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建構國內適用之幼兒就學準備度評量「五歲幼兒就學準備度評量表（長題本）」，供幼兒園確保教育品質之用。研究者首先廣泛蒐集幼兒就學準備度相關文獻，包含：幼兒就學準備度內涵、幼兒學習標準與表現指標、幼兒就學準備度評量等部分，接著選取具有代表性、符合我國文化特性，以及出版日期較新之六篇重點文獻進行統整與比較，藉由文獻分析後所建立的國內外幼兒就學準備度內涵對照表，與了解幼兒學習標準與表現指標、幼兒就學準備度評量現況後的啟示，作為建構五歲幼兒就學準備度評量表（長題本）之參考。六篇重要文獻包含美國Head Start辦公室所發展的「幼兒學習成果架構」（Child Outcomes Framework）、High Scope基金會所發展的兒童行為觀察記錄表Child Observation Record (COR)、盧美貴（2003)「我國五歲幼兒基本能力與學力指標建構研究」、林秀錦與王天苗(2004)「幼兒入學準備能力之研究」、香港教育局（2003）的「兒童發展表現指標」、香港教育學院的「兒童發展評量表」（2007）。研究者以盧美貴（2003）「我國五歲幼兒基本能力與學力指標」與香港教育學院「兒童發展評量表」為藍本建構出評量表（長題本）之雛形，並透過問卷調查法與訪談調查法，進行五歲幼兒就學準備度評量表（長題本）的適用性檢視與修訂，最後完成我國適用之五歲幼兒就學準備度評量表（長題本）之建構。在調查研究的部分，為確立「長題本」的適用性，研究者以立意取樣，選取公私立幼兒園各2所，各1班，共計4班，每班2位教師，共8位老師，請教師評量班上的大班幼兒，求兩位教師評分結果的相關，建立評量表之信度，並根據訪談的意見與回饋進行評量表內容之修正。 我國適用之五歲幼兒就學準備度評量表（長題本）不僅可以在教學上使用亦可作為研究用。為進一步了解評量表（長題本）在相關研究之應用性，研究者透過預試及專家小組的討論篩選題目，建構五歲幼兒就學準備度評量表（短題本），探討教師與家長對幼兒就學準備度期望與現況之情形。研究者以便利取樣，抽取台北市公私立幼兒園的教師與家長，實施調查研究，共寄出525份問卷，回收425份，有效份數為400份，有效回收比例為76％，有效回收份數中，家長有178份，教師有222份。研究者將問卷所得之量化資料以SPSS 12.0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綜合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與訪談調查，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一、我國適用之五歲幼兒就學準備度評量表（長題本）具有良好的適用性。 二、我國適用之五歲幼兒就學準備度評量表（長題本）建構結果：包含「領域」、「重點」、「項目」與「行為指標」四個層次，分為健康與身體、情緒與社會、語言與溝通、認知及學習取向五個領域，共有24個重點、62個項目、177個行為指標。每個行為指標又分為三個水平，代表該能力發展的程度，由不熟悉至精熟。評量表以檢核表形式呈現，由熟悉幼兒的教師勾選，備註欄提供教師紀錄與該行為指標相關的軼事記錄、例證、評語、作品等，做為評量的依據與輔助說明。 三、家長與教師對幼兒就學準備度的期望有顯著差異，家長的期望高於教師的期望。 四、公私立幼兒園的家長背景變項在教育程度、職業類別、家庭每月總收入、與幼兒就讀幼兒園年數有顯著差異；公私立教師的背景變項在教師年齡、教學年資、大班教學年資、最高學歷、任教年級有顯著差異。五、公私立幼兒園家長背景變項、教師背景變項與幼兒就學準備度期望間部分有差異。 六、教師背景的最高學歷與語言與溝通領域的期望達顯著差異，教師年齡與情緒與社會領域、學習取向領域的期望達到顯著差異；家長背景的家長教育程度與健康與身體領域、情緒與社會領域、認知領域、學習取向領域、認知數理邏輯領域的期望達顯著差異，且事後比較發現學歷為研究所以上的家長期望較低。 七、家長對幼兒就學準備度期望與幼兒就學準備度表現現況有顯著差異，家長對幼兒就學準備度的期望顯著高於幼兒就學準備度表現的現況。 最後，研究者根據文獻分析、問卷調查及訪談調查的結果提出建議，期許對未來幼教的發展有所裨益。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nstruct a reliable and valid five-year-old children school readiness assessment (long versio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Through extensively collecting several relevant literatures as to Child Outcomes Framework (Head Start), Child Observation Record (COR), Readiness Skills Preparing for Better Earning and Adjust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 (Shiu-Chin Lin & Tien-Miau Wang, 2004), Key Competency and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Mei-kuei Lu, 2003), Hong Kong Children's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Indicators (Hong Kong Government's Bureau, 2003), Hong Kong Child Development Scale (2007), the five-year-old children school readiness assessment (long version) is formed and revised after literature analysi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personal interview. This can not only be used for teaching but also for researching. The five-year-old children school readiness assessment (short version) 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expectation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parents