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87年度爆發的數起地雷股事件(如國產汽車、東隆五金)中，可以發現產生問題的公司皆是在董事長主導公司的營運之下，最後發生掏空公司資產的情形，顯示目前公司法及證期會設計的監管機制，並未能發揮預期的監督功能。 監管機制設計的主要目的，係在防範經營者追逐私利而非公司最大利益的情形發生，故要使監管機制有效運作，必須增加資訊的揭露予股東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以解決資訊不對稱的問題。而年報中的自願性揭露就是解決強制性揭露下監督者資訊不足的方式之一。故本研究欲從監管的角度切入，由公司所有權結構及董事會特性，探討影響公司自願性揭露水準的因素，以幫助年報使用者藉由公司監理特性或自願性揭露水準，判斷公司監理機制的運作是否良善，並提供主管機關，於未來修定公司監理層面及年報揭露的相關規定時，得以參考的資訊。 本研究由公司所有權結構及董事會之特性著手，探討可能影響公司年報自願性揭露的七個因素：1.是否為家族企業，2.是否有監管機制存在，3.董事會成員持股比例，4.董事會成員持股質押成數，5.董事會規模，6.最大家族占董事席次比例，7.獨立法人占董席次比例。其中，家族企業的判斷採用Cubbin & Leech (1983)表決機率模型算得之臨界持股比例，家族持股超過該臨界比例者始視為家族企業。監管機制則以獨立法人的持股及董事會中是否有獨立法人或以外的第二勢力存在來衡量。 本研究首先設計一揭露索引表做為揭露水準的衡量表，並將樣本公司年報內容比對索引表內的揭露項目，採取加權的方式進行評分。索引表內的項目共分五大類：背景資訊、歷史結果彙總、非財務性統計資訊、預測性資訊及管理人員討論與分析。研究對象則為民國87年之上市公司，並排除金融保險業及公民事業民營化的公司。 實證結果顯示： 1、獨立法人持股比例與董事會中獨立法人第二勢力的存在，與揭露總分間呈顯著正相關，表示公司在有監管機制之下，其揭露水準確實較無監管機制者為佳。此外，家族占董事席次比例與揭露總分間呈顯著負相關。而前三大會計師事務所較非前三大會計師事務所更能發揮專業的影響力，故能增加公司年報中的自願性揭露。至於其他變數對於自願性揭露水準的影響則不如預期。 2、家族企業的揭露水準並未如預期較非家族企業為差，此可能與台灣家族企業普遍存在，形成家族企業間的競爭局面有關。而經實證得知，當家族企業的持股至一高水準時，由於與公司間利益密切結合，更有積極經營的企圖心，故將增加年報中的自願性揭露，以爭取投資人的認同。 3、年報揭露水準於產業間亦存在著差異。於資料搜集的過程中發現，屬於相同產業的公司，揭露內容多有相似的模式。而實證研究亦發現，塑膠業、電子業的揭露水準較其它產業為高，營建、百貨業的揭露水準則較其它產業為低。

近年來網際網路科技的發達，加上上網人口急速增加，使得整個商業活動產生了革命性的結果。在網際網路世界中，商業活動可透過電子化的方式，快速便捷地處理資訊流､金流及物流。而在上網人數和網路技術同步提昇下，對講求時效性之證券業而言，不啻為其帶來了無限的網路商機，網路券商即是因應此波潮流而生，其所推出的網路下單服務推使證券業邁入另一新的服務金融競爭里程。 我國自1999年以來，網路證券商的設立即如雨後春筍般，網路證券商提供投資者更即時的財務資訊；更方便的交易方式；更便宜的交易成本，所以網路證券交易「網」住了投資者的心，網路證券交易額大幅成長。然網路證券業務特性為何？這些特性對於證券商在經營上可能衍生何種問題？對投資者而言，其權益如何自保？都是本研究極欲探討的主題。 本研究主以相關文獻蒐集與問卷調查二方式交相探討。研究結果發現，證券商開辦網路下單業務時間於1999年開始急速增加，且大部份網路下單業務皆隸屬於經紀部門下，尚未獨立出來。而在業務經驗上，券商一致看好網路將是未來券商發展之利器。然在網路下單業務急速成長之環境中，相關證券法規並不能滿足券商現況需求。 而在網路證券業務特性上，本研究歸納出八大特點﹕責任適當性問題､網路系統能力要求､聊天室言論問題､網路資訊､網路隱私､最佳買賣價格機會､網路證券教育功能､入口網站等。前七大特性與投資者權益息息相關，值得主管機關與券商予以重視。而券商本身對此八大特性重視程度亦有不同，依本研究結果發現，其對教育功能､網路隱私與網路系統能力有較明顯的態度偏向。但對於相關法規與交易環境不完備之感嘆，則有賴主管機關於政策和法規上給予支援。是故本研究認為修訂相關法規與建立證券業電子認證體系､隱私權保障機構､落實券商內控內稽制度､重視投資者權益等，將有助於我國網路證券業務穩健蓬勃成長。

