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學史上「意志」、「自由」和「行爲」一直讓思想家反思、洞察並發表多方面地的論點。這些理論和研究結果反映了思想家們的不同生活背景和推論的能力。雖然這些思想提供甚多有價值的理念和研究綫索，但大多數的理論和觀點難以完全脫離主觀性和片面性。 現象學讓主體由現象經驗出發而發現主體内在生活原則和其行動的由來。現象學追求主體際性的「相對」客觀性，相對客觀的經驗能夠當研究依據和研究檢驗研究結果的有效性。因此使用基本現象學立場和研究工具以研究「意志」能夠提供相對普遍有效的研究成果。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一位當代的現象學家，對人的「意志」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納入哲學史上不同時代對「意志」的研究成果，而她以現象學立場針對一些重要的理論理論和觀點（包括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司各脫（Duns Scott）和康德）。鄂蘭綜合不同的論點並發表自己對「意志」的研究成果。然而，她的研究方法不顯示嚴禁的現象學方法論，而她的論點缺乏整體性和普遍有效性。 本研究發現「意志」現象的基本主軸原則：自發性是「意志」現象的必備因素，也是其充分必要條件。此原則成爲本研究的核心觀點，研究的每一部分直接連接到此基本原則。此原則讓研究者建立並發展意志現象理論架構。 本論著以現象學研究立場針對「意志」方面的現象經驗，其反思鄂蘭的研究成果，而嘗試建立一個系統性的意志現象理論架構。此架構的基本特質是其依據的相對客觀性。此理論架構建立後，需要確認其普遍性和開放性。中國哲學傳統雖然沒有直接發展「意志」觀念和理論，但也沒有忽略「意志」現象，墨家哲學在其倫理、政治和社會思想蘊含著一種特殊的「意志」理念預設。此基本預設讓墨家哲學建立一套合理的人觀和政治理論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因此本研究先嘗試重新研究鄂蘭所發揮「意志」思想以建立一個基本現1象學理論架構，此後使用此理論架構以詮釋墨家思想裡所蘊含的「意志」哲學，納入其基本因素以發展此理論架構並檢驗其普遍性和開放性。研究墨家思想不單單試驗現象理論的材料，而其也積極地擴充所建構的現象學理論架構，讓此理論架構克服一些内在的理論困境。 本研究確認「意志」為「意志」的自主心靈官能，其具有自由和自發性，不受思想和判斷力的約束，也不被外在和内在非意志因素所決定或引導。這些觀點與鄂蘭的相似，然而鄂蘭所發揮的「意志」觀點和原則缺乏普遍性，其「意志」現象局限於具體的行動和未來，她也非充分地研究集體的意志現象。而聖奥古斯丁和墨家思想幫助克服此局限性。聖奥古斯丁的「愛」和墨家的「兼愛」和「意志」有内在的關係，而其容許擴充「意志」的對象範圍到整個時間流（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和任何具體或非具體的對象和主體的任何行爲和心靈活動。此有助於研究跟意志有關的一切外在和内在因素，並建立普遍性的意志現象學理論架構。 此也容許建立基本的集體意志現象學理論架構，而此架構建立後，其能夠做研究政治和社會現象的基本理論工具。本論著的後部嘗試進行對集體意志現象研究以擴充前部所建構的主體意志現象學架構。而在此方面墨家哲學也提供一些不可或缺的觀念。具體而言，墨家哲學容許融合多主體的意志自由與主體順從專制權威可能性。 最後，一個相當有整體性和普遍性的意志現象學理論架構被形成，而此架構也經得起現象經驗和理論推理的審核以呈現其有效性。

本篇論文主要研究漢娜‧鄂蘭，二十世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及極權主義闡釋的奠定者，其政治思想產生的脈絡。作為海德格的學生，若非納粹政權的崛起，鄂蘭的一生將在學院的平靜生活中度過；故而，在她轉向政治領域的過程，外在政治環境轉變的衝擊與其內在猶太認同的產生，對其政治思考，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本篇論文將以德國威瑪共和時期到納粹興起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為背景，分析鄂蘭在不同時期對於猶太問題的思考重心，為其政治思想產生的脈絡提供進一步的詮釋。