of school readiness. The results are analyzed by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t-test and one-way ANOVA. Here ar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 The five-year-old children school readiness assessment (long version)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B. The five-year-old children school readiness assessment (long version) is related to five domains (physical health and development domain, social and emotional domai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e domain, cognitive domain and approaches to learning domain), 24 points, 62 items and 177 indicators. Every indicator has three performance levels and a remarks column that can offer teachers to record related observations, reviews, children’s performances etc. C. The expectation of school readiness between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parent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arents’ expectation is higher than kindergarten teachers’ expectation. D. There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haracter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kindergartens. E. There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expectations of school readiness among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 of families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s. F. The parents’ expectation of school readiness and their children’s performance of school readiness is significant different. Parents’ expectation is higher than their children’s school readiness performance.

國內規章之規範工作在服務貿易總協定第六條第四項即表明須加以進行，且此類貿易障礙確有處理之必要。本論文鑑於規範國內規章之必要性以及談判上之困難，擬探討服務貿易總協定第六條第四項就資格要件、程序、技術標準與核照條件等措施擬定必要規範之可行性。 為減少資格要件與核照要件不必要之貿易障礙，各會員國在就此等要件作規定時，最重要的就是必須將對外國服務供給者或廠商的一切要求予以具體明文化，而這些要求只須確保達到服務品質即可，而不必過於苛刻、意圖阻礙貿易。在國內規章規範中要求會員國去除與服務品質無關且會造成服務供給限制之規定，並可鼓勵會員國間簽定相互承認協定或單方自主給予認許，另外也應鼓勵會員國參考相關國際機構所制定之標準。 在資格程序與核照程序方面，國內規章規範中應要求會員國將資格程序與核照程序事先設立、公開可取得、客觀、去除與服務品質無關且會造成服務供給限制之程序規定，並鼓勵各國主管當局推動簡化的行政程序，減少不必要之人力、物力浪費。 在規範技術標準上，可要求會員參考相關國際組織所發展出來的國際標準，或鼓勵會員間簽定相互承認協定就彼此採用之技術標準予以承認，並要求會員客觀考量其他會員採用的技術標準，若不准許該項標準應提出拒絕理由以避免會員採取之規章措施不合理而造成貿易障礙。此外，在國內規章規範中要求會員公布有關之技術資訊。 有些貿易障礙並不顯見於國內規章上，無法透過查看他會員之法令規定就足以斷定有阻礙貿易之嫌，況且，有時情況國內體制僵化無法立即作出改變，或國家資源與財力有限無法作出變革，而非會員故意藉此來阻撓貿易，這些障礙並無法單靠規範國內規章就可以解決，往往須配合政府體制之革新，以達成去除不必要障礙之目的。故，規範國內規章與政府國內規章革新應是相輔相成的。 由本論文的討論可知規範國內規章基本上是可行的，只是在談判上須兼顧各國面對的困難及國家間的利益衝突，才可很快地制定出國內規章規範，而規範之具體成效的展現，尚須各國政府內部國內規章革新之配合，才能去除不必要之貿易障礙，早日達成服務貿易真正的自由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試圖提出一個架構，說明臺灣升大學重考生的情緒困擾問題，並描述出在此問題上，社會教化內容可能扮演的角色。經由文獻探討自我信念與情緒困擾間的關連，以及社會文化對個人情緒困擾的可能影響方式，研究者提出了「情緒困擾之整合性概念架構」作為說明重考生情緒困擾問題的起點，此架構主張：覺察自我落差導致了人們的情緒痛苦，而社會價值觀念不但形塑了人們的外在評價壓力，社會教化的內容也會經由影響個人的自我信念（含導引自我標準、預期自我信念及實際自我信念），對人們的情緒與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為：台北市某著名升大學補習班的197位重考生，其中121位為高中升大學重考生，其餘76位為高職升大學重考生。研究的工具除了Rosenberg自尊量表（RSE）、貝氏憂鬱量表（BDI）以及症狀檢核表焦慮分量表（SCL-A）外，還包括自行編製的「自我期許問卷」（可得到受測者所填寫的導引自我標準，以及他在這些標準上自評的各項自我落差量及落差覺察頻率），以及課業自我落差評量。 