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研究的主軸在於，利用訊息均衡理論探討，公司盈餘品質與潛在股利政策選擇之間的關係。為充份瞭解這之間的關係，本論文將以我國股市及上市公司的特徵來推論相關的假說，並以實證研究的方式驗證本論文所提出的相關理論。準此，本論文主要在嘗試了解： （一）是否公司的盈餘品質較差時，會較傾向於採用較高比率公積配股的股利政策，以彌補盈餘分派股利的不足或擬彌補穩定股利政策的不足？以及 （二）我國上市公司在什麼條件下會利用盈餘管理的方式來增加保留盈餘，以強化股利分派能力？且公司將會在何種條件下，利用人為操縱損益或真實操縱損益以增加保留盈餘，並據以作為某特定股利政策的基礎？ 本研究之期間涵蓋民國83年起至民國87年止，研究期間共計5年。本研究首先對樣本之各變數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為探討盈餘分派股利率、資本公積分派股利率與公司特性（當年度盈餘品質及盈餘組成份子、董監事持股比率、舉債及有否現金增資）間之關係。本研究採兩獨立樣本t檢定、Mann-Whitney檢定、共線性檢定及逐步迴歸分析等方法。 實證結果列示如下： 1.盈餘品質變數（ΔDA/Sales）與盈餘分派股利率呈顯著之反向關係，代表若公司當年度盈餘品質高（ΔDA/Sales低時），會傾向發放較高比例的盈餘股利（包括現金股利）；若公司當年度盈餘品質較差時，會傾向發放較低比例的盈餘股利；反之亦然。 2.盈餘品質變數（ΔDA/Sales）與盈餘分派股利率呈顯著之反向關係；且現金增資與盈餘分派股利率亦呈顯著之反向關係。代表當公司盈餘組成份子中，人為性淨應計項目所佔的比例較高，且公司有現金增資舉動時，公司之股利政策會傾向發放較低比例的盈餘股利；反之亦然。 3.盈餘品質變數（ΔNDA/總資產）與盈餘分派股利率呈顯著之反向關係。代表當公司盈餘組成份子中，真實性淨應計項目所佔比例較高時（ΔNDA/總資產高），公司會傾向發放較低比例的盈餘股利；反之亦然。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新上市公司從事實質盈餘管理的現象，也就是其與營業相關的裁決性應計項目（應收帳款、存貨、應付帳款）在公司上市前後是否有異常之變動，以此判定管理當局如何安排裁決性營業應計項目與控制盈餘操縱的時點。 本研究採實證的方式進行，以民國78年至民國82年問經證券管理委員會核准，初次於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發行上市的第一類及第二類公司為研究對象；而觀察期為上市前三年及上市後二年，前後共六年，以統計測試逐期加以比較，據此觀察實質盈餘管理的情形是否普遍存在於新上市公司。研究設計係參酌過去相關文獻與會計資訊特性，並針對國內經濟社會環境加以考量，俾達成木研究之目標。 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如下：（一）樣本公司在上市前第二年，其與營業有關之裁決性應計項目的確有顯著增加的現象，然而上市前第一年未如預期般增加，反而有減少的狀況，上市後卻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因此與營業有關之總應計項目的變化無法得到新上市公司於上市前從事實質盈餘管理的結論。；（二）與營業活動關係密切的裁決性應收帳款與裁決性存貨無論在上市前後各年運用均有增加的現象，而裁決性應付帳款運用的減少則持續到上市後一年，由個別的與營業有關之應計項目的變化發現新上市公司不僅在上市前運用之，且延續到上市後；（三）我國新上市公司在上市後，在營業方面的確存有營運衰退的現象，由其應收帳款周轉率與存貨周轉率的逐年下降便可偵知。

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彙編」發布之前，上市公司可引用的會計方法彈性極大，可源自於美國的教課書或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亦可採用一些與會計方法有關的法規之規定，例如稅法、公司法與商業會計法等。因為這些彈性的存在，管理當局在其自身最大利益的考量之下，必然會傾向選擇對其自身最為有利的會計方法來編製財務報表，提供相關的財務資訊。 　　本研究根據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之相關規定與公報實施之前會計實務之差異為出發點，推論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的發布會大大地縮小管理當局編製損益表時操縱損益或會計選擇的空間。本研究運用應計項目尺度的變動來量度管理當局會計選擇的彈性或空間的改變。 　　本研究以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發布前後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訊，針對其應計項目的變動情形進行實證分析獲致以下的結果： 　　1.在總應計項目上，以前後二年及三年之平均數為分析對象，發現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發布前之總應計項目尺度，明顯大於之後之總應計項目尺度。 　　2.在與營業有關應計項目上，以前後二年及三年之平均數為分析對象，發現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發布前之與營業有關應計項目尺度，明顯大於之後與營業有關應計項目尺度。 　　3.針對流動比率、營運資金、營業週期天數、負債對股東權益比、總資產等五個財務屬性，將樣本區分為二組進行敏感度分析，發現此五個變數對前二項的結果並沒有影響。 　　據以上的實證結果，本研究獲致以下結論： 　　1.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的發布，確使管理當局利用總應計項目進行損益操縱或會計選擇空間縮小了。 　　2.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的發布，確使管理當局利用與營業有關應計項目進行損益操縱或會計選擇的空間縮小了。

