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國際局勢中，中共不可能在台灣未強行宣佈獨立下，甘冒國際譴責而以武力侵犯台灣。對中共而言，開始進行對台的全方位接觸與務實交流，才能對台灣產生具體的影響與牽制。而以目前的兩岸關係而言，兩岸的談判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現階段推進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關鍵所在。 整體言之，中共的談判觀依時代背景、掌握力量大小等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說法，過去其常將談判視為統戰或宣傳的一種手段和方式。不過隨著大陸改革開放、引進西方談判資料後，大陸對談判的看法也更為多元。 在本文中，首先探討中共的談判特質，並以中英、中葡、中美等政治性談判個案作為分析依據，以藉此歸納出一較為系統化的中共談判架構。最後再藉由該架構的建立，為台灣將來必須面對的兩岸政治性談判提出一些淺見。

日本在1894年藉由朝鮮「東學黨事件」發動中日甲午戰爭，並於1895年與中國簽訂「馬關條約」，迫使中國割地賠款。本文即在從「國際談判」之角度探討馬關條約談判。 本文以哈比等五位學者對於國際談判之相關論點為基礎，經由歷史研究途徑，採用文獻分析研究方法，分由馬關條約談判之談判背景、談判結構、談判過程等方面分析此兩國間之戰爭媾和談判。 在談判背景上，中國在軍事上節節敗退之下，希望列強出面調停，但日本為確保在談判中達到其最大目的，故遲至1895年3月，在中國願意派遣有割讓土地畫押之全權大臣後，才在美國居間協調下，接受中國的談判要求。在談判結構上，中國在談判前的靜態資源中，可藉以在馬關條約談判中增加談判權力的就是廣土眾民的商業利益與第三國干預，但仍須依靠有效的戰術運用，方能於談判中增加談判權力。 在談判過程中，中國放棄堅持之議題選項，故極力爭取第三國之幫助，而日本也努力於排除第三國干預介入談判中，雖然有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日本仍成功地將其與馬關條約談判切割處理，不使其產生議題聯繫，而列強在各自利益考量下，最終無法及時提供中國談判權力，迫使中國不得不接受日本之談判條件。 中國在馬關條約談判中最在意之割讓領土次議題，實乃十九世紀中外戰爭媾和之慣例，然中國政府決策人士昧於國際知識，一再於此次議題上討論爭辯，喪失較佳之談判時機。而中國於1900年之辛丑條約談判中仍重蹈覆轍，接受各國談判條件。日本則於1905年與俄國之樸茲茅斯條約談判中，面對不同於中國的戰敗國，俄國採用堅持選項之戰術，迫使日本於談判中只能達到分文未取之「絕對必要條件」。 本文運用哈比等學者之談判論點，綜合為本文之研究架構，可供研究國際上戰爭媾和之不對稱權力談判之分析架構。