實徵研究的方法和結果可分為幾個部分，分別說明臺灣升大學重考生情緒困擾問題的不同面向： (一) 在情緒困擾相關評量上，對重考生及其他同齡學生（高三學生和大一學生）的狀況進行調查與比較，以巨觀描繪出臺灣升大學重考生的情緒困擾問題。研究結果發現：重考生較其他同齡學生具有更高的憂鬱和焦慮，而在自我落差評量方面，他們具有較高的自我落差覺察頻率，以及較大的課業自我落差量。 (二) 以大學生及重考生樣本，實徵檢驗自我落差量及其覺察頻率是否能有效預測人們的情緒困擾狀況，以瞭解本研究所提出來的概念架構是否可以用來說明臺灣學生的情緒困擾問題。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的自尊、憂鬱以及焦慮都可以由一些自我落差評量有效解釋，然而由於重考生所具有的一些特質，使得自我落差評量對於重考生組內差異的解釋力多數比它們在大一樣本中為。 (三) 對高中升大學重考生的導引自我標準進行內容分析，以檢視社會教化內容與個人導引自我標準間的關連。由內容分析的結果可以發現：重考生的導引自我標準受到社會教化內容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升學觀念的社會教化），因此重考生的導引自我標準並不是散亂地分佈，絕大多數的項目可群集為二十一個類目，至於其餘的項目則是少見且較不具重要性的。 (四) 依據前述內容分析的結果，分析升學在臺灣社會中可能具有的社會心理意涵，並探索性地描繪重考生的心理處境。由內容分析發現：重考生的導引 自我標準包含很多與升學有關的價值觀（至少佔 46 %），由於這些價值觀在重考生群體中的普遍性與重要性，本研究將它們統合成一個整體結構，推論出升學在臺灣社會中可能具有的六種社會心理意涵：(1)「受高等教育，以取得謀職、營生的優勢」；(2)「具有豐富的學識，前途看好」；(3)「享受自 由學風，拓展自我潛能」；(4)「表現出眾，讓人看得起」；(5)「善盡本分，能榮顯父母師長」；(6)「戰勝自己，達成對自己的期許」。 在上述的整體結構中，由於「順利升學，取得文憑」居於最為核心的地位，因此重考生對於自我的評價普遍會受到他們對自己升學表現的預期很大的影響。「升學在臺灣社會中可能具有的社會心理意涵」與「個別重考生的心理處境」兩者之間的關係，彷彿就是「完整的圖像」與「殘缺的圖像複製品」兩者之間的關係，儘管複製不可能完美，使得後者在顏色上可能會比原圖較像 濃或是較淡，在色調上可能會比原圖像較為明朗或是更為陰鬱，然而，它們之間的共同點是，後者都可以在前者上面找到它相對應的部分（但僅為圖像的局部），使得個別重考生的心理處境與集體的社會升學觀念間，即使存在著許多表象的差異，但它們之間至少仍保有一種「理解的可滲透性」。 最後，本研究除了根據研究所得的結果，說明研究結果的意義並提出一些後續研究建議外，也討論了臺灣的升學主義解構運動，主張欲有效解決升學主義下臺灣的教育問題，需經歷一種「進步的問題轉換」，方能有效突破臺灣在教育改革中所面臨到的瓶頸。

估價於房地產市場實扮演著一不可或缺的角色，精確的估價不僅可提供消費者正確極充分的購屋資訊，亦為政府擬定政策方針之基礎。由於台灣房地產市場為一不完全市場，消費者在購屋的同時更常因資訊的不健全而遭受不必要之損失，因此精確及流通之估價資訊實為健全台灣房地產市場之首務。 鑑於過去估價技術仍未成熟，所佔之房價常無法令人信服。本研究欲以類神經網路之功能，將其原理應用於房地產估價上，試圖解決過去估價方法本身之缺失，並作為估價人員輔助之工具。本研究主要以倒傳遞及理解倒傳遞類神經網路與特徵價格法進行公證比較分析，並以特徵價理論為基礎，利用類神經網路得出影率房地產價格更具代表性之因素，以做為未來建立房地產估價輔助系統之參考。 為了解不同的資料型態是否會使類神經網路有不同的學習效果，本研究將資料分為四組實驗設計，分別對不同的資料型態進行測試，研究結果顯示類神經網路對於資料型態較為敏感，其中又以理解倒傳遞類神經網路為最，使得其在預測能力上易受異常點或極端值的影響，而有好壞差異較大的情況。即類神經網路之學習效果端視資料是否具代表性而定。

「雙邊投資協定」是「發展中國家」為積極引進外國資本，與「已開發國家」為有效保護本國投資者間之互惠保障機制。於1990年代以來，因跨國企業數擴大而增加投資活動，因此也擴大投資的規模，故而對投資規範之需求必要性愈來愈增加。「雙邊投資協定」作爲目前最通用的國際投資規範，最近全世界所簽訂之雙邊投資協定的數量為約2,700多個(約180個國家)，惟由於世界上就雙邊投資協定内容還沒統一的形態，而且協定規定上缺乏具體性基準，針對協定内容，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見解往往相左。 其中「徵收條款」是理論解釋上最引起爭論的領域之一。不過迄今與徵收有關協定之實踐過程中，資本輸出國（已開發國家）和資本輸入國（發展中國家）間之理解有很大的差異，即在於絕對多數的雙邊投資協定中，對於徵收條款沒有判斷標準（如間接徵收）、補償標準（如赫爾規則）、補償額價格估價方式（如公平市場價格）之具體基準。 本論文基於雙邊投資協定之現行趨勢，想要研究雙邊投資協定的一般概念與徵收的相關具體内容，尤其為準備臺灣與韓國間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可能性，先觀察最近韓國、臺灣與各國所簽訂的雙邊投資協定之現況，其次則想要比較該協定的徵收條款，進一步嘗試關於未來臺、韓兩國之雙邊投資協定徵收條款之制定方向提出若干意見。

整個產業的競爭已由企業個體對企業個體，轉變為供應者與購買者結合而成的供應鏈與供應鏈間的競爭，因此整個供應鏈管理被認為是一個新競爭優勢的來源。建構供應鏈管理之首要活動為供應商的評估與選擇，選擇良好的供應商為供應鏈運作順暢與發揮最大效益的基礎，因此如何選擇具有發展潛力的供應商以幫助自身策略之達成便格外重要。除慎選供應商外，為使供應商達到並維持企業設立之多項標準，企業尚須投入努力以執行供應商發展活動，藉以提升供應商之績效和能力，且企業亦須定期地仔細監督和評估供應商之績效，以確保現有供應商能符合企業之需求及未來非預期之需求。 企業與供應商並非保持單一關係類型，而是維持一個不同關係類型的組合，因而為了達到最適之供應商管理效率和效果，且分配最適之資源給不同的供應商，企業須針對不同關係類型之供應商採取不同之供應商管理模式。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再輔以問卷分析加以支持。以國內某資訊電子企業為對象，探討伴隨供應商與企業之關係類型不同，企業採取之供應商選擇評估標準、供應商發展活動以及供應商績效評估制度各為何以及有何異同，經整理分析，發現之結果如下： 一、個案公司與供應商之關係類型可分為三類。 二、個案公司對供應商之選擇評估標準會隨著與供應商之關係類型不同 而有所不同。 三、個案公司對供應商採行之供應商發展活動會隨著與供應商之關係類型 不同而有所不同。 四、個案公司對供應商採行之供應商績效評估項目會隨著與供應商之關 係類型不同而有所不同。 五、個案公司與其供應商之間，對於個案公司所採取之供應商管理制度具 有一些認知上差異。 