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転換期(1880～1930)ドイツ・バイエルンでのシンティ・ロマ(「ジプシー」)に対する政策の変遷について、当地の警察行政関連の一次史料を用いた実証研究。ナチス期の政策モデルが紆余曲折を経てヴァイマル期に形成された点、ナチス期・ヴァイマル期の政策は、規模や性質の面で隔たっているが、シンティ・ロマと「労働忌避者」を「怠惰」で「反社会的」と見なし、警察権限による労働収容を科すという思想の面で通底している点を指摘している。 / T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rman society and the minority group, who were called "Zigeuner" (Gypsy; Sinti and Roma), from 1880 to 1930. It also considers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in German history: the reason of enactment of the barbarian law "Zigeuner und Arbeitsscheuengesetz" (i.e., the law against Gypsy and the work-shy in 1926), which was later in Nazi regime applied to social exclusion of "Asoziale" (Asocial). This barbarian law was crystallized because of various social changes such as urbanizatio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cluding racism, nation building with "Freizügigkeit" (freedom of domicile) and reform of social welfare. / 博士(経済学) / Doctor of Economics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

博士(心理学) /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Psychology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3649号 / 法博第269号 / 新制||法||173(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曽我部 真裕, 教授 土井 真一, 教授 毛利 透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5054号 / 法博第300号 / 新制||法||180(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船越 資晶, 教授 佐々木 健, 准教授 近藤 圭介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5061号 / 法博第307号 / 新制||法||182(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齊藤 真紀, 教授 橋本 佳幸, 教授 白井 正和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農学) / 甲第25345号 / 農博第2611号 / 新制||農||1107(附属図書館) / 学位論文||R6||N5517 / DFAM / 京都大学大学院農学研究科応用生物科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松浦 健二, 教授 大門 高明, 教授 吉田 健太郎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移民浪潮隨著全球化的深化成為普遍的現象。臺灣社會逐年增加的婚姻移民人數意味著社會已有一群相似處境的群體逐漸成形，成為我們政治共同體的一部份。然而，台灣的婚姻移民政策依舊帶著管制思維，移民政策反映了國家對社群成員的想像，國家透過階層化的公民權政策限制了國家不想要的成員，而東南亞配偶和大陸配偶往往處於階層化底端。當國家仍將公民身分視為公民權利的前提下，剝奪了婚姻移民諸多的基本生存權利，使其陷入身份與處境連結的困境，即使取得公民身份，也不保證婚姻移民能獲得實質的公民權利。 面對這些管制結構，本研究焦點在這些婚姻移民女性如何透過社團參與成為公民的政治賦權歷程。政治賦權是一種讓社會不利者察覺到本身的處境、進而發展出相信自己有資格也有能力參與這個政治社群的意識化，以及採取政治參與的權力轉變過程，也是成為公民的過程。以往公民的概念是在國家的框架下被規範設定的，國家透過各種制度限制及資源配置等方式來界定公民的身份與權利。而我國婚姻移民女性做為弱勢的外來者，將透過社團參與來界定移民和國家的關係，也和國家重新協商公民內涵。在這個過程中，她們對公民身份的認知以及行動實踐的過程，呈現政治賦權與否，及呈現的賦權型態必然受到所屬的社團類型，以及社團和國家兩者之間的內外遠近關係所影響。個人會受團體的立場與詮釋的影響，解讀自己和政治體系的關係。而團體的立場又往往受到它和國家的互動關係而形成，使得處於不同團體中的人們，從意識到行動的政治賦權過程，都可能產生不同的發展型態。故，本研究將從國家的政策、作為中介角色的社會團體，這兩者的互動關係如何影響個人意識化和政治行動的過程，來探究我國婚姻移民女性的政治賦權發展。 首先，本研究發現國家透過制度、資源到社會形象控制的面向，針對不同婚姻移民身份建構了兩套管控體系。當婚姻移民來到台灣便進入了這些結構之中，在移民階層化下，大陸配偶傾向處於制度直接排斥的「制度弱勢」結構，而東南亞配偶雖然可以享有部分公民權，但相對而言傾向處於「社會弱勢」的結構。不同管制體系下，影響了社團組成（如陸籍社團需由台灣人代言）及不同婚姻移民者可能採取個人或集體式的行動策略。再者，扮演中介角色的社團，一方面社團能為成員提供更多的資訊網絡與資源，另一方面也在篩選資訊和型塑價值給社團成員。因此社團類型以及它和國家的互動關係是「倡議型」抑或「代言型」，將影響成員的政治認知詮釋與行動，形成不同的政治賦權差異。除了國家管控結構的差異、社團和國家互動關係的類型影響著婚姻移民女性的政治賦權情況外，大陸配偶相較外籍配偶所擁有的個人條件優勢，也影響著她們發展出個人式的意識和行動，但較高的個人政治賦權反而阻礙了集體政治賦權的發展，使得即使都是參與倡議型社團的大陸配偶和外籍配偶，也出現政治賦權型態的差異。 在不同國家管控體制、社團和國家互動關係下，東南亞配偶及大陸配偶透過社團參與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政治意識和行動。本研究歸納出四種政治賦權型態，分別為：集體型公民、個體型公民、臣屬型公民、困境型公民。政治賦權發展包含了個人賦權和集體賦權兩種層面。個人賦權涉及到的是個人能力和政治效能感的提升，而集體賦權則是涉及了個人對社群的認同及集體行動的可能，透過集體行動來打破孤立性，改變原先不利的權力結構。在這個過程中，倡議型的外籍社團和大陸社團分別產生了集體型和個體型的公民。有意識且積極參與集體行動的集體型公民和個人政治賦權高的個體型公民重新詮釋了公民和國家的關係。而國家代理型的外籍社團和大陸社團則分別出現了臣屬型公民和困境型公民，強化了國家的權力結構。臣屬型公民無法將婚姻移民的處境提升為結構性問題，而是支持現有主從關係的權力結構，並將權利視為國家恩惠，而困境型公民雖然意識到不利的結構處境，但認為個人無法改變權力結構，反而產生行動困境。

