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浪潮的驅動，日益成熟的社交媒體革命，使消費者行為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導致企業從行銷方式、人力資源、客戶服務等方方面面都需要變革。對於保險公司而言，在提升企業品牌、降低公司成本、提升客戶滿意度、增加銷售業績、促進新產品的提升這些方面大有益處，但帶來機遇的同時也面臨風險。因此，保險公司運用社交媒體提供的平臺和大數據分析，开启了一種新型的保險模式。很多保險公司由於其大膽創新和善用社群網絡，在此領域很快成為了佼佼者。 本文通過對 5 家在社交媒體積極拓展的保險公司進行分析（美國前進保險公司、 美國USAA保險公司、美國安泰保險公司、中國平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藍桔子保險公司）進行研究，研究各保險公司在社交媒體運用方面的優勢和問題，試圖在大數據廣泛應用、科技金融不斷創新的互聯網時代，對保險公司在以社交媒體為媒介的經營模式進行梳理和歸納，并根據總結之要素，尋求其在台灣和中國大陸市場的應用模式，給出合理建議。

過往在研究人格特質與網路使用動機的研究中，出現兩派不同的研究結論，「社交維持假說」認為外向特質使用者較會去使用網路，「社交補償假說」則認為內向特質使用者較會去使用網路，基於兩種不同的說法，本研究試圖去了解Facebook這個網路場域是外向或者內向特質使用者較會去使用的空間。 本研究主要探討「內外向人格特質」、「Facebook使用動機」與「Facebook使用行為」之間的關係。以大學生為樣本，透過問卷調查蒐集846份問卷，研究發現Facebook主要為外向特質個人所使用的網路場域，迴歸結果皆顯示外向特質的Facebook使用者不論在Facebook使用動機（社交維持動機、社交補償動機與社交娛樂動機）或Facebook使用行為（主動分享行為、回應式參與行為與遊戲參與行為）其統計結果皆顯著高於內向特質的Facebook使用者。 此外本研究發現，社交維持動機與社交娛樂動機為Facebook主要使用動機，代表使用者使用Facebook的主要原因是與朋友維持關係及尋求娛樂；另外主要的FAcebook使用行為是被動式參與行為，Facebook的塗鴉牆功能是主要吸引使用者使用Facebook的原因。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採用線索典範作業探討高社交焦慮者是否對於特定的情緒刺激有注意力偏誤的現象。高社交焦慮組有25 人與低社交焦慮組有29 人參與正式實驗，受試者分別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或無社交焦慮情境中，並且在電腦螢幕中的兩個長方形中出現中性、一般正向、一般威脅、社交正向、社交威脅、身體正向及身體威脅詞彙作為線索，當線索消失之後，受試者被要求對於目標物「E」或「F」進行判斷。在這些線索中，有些是有效線索（例如：目標物與線索出現在同一個位置上），有些是無效線索（例如：目標物與線索出現在不同的位置上）。 研究結果顯示當線索是社交正向詞彙時，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相較於低社交焦慮者，在無效線索狀況下對於目標物的反應時間較快，且整體的注意力傾向，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社交焦慮者比低社交焦慮者較少將注意力投注在社交正向詞彙上。但並沒有有力的證據支持高社交焦慮者相較於低社交焦慮者，對於與社交焦慮有關詞彙，尤其是社交威脅詞彙具有注意力偏誤。這些研究發現認為高社交焦慮者有可能缺乏正向偏誤的保護機制，所以在社交焦慮情境中，容易選擇性忽略社交正向訊息，因而較缺少正向經驗與正向情感，反而會藉由逃避負面評價的方式，或是隱藏、抑制自己的社交焦慮情緒來維持良好的自我形象。

儘管實務上有許多的企業平台國際化的案例，但有關於平台國際化的學術研究仍有待開拓。本研究透過個案分析的研究方法，探究企業在推動平台的國際化發展時，會遇到何種挑戰，以及分析這些挑戰的原因來自何處。此外，本研究也歸納出六大結論，並對平台企業的國際化提出具體建議。 本研究發現，企業在發展平台策略時，先進者將享有明顯的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而後進者除非能提供使用者「非用不可」之理由，否則將很難突破使用者被專屬陷入的問題。另外，跨國(境)的網路效果並非絕對顯著有效。其次，當平台在母國市場成熟之後，下一階段的國際化過程中，會遇到文化、使用者習慣之差異、品牌來源國的效應等挑戰，特別是即時通訊與社交平台，因為牽涉到不同文化的語言模式差異，以及東西方文化在價值觀上的差異。第三，平台國際化的行銷策略中，推式行銷策略比起拉式行銷策略效果更顯著，因為平台的成功來自網絡效果的建立，唯有透過用戶之間彼此的吸引力，即「用戶拉用戶」的模式，才能快速達到關鍵多數(Critical Number)並轉化為長期用戶。第四，即時通訊與社交平台的國際化策略，不能只從企業的角度思考機會、威脅以及成長策略，也必須換位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思考為什麼要放棄已經建立社交網絡的平台，並付出轉移成本學習新的平台。企業必須幫助使用者降低轉移成本、提高非用不可的動機。第五，即時通訊與社交平台的優勢如果是建立在母國市場的完整生態系，在國際化過程中會遇到生態系無法跨國(境)複製的問題。第六，即時通訊與社交平台的國際化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一定能在第一代產品就成功，有時候，是在既有市場深化的過程中，藉著發展新產品和服務的策略，找到更適合海外市場的服務，再重新出發。