薪資制度的設計一向被認為是組織設計中極為重要的因素之一。薪資不單是企業為獲得勞務所支付員工的代價，更具有誘導員工順從與激勵員工行為等多種功能。因此，薪資設計的議題不但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同時亦是實務界所關心的問題。近年來，薪資設計的焦點，多著重於策略性薪酬的觀點。在此觀點之下，組織的薪資設計與組織環境特性配合的狀況，將會對員工的行為與績效造成顯著的影響。因此，組織在設計薪資時，必須考慮到產業特性、組織策略、內部環境及工作特性等因素。 本研究主要依據組織理論的要旨來建構實證模型，理論基礎包括代理理論、權變理論、資源依賴理論、公平理論、交易成本理論等。此模型強調，一職位之工作特性會影響薪資之給付基礎。本研究並假設，工作複雜度與工作可察性會影響薪資給付基礎中職務基礎薪資、技能基礎薪資、績效基礎薪資運用比重高低。因此，管理者需視職位工作特性的不同，設計不同薪資給付基礎比重的薪資制度。此外，影響薪資設計的因素也包括一些人力資本變數與組織因素，例如員工性別、年齡、年資、婚姻狀況、教育程度、所屬部門、擔任職位、行業別、工會屬性、公司國別等。本研究並根據「台灣地區企業名錄」隨機抽取各行業之公司，徵求人事主管的協助，發放至組織中不同職位之員工。共計發放至13家公司，1000份問卷。最後共回收9家公司，有效問卷436份，有效回收率為43.6%。 經由統計分析結果可知，工作特性的不同，確實會影響薪資給付基礎之比重。一職位之工作複雜度愈高，使用職務基礎薪資之比重愈高；工作可察性愈高，使用職務基礎薪資之比重亦愈高。工作複雜度愈高，使用技能基礎薪資之比重愈高；工作可察性愈高，使用技能基礎薪資之比重愈高。至於績效基礎薪資方面，工作複雜度與績效基礎薪資有正面之影響效果；工作可察性則與績效基礎薪資有負面的影響效果，但未達到顯著水準。 綜觀國內外學術界對工作特性與薪資策略之研究，多以部門或廠場為研究單位，較少以個人或職位為做為分析。本研究以員工個人為分析單位，並跨產業進行系統性的實證研究，如此更可釐清工作特性與薪資設計之關係。並藉由問卷資料的蒐集以及分析，對於工作特性與薪資設計以提供工作特性對薪資設計影響之實證支持。但由於樣本中採行績效基礎薪資之人數不多，於績效薪資方面未達顯著效果。故宜擴大樣本範圍，進行更大規模之實證研究，以提供工作特性對薪資設計影響更有力之實證支持。

近年來文化創意已逐漸成為顯學。英國政府於1997年首先定義「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y），並制訂政策致力發展之。從文化創意產業被獨立為一個研究領域並大量討論後，也有學者開始關心文化創意產業與其他產業創新的關係。 在企業的行銷創新中，也能看到文化創意的影子。吳思華等（2008）所進行之台灣地區第二次產業創新活動調查中，將創新分為技術創新與非技術創新。非技術創新中又分為組織創新與行銷創新。行銷創新再細分為六項：產品外觀形象設計、包裝、銷售通路、產品展示方式/管道、訂價付款方式，廣告促銷推廣。其中外觀形象設計、包裝、廣告促銷推廣，這三項行銷創新活動的內容，正是文化創意產業分類中的廣告、設計業的活動內容。由此觀之，廣告、設計等文化創意活動與企業創新的關連性也因此不言可喻。 本研究由廣告、設計，與包裝的面向來切入，探討這些文化創意活動與企業技術創新的關連；此外也提出廠商特性與市場方面之相關因素加入自變數中，使分析內容更為豐富周全。而為了從不同產業的角度看文化創意之相關連結，且因為製造業在台灣產業中的重要性，故選擇此產業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分析方法採用logistic迴歸，實證結果為： 1. 廠商特性之規模因素對廠商進行文化創意活動之傾向較不相關，自有品牌則有相關。 2. 市場因素對廠商進行文化創意活動之傾向有顯著相關。 3. 產品創新因素對廠商進行文化創意活動之傾向非常相關，製程創新則較不相關。 / The study on Creative industries has been raging for a decade. The Government of Unite Kingdom came up with the first defini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formulated policies to develop the industries, other countries defined their own definitions afterwards. Recently, researchers started to study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innovation in other industries. Se-Hwa Wu（2008）classified marketing innovation as six criteria: design, packaging, channel, display, advertising, and pricing. Among the six criteria, design, packaging, advertising are intrinsically the activities implemented in the core creative industries. As the same concept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innovation in other industries, there might b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se creative activities and innovations in enterprise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find ou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reative activities of design, packaging, and advertising.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is study, four other variables obtained from literature review are taken into account. Due to the importanc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aiwan, this study uses firm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aiwan as sample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below: 1. OBM has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creative activities while sales does not. 2. Market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creative activities. 3. Product innovation has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creative activities while process innovation doe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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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民國94年起，取消強制性財務預測制度，公司於該制度取消前後之財務預測行為值得深入探討。而財務預測之發佈需提報董事會通過，董事會是否能發揮其應有之公司監理機制，提供足夠資訊給投資人，亦值得深入探討。因此，本研究從董事會結構觀點探討強制性盈餘預測制度取消前後公司自願性財務預測行為。實證結果發現，公司獨立董事佔董事會席數比例越高、董事會持股成數越低、前一年度有自願揭露財務預測時，公司於自願揭露財務預測制度下，越有可能揭露財務預測。且，民國94年有揭露財務預測之公司，若該公司董事會持股比例越少，則公司會越早揭露財務預測。而93年有自願揭露財務預測並且於94年進行董事會改選之公司，當公司董事成員變動越多時，公司越不可能繼續揭露財務預測。