六、個案公司對策略夥伴型供應商，在選擇評估標準、績效評估項目上重 視及要求的程度皆最高，且對其執行之發展活動亦最為頻繁。 / Competition in the industry is changing from among firms to among supply chains forming by suppliers and buyers. Thu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s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a firm’s competition advantage. The first step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s to select and evaluate suppliers. Since selecting good suppliers is the basis of running supply chain smoothly and creating maximum benefits; therefore, how to select potential suppliers to help achieving the strategy goal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esides selecting suppliers carefully, in order to attaining and maintaining various standards set up by firms, they have to put effort to implement supplier development activities to promote the performance and abilities of suppliers. Also, firms must monitor and evaluate supplier performance carefully and regularly to ensure that its current suppliers are meeting the needs and unexpected future needs of the firm. Firms do not have a “one-size-fits-all” strategy for relationship types with suppliers, but manage a portfolio of relationships. Firms should adopt different types of supplier manag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ypes of relationships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managing supply chain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and distribute proper resources to suppliers. This study uses case study research, and is supported by the questionnaire. This study takes certain electronic enterprise as the object company, and tries to discuss that with different relationship types between suppliers and firms, what will be the selection criterion, the development activity, and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for suppliers; moreover, how are they different. Through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we fou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The types of relationship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2.Supplier selection criteria adopted by the firm are different from types of relationships. 3.Supplier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mplemented by the firm are different from types of relationships. 4.Supplie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tems adopted by the firm are different from types of relationships 5.There are little agreements between the firm and it’s suppliers as for the supplier management system. 6.On the selection criterio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tems, the firm pays most attention and requires most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suppliers. Moreover, the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re most frequently executed.

