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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總體經濟時間數列普遍存在非恆定的性質，而此非恆定性又可分為確定性及隨機 性。除開季節性因素，非恆定的來源主要為長期趨勢。由於確定性時間趨勢可以完全 預測，故傳統方法皆對數列去除其確定性時間趨勢項後再分析短期波動的性質，且認 為短期波動為暫時性的。但長期趨勢也可能是屬於隨機性的。此時干擾因素除短暫效 果外亦會透過累積過程而影響長期成長。此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顯示在模型分析之前 先確認數列屬何性質的重要性。 本文首先以Dickey & Fuller 的方法分別對主要總體變數作單根檢定，結果皆無法拒 絕數列存在隨機趨勢項的假設。此引導我們在作模型設定時應先對數列作差分轉換以 便得到恆定體系。再者，數列間另可能存在共積關係即個別數列為非恆定，得數列間 某種線性組合不須經過差分即為恆定過程。為避免模型的不適當設定。本文以Stock & Watson的方法來檢定數列間是否存在共同隨機趨勢，結果發現某些數列間存在共積 關係。本文將此結果加入向量自迴歸體系中以形成誤差修正模型，並以此模型估計的 結果來模擬衝反應和預測誤分解之分析。由於典型情況下各變數殘差間存在當期相關 ，導致利用上述兩項分析方法作模型解釋時有恣意之嫌。近來有學者嘗試以先驗理論 來作結構性的認定，但此種方法同樣有高度的認意性。本文以檢定後年得到的共積結 果直接在體系中轉換以減低模型認定的恣意性，並便於作較精確的體系解釋。 最後，本文以Beveridge & Nelson的方法將數列分解為長期趨勢和短波動兩部份，以 便更進一步的了解其間的關聯。

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貨幣基金會基於傳統理論，認為貶值會使就業效果增加並改善國際收支，而允許各國當發生「基本不均衡」時，可以調整其基金平價。 本文建立嚴謹的兩國模型，同時引進Laursen-Metzler效果與貨幣學派所主張匯率變動的銀根緊縮效果，來探討在不同匯率體系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商業性政策之有效性，浮動匯率是否能隔絕國外干擾及貨幣政策是否具有自主性等國際金融問題，並與傳統理論作一比較分析。本文除了用比較靜態分析外，為了解說更清楚明瞭起見，我們還配合圖形加以說明。 經由慎密的研討，吾人發現本文的結論涵著了傳統的看法，一般傳統學者的見解皆可由本文模型化解得之。當我們考慮匯率變動後所引發的銀根緊縮效果與Laursen-Metzler效果後，財金政策的有效性不再是浮動匯率體系大於固定匯率體系，浮動匯率亦無能完全隔絕來自國外的波及，傳統的結論有了重大的修正。 事實上，基於本文的假設所求得的結果，是否符合實際的經濟情勢，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論文摘要 近年來隨著政府金融業務開放，金融機構家數大為增加，且台灣於民國9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在面對全球性的競爭下，金融業經營環境日益艱困。因此，政府在前年底，即開始進行一連串金融改革法案的制定，期望改善國內金融環境。 在國際金融產業態勢方面，美國於1999年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允許銀行控股公司得以轉型成立金融控股公司跨業經營，開啟美國金融業整合的潮流，造就與歐洲金融機構對等競爭的實力。日本在經濟泡沫化後，金融業迄今仍為不良債權所困，日本政府在大力推動金融改革之下，於1997 年修正獨占禁止法放寬控股公司成立，並制定『解除控股公司設立禁止後之金融相關整備法』同意純粹控股公司的成立，一般均期待其以「規模利益」來提高收益，以達成金融再生。 在全球金融業逐漸朝向百貨化的經營潮流下，金融業跨業經營，提供客戶金融、保險、證券等全方位的經營已為國際趨勢。金融市場開放為未來必然趨勢。金融業跨業經營朝向大型集團化發展型態亦已經形成，透過金融控股公司來聯營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相關業務已成為國際間金融業整合之趨勢。 本研究經過對個案公司內外情勢分析後，提出以下結論： 一、金融控股公司在制定策略時，應以金融產業的範疇來進行思考，而不應只局限於金控業來看待國內金融控股公司的競爭策略。 二、金控公司的關鍵成功要素前提要件，必須要先建立屬於永久性的總體層級專業團隊是塑造關鍵成功要素和建立具競爭力的金控公司的前提要件。 三、金控公司在進行整合時，文化整合的重要性相形下比組織整合及策略整合更加重要。