掃描器曾是由臺灣資訊廠商創先開發，自行製造，用臺灣的自有品牌行銷全球市場。自1988年起全球的掃描器市場一半以上是由臺灣廠商生產，2000年全球產量達歷史高峰2788萬台臺，其中臺灣廠商生產2510萬臺，占全球掃描器供應量的90%，2002年臺灣廠商生產的掃描器一度高達全球供應量的94.5%。但由於數位相機與多功能事務機的替代，促使消費者需求的轉移，造成掃描器產業衰退。本研究蒐集掃描器產業22年的歷史資料，並歸納整理出掃描器產業的生命週期曲線，以學術理論為依據，清楚定義產業生命週期的四個發展階段: 1. 萌芽期階段 1984~1992; 2. 成長期階段 1993~1997; 3. 成熟期階段 1998~2000; 4. 衰退期階段 2001~迄今，再以高科技產業的特性配合蒐集的產業資料來確認掃描器產業衰退原因。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的方法，選擇全友、力捷、鴻友及虹光等四家臺灣掃描器廠商為探討對象。以產業文獻報導資料及廠商訪談，發掘廠商所處的環境及掌握的資源，從廠商面對衰退的因應措施中歸納出衰退的因應策略(領導、收割、利基、撤退)。由於所處的環境和資源是動態的改變，廠商的衰退因應策略也隨之變動。本研究並將廠商的衰退因應策略變動，以衰退產業的策略選擇矩陣圖表示，同時分析決定廠商因應策略的關鍵因素。 最後從廠商的實際經歷，歸納出本研究結論：當產業衰退後，惟有正的品牌價值和獨特研發能力，始能讓廠商存活下去，並就面臨衰退的廠商及領導人提出建議。

