustrate the framework of the new TTBER with comparison to the old one and the U.S. approach. Furthermore, it will survey our position on licensing practices, especially focusing on our “Fair Trade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Technology Licensing Arrangemen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a proposed revolution for Taiwan FTC’s measures concerning the licensing activities will be provided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