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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係以國外有關之研究與理論為基礎，來探討我國紡織業之企業主持人成就動機與其企業成長間之關係。 有關成就動機部份，係以心理學教授黃國隆教授所編製之問卷為衡量企業主持人成就動機之工具。企業成長部份則以62年及66年各企業之銷貨額、純利率、員工人數、以及固定資產等之變動為推算企業成長之各項指標。其次以卡方檢定分析成就動機與各項成長指標間之關係。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05之顯著水準下，企業主持人成就動機與企業成長之關係並不顯著。但在□＝.10之顯著水準下，「企業策略勢態之選擇與企業成長之關係」及「成就動機與企業策略勢態之選擇之關係」均為顯著。亦即表示高成就動機之企業主持人顯然傾向於採用攻勢策略。而採用攻勢策略之企業主持人，其企業之銷貨額成長率以及獲利能力亦顯然較高。 最後，筆者提出可能之原因來解釋本研究結果與假設不一致的現象。並提出進一步研究的建議。

二十世紀，新聞事業是一個極引人注目的行業，因為它在這瞬息萬變的世界，扮演著傳播訊息的角色。然而，正由於新聞事業所產生之鉅大影響力，使得社會人士對其功過，有著不同的評價。 筆者自開始接受大學新聞教育迄今，已有八、九年，其間並曾在中央日報，做了一年的採訪工作。從研讀理論和實際的經驗中，個人深深感到，新聞事業實在對人類文明，負有神聖的使命。新聞從業者對社會的關係，一如專業之律師、醫生然。律師維護人民權利，醫生保障人民健康，而新聞從業員之責任，則幾乎包涵二者。就因為如此，個人心中常常頗多感慨，到底新聞事業是否做到了應盡的責任。為瞭解這個問題，於是興起研究新聞專業化的動機。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是談到專業的意義，和世界上各種專業的形成。第二章則由專業的精神，引伸到如何建立新聞的專業化，其內容包括訓練、組織、紀律、行為標準和職業保障等。第三章是由各國現行之報業目律組織，討論到其與新聞專業化的關係，因為這種自律組織，有助於凈化整個新聞事業。第四章檢討我國目前的新聞事業，雖然與世界各國相比，並無落後太多，但是有待改進之處卻仍不少。第五章結論，除了要求加強新聞工作的專業化，並曾指出，新聞事業不應受到商業化的影響，而且要保障從業人員獨立工作的精神，提高其待遇及福利，以期養廉樂業，進而羅致更多的優秀人才，參加新聞事業。 文中所云之新聞事業，大都以報紙為主，實則今日之廣播、電視等，與報紙相比，並無遜色。本文如此處理，是欲求馭繁為簡，至於其一般性的理論與事實，應該是適用於所有的新聞事業。 總之，此論文之先天缺點，乃在牽涉範圍太廣，而個人時間、精力有限，故研究結果難臻完滿。但個人願以此作為日後深入研究之基礎，並期能拋磚引玉，引起專家學者對此一問題的重視，而予以比較廣泛的研討，則不勝企待。

本文討論日治時期電力事業和工業化之關係，先將電力事業視為工業之一環，分析官營和民營電力事業，說明電力整備之動力源的環境。繼之，討論工業和動力源、電力事業與工業發展之關係。本文認為日治時期的電力事業是台灣工業化的推手，其影響及於戰後。 / Electrification in Taiwan colony Period is the motivity of Taiwan's Industrilization.

產業不斷蓬勃發展競爭日益激烈，企業為求生與發展，需要有源源不絕的資金作為動能。權益資金往往為股市大好時，為一個重要的融資工具。再加上企業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往往促進彼此相互投資，持有彼此股權。這種策略性的投資行為，在現今的競合時代越來越重要，因此股權的結構往往會，隨著策略夥伴的增加而日益分散。這樣的因股權結構分散，所導致的控制權分散，因此導致企業決策時效能低落，與代理成本問題，是否會影響一個企業的價值，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早期的對於企業控制權的思考，來自於代理成本(Agency Cost)的觀念。 早期的觀念，如：Jeans & Meckling (1976)認為透過內部人持有股數比率的增加，降低內部人與外部股東的利益不一致性，以提高公司的價值。但經過多年來的研究，學者認為企業的股權結構與企業價值、績效的關連性，其理論可以分為四類，分別是1、股權結構與公司價值無關論，2、股權結構與公司價值呈正相關，3、股權結構與公司價值呈負相關與4、股權結構與公司價值呈非線性關係。 而本論文以台灣地區上市電子公司為樣本，研究2004年期間之企業董監事股權比例，與股權比例之集中度(HHI)指標，來與EPS、ROE、每股淨值與每員工權益淨值等公司價值與績效變數進行整體分群迴歸分析。實證發現股權集中度，與上述四項指標之關係不顯著。 但以HHI加以分群分析以300與100為界線，區分為三群，發現HHI在300以上高集中度族群，每股淨值與HHI呈現高相關度(R2>25%)。其他兩群中集中度與低度集中度之每股淨值與HHI呈現低度相關(R2分別是2.2%與0.6%)。因此，股權集中度有門檻效果，一但高於某個集中度門檻之後，股權集中度與公司價值之間呈現正相關。因此，本文實證結果部份支持股權結構與公司價值呈正相關理論。 此外，本文對於樣本最高與最低HHI集中度兩家公司，中華電信與訊碟進行個案分析。發現中華電信最大股東為政府(交通部)，挾帶龐大資源與行政優勢，在台灣電信市場取得領導地位，而獲得很高之超額報酬，也使得公司價值大幅提升。而另外ㄧ家個案公司，訊碟公司由於董監事持股比例為樣本中最低者，產生嚴重代理問題，導致發生前公司董事長呂學仁夫婦因涉內線交易導致投資者受害，被法院判決須賠償兩千多位投資者共三億七千餘萬元。目前公司已減資38億台幣，同時被列為全額交割股票。有以上兩各個案，也支持股權中程度與公司的價值呈正相關。也就是當公司的股權集中度越高，公司的績效與價值就會越高的理論。