本研究首先觀察過去台灣加權股價指數與景氣循環之間的關係之後，嘗試找出一些可以判斷股價指數高峰、谷底轉折點的總體經濟變數，作為擇時策略依據的準則。由於股價指數本身即含有對未來的預期，同時也是景氣動向領先指標的構成項目之一，因此所選取的總體經濟變數，除了景氣對策信號的構成項目之外，還包括了廠商預期及營業氣候測驗點兩項預期性指標。在實證之後，得到下面的結論。 1. 兩項預期性指標與股價指數的高峰、谷底有相當的一致性。以股價指數高峰、谷底整體而論，廠商預期平均領先0.5個月(中位數)，營業氣候測驗點平均領先2個月(中位數)。 2. 透過股價指數與景氣對策信號燈號的對照可知，波段操作較好的買點都是落在較低的燈號(10%的機率在綠燈，36.67%在黃藍燈，53.33%的機率在藍燈)，波段操作較好的賣點都是落在較高的燈號(10%的機率在紅燈，23.33%的機率在黃紅燈，56.67%在綠燈，10%的機率在黃藍燈)。 3. 實質面指標(包括海關出口值變動率、製造業新接訂單指數變動率、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以及製造業成品存貨率)雖然與股價指數的變動有一定的關聯性，但其時間通常都較股價指數的高峰、谷底為晚(1990年2月及1990年10月兩次例外)，只能做為再確認股價指數高峰、谷底的落後指標。 4. 金融面指標方面，以股價指數高峰、谷底整體而論，M1B年成長率平均領先1個月(中位數)。 5. 利用這三項指標建立投資準則進行樣本內的模擬，得出的結果通常都較買進持有以及定期定額兩種方式為佳。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試圖瞭解台灣股票報酬的決定因素以及利用計量分析方法（一般化動差法模型，GMM）檢視檢視一籃子股票及類股間投資績效表現動與總體環境變數之間是否存在某些關係；分析基本面股票報酬的重要泱定因素，以建立一套制式選股策略或採行特定投資風格（選擇成長型股票或價值型股票）。此外。本研究比較基木面因素與總體經濟情境變數的相對解釋能力。全篇的實證結果摘要如下： 1. 由股市中總體經濟變數與股價的關係實證結果裡，本研究發現，台灣股票市場的確存在許多關於總體經濟面的變數，對於股票脈動具有不錯的掌握能力。例如：市場超額報酬、實質利率、工業生產指數及海關出口值等變數，經實證結果都對台灣股票報酬具有解釋及預測能力。政治風險短期對股市或許有所衝擊，但長期而言，對台灣股票市場的影響不顯著。對投資人而言，此結果有助於對未來股市的預期。 2. 在類股股價報酬率及66檔股票投資組合的GMM模型中，我們發現其表現與大盤指數、實質利率的關係密切。實證結果發現研究中的六種產業股價報酬率皆與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變數率之間有顯著的關係存在；另一方面，實質利率變數在工業、基本物資、高科技產業及循環性產業的解釋能力佳，因此持有資金成本的高低是衡量股票報酬時相當重要的變數。而高科技產業深則深受工業生產指數(IDU)、海關出口值(EXP)和實質利率(REAL)三變數明顯影響。 3. 由基本面因素與股價之間的關係實證結果中，本研究發現以12/30及4/30兩組市價來衡量時，四個變數（每股盈餘／每股價格(E/P)、每股銷售額／每股價格(S/P)、每股淨值／每股價格(B/P)、每股現金流量／每股價格(C/P))依12/30的市價來分析比較可以顯著的區分出台灣股票報酬之差異性。此外，C/P、E/P、S/P及B/P等變數的解釋能力皆相當顯著。另一方面，投資人除了考慮基本面的四個因素外，大盤指數更是左右股價變動的原因。 4. 將研究期間分為三個分析期間，探討基本面模型在應用之後，是否能具有持繽性、穩定性，並藉以比較各因素在不同研究期間之解釋能力之差異。實證結果發現，在三個分析期間中，迴歸係數的符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皆為正），但大小則有所不同。