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針對民國78年至82年，共計5年間，台灣證券市場上市公司，有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或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或發放＞＝25%股票股利公司為研究對象。所謂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係指一公司公開股票上市以來，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或至少間隔三年以來之發放現金股利。 　　運用事件研究法之單一市場模式分析異常報酬，並以資產貝他與盈餘變動指標衡量事業風險。主要探討事件宣告前後二年公司盈餘或事業風險之變化，及市場投資人對宣告事件之解析與反映。依據訊號發射假說「經理人可能會透過財務政策，將某些訊息傳達給市場，如資本結構改變或股利政策」，而管理當局與投資人間之資訊不對稱現象，因訊號可降低代理成本，使得股利發放含有資訊內容。 　　而本研究所獲結論如下： 　　一、「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之結論 　　不論市場榮枯，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宣告是項好消息，投資者有正面反映，宣告日前消息已走漏，在多頭市場可能有人為介入，空頭市場消息走漏較早，使得投資人提前反映，以致宣告日後資訊效果微弱。而台灣之上市公司之「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決策頗能遵行穩定股利政策，且以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決策為工具，傳送公司經營績效之訊息。不論市場榮枯，公司管理當局在盈餘穩定成長後，且預期未來也能維持成長的水準，才決定發放現金股利，所以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支持「股利資訊內容假說」，隱含有未來盈餘增加之訊息，投資者也能正確解析管理當局所制定之歷史性股利政策之含意，而有正面反映。 　　二、「現金增資」之結論 　　現金增資核准宣告市場投資人之反映因市場榮枯而不同，多頭市場時現金增資核准宣告不是好消息，投資人有負面反映，空頭市場時卻是項好消息，投資人有正面反映，而核准前皆有消息走漏，在多頭市場時可能有人為介入，核准後有資訊效果，多頭市場時資訊效果較弱。不論市場榮枯，台灣之上市公司，在負債權益比上升、事業風險上升及盈餘惡化後辦理現金增資，亦即管理當局鑑於公司經營績效差，並預測財務危機機率增加時辦理現金增資，但財務結構改善後，經營績效未必好轉，多頭市場時投資人尚能正確解析此一現象，而有負面反映，空頭市場時投資人卻未能正確解析真實現象，可能是因空頭市場時之舉債程度較多頭市場時低，讓投資者失去戒心所致。 　　三、「股票股利」之結論 　　不論市場榮枯，除權是項好消息投資者有正面反映，為配得股利在除權前數日已反映完畢，除權後有資訊效果，惟多頭市場之反映較早結束，除權後之資訊效果空頭市場時較弱。台灣上市公司在大額股票股利發放前盈餘穩定成長，但未隱含發放股利後經營績效提升之訊息，投資人未能正確解析此現象，而有正面反映，可能是國人偏好股票股利所致。

共一冊，約四萬餘字分五章十三節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有關文獻探討 第二章：研究架構與方法 第一節：研究架構 第二節：研究設計 第三節：研究方法 第四節：研究限制 第三章：資本結構理論與決策分析 第一節：傳統資本結構理論 第二節：NI與NOI 資本結構理論 第三節：MM資本結構理論 第四章：實證研究 第一節：實證流程 第二節：資料特性與統計分析 第三節：因素分析與迴歸分析建立與檢定 第五章：結論：研究結果及其在財務管理上之涵義

本研究以所有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其中扣除產業特性較不相同之金融產業，探討在不同程度之資本市場發展的限制下，企業資本結構與總體經濟因素之間的關係是否有所改變，此外以變異數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拆解出在不同時期企業資本結構主要受公司內部因素影響較大，或者主要由外在環境因素主導。最後探討因公司本身因素而導致融資受限之企業，其融資決策與負債比率之關係。 本研究結果顯示： 1. 台灣資本市場發展歷經轉折，經Cusum Test測試出轉折點為 1992年，在轉折點之後，台灣資本市場展趨於健全，企業融資較不受到限制。 2. 轉折點之前，企業融資受限，其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呈現正相關，亦即呈順循環。 3. 轉折點之後，企業融資較不受限制，其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呈現負相關，亦即呈現逆循環。 4. 經由變異數拆解發現，轉折點之後，總體經濟因子對企業資本結構之影響性增加，表示企業在不受限制的環境下，比較能順應外部環境的轉變而改變其資本結構。 5. 因公司本身因素而融資受限的公司，其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間呈現正相關，亦即呈順循環。而融資較不受限之公司，其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呈現負相關，亦即呈現逆循環。

