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探討國際衝突解決中的調停理論及其適用性，主要分為兩個部份探討，第一部份就國際調停的定義、動機、角色、權力和成功條件作文獻回顧，並試著將各學者的研究作歸納和比較；第二部份為案例分析，以美國調停印巴衝突的過程與結果為例，探討其調停過程及結果。 本論文的研究問題有以下數點： 一、 在衝突解決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的現今，如何藉由第三方來降低緊張、平息衝突甚而解決衝突的研究也愈顯重要，筆者藉由權力的角度研究調停理論，探討調停者權力與角色的轉換、戰術、介入時機、調停成功的條件和調停者介入的優點缺點等。 二、 印巴關係的特點是緊張與緩和情勢交互出現，時而舉行對話採取一些具體協議改善關係，時而劍拔怒張。主要就是兩方在許多問題上的立場對立，從引進第三方來調停雙方衝突角度來看，印度堅決反對第三方的介入，而巴基斯坦則主張將喀什米爾的問題國際化，由美國調停。但不論雙方的意願為何，美國的介入是個事實，並有一定的成效。九一一事件之後，隨著國際現勢的發展，印巴關係有了重大突破，使綿延半個世紀的衝突有了重大突破，筆者探討了冷戰後印巴關係出現緩和的內外重要因素，並以美國調停印巴衝突的角度來做時間上的切割與分期。 三、 印巴衝突可說是歷史遺留下的問題，錯綜複雜，解決起來不可能一蹴可幾，但不管怎樣，印巴雙方願意坐下來認真談判，即是很好的發展。儘管印度不願承認，但大多數的觀察仍肯定美國的壓力是促成印度伸出「友誼之手」的重要原因之一。筆者擬研究美國與印巴的關係，美國介入印巴衝突的動機是本身的選擇還是因核武或恐怖主義等考量而不得不為的結果、介入的程度、時機和權力與角色的轉換及美國是否在印巴問題上有足夠的權力或稱影響力而使之可在印巴問題上扮演足夠重要的角色等，來看調停理論在印巴關係中的適用及其限制。

二○○二年一月一日，我國以「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之名義（簡稱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TO）之一員，適逢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以下簡稱GATS）第十九條之既定談判依多哈發展議程之規定進入「要求與回應」（offer and request）之階段，掌握GATS服務貿易談判現狀、熟稔前回合談判WTO會員提出之初始承諾，以便於未來談判中爭取我國之利益，便是我國加入WTO後履行會員義務、行使會員權益重要的工作。 我國保險服務市場，自一九八五年與美國簽署保險服務市場開放協定後，便逐步開放；二○○一年七月九日，我國通過之保險法修正內容，在提昇保險業經營效率、調整保險業資金運用之範圍與限制、商品審核制度等方面，亦展現了政府保險服務市場管制革新的動向。另一方面，隨著兩岸商業交易熱絡及兩岸雙雙加入WTO之下，我國保險業者出口保險服務的腳步也轉為積極。 保險服務貿易，在WTO規範架構中，隸屬於GATS之金融服務部門下之保險、銀行、證券三項服務之一。自烏拉圭回合以來，會員保險服務貿易議題，經歷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多次的金融服務貿易談判，並利用金融服務第二附件、第二議定書、第五議定書，讓會員有修改或撤回承諾表之機會，最後在一九九七年達成會員全體合意之初始承諾承諾水準。現在進行之保險服務談判（二千年即展開了），即是以上述承諾表及後加入WTO之新會員承諾表為基礎。在上述之背景下，為了準備刻正進行之談判，爭取我國最大的利益，實有深入研究WTO架構下之保險服務貿易自由化談判之必要。 本文第一章「緒論」，概述研究目的與方法、研究範圍、研究之限制。第二章「GATS與保險服務貿易」，首先簡述GATS適用之範圍與定義、GATS一般性義務、特定承諾規範，及GATS金融服務規範。其次，介紹GATS之保險服務分類、國際上保險服務供給者的型態，及各項保險服務中較具國際性之險種，作為保險服務貿易之背景說明。最後，本文藉由對現行GATS保險服務分類之分析，說明目前談判上遇到的困難，及WTO各會員保險法制差異性所造成之貿易限制問題。 第三章「保險服務貿易施與WTO會員自由化承諾」，首先說明現行WTO各會員保險服務高度政府干預的原因、主張減少政府干預的理由，及目前GATS允許的政府干預型態。其次，對於保險服務貿易各種限制措施加以說明，除了反映WTO會員初始承諾表所表列之市場開放與國民待遇限制外，其他初始承諾表無法看到的貿易限制措施，亦藉由學者的觀察亦反應在本文。本章節，除指出現存保險服務貿易限制措施，WTO各會員對同一保險服務不同的立法考量、開放政策或限制政策選擇，本文亦選擇部分會員的例子，作為採取限制措施政策之對照。 第四章「保險服務貿易自由化談判」，本文先簡述了GATS金融服務貿易談判各階段的成就及談判背景。其次，以第五議定書程序WTO會員保險服務所提高之自由化承諾之內容，及會員國整體初始承諾之情形，說明會員初始承諾之自由化程度、填寫承諾表上會員集團性之差異、會員提高保險服務貿易自由化承諾的方式。最後，以日本、美國、歐洲在GATS額外承諾上之承諾國內法規改革的例子，說明下一階段WTO保險服務自由化在「國內法規改革」方面之趨勢。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除對本文研究上之重要發現作一歸納說明，並提出幾點相關之建議。