集團財務資訊的編制在企業資源規劃系統的協助下，產生的速度已較以往大為增快許多，然而，先不論相關系統的訓練、導入、維護及更新成本，目前的財務資訊仍舊需要多次的輸入、分發及反覆檢覈，這些步驟尚停在人工編製的階段。 XBRL（可延伸企業報告語言，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的發展，使企業打破傳統財報的表單形式，它利用電腦可讀的標籤語言減少大量的傳統人力編製流程。後來更發展了財務報告的分類標準（以下簡稱XBRL FR），用來表達財務報表合計性的資訊，但這些處理過的加總數字，無法再還原為原始資料，故對於各國會計準則無法自動轉換，對於跨國公司的合併財務資訊依舊費時費力。 本研究首先依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臺灣、中國及美國官方所制定的XBRL FR進行分析及比較，建立一個新的XBRL FR，稱為NCCU XBRL FR，蒐集一般行業編制集團財務資訊之必要明細科目（僅包含所有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接者透過「對應標籤(mapping tags)」的技術，設計一邏輯規則庫，內建四種NCCU XBRL FR分別對應四地XBRL FR之「XBRL計算連結庫(XBRL Calculation Linkbase)」，即可自動轉換NCCU XBRL FR和四地XBRL FR的資訊。最後利用四地之原本XBRL FR計算連結庫，計算編製合併報表資訊前的個別報表資訊。 本研究提出多國準則探討及XBRL FR對應的方法，設計問卷並執行國內四大事務所之專家訪談，發現各國財務報表準則仍然受到會計專業的主觀判斷而分歧，未來全球財報共通的目標，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 Because of the support of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ystem, business groups speed up their financial reporting preparation. Leaving aside the system cost of training, implemention, maintenance and update, its financial information still requires multiple inputs and distributions currently, and needs to repeatedly check their validity. These steps still remain at manual labor. XBRL (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 helps business to break the form 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It has machine-readable label tags, and it can reduce lots of traditional manual process. Financial Reporting Taxonomi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XBRL FR) now are used to express the information of the total amount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Because processed numbers can not revert to the original data, accounting principles adopted by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cannot switch amid different principles. Therefore consolidations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still cost multinationals a lot of resources. In this study, based o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Taiw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ficial XBRL FR, we established a new XBRL FR, called NCCU XBRL FR, which is used to collect general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only current assets and current liabilities). Then, we use mapping tags technology to design some logic rule database, which has four built-in XBRL Calculation Linkbases corresponding to four XBRL FRs. The logic rule database can automatically convert NCCU XBRL FR to four XBRL FRs. Ultimately, the original four XBRL FR Calculation Linkbases can compute individual financial statements before preparation of consolidated information.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d a method of multi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discussion and XBRL FR mapping. We designed the questionnaire and conduct in-depth interviews to the experts of Big 4 audit firms. Then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judgments of multi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a long way to go if we have the goal of common global financial reporting.