除了B/P及S/P兩因素在三個分析間皆顯著外，E/P和S/P則在後半段1990/01至96/12分析期間不顯著。而且所有因素之顯著性t統計量順序皆維持不變（除了後半段期間）。此外，持有價值型股票其投貸績效長期而言優於成長型股票。 5. 將基本面因素中的公司屬性和總體經濟變數的要素因子(factor betas)兩種模型解釋能力比較之實證研究結果裡，基本面因素模型之解釋能力明顯地比總體變數模型高，不考慮市場超額報酬變數下，基本面之四個因素各別及邊際解釋能力皆顯著的高於總體經濟變數各變數。此外，將要素因子(factor betas)兩種模型線性連結進行分析後發現，基本面因素模型邊際解釋能力較總體經濟變數模型高，可能理由是公司屬性的基本面因素模型已含蓋了總體面變數模型的所有風險屬性，故其解釋能力較高。最後並以逐步迴歸法(Stepwise regression)得台灣股票市場上較為顯著的三個因素－市場超額報酬、每股盈餘／每股價格及實質利率，作為將來投資決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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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事業除了與一般私人企業一樣在公開市場銷售商品以賺取收入外，最大的不同點 乃在於公營事業是部分或完本由政府擁有或控制，它背負著政府所賦予之政策目標。 在追求政策目標時，往往必須放棄其他目標，如利潤之追求，故僅由公營事業之績效 或獲利能力評估公營事業的存在價值實不甚合理。 本文欲從總體經濟的角度來分析人公營事業所扮演之角色，而可由財政和貨幣兩方面 進行討論。財政面的分析重在公營事業與政府間資金流量往來關係；貨幣面財著重於 對貨幣供給、物價及國際收支之影響，藉由公營事業整體部門或單獨產業分析其對總 體參數之影響。在公營事業和總體經濟關係的取得上，不去考慮造成公營事業運結果 之因素為何，而係以既有營運結果探討公營事業在總體經濟上之地位。 公營事業為總體問題之主要根源已漸受到注意，但由於資料的不足與稀少，使得公營 事業在總體經濟上扮演之角色及其影響性被忽略而少有研究。本文欲藉理論上衝量指 標的設定及實證資料的萬收集來評估我國公營事業在總體經濟面的影響。 除前言外，本文架構第二章為文獻回顧，第三章為我國公營事業發展情況，第四章理 論模型介紹，第五章為我國公營事業之總體實證分析，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著眼點在於個人行為不只受個體屬性的影響，也受其所處的環境特徵所影響 。故採取複層次分析（multi-level analysis）的研究途徑，嘗試建立一個模式同時 將個體資料（individual data ）與總體資料（aggregate data）納入分析，以探測 影響選民對政府評價之個人因素和環境特徵。 研究結果發現，不同社經發展程度的地區，選民對政府的評價確有差異，同時此種差 異亦與個人因素（社經地位、省籍、政黨偏好、政治信任感、政治知識）有關。 全文共計七章，各章的研究重點如下： 第一章主要闡述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 第二章的研究重點是檢閱對政府評價的相關文獻及其研究途徑，以為本研究之理論基 礎。 第三章為本文之理論架構，詳述本文採用之複層次分析方法、理論模式、變數建構與 主要研究假設，並就本文之研究限制提出說明。 第四章的研究重點為個體模式分析，檢視個人因素包括社經地位、省藉、政黨偏好、 政治信任感和政治知識等，與對政府評價之關係。 第五章的研究重點為總體模式分析，檢視環境特徵，如都市化程度、產業結構、經濟 水準、省籍結構和教育水準等，與對政府評價之關係。 第六章的研究重點為複層次模式分析，綜合個人因素與環境特徵，同時考慮其對政府 評價之影響，並建構迴歸模式。 第七章為結論，說明主要研究發現，並提出檢討與建議。

本論文共一冊，約三萬字，擬分四章、十節。 本論文嘗試設立兩國開放經濟之最適成長模型，以為探討總體政策最適水準之決定問 題。全文擬分四章：首章為緒論，介紹基本概念及相關文獻；第二章設立新古典成長 模型，並包含開放經濟商品貿易之特性，並求其解；第三章說明體系參數與解之關係 ，並進一步分析當政策目標具有衝突時，最適政策水準之決定原則。末章為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