雖然許多研究已針對認股權證評價進行調整，但是其價格低估的問題仍無法解決。因此，本文將探討認股權證發行對股價報酬動態過程的影響。本文將證實是否認股權證發行將影響其標的股價之動態過程，倘若股價報酬的動態過程已反應了認股權證發行的潛在稀釋效果，則進行充分調整的股權稀釋模型將低估認股權證的價格。為了確認在評價認購權證時充分調整稀釋效果的必要性，本文將檢測權證發行對股票報酬過程的影響。本文利用延伸Garch-M模型，導出四個檢驗稀釋效果的模型。實證結果顯示，在發行認股權證之後，股價報酬的變異數顯著降低，該結果在釐清股權稀釋效果與不對稱效果之後，該稀釋效果依然顯著。 / As the underestimation of warrants remains unsolved after many adjustments presented by previous researchers, we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warrant introduction on the underlying stock return processe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introduction of warrants influences the return processes of underlying stocks. If the introduction creates a potential dilution effect in stock return processes, full dilution adjustment pricing models would lead to underestimation. To exam whether full dilution adjustments are required for warrant pricing, the GARCH-M model has been extended to derive four models for testing the dilution effect on stock return processe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volatilities of underlying stock return processes a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following warrant introduction even after clarification and distinguishing dilution from asymmetric effect.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實施兩稅合一制度後，稅額扣抵比率及未分配保留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在上市公司不同產業間的實行狀況，以及新稅制對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及資金成本的影響，並評估這些結果是否有達成政府實施兩稅合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改善企業的資本結構及創造有利於企業的投資環境。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以兩稅合一實施前後，自民國85年至88年共四年度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之股票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稅額扣抵比率方面，由於電子業上市公司相對於非電子業上市公司享有較多的租稅優惠，故其稅額扣抵比率顯著地低於非電子業上市公司。此外，在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方面，民國88年度，我國被加徵未分配盈餘稅的上市公司中，大約有15%的公司民國87年度並無財務所得，但依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九計算的未分配盈餘卻為正值，顯見現行以課稅所得為基礎計算的未分配盈餘與財務會計的處理結果有很大的差異。至於未分配盈餘加徵的稅額，我國電子業上市公司即約佔38%，且其加徵稅的平均值也遠高於全部樣本之平均值。 在兩稅合一實施前，舉債較高且租稅負擔較低的公司，兩稅合一實施後，因新稅制減少了企業對於融資決策的扭曲，故有助於財務風險較高的公司改善資本結構。此外，公司的稅額扣抵比率愈高，則其舉債比率愈低。再者，在兩稅合一實施前，舉債較少且租稅負擔較高的公司，兩稅合一實施後，資金成本的變動呈現上升趨勢，與本研究預期相反，但本文實證結果仍發現公司的稅額扣抵比率愈高，則其資金成本愈低。因此，兩稅合一對於企業資金成本的降低仍具有效益。

影響公司資本結構的理論大體可區分為由租稅、稅盾和破產成本間的互抵關係（trade-off）、由經理人、債權人、以及股東間因利益衝突所引發的代理成本（agency cost）、以及融資順位理論（pecking order theory）等觀點來討論。其中，租稅因素包括有效稅率、以及投資抵減、租稅損失遞延等非負債性稅盾因素。而另一方面，影響有效稅率的因素則包含了公司的資本結構、公司規模、盈餘變動、各項租稅優惠等因素。很明顯的，資本結構與有效稅率兩者間有互為因果、以及聯立的關係存在。但在過去的研究中卻均未考慮到此點，目前的文獻或只論及有效稅率對資本結構之影響，或是資本結構對有效稅率之影響，均為單一方向的考慮，忽略了兩者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因此所得之實證結果也必然有所偏誤。 因此，本文以一全新、與以往不同的聯立方程系統，而非尋舊有兩條分立之模型的方式，就實證結果來分析效稅率與資本結構之間真正的關係，並同時以橫斷面、及Panel Data之固定效果模型來進行迴歸分析。其主要結論為：我國公司之有效稅率與資本結構只存在負相關之結果，當有效稅率愈高（低），公司之舉債愈低（高），也就是說，利息費用所帶來的租稅節餘利益並不影響我國上市上櫃公司之資本結構。此結果不僅與理論不符，也與國內之前之實證研究結果相異。本文推論，這可能與投資抵減所帶來的所得效果、以及股票市場之之蓬勃發展有關。 另外，本文亦針對台灣資本市場以及稅制環境之特色，納入台灣目前停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及土地交易所得稅之因素。實證結果顯示，免稅之證券交易所得與資本結構為負相關，反映出了台灣近幾年股票市場交易熱絡，以及公司以此作為其財務融資來源的特色，租稅因素對於公司融資行為之影響由此可見。這對於租稅中立的追求來說，並不是一個令人樂見之結果。