作為20世紀最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Hannah Arendt的政治理論提供我們不同的視角來審度公共事務，本文所討論的自由課題亦可凸顯Arendt這一與眾不同之處。從「自由與政治是否相容」這一根本問題出發，Arendt的立場首先與自由主義呈現出區隔。據自由派主流意見，自由是政治領域外的選擇自由（freedom of choice），強調干涉闕如及個人獨立；但Arendt認為，自由與政治彼此重疊，自由須透過政治參與纔能獲得實現。然而，從政治與自由相互契合、倡議積極公民權及公民德行的角度觀之，學者普遍同意Arendt隸屬共和主義陣營，但這卻不足以完整勾勒其自由概念的內涵。Arendt的政治自由要求積極參與政治，但政治自由本身卻非一有待完成之特定目的。所謂政治參與，即是要求公民勇於行動，使政治這一必然有限的空間能保持在永久開放的狀態，而非一閉鎖之領域。當行動不斷挑戰既有政治邊界，變易的可能性便得以在政治空間中裡持續發生。基於此，本文分兩個方向來處理Arendt的自由概念：首先，自由既然在行動當中獲得彰顯，就必須先對行動有所了解，如此方能確切掌握自由概念的內涵；另一方面，每當體現在行動中的自由對政治邊界產生衝撞時，自由／秩序這一組傳統政治思想當中的對立概念似乎在Arendt這裡獲得了肯定，但這點有待商榷。傳統政治思想在論及自由時，經常將幾個與自由極其相關的基本概念一同納入討論，Arendt亦不例外，但我們必須注意這些概念在Arendt這裡已做了大幅度修正。為化解傳統對行動的敵視，以及理解Arendt的自由如何可能，我們必須將第二個面向中所討論的幾項概念納入做一整體考量，這是自由可以持續發生的幾項基本政治條件。

「積極生活」與「沉思生活」乃是鄂蘭思想的核心關切，晚年更是致力於研究如何從心靈的活動走向實踐的行動。在眾多心靈能力中，鄂蘭特別看重能避免罪惡的「思考」與分辨對錯的「判斷」，兩者皆與現實政治關聯甚深。然而鄂蘭最終認為「判斷」是「最具政治性的心靈能力」，「思考」則難於政治處境中適用。對此，筆者認為「思考」與「判斷」並非截然對立的兩種能力，事實上兩者有許多相通之處，而真正的差異其實是「標準」與「角色」不同的兩種對話，且從鄂蘭建構「思考」的原型─蘇格拉底─身上亦能發掘許多實踐意義，這將是如何實踐更理想的政治的關鍵。 / “Vita activa” and “vita contemplentiva” are the two main subjects in Arendt’s thought. In her last years, she committed herself to find the path from “mental faculties” to “actions.” In all mental faculties, Arendt paid more attention on the evil-prevented ability called “thinking” and “judging,” which can telling right from wrong, both of them have a lot to do with real politics. But Arendt considered “judging” is “the most political of man’s mental abilities” and “thinking” is not applicable to politics at last. In my point of view, “thinking” and “judging” are not actually two different kind of “ability” but two kind of “conversa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standard” and “role”. If we delve into the model of “thinking” in Arendt’s thought –Socrates,– we can find out that there was lots of practical meanings in his actions, those will be the key to make ideal politics practicable.

閱聽人抗拒主流意識形態的批判能力﹐一直是閱聽人研究領域的重要議題。但是﹐現存閱聽人研究典範卻無法提出適切的討論框架﹐接收分析典範因時代變遷而使其概念模式難以適用﹐新典範如觀展／表演典範卻不關心閱聽人的抗拒問題。因此﹐本研究以閱聽人的思辨能力指稱閱聽人藉由與媒介影像互動、進而返回自我主體思考的能動性﹐試圖建構適合當代複雜媒介景象之閱聽人思辨能力的理論框架。 為了強調思考過程重於思考結果﹐本研究引入政治哲學家鄂蘭的哲學體系﹐視閱聽人的思辨能力為流動變化的過程﹐並以其提出之想像操作機制、普遍可溝通性、想像式巡訪與無家感思考狀態作為研究觀察的參考框架。於實際經驗資料蒐集分析方面﹐本研究持續觀察四年（1998年至2002年）閱聽人於《村上春樹的網路森林》發表循環文本共1,815篇﹐並從鄂蘭的哲學體系出發﹐試圖描繪閱聽人思辨進行的歷程。 研究首先發現﹐閱聽人研究應當將「閱聽人」的概念回歸到「人」的本質基礎﹐承認閱聽人並非單一、純粹、高同質性的群體﹐並重視其多元、混雜、糾結、交錯的身分認同。再者﹐閱聽人進行思辨時﹐其抗拒解構的對象不只是媒介文本蘊藏的意識形態﹐尚且包括長期自我人生經驗形成的默識與價值體系﹐因此﹐閱聽人思辨能力的呈現是綿延不斷的自我摧毀過程﹐是無所依傍與無家感心靈狀態的保持﹐唯有藉由闡述自我思考結果、與他人辯駁溝通的過程等持續的自我鍛鍊﹐才得以培育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