摘 要 2000年總統大選，在野的民主進步黨得了勝選，完成我國民主發展史上首次的政黨輪替。政黨的輪替，不僅彰顯出台灣民主化以來內部政治結構的轉變，也意味著兩岸關係將投入一個新的變數。本文將藉由歷史研究途徑，以國民黨執政時期之「辜汪會談」與民進黨執政時期之「兩岸春節包機協商」兩代表性案例為基礎進行比較，探究位在統獨光譜兩端的國民黨與民進黨，其執政時期在兩岸談判問題上之作為，是否因其統獨意識型態之差異，而有不同的考量與策略，並觀察環境因素對兩岸談判產生什麼樣影響。 在分配型談判堅持己身談判「支撐點」，並試圖獲取最大化利益的分析架構下，本文認為國、民兩黨在談判過程中所欲追求的利益與所欲維護的利益，並不因統獨意識型態的差異而有所不同。統獨意識型態之差異，主要只是顯現在與北京之談判基礎、談判的策略操作以及談判利益內涵之認知與表述的不同而已。同時本文也發現，兩岸是否具備共識基礎與能否達成兩岸談判成果之間，並非具有必然的連帶關係。從而認為兩岸應該建立的，其實是彼此「互信」的態度。另一方面，客觀環境因素在兩岸談判中不僅扮演著推動催化的角色，同時也影響了兩岸談判達成協議的可能。

從1968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到2004年的《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定》，中俄邊界爭議談判歷時三百多年，在這漫長的期間內彼此的國界線也曾數度遷移。本文探討兩國國界複雜多變的形成過程，來歸納出造成雙方邊界變動的結構性因素為何。 一般習慣將中俄國界區分為東、中、西三段，這其實是經過長期的歷史演變而來的概念，早期的邊界條約並非一定是依此方式分段簽訂。若依此地理分法，雖可詳細了解各段邊界的演變經過，但部分涵蓋範圍較廣的條約將被迫拆散或是重複討論，失去了完整性。因此本論文以歷史事件的順序為章節安排，如此一方面可顧及條約的完整性，二方面也較易釐清各階段的歷史脈絡。 此外，本論文的研究重點強調在各重要邊界條約的談判經過，藉著中俄雙方互相角力的過程，來剖析出兩國國界線擴張與限縮的關鍵因素，最後並以條件的滿足來解釋中俄國界得以確定。 / From “The Treaty of Nerchinsk”(1689) to “The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on the Eastern Section of the China-Russia Boundary Line”(2004), negotiations on the Chinese-Russian border disputes lasted more than 300 years. In this prolonged period the demarcation line of boundaries changed several times.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structural factors of the complex forming process of Sino-Russian borderlines. Actually, the conventional concept of the three border sections of east, central, and west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comes from the long-term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early boundary treaties were not necessarily signed by both sides section by section. If we use the geographical taxonomy as the thesis’s analytical structure, we may understand each border section’s formation in details, but we will not capture the whole picture of Sino-Russian border negotiations because some broad-scoped treaties which comprised not just one specific border section have to be divided into sections or resulted into overlapped discussion accordingly. Alternatively, the organization of this study takes historical events chronologically to maintain the border treaties’ wholeness in their precise historical contexts. Moreover, this thesis emphasizes the negotiation processes of important boundary treatie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terms of comparative power strength, which decided the expansion or shrinkage of each other’s boundary and the final settlement of Sino-Russian border dispute.