跨國求學的留學生進入陌生的社會將面臨跨文化適應和溝通的議題。隨著新興傳播科技的發展，分享、交換已經不受時空限制，跨文化適應也因社交媒體的產生變化。 本文以來台攻讀碩博士學位的大陸籍學生為研究對象，從跨文化溝通的角度，分析陸生在兩岸不同的社交媒體上遷移和使用的樣貌，探討陸生在兩岸社交媒體使用上的差異，及其對文化適應的影響。 研究發現，陸生的文化適應議題主要集中在處理人際關係與文化認同兩部分，其文化適應過程呈現適應-壓力-成長的螺旋上升模式。社交媒體影響著陸生的文化適應效果，一方面支持陸生加強、構建和維護人際關係，產生社會網絡，建立虛擬社群，另一方面，陸生透過社交媒體接觸和學習主文化的過程，形塑其對網路社群的直觀感受和認同，這影響著留學生與主文化的溝通與互動。總的來說，社交媒體能夠幫助與主文化群體聯絡，了解主文化，但無法解決深層次的、特別是涉及到意識形態分歧、文化價值差異的溝通。社交媒體是促進溝通和交流的工具，但未達到真正的跨文化溝通效果。 與其他留學生群體相比，留學台灣的陸生具有特殊性。由於兩岸的特殊的歷史關係，陸生的適應議題與兩岸關係、意識形態的差異糾葛僅僅聯繫在一起，而陸生來自社交媒體產業極度發達、言論相對限縮的社會環境，在利用社交媒體輔助文化適應的過程中，既有在生活實踐上極度務實、開放的一面，也有在自我揭露和認同建構上，小心翼翼甚至是自我審查的一面。

本研究旨在瞭解大學生的自我分化程度與社交焦慮狀態之間的相關情形。探討的重點為：(一)不同背景變項的大學生在自我分化與社交焦慮的差異情形；（二）自我分化和社交焦慮的相關情形；(三)自我分化對社交焦慮的預測情形。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以便利抽樣的方式，選取台北縣市地區的大學生，取得有效樣本共計313名，並以「社交焦慮量表」和「自我分化量表」為研究工具。所蒐集的資料以描述統計、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多元迴歸分析等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 一、大學生有中等程度以上的社交焦慮，其中以權威人物的焦慮最高，而女大學生的權威人物焦慮顯著高於男大學生。 二、男大學生的自我分化程度高於女大學生，包含較低的情感反應，較具備採 取我立場的能力，以及較少與父母融合的現象。 三、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自我分化與社交焦慮上沒有差異。 四、大學生自我分化中的「情感反應」、「採取我立場的能力」，以及「與父母融合」之間呈顯著正相關。 五、大學生社交焦慮中的「權威人物焦慮」、「陌生情境焦慮」，以及「異性互動焦慮」之間呈顯著正相關。 六、大學生自我分化中的「情感反應」、「採取我立場的能力」、「與父母融合」和社交焦慮中的「權威人物焦慮」、「陌生情境焦慮」、「異性互動焦慮」呈顯著負相關。 七、大學生自我分化中的「情感反應」、「採取我立場的能力」以及「與父母融合」能有效預測「權威人物焦慮」。 八、大學生自我分化中的「情感反應」與「採取我立場的能力」能有效預測「陌生情境焦慮」。 九、大學生自我分化中的「情感反應」與「採取我立場的能力」能有效預測「異性互動焦慮」。 本研究根據最後的發現與結果，對諮商輔導、親職教育及未來研究提出具體建議。 / This research aimed at finding out about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and social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were to: (1) explore the difference on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and social anxiety showed by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2)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and social anxiety, (3) use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to predict social anxiety. This research adopted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 of the questionnaire, and used convenience sampling. The sample consisted of 313 college students from Taipei city district. Instruments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Inventory” and “Scale of Social Anxiety”. Data obtained in this study were One-way Anova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Product correlation, multiple regression. The main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College students have medium social anxiety, among them the highest is authority-figures anxiety, and female show the higher authority-figures anxiety than male. 2.Differentiation of self of male is higher than female, include lower emotional reactivity, have the ability to take an I-position, and less fusion with parents. 3.No differences on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and social anxiety were found amo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rade. 4.