台海兩岸，自一九四九年對峙至今，五十餘年，在二十世紀末的歐洲諸國，逐漸放棄了它們所倡導的主權國家觀，而邁向跨國界的統合。想想歐洲的成功，身為同文同種的中華民族，是不是應該開始思考，除了戰爭之外，有沒有其他的選項，有沒有和平的可能?要和平，勢必要經過談判階段，而台灣要如何與中共談?談什麼?中共會採用何種策略?要如何創造雙贏局面!本文試圖探索這些問題，為兩岸老百姓謀一個美好的未來。 一九三五年，中共經過國軍五次圍剿，幾乎已危在旦夕，而西安事變，卻給予了扭轉的時機；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之戰爆發，中共更是藉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來發動群眾，壯大發展根據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國府雖是戰勝，但已耗損殆盡，而中共卻是茁壯成長，「北平談判」呈現出優劣的對比，讓中共予取予求。 一九九三年的「辜汪會談上使海峽兩岸從武力的敵對轉而以談判解決問題，意味著某種程度的和解與情勢緩和。但令人遺憾的是，在會談後的不到半年，中共「國務院」竟以七種文字發表「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不得不讓人相信中共的善變。因此，吾人可以體會，一次的「辜汪會談」雖然開啟了兩岸溝通的大門，但並不能保證大門將永遠的敞開。 中共談判風格的形成，馬列思想是其理論，統一戰線是其運用，中國文化是其根本。在談判行為上，向來先行提出原則，要求對方接受，若要談判成功，只有自己讓步。在談判策略運用上，可謂多變靈活，無論主動或被動的接受談判，並不是為了要解決爭端，求取勝利才是主要目的。在談判技巧方面，最擅長運用媒體，無論在國共鬥爭或「辜汪會談」期間，傳播媒體都不自覺成為其宣傳員。 如今兩岸關係正處在十字路口，如何化解僵局，將成為二十一世紀初國際關注焦點。兩岸關係是前進抑或倒退，關鍵就看雙方執政當局能否展現真誠，從穩定兩岸關係的角度來看，對話、協商仍然是最佳方案。惟有拋棄政黨之私及意識型態，以談判代替對抗，攜手合作，兩岸關係才有一個光明燦爛的未來。 關鍵字：兩岸關係；國共和談；辜汪會談；談判風格；談判行為；談判策略；談判戰術；談判技巧；兩岸三通；三通談判；一個中國；全球化。

中美雙邊關系的外交議題，在八○年代前后有重大的變革。兩國關系因長期貿易順差 使外交重心由戰略利益轉向經濟利益，兩國自１９８５年起的密集貿易談判充分凸顯 出雙邊關系的這種轉變。 中美貿易談判就表面看，是兩國貿易長期順差導致的結果，但就新興工業國家角度看 ( NICS) ，卻微妙的反映出體系中新興勢力的發展趨勢，即新興工業國家經長期發展 后，其經濟實力已浮現為世界貿易市場的重要競爭者，而GATT的經貿體制帶來不穩定 的因素，使得美國經貿失衡的困境更為嚴重難解。 因此，中美經貿談判可說是美國與其它新興國家談判的一環。這些NICS在國際體系中 權力資源及地位都不如美國，故引發本文動機，即「弱國如何在強權社會中生存」。 其假設為：在強與弱的談判中，權力資源屬于弱勢國家，如何藉談判策略來彌補其權 力結構的限制。 就此假設我們在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中，分別以國家有效資源及依賴受損度概念分析國 家權力與談判結果的關聯；及以博奕理論和磋商理論(bargaining theory) 探討不對 稱性談判的策略運用。 在第三章中以臺灣在外交、軍事、經濟上的權力資源，分析臺灣由依賴走向互賴之際 ，權力的增加是否可增加兩國間利益交換的機會。 第四章中的臺灣談判策略分析及第五章的結論都是針對中美在1985∼1990年就個案談 判雙方策略顯現在經貿政策的運用、利益團體的游說，以及結盟奧援等做法的分析。 本文焦點放在以「權力－策略」觀點，分析不對稱談判中弱者如何求生存？以及弱勢 國家如何以策略縮小彼此差距，以打破「權力決定談判結果」的模式，從而為中美經 貿談判的有關研究中，補充這方面的學術空白。

本文旨在探討第三者在談判中的角色，其究為斡旋者、調停者、仲裁者，或僅是信差 ？在何種環境下，應扮演何種角色，使用何種技術，較能促進談判成功？第三者對談 判的動機、利益與其干涉談判程度之關聯性如何？第三者對談判的功用如何？為了解 這些問題，乃以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九年以埃和談為個案，來看美國調停的情形與成 果，並藉以了解第三者在談判中的角色。 本文共分為七章。第一章導論，第一節中介紹研究架構、結構分析，以談判的價值、 議題、成員、陣營、實質及權力結構，自縱向來分析談判情形；第二節則探討有關第 三者在談判中角色之命題；第三節簡述以阿衝突之沿革。第二章至第六章為正文，依 美國干涉程度之改變，將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九年三月間之談判分為五個階段，各章 第一節敘述各階段歷史發展，第二節分析其價值與議題結構，第三結為權力結構之分 析，第四節則就成員、陣營、實質三結構分析，分別自橫向來看談判之進展與美國之 調停。第七章為結論。