本文是以Candel-Sánchez and Campoy-Miñarro (2004)的績效契約制訂為基礎 ，開放單獨由政府制訂契約的假設，賦予央行與政府部門雙方皆具有談判力，並利用Nash談判解(Nash bargaining solution)做出最適績效契約。此外，我們也討論政府央行的談判力、對薪資的偏好和央行官員保守度在不同工資調整指數下與最適績效契約之間的關係，並分析能影響產出及通貨膨脹穩定性的因素。 經本文的研究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政府的談判力愈大績效誘因基數愈大，此時能有效抑制通膨產生，但是同時也會使產出下降。當工資調整指數趨於零時，政府的談判力將不會對產出造成影響只會降低通貨膨脹率。 央行官員若是愈保守愈重視通貨膨脹帶來的效用損失，會使績效誘因基數下降。其中，本文的分析與Rogoff (1985)的有相同的結果，增加央行官員的保守性雖有利抑制通膨且增加通膨穩定性，另一方面卻打擊產出水準同時會使產出易受外來衝擊的影響。當工資調整指數愈低時，央行官員的保守性也會對績效誘因基數的變動愈大。 央行官員愈關心薪資收入多寡，績效誘因基數就愈低，但是對通貨膨脹與產出的影響則須視談判央行對薪資的偏好程度與最適誘因基數大小而定。政府愈在意營運成本，談判出的最適績效誘因基數會愈低，而且會同時造成通貨膨脹率與產出的上升。 在討論經濟穩定性時，我們發現僅有央行官員保守程度、工資調整指數與隨機干擾衝擊的變異數會對產出及通貨膨脹率的穩定性造成影響;但納入談判協商得到的績效誘因基數，並不會造成經濟體系的波動。我們也發現本文與Rogoff (1985)的結論相同之處在於央行官員極度保守時會完全消除通貨膨脹率，但是會使產出完全反映隨機干擾項的衝擊。

過去處理勞資雙方工資談判的文獻，多數假設勞資雙方的訊息是對稱的， 或採合作談判解，或採非合作談判解，他們得到結果多為工資協議往往非 常順利，不會有不合議的事件發生。但事實上勞資雙方談判時，公司的經 營能力或策略、工人之生產力往往是談判雙方互不了解的，也就是現實工 資談判中普遍存有訊息不對稱的情況。本文擬在訊息不對稱的情形下，假 設談判的一方訊息不完全--工會不了解公司的經營能力，設定一個兩期工 資談判模型，僅由工會提議工資，公司之反提議僅為接受或拒絕工會之提 議工資。探討模型之承諾均衡與完全貝氏均衡，並對影響完全貝氏均衡之 因素做進一步之探討。

WTO政府採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GPA）之談判進展深受各界關注，依據GPA第24條第7項(b)(c)款之規定，各會員自1997年展開內建談判，其中包括協定文字之修正與市場開放談判兩大層面。本文以市場開放談判為主要觀察面向，透過談判資料之整理，發現自2004年談判正式展開以來，會員之間針對談判定位與方向始終難以凝聚共識，使整體談判停滯不前；此外，本文以美國與加拿大為個案，分析其在談判過程提出之要求與回應清單，發現其新增適用GPA之內容相當有限，佐證談判停滯之現象。本文認為談判裹足不前的原因可能有三方面，分別是政府採購協定之談判利益與其他WTO協定之優惠無法互換、GPA會員未開放足夠誘因之新市場、各會員普遍受到保護產業政策與政治因素之掣肘。 今（2010）年2月份，美國與加拿大雙方簽署政府採購協定，互惠開放部分政府採購市場納入協定適用範圍內，使WTO秘書長與許多會員期盼其對整體談判動能有所助益。本文檢視該協定後認為其對GPA市場開放談判可能無法產生實質幫助，不過其所彰顯之指標性意義卻不容忽視。市場開放談判以達成多邊化為目標之一，然而面對談判之阻礙，本文最後提出鼓勵會員重行推動透明化協定之談判，或許對於達成GPA的多邊化仍有其價值。 / The “built in” negotiation of the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GPA), pursuant to Article XXIV:7 (b) & (c) of the GPA, includes two folds of negotiations: amendment of the text of the GPA and market access negotiation/coverage negotiation. This thesis mainly observes market access negotiation and concludes from relevant material that it is stalled due to absent consensus among members of the GPA on goals and directions of the negotiation. The thesis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impasse of the negotiation from limited expansion of coverage commit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Canada under the GPA. The thesis suggests three reasons behind the stalled market access negotiation: the coverage committed under the GPA cannot exchange for concessions under other WTO agreements; no substantial coverage has been expanded by existing members to motivate overall expansion of the GPA; the burden of protective industry policies and associated political pressures within each members of the GPA. The Unites States and Canada has concluded an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earlier this year (2010) in which it allows further expansion of coverage under the GPA on a reciprocal basis.