因為公司所有者與管理者不同，且外界第三者不容易直接觀察到公司管理者的行為，而有代理問題存在，也因代理問題使公司管理當局有操縱盈餘數字的機會及動機。然而在投資者沒有受過會計專業訓練下，幾乎很難去區分裁決性應計項目及非裁決性應計項目，當盈餘與營業現金流量差異愈大時，代表管理者操縱應計項目的空間愈大，管理當局為向外界發出訊息顯示自己雖有盈餘管理機會，卻無盈餘管理的行為，則會聘用高審計品質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查核簽證，也將進一步了解高審計品質會計師事務所是否有較高之偵測或抑制盈餘管理能力。 本研究第一部份在探討公司特性與聘任審計品質之關連性，採用Logit的研究方法探討我國上市公司產生應計項目之特徵是否會影響選任審計品質，並控制以往研究中發現會影響選任會計師因素的變數，如：公司規模、財務槓桿、公司成長率、財務困難、查核意見等變數。本研究第二部分在探討審計品質與所查核公司盈餘管理之關連性，採用橫斷面Modified Jones Model 及CFO Model的盈餘管理偵測模式來衡量公司裁決性應計項目，並利用無母數統計方法探討高、低審計品質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公司之裁決性應計項目平均數是否有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當公司營業週期愈長，則表示企業愈需要較多營運資本，維持其營運活動，或當公司資產敏感度愈高時，則表示企業折舊或攤銷等長期項目愈多，其盈餘與營業現金流量差異愈大，管理當局可操縱盈餘之空間愈大，愈傾向聘用高審計品質之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以降低代理問題。另外，實證結果亦發現分別採用橫斷面Modified Jones Model 及CFO Model驗證高、低審計品質在偵測盈餘管理或抑制盈餘管理能力上其結果不同，所以無強烈證據支持由高審計品質所查核簽證財務報表之公司，其盈餘管理的現象會低於由低審計品質所查核者。