本研究目的有三：首先經由文獻探討，整理出有關之資本結構決定因素，並將實證結果與其他學者之主張進一步討論，以提供財務主管從事資本結構決策之參考。接著以實際公開的財務報表資料，運用多元迴歸統計方法，驗證有關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並探討各因素與資本結構之間的關係與影響能力。最後以電腦模擬（情節分析）方式，針對資訊電子業中特定公司分析推論其可能之最適資本結構的範圍。 　　本研究以民國82年到民國86年，台灣地區資訊電子業上市公司為抽樣對象，共抽取61家資料完整之樣本公司進行實證研究。 　　實證研究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為橫斷面統計分析，目的在找出資本結構之主要影響因素及影響力大小，以相關分析及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得到資訊電子業的獲利能力、企業產品獨特性、非負債稅盾與負債比率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而資產抵押價值及成長性則與負債比率間呈顯著正相關；公司規模、股利發放率及營業風險與負債比率間則無顯著相關。影響力最大之變數為獲利能力。 　　第二部分則以電腦模擬（情節分析）方式，針對研究者主觀選取之單一樣本公司（仁寶電腦公司），推論其可能之最適資本結構範圍。本研究發現，當負債比率為50％時，仁寶電腦公司之加權平均資金成本最低，預期每股股價達到最高。因此本研究推估仁寶電腦公司之最適負債比率為50％。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7 第三節 研究架構 10 第貳章 文獻探討 11 第一節 資本結構理論 11 第二節 國內實證文獻 38 第三節 國外實證文獻 50 第參章 研究設計 62 第一節 研究假說 62 第二節 資料蒐集與樣本 71 第三節 研究變數的操作性定義 74 第四節 研究方法 82 第肆章 實證結果分析 87 第一節 樣本資料基本統計分析 87 第二節 相關及簡單迴歸分析 89 第三節 多元迴歸分析及檢定 97 第四節 最適資本結構分析 103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112 第一節 結論 112 第二節 建議 118 參考文獻 121 中文部分 121 英文部分 124

行政院會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通過保險法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中針對強化之監理機制與增進保戶大眾之權益係以強化其資本適足性為其修法目標，所採之方法即建立風險基礎資本額制（Risk-based Capital, RBC）。而保險法修正案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六日業已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然RBC制度將於民國九十二年中實施。台灣保險監理機關的確有必要對於壽險公司之投資效率及經營上的安全作一考量，所以便引入美國監理關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NAIC）早於1993年便推動的風險基礎資本額制。 　　本文檢視美國壽險業者在風險基礎資本額制實施後，其資本結構與資產風險是否產生顯著之變化，研究保險公司之冒險行為之增減，以作為台灣監理機關未來施行RBC制度的參考。然基於此，本文利用三階段最小平方法來分析壽險業者其風險、資本與風險基礎資本制度的關係，實證結果發現RBC ratio較高的業者在風險基礎資本額制實施後，雖然增加風險但也同時調高資本比率，另一方面，RBC ratio較低之保險公司不僅僅增加公司整體風險外，也降低資本比率。 / The risk-based capital requirements developed by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NAIC) were intended to raise the safety net for insurers and provide regulators with the authority to intervene when capital falls below a minimum standard of capital adequacy that is related to risk. The paper examines the simultaneous impact of RBC had on life insurer’s both capital and risk. We employed a three stage least squares (3SLS)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insurer’s capital, risk and the risk-based capital requirement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life insurers with lower RBC ratio would not only increase their capital ratio but also increase their company-wide risk. Besides, the life insurers with higher RBC ratio would reduce the capital ratio and increase the risk.