Benabou與Ok 提出POUM理論架構以分析民眾流動性預期以及重分配政策偏好之間的關係，渠等指出人們即便目前的社經地位低於社會平均，但如果預期將來自己會向上流動到高於社會平均，則這股向上流動的預期會削弱他們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同樣的，Piketty認為人們在成長過程的經歷會影響到他們成年後的重分配政策偏好；也因此人們目前的重分配政策偏好，是受到他們過去的流動性經歷以及未來的流動性預期所形塑。本研究利用TEDS2013年面訪資料庫，以敘述統計與二元羅吉斯迴歸分析臺灣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是否受到他們的流動性認知所影響，經過實證分析後，有下列幾個研究發現：第一，臺灣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會因政策不同而不同。第二，有樂觀的流動性認知者的確較反對政府的重分配政策。第三，個體層級的流動性預期較總體層級的流動性預期更具影響力。第四、和流動性經歷相比，流動性預期的影響力較具有邏輯與一致性。這些發現有助於將來臺灣更多研究來檢視POUM理論以及流動性認知與重分配政策偏好的關係。

儘管實務上有許多的企業平台國際化的案例，但有關於平台國際化的學術研究仍有待開拓。本研究透過個案分析的研究方法，探究企業在推動平台的國際化發展時，會遇到何種挑戰，以及分析這些挑戰的原因來自何處。此外，本研究也歸納出六大結論，並對平台企業的國際化提出具體建議。 本研究發現，企業在發展平台策略時，先進者將享有明顯的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而後進者除非能提供使用者「非用不可」之理由，否則將很難突破使用者被專屬陷入的問題。另外，跨國(境)的網路效果並非絕對顯著有效。其次，當平台在母國市場成熟之後，下一階段的國際化過程中，會遇到文化、使用者習慣之差異、品牌來源國的效應等挑戰，特別是即時通訊與社交平台，因為牽涉到不同文化的語言模式差異，以及東西方文化在價值觀上的差異。第三，平台國際化的行銷策略中，推式行銷策略比起拉式行銷策略效果更顯著，因為平台的成功來自網絡效果的建立，唯有透過用戶之間彼此的吸引力，即「用戶拉用戶」的模式，才能快速達到關鍵多數(Critical Number)並轉化為長期用戶。第四，即時通訊與社交平台的國際化策略，不能只從企業的角度思考機會、威脅以及成長策略，也必須換位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思考為什麼要放棄已經建立社交網絡的平台，並付出轉移成本學習新的平台。企業必須幫助使用者降低轉移成本、提高非用不可的動機。第五，即時通訊與社交平台的優勢如果是建立在母國市場的完整生態系，在國際化過程中會遇到生態系無法跨國(境)複製的問題。第六，即時通訊與社交平台的國際化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一定能在第一代產品就成功，有時候，是在既有市場深化的過程中，藉著發展新產品和服務的策略，找到更適合海外市場的服務，再重新出發。

跨國求學的留學生進入陌生的社會將面臨跨文化適應和溝通的議題。隨著新興傳播科技的發展，分享、交換已經不受時空限制，跨文化適應也因社交媒體的產生變化。 本文以來台攻讀碩博士學位的大陸籍學生為研究對象，從跨文化溝通的角度，分析陸生在兩岸不同的社交媒體上遷移和使用的樣貌，探討陸生在兩岸社交媒體使用上的差異，及其對文化適應的影響。 研究發現，陸生的文化適應議題主要集中在處理人際關係與文化認同兩部分，其文化適應過程呈現適應-壓力-成長的螺旋上升模式。社交媒體影響著陸生的文化適應效果，一方面支持陸生加強、構建和維護人際關係，產生社會網絡，建立虛擬社群，另一方面，陸生透過社交媒體接觸和學習主文化的過程，形塑其對網路社群的直觀感受和認同，這影響著留學生與主文化的溝通與互動。總的來說，社交媒體能夠幫助與主文化群體聯絡，了解主文化，但無法解決深層次的、特別是涉及到意識形態分歧、文化價值差異的溝通。社交媒體是促進溝通和交流的工具，但未達到真正的跨文化溝通效果。 與其他留學生群體相比，留學台灣的陸生具有特殊性。由於兩岸的特殊的歷史關係，陸生的適應議題與兩岸關係、意識形態的差異糾葛僅僅聯繫在一起，而陸生來自社交媒體產業極度發達、言論相對限縮的社會環境，在利用社交媒體輔助文化適應的過程中，既有在生活實踐上極度務實、開放的一面，也有在自我揭露和認同建構上，小心翼翼甚至是自我審查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