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among emotional reactivity, the ability to take an I-position, and fusion with parents. 5.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among authority-figures anxiety, strange-state anxiety, and heterosexual-interaction anxiety. 6.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emotional reactivity, the ability to take an I-position, fusion with parents and authority-figures anxiety, strange-state anxiety, and heterosexual-interaction anxiety. 7.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motional reactivity, the ability to take an I-position, and fusion with parents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authority-figures anxiety. 8.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motional reactivity and the ability to take an I-posi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strange-state anxiety. 9.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motional reactivity and the ability to take an I-posi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heterosexual-interaction anxiety. This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last result,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for guidance and parenting were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were proposed.

近年來，隨著網路溝通工具與網路社群服務等的蓬勃發展，誕生了一批悠遊於網路與真實世界所鑲嵌之社交網絡的「Z世代青少兒」。「Z世代」為1998年以後出生的青少兒，此一世代極早接觸網際網路，其童年成長與即時通訊軟體、部落格、社群網站等網路服務的發展同步，並經常使用該網路服務來滿足社交需求。然而，關於Z世代青少兒在網路上所建立與維繫之社交關係的相關研究卻稍嫌不足，即便有，研究者也大多持負面觀點看待該社交關係，致使許多家長與關心青少兒的組織團體，僅只干預或限制青少兒在網路上的社交活動，卻無法理解這些網路社交活動對於Z世代青少兒在擴展與維繫社交關係上的意義。 本研究透過十名受訪青少兒的口述、圖畫以及網路示範，知悉其在網路與真實世界互嵌網絡的各種社交空間之流動情形，以及其所進行的社交內容與活動，再進一步探討其間所發展的社交關係。研究分析則參照Alanen的童年場域分類，說明Z世代青少兒對社交關係的認知、界定以及轉變，而針對該社交關係的轉變情形，則參照關係辯證理論，描繪轉變其間的動態與考量。 研究結果發現，首先，Z世代青少兒對於友誼關係抱持較開放的定義，不受限於以往的社交網絡群分類，認為無論社交對象來自「家庭」、「學校」或是「個人興趣」等場域，若彼此擁有較高的社交內容與活動的多元性與密集度，即可能將該社交對象視為「朋友」。其次，透過即時通訊軟體、部落格、社群網站等網路服務的使用，Z世代青少兒與社交對象得以進入彼此更多的社交空間，雙方進而擁有更多共享的關心議題以及共同參與的活動，即增進彼此社交內容與活動的多元性與密集度。 最後，研究也發現，Z世代青少兒與社交對象是否進入彼此的多種社交空間，以及是否參與雙方之社交內容與活動的意願與程度，乃依據彼此過去和現在的互動情形，以及對於各種網路服務所提供的社交空間之認知不同而有差異。因此，本研究以為，隨著網路溝通工具與網路社群服務等進入Z世代青少兒的生活，其社交關係的認知與界定有了轉變，無論是在「家庭」、「學校」或是「個人興趣」等場域，皆有可能與其中的社交對象發展「友誼」關係，而該友誼關係也受雙方的互動情形與對各種社交空間的認知差異所影響，呈現不斷轉變的動態過程。

本文旨在探究，在線上社交網站（Socail network site，簡稱SNS）風行的時代，網路社交行為將對社交生活、社會關係以及傳播互動造成何種影響，背後意涵為何。 本文選定機緣理論作為研究視角，透過文獻探討、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一方面探究SNS的傳播脈絡，另一方面尋查SNS的活動開展。循著機緣觀點的理路，奠定觀察準則在於：將SNS視為一處媒介空間，具有其特有「情境的空間性」，而此空間性來自媒介的科技特性、使用者對媒介的知覺、實際使用行為等的多方形塑，因而SNS的媒介溝通經驗為一循環互動的過程，緊嵌著使用者的個人脈絡而發展。 研究發現有三部份。首先，SNS以介面為據點、以有機成長的網絡為運作邏輯，因而形成具有一體兩面效應的媒介空間；且SNS所具備之「表達性網路」的媒介特性情境，結合個人的日常使用脈絡，提供了「短暫溝通」的可能。其次，SNS機緣彰顯出「規格化」、「若即若離」的溝通可能；另外，本研究歸納出六組不同的鑲嵌關係，揭示出，個人如何領略到SNS所能提供的溝通可能性，與個人心中對於「虛擬化與現實化之辯證」的光譜落點息息相關。最後，發現SNS之所以作為SNS的意涵有二。第一，人們對使用線上社交工具進行溝通有「雙重期待」：要能「拓展」關係又要能「縮減」關係、要能「短暫溝通」又要能「永續聯繫」。