在政府推動二次金融改革的政策前提之下，帶起了我國銀行業整併的風潮。銀行業透過整合與民營化，以達成金融機構大型化、國際化，來增加台灣金融產業的競爭力。國內金融機構彼此合併或外商銀行併購或入股我國銀行的活動不斷發生，而不論是透過股份轉換或是現金收購，合理的評價方式都是相當重要的。 本研究就各種企業評價以及銀行業之相關國內外文獻為基礎，應用多種評價模式，探討現今國內上市銀行業的股價預估價值，並將其與現實股價比較。並利用預測指標Theil’s U來探討各種評價方法的預測誤差程度，以找出銀行產業中預測能力較佳的評價模式，以供投資者或企業合併的過程中，評估股價以及買賣決策之參考。 根據相關文獻探討可以得知，企業評價模式大概可以分為：資產基礎法、收益基礎法、市場基礎法。本研究選擇台灣地區十一家銀行產業上市股票中的三家銀行做為樣本公司，選擇現金流量折現法、股價淨值比法、股價銷售比法作為評價工具。評價結果可從預測績效指標Theil’s U值發現，股價銷售比為最佳預測模式，所計算出來的U值平均為0.21最小，其次為股價淨值比、現金流量法表現較差。

本文透過一開放經濟體系寡占模型的建立與推導，於1989年至1997年的期間，針對台灣中游石化產業的18種產品，探討匯率波動與市場結構對產業獲利率所產生之影響。由於實證資料屬panel data，於實證分析時，變異數容易產生異質性變異(heteroskedasticity)的問題，所以本文先對實證模型進行Hausman Test，結果顯示該實證模型適合使用隨機效果模型進行實證估計。根據實證結果發現，原料進口加權匯率對本國廠商內銷獲利率的影響為負向；出口比對本國廠商內銷獲利率的影響為正向；原料進口加權匯率與國內產業集中度的乘積對本國廠商內銷獲利率的影響為正向；原料進口加權匯率與出口比的乘積對本國廠商內銷獲利率的影響同樣為正向。分析上述結果，在國內廠商生產過程中，使用國外進口生產原料超過某一特定比例的假設之下，當本國貨幣貶值時，國內廠商因進口原料成本增加，將導致其內銷獲利率減少，且內銷獲利率減少幅度與市場競爭程度成正比，與出口比成反比。

公司在決定最適合公司的股利政策時，會在考慮政府法令規定及公司特性之因素。從國內許多與股利政策相關的研究中，實證結果均指出公司政策與股利政策有一定程度的關係，然而其主要選用之樣本幾乎都排除了產業性質特殊之「金融業」。故我國金融業的股利政策的決定，是否與代表其他一般產業的製造業之間存在相同或相異的決定因素，以及在平衡股利政策實行後，各種股利支付率是否考量之財務變數因而不同，此為本研究的重點。本文主要採用TOBIT MODEL來驗證其相關性，實證結果發現金融業與製造業在決定現金股利以及股票股利時，其所考量的財務變數有很大的不同，主因在於其產業特殊性。然而在平衡股利政策實行後，對於金融業股利政策決定之考量因素有明顯的不同，造成之原因在於金融業在該政策實行之後，股利發放之型式明顯的從現金股利轉為股票股利之趨勢。

摘要 在企業成長理論中，「Penrose Effect」的意義，是指企業內管理資源的限制，影響了企業在未來成長速度。本研究主要探討在台灣的市場內，企業是否會有Penrose Effect的現象發生。本研究所設定的時間範圍為2002~2007年，以三年為一個時間階段，分第一期與第二期，來探討台灣企業的在這兩段期間內成長率的變動。本研究為首例使用台灣企業樣本進行Penrose Effect實證的研究，並進一步檢驗其他可能因素影響Penrose Effect的程度。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企業的第一期成長率與第二期成長率呈現負相關，也就是說，當台灣企業在第一期成長快速時，第二期的成長率就會相對的降低，證明了Penrose Effect現象在台灣企業中是存在的。在探討其他影響因素方面，本研究也發現，當企業資產報酬率越高、企業年齡越高、企業規模越大的狀況下，越能夠減弱第一期成長率對第二期成長率的負相關程度，也就是說，當這些因素數據越大，越有可能幫助企業在未來維持成長率，減少管理資源限制的影響。Penrose Effect意味著，台灣企業應為未來管理資源的培育做適當的分配，為企業長期的發展奠定良好的資源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