越戰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影響最深遠，範圍最廣泛之一次國際性戰爭。越戰打打談 談，談談打打歷時十餘年，參加國家除南北越、越共、美國四個主要角色外，法國、 蘇聯、中共、寮國、高棉、均深深牽涉在內。巴黎談判起詹森時代，於尼克森、季辛 吉之手而結束。談判本身分兩部分：一是公開的談判，一是秘密的交涉。前者由於各 方因素乃流於形式與宣傳；後者才是巴黎談判的主要戰場，由季辛吉與北越代表黎德 壽、春水進行所有實質問題的接觸，討價返價與最後的解決。本文心在探討談判的前 因後果、經過，與協定的評估，並試圖以談判型模嚐試性地解釋此影響深遠的重要談 判。 一、巴黎談判的源起 二、巴黎談判的經過 三、巴黎協定的評估 四、談判型模的檢試 五、結 論

本文凡一冊，正文約六萬字：共分九章廿九節。 本文主要在於探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九年間美國最重要外交決策－－限武談判的醞 釀，進行和落幕。前四章測重事實的敘述，包括決策過程的研究，歷史背景的敘述和 實際談判的分析。後四章測重爭議性問題的剖析，包括美國國內對核子戰略及武器發 展的爭辯；美蘇和解關係的惡化和美國國內信心和共識的動搖，最後則在結論當中分 析美蘇限武談判失敗的真正原因，和對未來的展望。 除了文字性敘述之外，為使讀者便於了解起見，本文尚附有決策流程圖、談判大事記 和重要協定內容等圖表。

九七香港回歸之後，中共積極要將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主觀上期望達到「垂範臺灣」的目的，在中共而言「兩制」可在主導之下做最大程度的放寬或優惠，但「一國」絲毫不會讓步，這也是臺灣內部對中共任何舉措，都有疑慮的主因。而中共既然希望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能形成對臺工作的模式，因此，必須確保香港回歸後的政經穩定，尤其是經濟上的持續繁榮，故在香港面臨一連串的經濟不景氣，在2003年6月間與香港進行CEPA（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磋商過程，給予香港更優於WTO規範之下的優惠措施，2004年1月正式實施後，基本上對香港的經濟發展確有實際成效。 由於兩岸之間無論就地理位置、政治關係、歷史背景等，均不同於中共與香港之關係，而兩岸民間往來與經貿交流的互動頻繁，逐漸降低政治上的緊張、對立，臺灣在經貿上對大陸依存度的升高，大陸已成為臺灣經濟前景能否持續成長必須考量的主要市場，建立制度化的兩岸經濟合作機制，應可活絡臺灣經濟發展。臺灣在2002年1月加入WTO後，原本認為可以開展國際經貿空間，可是WTO多邊談判延宕，導致區域主義的興起，各國紛紛投入區域經濟整合，相互簽訂相關的區域FTA（自由貿易協定），尤其中共與東協形成的「東協加一」，將與2010年1月正式上路，未來日本、韓國再加入而成為「東協加三」，臺灣均因中國的因素被排除在外，導致經濟上可能出現邊緣化或孤立化的危機。因此，兩岸建立制度性的經濟合作機制，先與中共簽訂對臺灣有利的優惠協定，進而走向國際，當是可行的思考方向。 既然臺灣內部反對比照中港CEPA模式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所以名稱從CECA改為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政府的考量，任何只要達到兩岸經貿正常化，擴大兩岸市場接軌，對臺灣經濟必然是一種「機會」，倘若涉及到政治上的主權爭議或國家認同的疑慮，則對臺灣就是一種「威脅」，此就SWOT策略分析，在CEPA具「中國特色」的「一國兩制」經濟合作模式，會陷入「以大吃小」、「貶抑臺灣主權」、「將臺灣地方化、香港化」的危機，而ECFA對臺灣的總體經濟、產業發展將「利大於弊」，是「機會最大化、威脅極小化」的最佳選項。惟在ECFA洽簽過程，亦必須考量其中的變數以及談判的策略，針對基層農工民眾及弱勢產業的疑慮，針對性的加強宣導，爭取內部最大共識，並完成風險評估，結合臺灣民主特性，做好談判準備，方能爭取對臺灣經濟發展最有利的結果。