本研究旨在分析台灣上市公司外匯避險和資本結構策略的運用。本文利用資本市場法，作為外匯曝險衡量模型，並利用預期和非預期的匯率變動探討對企業價值的影響是否有顯著差異，本文以2007~2009年期間的月頻率資料，篩選摩根台灣指數基金(MSCI Taiwan Index Fund-March 09, 2010)成分股共108家台灣上市公司為樣本對象，並進一步利用所量化出的外匯曝險，應用至公司資本結構上，採平衡追蹤資料(balanced panel data)進行分析，探討外匯曝險與其他影響因子對公司資本結構的關係。 　　而研究結果發現，在外匯曝險衡量方面，在2007~2009年間，不論是預期或非預期外匯變動下，負值的外匯曝險係數家數明顯超越正值的外匯曝險係數家數，此研究結果也符合了台灣為一個出口導向的經濟體，當台幣相對貶值時，使得出口較具競爭力，企業的營收增加。此外，從顯著的企業樣本來看，金融證券業占大多數，顯示出匯率變動對金融證券業的影響尤其嚴重。 　　在資本結構上，本研究以營運風險、公司成立年數、抵押資產價值、自由現金流量、外匯風險、成長率、稅盾效果、獲利性和公司規模共九個因子作為影響資本結構的變數，在Panel data固定效果模型中，除了成長性和公司規模兩變數在1%顯著水準之下呈現正相關，其餘變數為顯著負相關。且該模型對公司資本結構的解釋能力相當高，Panel data固定效果模型調整後的R2為78.96%。 　　最後，本研究將產業別列入考量變數之一，結果發現，電子業與非電子業在資本結構決定因素上有顯著差異，且顯示電子業公司的負債比率較低，符合現實情況下，電子業公司在有資金需求時，大多不選擇舉債而較常採取權益融資的方式。而電子業受到外匯曝險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力並不顯著，表示外匯曝險對公司負債比率並不會因為產業別而有不同的影響力。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exposure and capital structure strategy for the Taiwan’s Corporations. The research sample is MSCI Taiwan Index Fund, and the sample period is 2007 to 2009. To see how foreign exchange rate exposure affects the value of corporations, this study uses Capital Market Approach to be the model. Moreover, this study uses balanced panel data to see how exchange rate exposure and other variables affect the strategy of capital structur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the numbers of negative significant samples are greater than the numbers of positive significant samples no matter when measured in expected exchange rate exposure or in unexpected exchange rate exposure. This result can exactly explain that Taiwan is an export-dominated economy. When Taiwan dollar depreciates, which means corporations in Taiwan could improv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thus increasing profits. Moreover, this study found that exchange rate exposure has a greater impact especially on the finance and security industry. 　　In the capital structure part, this study selects nine variables to see how they affect the capital structure, including business risk, age, collateral value of assets, free cash flows, foreign exchange risks , growth, non-debt tax shields, profitability and size. In panel data fixed effect model, growth and size are found to be positive significant in 99% confidence level; other variables are found to be negative significant. Furthermore, th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 of this panel data fix effect regression model is 78.96%, which means the regression line has a high explanatory power to explain the capital structure.

本研究主要欲針對市場擇時理論進行實證研究，研究期間橫跨1990年至2008年，以台灣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主要欲探討兩大議題：第一部分驗證台灣上市公司是否會在權益資金成本相對較低時，進行外部權益融資，而使公司之槓桿下降；反之，觀察其是否會在權益資金成本相對較高時，進行負債融資，而使公司槓桿上升。研究方法參考Huang and Ritter(2009)之方法，使用剩餘收益模型估計權益資金成本，並以權益風險溢酬作為衡量市場擇時行為的代理變數，探討權益資金成本的大小是否會透過淨權益的發行而影響公司資本結構，並加入公司特徵變數與總體市況變數作為控制變數。實證結果顯示在公司有財務資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的負債比例與權益風險溢酬之間存在正向的關係，此結果符合市場擇時理論之預期。第二部分討論過去依據資金成本之高低所進行的市場擇時融資行為是否會影響公司的資本結構。實證結果發現市場擇時行為對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力會在三年後消逝，對資本結構只具有短期的影響效果。 / This paper examines market timing theory on Taiwan listed company during 1990－2008, and focus on two topics. In the first part, we want to test whether firms fund larger proportion of their financing deficit with external equity when cost of equity is relatively low. We refer to Huang and Ritter (2009), using residual income model to estimate the firm’s implied cost of equity, and let implied equity risk premium as a market timing proxy. Consistent with the market timing theory, the empirical evidence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financing deficit on leverag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implied equity risk premium. In the second part, we test whether the historical values of cost of equity have persistent impact on current capital structure. We find about three years impacts, indicating that past market timing financing behavior have short-term effects on firm’s capital 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