第二，溝通在此特定情境中具衝突本質：其一為「界線的挪移不定」，其二為「想溝通但不想對話，卻又無法擺脫溝通目的之束縛」，其三為「速度導致記憶感的缺失」。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3623号 / 文博第880号 / 新制||文||711(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思想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水谷 雅彦, 教授 出口 康夫, 准教授 児玉 聡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運用指示遺忘作業探討高社交焦慮者是否有記憶偏誤現象。高社交焦慮組24人與低社交焦慮組20人參與正式實驗，受試者被要求依據指示記住或忘記三種類型刺激詞（社交威脅、中性、社交正向）。作業結果未發現任何顯著之組間差異，但進一步分析發現，在指示記住項目的回憶上，所有受試者皆回憶出較多的社交正向詞（相對於中性詞以及社交威脅詞），顯示記憶的正向偏誤，然而，在指示忘記項目的回憶上，正向偏誤的現象僅出現在低社交焦慮組，不見於高社交焦慮組。此外，相關分析顯示，高社交焦慮組的FNE量表（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得分與指示記住的社交正向詞回憶量成正相關，與指示忘記的社交威脅詞回憶量成負相關；低社交焦慮組的FNE量表得分與指示記住的社交正向詞回憶量成負相關。這些結果顯示高社交焦慮者可能缺乏正向偏誤的保護機制，較一般人更容易遺忘正向評價訊息，因而更容易受到負面評價的影響，於是他們傾向抑制負向評價訊息的回憶，將注意力投注在非威脅訊息，並努力記住正向評價，換言之，他們透過逃避負面評價的方式來維持良好的自我形象。 /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utilize the directed forgetting task to investigate the memory bias in socially anxious individuals. Performance on a directed forgetting task was assessed in socially anxious (n=24) and nonanxious (n=20) individuals. Participants were presented with three types of words (negative social, neutral, positive social) and were cued to either remember or forget each word as it was presented. There were no between-groups differences on a free recall task for words in both remember and forget conditions. Follow-up analyses demonstrated that all subjects recalled more positive social words than either neutral words or negative social words in the remember condition, revealing the positive memory bias. However, only nonanxious individuals showed such positive memory bias in the forget condition, while high-social-anxiety individuals did not. Moreover, in the social anxiety group,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FNE) scores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recall of positive social “to-be-remembered” words, 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recall of negative social “to-be-forgotten” words. In the control group, FNE scores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recall of positive social “to-be-remembered” word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rotective positive bias was absent in socially anxious individuals. Thus, they were more likely than nonanxious individuals to forget positive evaluative information; therefore, they were vulnerable to negative evaluation. Furthermore, people with excessive social anxiety might try hard to inhibit the recall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to remember positive evaluation. In other words, they made an effort to maintain a good impression by avoiding negative evaluative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