本研究目的，乃在運用試題反應理論中最大測驗訊息量的概念於精熟標準設定上作為探討的主軸，透過其歷史的演進與發展，衍生出詮釋本研究最大測驗訊息量法的三個面向，分別為：元素的搭配組合與調整、廣義測驗建構流程、多元效度等，並以此概念賦予解釋運用最大測驗訊息量於精熟標準設定時的合理性與適切性。同時，確立最大測驗訊息量法於公式意涵、試題選擇與統計考驗力面向的合理性，建立其於精熟標準上的理論基礎，而後，再輔以精熟/未精熟者分類一致性信度值以期提供多元效度證據。最後，探討測驗分數的轉換方法、差異能力描述，期能同時獲得量與質的測驗結果解釋。 綜整分析，可發現以下幾點結論： 一、運用最大測驗訊息量法於精熟標準設定時，在分類的信度指標上，顯示由此求得精熟標準，經交叉驗證後，大致可獲得滿意的結果，皆有高達九成以上的精確分類水準，且藉由區間的概念亦能充分顯現出，以最大測驗訊息量法求得之標準，可作為專家設定精熟標準時參考、判斷的優勢。而在分數轉換上，不論搭配換算古典測驗分數法或測驗特徵曲線構圖法時，其分類精熟/未精熟者的一致性表現，大致可獲得滿意的結果，乃是值得參照的組合策略。 二、在運用定錨點以解釋由最大測驗訊息量法於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求得之精熟標準時，可發現未精熟者乃僅需具備學科基礎知識與簡易圖示理解能力，而對於精熟者而言，則需進一步擁有對於廣泛學科知識的了解；複雜問題、資料與圖表詮釋；邏輯推理、分析實驗結果以獲得相關論點等能力，或者更高階之具備進階學科知識；綜合、評鑑資料、情境傳遞之訊息的能力。 三、探討測驗長度因素時，分析結果顯示不論採行最大測驗訊息量法、換算古典測驗分數法或是測驗特徵曲線構圖法，皆受此因素的影響，顯示測驗長度愈長，分類一致性愈高，此項結果乃與過去大多數的研究一致。另，由本資料分析結果乃建議測驗長度20題時，會是必備的基本題數要求值。此外，若從細部精確錯誤分類人數角度分析時，於實務用途上，可發現對於影響轉換分數時，產生差異分數的因素，決策者並不容易掌握與控制，但卻可藉由增加測驗長度，分散分數點的人數，以彌平錯誤分類的影響。 四、探討測驗異質性因素時，最大測驗訊息量法因具有因試題參數而調整估計受試者能力的特性，使得在異質測驗時，分類一致性仍能維持在不錯的水準之上。反觀換算古典測驗分數法與測驗特徵曲線構圖法，在固定精熟標準下，則有明顯的錯誤分類比率，此現象也反應出現行以固定60分作為及格(精熟)標準的缺失。 五、探討採用簡易測驗、困難測驗或常態測驗間於轉換分數上之效果時，由換算古典測驗分數法或測驗特徵曲線構圖法轉換來自最大測驗訊息量法之精熟標準時，資料分析結果顯示，不論於何種測驗難度類型中，採用何種轉換方式，並不會嚴重影響轉換分數間一致性分類的效果。另，若從細部精確錯誤分類人數角度分析時，本研究所採之最大測驗訊息量法，因具備隨測驗難易程度來決定門檻的特性，於簡易測驗中求得之精熟標準較低，而於困難測驗中求得之精熟標準相對較高，使得於轉換分數上，即使有較大的差異分數，亦不會造成嚴重的錯誤分類人數。 六、在探討測驗長度、測驗異質性因素與定錨點題目篩選間互動關係時，分析結果顯示，測驗長度與測驗異質性，並非是絕對影響定錨點題目篩選的因素，更重要的在於最大試題訊息量所對應之最適能力值是否能與定錨點相搭配。 綜整之，本研究所採最大測驗訊息量法，經檢驗後，於分類一致性上乃具有不錯的表現，且搭配相對強韌、嚴謹的理論支持與適切測驗結果解釋方法等，是最適合用於大型考試上使用。因此，乃建議未來政府單位或實務工作者於進行大型證照、資格檢定考試時，可考慮使用本策略。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dopt the concepts of IRT maximum test information to standard setting. At first, we are trying to discover three facets of interpretation in using the maximum test information to standard setting through the historical movement of standard setting. The three facets are component combination and adjustment, generalized test construction processes and multiple validities. Depending on these three concepts, we can easily explain the reasonableness and appropriateness of maximum test information approach. After that, we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reasonablenes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definition of formula, item selections and statistical power to establish the basic theory of the maximum information approach in standard setting. In addition, we also examine the effects on exact classification of master/non-master in expectation to provide multiple evidences for validity. Finally, the method of classical test scores transformation and difference ability description are discussed to provid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test result interpretation simultaneously. In sum, some conclusions are proposed. 1.In applying the maximum test information approach to standard setting, the effect on exact classification of master/ non-master may come to a satisfying result. We may have at least 90% exact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find that the mastery standard deriving from the maximum test information approach may have some advantages being a starting reference point for experts to adjust on the basis of the view of confidence interval. In the aspect of classical test scores transformation, no matter what approach you take, the transformed classical test scores approach or test characteristic curve mapping method, the consistency of exact classification of master/ non-master may hold. We may suggest the combination strategy is really worthy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in standard setting. 2.In applying the anchor point to interpret Basic Competency Test result, we may find non-master only has basic academic knowledge and simple graph understanding ability, but for the master, he may need extensive academic knowledge; ability of complicated problems、data and graph interpretation; logic reasoning、analyzing experimental result to get related issues. Moreover, advanced academic knowledge; ability of synthesizing and evaluating information from data and surroundings are also included. 