由於會計資訊與企業存有緊密之關聯性，再加上企業外部的報表使用者屬於相對資訊弱勢者，企業之管理當局因此存有許多不同動機及機會進行盈餘管理。會計師受託查核公司財務報表並對報表表示意見，在健全資本市場的任務中擔任極為重要的角色，社會大眾對會計師之職責賦予相當大的期待。但繼美國安隆案後，各國財務報導相關弊案連續爆發卻使會計師的專業遭受嚴重質疑，因此，弊案爆發或會計師受主管機關懲處後，先前被懲處會計師所簽證之其他受查公司，不論有無類似弊病，都會被人以放大鏡來觀察。然而，究竟會計師對於實質盈餘管理之抑制效果是否得以發揮？會計師懲戒制度實施結果是否合乎立法初衷而得以督促提升報表之盈餘品質？則尚無一致結論，亦為本研究欲探討的議題。 / Grahem et al.（2005），Roychowdhury（2006）及Cohen et al.（2008）等文獻均認為沙氏法頒布後，公司管理階層用以操縱盈餘之行為，從過去進行應計項目盈餘管理，改為偵察度較困難、法律上可非難性較低之實質盈餘管理。本研究即參考Roychowdhury之研究，以異常裁決性費用、異常生產成本、異常營運活動現金流量之絕對值捕捉實質盈餘管理程度，依據欲探討之問題設定兩大研究假說，以獨立樣本觀察懲戒會計師事件發生前後期實質盈餘管理之變化，探討懲戒會計師制度對於實質盈餘管理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以異常裁決性費用與異常生產成本衡量實質盈餘管理之程度時，受懲戒會計師之客戶在經查核後之財務報表中，報導實質盈餘管理之程度更為嚴重；以異常營運活動現金流量為實質盈餘管理之代理變數，則因受干擾影響而無法在各假說下得出顯著之結果。 / 因會計師之查核關卡對於實質盈餘管理之抑制效果有限，目前企業報表中所報導數據之解讀，有賴報表使用者多予比較各科目前、後期波動，考量各數值之間之關連性，並推敲公司可能使用之盈餘管理行為以及相關企業風險。懲戒制度之目的在於避免專業人士怠忽其職、違規行事而侵害大眾利益，其不僅處分已違法之會計師，對於其他會計師亦有警惕之意味，因此實有其存在之必要，本研究結果建議主管機關參考相關研究，制訂更為完善的制度以增進大眾利益，符合社會期待。 / Sinc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s instrumental to many decisions that a company and its stakeholders make, management has plenty of motives to manage earnings reported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users will probably as a result misinterpret the data, and thus, sustain direct or indirect losses. Accountants are asked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toward the financial reports, and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apital market. Investors rely on what accountants assure in their audit to make decisions. However, after the Enron scandal broke out, so many frauds erupted that accountants’ professionalism and assurance quality were being questioned. Sanctions may be due to the profession’s self-regulation system or based on judgment of the regulators. Nevertheless, does the CPA sanction system actually restrain the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behavior of auditee companies? Can the system really enhance the earnings quality of client accounting information?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are unknown, and they are the subject of this study. / Managers have altered their application to manage earnings from accruals to real activities since the issuance of Sarbanes-Oxley Act. Based upon the research model developed by Roychowdhury (2006), this study uses abnormal discretionary expenses, abnormal production, and abnormal operating cash flow as proxies for earnings management. I classify samples into two periods, i.e., before and after changing accountants to analyze whether the sanction has affected the application of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results do not support that the auditor sanction system in Taiwan is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behavior of auditee firms. / In short, one purpose of CPA sanction is to enforce professional conduct on all members of the profession. It not only punishes the accountants that break laws, but also alerts other fellow auditors. Therefore, the sanction system is necessary. The regulators should refer to research findings and examine the effect of the sanction system on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he mean time, it is advisable that statements users put more emphasis on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figures and ratios between periods. After all, reading carefully through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numbers is the ultimate way to stop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首度上市公司上市前，管理當局因存在達到上市審查條件與提高股票承銷價格的動機，使得首度上市公司上市前運用可能利用盈餘管理提高財務報表盈餘數字。本研究藉由選取民國82年初至民國86年底首度上市公司共136家，其中包括電子類股42家，非電子類股94家，以統計配對樣本Z檢定與複迴歸分析方法，進行首度上市公司之盈餘管理與股價關聯性實證研究。本研究獲得的結論如下： 1.就民國82年初至民國86年底間首次上市公司上市前應計項目呈正向增加的現象顯著，證實首次上市公司上市前有盈餘管理現象。 2.不論電子類股或非電子類股之首次上市公司上市前以增加應計項目，進行盈餘管理的現象並未呈顯著的不同。 3.股市多頭或空頭走勢，並未在首次上市公司於上市前增加應計項目變動的現象產生顯著的差異。 4.首次上市公司上市交易的前十個交易日股價累積報酬明顯為正值，同時又高於同期間大盤指數的累積報酬率。（本指數係採不含金融類股的加權股價指數作為比較基礎） 5.上市交易的前十個交易日股價累積報酬率，與上市前應計項目變動關係不顯著，而與上市前二年至上市前一年的現金流量變動呈正相關。

基於資本市場先天資訊的不對稱，企業內部人本就享有私有資訊之絕對利益，再加上風險分攤的觀念，透過證券市場向投資人募集資金的方式多為企業的首選。而主管機關為防止投資人權益受損，對於企業現金增資審核之嚴謹門檻，卻導致企業盈餘管理的動機。國內研究對於上述因果及衍生問題已有相當多的研究，但未見針對現金增資目的與盈餘管理動機及工具之關聯性進行探討。 一般而言，公司可能為了補充營運資金、償還負債、擴充產能或購併他公司等目的申請現金增資。理論上，不同的增資目的其資金需求之迫切程度應不同，且不同的增資目的之資金需求也應透過財務報表中不同的會計科目來表達。本研究主要的實證議題有二：（1）現金增資的決策提供盈餘操縱的動機，而盈餘操縱的強度是否因增資目的不同而互異？及（2）不同的增資目的是否搭配不同的盈餘操縱工具，期使現金增資目的與財務報表所顯現出的現金需求相允合？ 實証結果顯示：（1）上市公司增資前確實傾向於採用增加盈餘之裁決性應計項目，同時配合操控業外收益來增加盈餘，但以資產或收益調整之裁決性應計項目之操縱行為並不顯著。（2）補充營運資金及償還負債二種增資目的盈餘操縱強度只有在增資前一季是大於其他增資目的，其他測試期間並無顯著不同。（3）補充營運資金之增資目的並不傾向採用裁決性應計項目作為盈餘操縱工具。（4）償還負債之增資目的傾向利用業外收益作為盈餘操縱工具。（5）補充營運資金及償還負債二增資目的之盈餘操縱動機之強度並無顯著差異。