自全民健保開辦後，洗腎病人平均每年成長16％到20％，截至民國95年3月國內請領洗腎重大傷病者已達52,000名，發生率高居世界第一，盛行率為世界第二，可想而知洗腎費用相當驚人，目前透析治療一年花費高達250億元，占全民健保整體支出的6％以上，若再加上尿毒症相關併發症醫療支出則超過400億元，是健保單一治療最大耗費項目。 洗腎人口的增加 使得洗腎費用急遽躍升，基於財務規劃的考量，健保局屢次希望調降洗腎的支付點值，然而這個想法卻引起醫界強烈的反彈，強調相較於美國和日本的洗腎費用，台灣的透析給付已無調降空間，認為若強行調降血液透析給付恐會影響洗腎品質；相反的，健保局依據新加坡的資料及調查門診洗腎耗用資源相對值的結果，卻呈現臺灣洗腎費用過高的現象，醫界與健保局各有依據，雙方始終無法達成共識。 整個問題的核心在於了解影響透析治療的相關因素，究竟臺灣的洗腎品質如何？是否會因洗腎支付調整而有變動？不同醫療院所之間的洗腎品質是否存在差異性呢？由於臺灣過去的透析資料均掌握在醫界團體手中，社會大眾對於洗腎議題縱有諸多討論，因受資料的限制總是不得其門而入，然則自健保開辦後，所有的洗腎病患皆列入重大傷病紀錄，透過國衛院的健保資料庫理當能了解洗腎病患的就醫費用和存活變項，可惜的是透析治療資料繁雜，外界不容易進行分析，因此本文將健保資料庫加以彙整出完備的透析病患資訊。 由於洗腎病人多為慢性腎臟患者，需要長期治療，故本研究以洗腎三個月以上的血液透析病患為主要研究對象，同時為了排除不同洗腎院所的影響，本文進一步以未轉院的新進病人為分析基礎，利用危險率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探討病人特性（年齡別、性別、疾病別），以及醫院特性（醫院權屬別、層級別、地區別與洗腎治療床規模）對長期血液透析病患的存活率與死亡相對危險性之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病人的特性指標扮演較重要的角色，年齡愈大、男性、僅罹患糖尿病，或同時合併糖尿病以及高血壓的多重診斷病人，其死亡的相對危險性較高；僅罹患高血壓的透析病人短期死亡風險不顯著，長期則有顯著差異。醫院特性方面，洗腎治療床規模愈大，病患存活率愈高，公立醫療院所的病患存活率最低，基層診所的病人存活率最高。不區分長短期效果時，私立的死亡風險高於公立，基層診所的相對危險性低於醫學中心；但長期而言，公立的相對危險性就高於私立，基層診所的死亡風險仍顯著低於醫學中心，和存活率分析結果一致。 探究公立醫療院所存活率較低的原因，本研究認為可能是源於公立醫療機構缺乏追求高績效的動機，致使經營績效疲弱，進而影響到血液透析病人的洗腎品質；本文從三方面探討醫學中心存活率較基層診所為低之因，一可能源於醫學中心的病人滿意度較低，二為醫學中心的糖尿病透析病患比例較基層診所為高，三則可能由於醫學中心的院內感染機率較大之故。 本文的研究貢獻主要有四點，一是國內對於洗腎品質的研究少有以存活率作為品質之指標者，同時相關研究多受限於樣本數不足的困境，而本文利用全民健保資料庫可進行大規模且全面性的研究；另者，本文改進過去對於洗腎病患存活情形的分析方法謬誤，以新進病人為分析基礎；三為連結醫院特性與存活率的關係，針對所有透析醫療院所探討供給者特性對於洗腎病人存活率之影響；最後，本文發現醫學中心和其他醫院權屬別相較並未有較高的存活率，是以可藉此教育民眾正確就醫觀念，以落實轉診制度，使醫學中心的功能得以真正發揮，醫療資源得以善加分配。

本研究是以「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40家會員為研究對象，2007年與2008年為研究期間，採用落後一期的解釋變數，並利用Tobit模型來探討哪些非營利組織的特性變數會影響其政府補助收入的多寡。本文分組織財務特性與組織自身特性二個構面來分析。組織財務特性的實證結果為：捐款收入與資本適足性對於政府資金挹注具有顯著的負面效果；組織服務效率對於政府資金挹注具有顯著的正面效果；而商業收入與政府補助收入之間呈現不顯著的反向關聯性；行政管理成本與政府補助收入呈不顯著的正向關聯性。由組織自身特性實證結果發現：組織宗旨及組織規模對於政府經費補助有顯著的正面影響效果；組織年齡對於政府經費補助有顯著的負面影響效果；而組織區位、企業資助成立者則與政府經費補助之間呈現無顯著的正向關聯性；組織服務範圍與政府經費補助之間呈現無顯著的反向關聯性。

本研究以2002年至2010年4底前辦理私募增資之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公司財務特性對私募折價幅度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 私募金額占公司市值比例與無形資產價值愈高，象徵公司價值的衡量愈複雜，私募應募人在衡量私募公司價值時需付出的較高成本，折價幅度將較高。再者，當私募目的指出私募公司有新的投資機會時，私募之折價幅度將較小；另外，私募公司股東權益報酬率愈高，代表私募公司利用現有資源效率較高，折價幅度愈低；而私募公司負債對股東權益比愈大，其長期償債能力較差，營運風險也會提升，所以應募人會要求較高折價幅度以補償此風險；當私募公司有發生財務危機可能時，應募人也會要求較高折價補償其所承受之風險。因此，私募折價幅度與公司資訊成本、投資機會及營運風險程度有密切關聯。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characteristics on price discounts in private placement. Based on the Market Observation Post System, the sample includes private placements of all listed and OTC firms in Taiwan during 2002 to April of 2010.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discounts will be larger when private placement size is large relative to firm size. Intangible assets are difficult to value and therefore private placement investors will require larger discounts as compensation. If the issuer’s purposes of private placement indicate the availability of positive NPV investment opportunity to the firm then the discount will be smaller. In addition, the ROE variable has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discounts.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investors will assess the quality of the firm’s existing assets to form an opinion on risk and expected return of their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On the other hand, high debt levels as measured by debt to equity result in higher discounts. Moreover, the existence of financial crisis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discounts. In a wor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to current market price is strongly related to proxies for the quality of the firm’s financial characteristics, future prospects and ri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