一九九六年一月廿日，尼克森在他的總統就職演說中，即已宣稱：「在經 歷一段衝突敵對的時期之後，我們正進入一個談判的紀元。」而台海兩岸 在目前日益頻繁交流的互動關係下，基於雙方逐漸發展出的共識和整個國 際後冷戰大環境，「談判」必然是雙方樂於作為採取處理事務的方式。但 中共長期以馬列主義為宗師，其「國家」目標、思維邏輯和行為方式，自 然與一般民主國家作風顯有不同。因此，必事先剖析中共一貫的談判，才 能在談判過程中，掌握有利的主導地位。香港與台灣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實 體，中共對待雙方的政策也不盡相同，但對中共而言，能經由和平談判手 段達到實現中國領土統一的目標，乃其最高利益和價值所在。因此，筆者 以中共與英國談判香港領土主權問題為研究主題，從香港問題的由來，我 國、中共及英國的處理態度，以至中（共）英雙方的談判接觸，完成簽訂 一九八四年《聯合聲明》的過程為止，從中整理論析中共的談判本質、一 般作風及在香港問題個案上的談判策 以期對中共的談判行為有一深入的 了解。如果我方與中共進行相關談判工作之前，能先仔細研究中共與英國 談判香港前途的經驗，相信將有助於我方的因應作為。本文內容十萬字， 註釋及圖表約二萬字，共分為七章。第一章導言。第二章為中共談判的概 說。第三章敘述香港問題的由來。第四章探討論析影響中共處理香港問題 的四大因素。第五章是中共與英國談判香港問題的經過，迄完成《聯合聲 明》為止。第六章係運用「結構法」和「歷史研究法」，研析中共的談判 策略，為本文重點所在。第七章結論。筆者在研究過程中，對中共唯物辯 証法的談判策略和統戰手法、堅持「國家」主權的強硬立埸、「一國兩制 」的策略性政治理論、高恣態「你有求於我」的談判身段，均留下深刻印 象。台海兩岸多次事務性談判以來，中共頑固的主權觀念和另有企圖的談 判動機，阻礙了雙方更進一步的交流，這些事實經驗都可在中共與英國談 判香港問題過程中，找到例證。談判技術策略是中立的，每個人都可使用 。在兩岸談判中，雖有優弱勢之分，但如能多加一些「誠信」和「互動」 的共識，相信談判的結果，是能達到「雙贏」的期望，對整個中華民族前 途是有益的。

1988年，美國於「綜合貿易暨競爭力法」中，正式納入保護智慧財產權的「特別三○一」條款；並且在隔年第一次公布「特別三○一」條款年度檢討名單。另一方面，美國貿易代表署從1991年起，就和中國展開智慧財產權方面的雙邊談判，直至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中美之間的智慧財產權談判才由雙邊轉為多邊談判。這段談判期間內，中美之間雖然屢次談判破裂，相互揚言貿易報復與反貿易報復，但是最後都能夠順利地化解爭執，簽下協議。為什麼中美之間的這些談判，總是能夠在貿易報復與反貿易報復生效日期的前後一刻達成共識，然後簽下協議呢？中美兩國各自的談判原則是什麼？談判策略又是什麼？影響中國和美國談判策略的有哪些因素呢？ 本文的核心論述將討論以下幾個問題：（一）中國和美國之間，從1989至2000年連續性的智慧財產權談判，是否出現重覆性的模式。（二）中國和美國每次談判所採取的策略。（三）影響中國和美國談判策略的因素。這些因素除了單獨對談判結果影響，是否會彼此交叉影響。筆者並運用蒲特南（Putnam）的雙層賽局，分析自1989年至2000年，中國與美國之間，關於智慧財產權的談判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