3.In the aspect of test length,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shows no matter what approach you take, maximum test information approach、transformed classical test scores approach or test characteristic curve mapping method, they are all influenced. It shows the longer test length, the higher consistency of exact classification of master/non-master. This result is consistent to most of the studies in the past. On the other hand, we suggest the 20 items is a fundamental value. Moreover, from the view of exact number of error classification, we can find that the real factor affecting the difference scores in transforming classical test score is unable to control in practical usage, but we can just disperse the numbers of people in each test score point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error classification by increasing test length. 4.In the aspect of diverse test difficulty, because the maximum test information approach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examinees’ ability adjustment depending on item parameters, it is less influenced to maintain a acceptable level of consistent classification. In contrast with the maximum test information approach, the transformed classical test scores approach and test characteristic curve mapping method may have obvious high ratio of error classification under the fixed mastery standard. This also reflects the deficiency of current fixed 60 points passing scores. 5.In the aspect of analyzing the effect of scor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easy、hard and normal test, this research shows no matter what approach you take in any type of test difficulty, they may not severely influenced. Furthermore, from the view of exact number of error classification, because the maximum test information approach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deciding passing level depending on the degree of test difficulty (the lower mastery standard in easy test and the higher in hard test), it may not lead to a severe error classification even if there exists a large difference score in classical test score transformation. 6.In the aspec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est length、diverse test difficulty and anchor items selection,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est length and diverse test difficulty are not the real factors affecting anchor items selection. The more accurate cause is if the mastery standard deriving from the maximum test information approach may coordinate with the anchor point or not. In sum, the maximum test information approach may not only lead to a satisfying exact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after analysis, but also be supported by strong and strict theory and accompany proper test result interpretation method. It is the most proper method in standard setting for large-sized test. Finally, we suggest the government or practitioners may consider adopting this strategy for future usage.

本系統係藉由分析歷史交易資料來預測S&P500期貨市場之漲幅。 我們改進了Tsaih et al. (1998)提出的混和式AI系統。 該系統結合了Rule Base 系統以及類神經網路作為其預測之機制。我們針對該系統在以下幾點進行改善：(1) 將原本的日期資料改為使用分鐘資料作為輸入。(2) 本研究採用了“移動視窗”的技術，在移動視窗的概念下，每一個視窗我們希望能夠在60分鐘內訓練完成。(3)在擴增了額外的變數 – VIX價格做為系統的輸入。(4) 由於運算量上升，因此本研究利用TensorFlow 以及GPU運算來改進系統之運作效能。 我們發現VIX變數確實可以改善系統之預測精準度，但訓練的時間雖然平均低於60分鐘，但仍有部分視窗的時間會小幅超過60分鐘。 / The system is made to predict the Futures’ trend through analyzing the transaction data in the past, and gives advices to the investors who are hesitating to make decisions. We improved the system proposed by Tsaih et al. (1998), which was called hybrid AI system. It was combined with rule-based system an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system, which can give suggestions depends on the past data. We improved the hybrid system with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The index data are changed from daily-based in into the minute-based in this study. (2) The “moving-window” mechanism is adopted in this study. For each window, we hope we can finish training in 60 minutes. (3) There is one extra variable VIX, which is calculated by the VIX in this study. (4) Due to the more computation demand, TensorFlow and GPU computing is applied in our system. We discover that the VIX can obviously has positively influence of the predicting performance of our proposed system. The average training time is lower than 60 minutes, however, some of the windows still cost more than 60 minutes to train.