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such Agreement, several members of the GPA and the Director-General of the WTO welcomed such development and expected new momentum of the negotiation shall be aroused. However, in view of the coverage committed in the Agreement, the thesis suggests it could be of little help to the negotiation in a substantial way, but the emblematic effect it might have on other members of the GPA is still worth noticing. In ligh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thesis finally provides that there might be merit to encourage members of the GPA to re-negotiate Transparency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n order to multilateralize the GPA.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1949年成立以來進行了近30年的集體經濟制度，但是自1978年起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試圖以「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取代原本的集體經濟制度。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在1986年做出決策，正式申請為中國恢復其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的會員國地位。在1986年至1988年間，相關的申請程序似乎一切順利，中國復關指日可待；然而1989年的「六四事件」卻使中國的申請復關程序分別在國內外方面面臨到新的困難，一直到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正式取代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之前，中國都無法恢復其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的會員國地位。1995年至1997年中美關係陷入低潮，嚴重打擊了中美針對中國加入WTO的談判議程，不過1997年至1998年中美領導人江澤民與柯林頓刻意營造有利於中美談判的和諧環境，使江澤民開始積極利用其最高領導人的決策影響力推動中美談判，終於在1999年中美順利完成談判，中國並在2001年正式成為WTO會員。 本論文研究著重於中國加入GATT/WTO的談判決策的國內層次因素，並利用許志嘉提出的官僚組織決策模式、領導集體決策模式與領袖主導決策模式分別探討官僚系統、領導高層與最高領導人在中國對外經濟決策議題方面的決策影響力。本論文認為雖然中國在經濟決策議題方面逐漸受到「分散化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的影響而使得最高領導人與領導高層必須要與專業官僚部門分享決策權力，因而拖累了中國對外經濟決策效率，但是一旦最高領導人介入對外經濟決策議題，他可利用多種政治手段贏得大多數領導高層與官僚單位的支持，進而實現其政策偏好。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Law

從美國的安隆(Enron)、世界通訊(WorldCom)、全錄公司(Xerox)，義大利的帕瑪列(Parmalat)，相關專業機構包括安達信(Arthur Andersen)、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花旗銀行(Citibank)；到臺灣的太電、博達、訊碟….等，一連串上市公司及專業機構爆發財務弊案，投資大眾人心惶惶。會計師受託查核公司財務報表並對報表表示意見，在健全資本市場的任務中擔任極為重要的角色，社會大眾對會計師之職責賦予相當大的期待，但弊案連續爆發卻使會計師的專業遭受嚴重質疑。因此，一般而言，弊案爆發或會計師受主管機關懲處後，會計師姓名就會與「審計品質不佳」劃上等號，因此先前由被懲處之會計師所簽證之其他受查公司，不論有無類似弊病，都會被人以放大鏡來觀察。然而，究竟懲戒制度實施結果是否合乎立法初衷而提升會計師之審計品質？被懲戒之會計師是否真代表其審計品質較低？則無法得知，此即為本研究欲探討的議題。 本研究以裁決性應計數報導幅度大小將會計師之審計品質予以量化，並參考Nagy(2005)的研究模式，將樣本分為會計師更換前後期，並對獨立及配對樣本作分析，以探討因懲戒而更換會計師對審計品質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在更換會計師的前提下，即便懲戒更換會計師並未能顯著抑制公司對於正向裁決性應計數之報導幅度，卻能避免一般情況下更換會計師對審計品質所造成的負面情形。