地雷股係因本土性金融風暴而產生，眾多的股市投資人因此受到巨額損失，進而質疑財務報表的允當性及會計師、主管機關的監督不夠周嚴。因此，本研究主旨在探討地雷公司在遭遇本土性金融風暴時，財務報表是否具有資訊價值以及地雷公司會採用何種模式來管理盈餘，以穩定股價或隱藏財務風險。 本研究以股價行為的模式來定義地雷股，研究樣本包括有地雷股和相對同一產業的非地雷股樣本，研究方法主要以Modified Jones Model推估裁決性應計項目，並依常態性檢定之結果，以t檢定及Wilcoxon Sign Rank檢定，分析地雷公司和非地雷公司的可裁決應計項目和營業外項目變動情形，以檢驗地雷公司是否有盈餘管理的情形。 實證結果顯示：(1)本研究以地雷公司在亞洲金融風暴後地雷爆發前會發生盈餘管理假說，在實證上獲得支持，但是非地雷股也會有盈餘管理的情形產生。(2)地雷股盈餘管理的時點大多發生在民國八十七年第一季、第二季時。(3)地雷股盈餘管理的工具是傾向於使用營業外損益項目，相較之下營業項目是較不顯著的。

本研究旨在觀察國內上市公司因經營不善、財務困難而遭管制機構處以降類、變更交易方式或終止上市之處分前，是否進行盈餘管理。由於遭降類等處分後，不僅其公司經理人有遭撤換的可能，更使公司形象、信譽受損，故本研究由實是性會計理論的觀念推衍，並參考相關的法令規定，推論經營不善之上市公司，其管理當局會有強烈的動機進行盈餘操縱，以避免遭降類等之噩運。 　　本研究利用可裁決性應計項目(discretionary accruals)在降類等事件日前後的尺度是否具顯著性差異，來偵測財務困難公司是否在降類等處分前利用可裁決性應計項目進行盈餘操縱。本研究總樣本共64家，涵蓋14種產業，其中降類公司樣本25家，變更交易方式公司樣本26家，下市公司樣本13家。樣本期間為民國66年至83年，每個樣本財務資料涵蓋7個年度。經過實證分析後獲致下列結果： 　　1. 股票遭降類公司，降類前的可裁決性應計項目有大於降類後之現象，其中尤以降類前一年度最為顯著。 　　2. 股票遭變更為全額交割公司，變更前的可裁決性應計項目有大於變更後的現象，其中尤以變更前一年度最為顯著。 　　3. 股票遭下市公司，其下市前的可裁決性應計項目與下市後的差異並不顯著。 　　綜合上述實驗結果，本研究可獲以下結論： 　　1. 第一類股票上市公司因經營不佳而遭變更為第二類股前有利用可裁決性應計項目進行盈餘管理之情形，尤以降類前一年度最為明顯。 　　2. 上市公司因財務困難而遭變更為全額交割股前，有利用可裁決性應計項目進行盈餘管理之情形，尤以變更前一年度最為明顯。 　　3. 公司下市前利用可裁決性應計項目進行盈餘管理的情形並不顯著。究其原因，可能係由全額交割股至下市這一過程乃一不算短的時間，由於應計項目具有迴轉的特性，或因公司財務結構、獲利能力的日趨惡化，使盈餘操縱的空間愈小，使公司已無能力於下市前進行盈餘操縱。

本研究係探討強制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對在美國掛牌上市之外國企業，其應計項目異常現象之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在美掛牌上市且採用IFRS之外國企業，在2005年後裁決性應計項目之異常報酬顯著降低。此外，裁決性應計項目之負向報酬預測力亦顯著降低。由此可知，無論美國未來是否採用IFRS，根據本結論，其餘各國強制採用IFRS後，透過提供更高品質之財務報導及降低資訊落差，仍能為美國投資者帶來效益。 / I examine whether the mispricing of accruals among foreign firms cross-listed in the U.S. are affected by the mandatory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 Consistent with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on the accrual anomaly documented in the literature, I find significant reductions in the annual abnormal returns and in the negative return predictability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s among cross-listers from IFRS adopted countries after IFRS adoption. The evidence implies that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 U.S. adopts IFRS, the mandatory IFRS adoption elsewhere can still benefit U.S. investors by providing financial reporting with high quality and reducing their information disadvant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