隨著資訊技術之快速發展及受到金融交易全球化之影響，在營運模式及法令遵循之需求下，使得銀行業將客戶個人資料跨境傳輸至其他國家之公務或非公務機關所產生之資料保護或對資訊隱私權衝擊等議題漸增。為調和不同國家間對於個人資料保護文化及規範程度之差異，各國及各國際組織間均致力於如何在不影響商業交易需要、個人資料隱私安全及資訊自由流通之前提下，經由適當法律規範對於資料管理者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之行為，予以適當控管。 隱私權之概念雖起源於美國，惟現行各國對於個人資料國際傳輸保護規範仍以歐盟委員會於1995年發布之個人資料隱私保護指令（Directive 95/46/EC）最為重要且影響層面較大。在歐盟指令仍須各會員國將其轉化為國內法，始得有效執行之前提下，本研究以金融服務產業發展較為領先之國家—英國，以英國銀行業適用之個人資料國際傳輸保護規範為研究主題，所涉法規包括：歐盟指令、英國1998年資料保護法（Data Protection Act, DPA）及英國金融服務業適用之相關規範等。 研究結果發現，英國1998年資料保護法在參照歐盟指令之相關規範下，對於資料管理者將個人資料國際傳輸已訂有相關限制規定及如何符合相關豁免規定之作業流程及評估程序，英國專責資料保護之監理機關（資訊自由及保護委員會），並已依據歐盟指令，發布規定授權英國企業得採用標準契約範本及經其個案核准採用共同約束條款，顯示英國對於國際傳輸之個人資料已有一定程度之保障。惟如同歐盟委員會之研究報告所述，英國相對於歐盟其他會員國，並未將國際傳輸規範明訂於資料保護法之本文，對於當事人資訊隱私權保護之法律位階，仍有待加強。 不同於我國係於銀行法明定銀行對客戶資料之保密義務，英國法院認為銀行對於客戶資料之保密責任，原始存在於銀行與客戶間之契約。惟英國與我國相同於金融相關法令中僅針對銀行境外委外所涉之國際傳輸訂有相關監理規範（包括境外委外事先申請核准、申請程序及應檢附之文件），以透過銀行與委外服務供應商之委外契約，確保金融監理機關能跨國有效行使其監理權限，保護當事人之權益，至於銀行因非委外事項，將客戶資料跨境傳輸至其他國家時，仍應回歸適用資料保護法有關國際傳輸之相關規定。 本研究最後就我國與英國對於個人資料國際傳輸相關保護規範之比較結果發現，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雖已於99年修正發布（新個資法），但對於國際傳輸之限制規定，修法後雖已明定國際傳輸之定義及加重非公務機關違反國際傳輸規定之罰則，惟未修正其實質規範內容，仍僅授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非公務機關有第21條所列四項情形之一時，得限制其進行國際傳輸。在新個資法下，非公務機關對於個人資料之國際傳輸，已無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並取得執照，雖有利於資料之國際流通，惟為保護當事人個人資料於傳輸後之安全，我國是否尚須其他配套措施，以落實個人資料於國際傳輸層面之保障，值得深思。 本研究對於我國銀行業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保護規範之主要建議，包括（1）宜透過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被監理機構之監理及其與相關公益團體間之合作，以強化各界對於個人資料保護之重視，（2）國際傳輸之限制規定應予細緻化，並透過產業自治逐步達成個人資料保護之目的，（3）金融監理機關宜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修正，訂定銀行業國際傳輸之作業規範，（4）宜透過租稅合作協定，在不違反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及銀行法之原則下，協助我國金融機構解決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之實施，衍生對於個人財務資訊隱私權及跨境傳輸個人資料保護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