另外，研究結果顯示，會計師長任期(6年以上)審計品質較高；會計師短任期(2年以下)且更動過於頻繁的情況下審計品質較低。在懲戒程度與審計品質之關係方面，研究結果顯示，會計師懲戒輕重程度未與會計師審計品質高低一致；而受警告及申誡懲戒但未被客戶更換之會計師在懲戒後次期，傾向調低公司盈餘，查核工作態度變保守，但審計品質並未提升。再者，本研究發現，受懲戒而更換會計師之效果大致而言並不受客戶談判籌碼的影響。最後，就單一時點(PC=0)的會計師審計品質而言，會計師被懲戒與否其審計品質並未有顯著不同；然將樣本群組進行分析後，發現有三位至四位被懲戒會計師其審計品質顯著不佳，而被懲戒之會計師中，即使差異未達顯著，卻是幾乎每2人就有1人審計品質較一般會計師低，因此懲戒制度基本上具適當性。基於以上發現，本研究肯定會計師懲戒制度對審計品質提升之效用。 總而言之，懲戒制度在於避免專業人士怠忽其職、違規行事而侵害大眾利益，不僅處分已違法之會計師，對於其他會計師亦有警惕之意味，因此實有其存在之必要。然其制度設立之適當性，可由懲戒制度實施案例之相關研究略知一二，主管機關應參考學者研究，找出目前會計師懲戒制度效用不彰的癥結點，進行改善，以增進大眾利益，符合社會期待。 / rom USA to Taiwan, lots of frauds upset investors in recent years. Accountants are asked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toward the financial reports, and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apital market. Investors rely on what accountants assure to make decisions. However, with so many frauds broke up, accountants’ professionalism and assurance quality are being questioned. Sanctions may be due to the profession’s self-regulation system or based on judgment of the regulators’ administrative power. Nevertheless, does the sanction system actually protect or enhance accountants’ audit quality as it is originally set up for？Do the punished accountants really provide lower quality on the audit they perform?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are unknown, and they are the subject of this study. The study quantifies accountants’ audit quality by the amount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s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ir audit clients. Referring to the research model of Nagy(2005), we classify samples into two periods, i.e., before and after changing accountants. Moreover, the study matches each observation sample with a paired sample and analyzes whether the sanction has affected the audit quality.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sanction system is appropriate basically. The results approve that the accountant sanction system in Taiwan is somewhat effective on improving audit quality. In short, the purpose of CPA sanction is to enforce professional conduct on all members of the profession. It not only punishes the accountants that break laws, but also alerts others. Therefore, the sanction system is necessary. The regulators should refer to these findings and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diminish the effect of the sanction system. After all, the sanction system may be able to offer investors a more mature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achieve their expect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