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我國行動電話通信服務業者為研究對象，探討行動電話通信服務之產品屬性對消費者申請意願之影響。首先利用因素分析將月租費與通話費歸為成本屬性；設定費、語音信箱服務與話中插接服務歸為利益屬性；系統門號為品牌屬性，並利用集群分析將全體樣本區隔成價格導向群與品牌導向群，再以使用行動電話與否為事前區隔變數，將全體樣本區隔成使用群與非使用群，進而探討全體樣本及各集群對於產品屬性的相對重視程度以及成本屬性、利益屬性與品牌屬性間的權衡關係。最後以費率結構為主題，分別探討其與通話量及申請意願之關係。 經由統計分析，本研究有以下四項主要結論： 一、全體樣本、價格導向群、使用群與非使用群最重視的產品屬性皆為月租費，而且月租費的相對重要性遠比其他屬性高。品牌導向群最重視者為通話費，但通話費與其他產品屬性間之相對重要性差距不太。 二、提供免費語音信箱對於提高月租費與通話費之效果較提供免費話中插接或降低設定費有效。 三、除品牌導向群外，全體樣本、價格導向群、使用群與非使用群之系統門號成份效用值差異不大，亦即行動電話通信服務業者難以憑藉品牌形象，而單獨提高月租費與通話費。 四、低需求使用者對三種計費方案之偏好順序為羽量型=經濟型>商務型；中需求與高需求使用者對三種計費方案之偏好沒有顯著差異。而未持有行動電話者對三種計費方案之申請意願依序為羽量型、經濟型、商務型。 第一章 緒論 1 1.1 研究動機 1 1.2 研究目的 3 1.3 研究範圍及對象 3 1.4 研究流程 3 1.5 研究限制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6 2.1 二階段訂價理論 6 2.1.1 二階段訂價基本理論 6 2.1.2 二階段訂價與市場區隔 7 2.1.3 二階段訂價與消費外部性 9 2.1.4 多階段訂價與市場區隔 11 2.2 產品屬性理論 13 2.2.1 產品屬性的類別 13 2.2.2 決定性產品屬性 16 2.3 行動電話通信服務之相關研究 17 2.3.1 產業面之相關研究 17 2.3.2 消費面之相關研究 19 第三章 研究方法 22 3.1 研究架構 22 3.2 屬性偏好評估模式-聯合分析法 23 3.3 實驗設計 27 3.3.1 行動電話服務屬性之選取 27 3.3.2 變數之定義 29 3.4 問卷設計 31 3.5 資料分析方法 33 第四章 研究結果 35 4.1 樣本結構 35 4.2 成本屬性與利益屬性 41 4.3 總合模式之成份效用值分析 44 4.3.1 全體樣本之屬性偏好 44 4.3.2 全體樣本之屬性抵換關係 48 4.4 集群區隔模式之成份效用值分析 52 4.4.1 集群區隔 52 4.4.2 集群命名 54 4.4.3 集群區隔之屬性抵換關係 58 4.4.4 集群區隔之人口統計變數與消費行為變數差異分析 64 4.5 事前區隔模式之成份效用值分析 71 4.5.1 事前區隔對產品屬性之重視程度 71 4.5.2 事前區隔之屬性抵換關係 75 4.5.3 事前區隔之人口統計變數與消費行為變數差異分析 81 4.6 費率結構偏好 86 4.6.1 通話量與費率偏好 86 4.6.2 費率結構與申請意願 89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91 5.1 結論 91 5.2 建議 93 5.2.1 對行動電話通信服務業者之建議 93 5.2.2 後續研究建議 94 參考文獻 95 附錄 研究問卷 98

由於法院具有多種投入與產出、審判品質具差異性及所處環境不同之之特性，為能提供法院審理案件效率評估方法，本文應用DEA模型的特性，針對多投入多產出的生產環境評估效率，蒐集10年地方法院的投入、產出資料，並兼採Fried et al.(2002) 、Fried, Schmidt & Yaisawarng(1999)提出能排除環境差異效率衡量模式之隨機邊界分析法及Tobit迴歸分析方法，進一步調整品質及環境等外生變數對無效率差額之影響，以使受評單位皆能調整為不受外生變數影響下比較相對之效率，使效率評估更具適切。 實證結果顯示，經過對品質與環境變數調整後，純粹技術效率在第一與第四階段存在顯著的差異，顯示品質與環境變數確實影響效率，在第四階段已去除外生變數之影響，更能適切作為法院效率之比較。應用10年長期分析法院評估效率結果，可選擇效率較佳的法院為示範法院，作為效率較差法院觀摩學習對象，並結合獎勵制度，及調整長期資源分配，以提升法院整體的效率。

在國際貿易中具有文化特性之產品，因國家文化不同可能造成價值減損，因此為了解文化在貿易中所造成之影響，本研究將討論文化如何影響好萊塢電影出口與國際票房。資料採用2013-2015年IMDb與Box Office Mojo網站上所提供票房與電影相關資料，並以Schwartz文化變數作為各國文化特質衡量，最後使用Heckman二階段模型進行估計。實證結果顯示，與美國文化差距越大的國家，則出口以及國際票房表現越差。更於全球化指標中，發現文化相似與資訊傳遞指數值越大時，則對出口與國際票房表現佳。整體來說，文化確實具有影響力。

第一章 緒 言 第一節 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說明研究範圍及所用之印證方法。 第三節 將採用之特殊符號加以說明，以便於使用與避免混淆。 第二章 逐次機率比例檢定 本章共有四節，第一至三節分別敘述逐次機率比例檢定的定義及其第一、 二種過誤及樣本數期望值的計算，及其所具有之性質及其在運用上的一些 困擾。 第四節敘述瓦德近似式的由來及其性質，并與最佳逐次機率比例檢定相比 較。 第三章 兩階段逐次機率比例檢定 本章計分四節，分別敘述兩階逐次機率比例檢定的定義，特性及其與最適 固定檢定逐次機率比例檢定、去尾逐次機率比例檢定的比較。 第四章 兩階段逐次機率比例檢定的應用 本章分為二節，分別說明常態分配、二項分配在實際應用上的例子。 第五章 結 論 本章說明兩階段逐次比例檢定的優劣點，適用性及一些應注意事項。

自1970年之後，國際觀光業在東南亞地區呈現蓬勃發展的趨勢，自1973年後，全球觀光業仍呈現穩定成長狀態；然而，事實上，東南亞七經濟體各自國際觀光競爭力卻開始呈現消長互現的情形，有些經濟體國際觀光競爭力呈現持續成長的現象，部份經濟體卻呈現逐漸衰退的趨勢，若進一步以台灣觀光客首要來源國(美國與日本)及澳洲三大來源國市場做分析，台灣在三大市場國際觀光競爭力表現持續走下坡；印尼、及泰國在美、日市場國際觀光競爭力表現呈穩定成長；香港、新加坡在澳洲市場國際觀光競爭力日益加強，但在美國及日本市場國際觀光競爭力卻日漸衰退，其餘國家國際觀光競爭力則上下起伏不定。本文首先根據消費理論，建立一包含國際觀光的消費者決策模型；其次，依據此理論模型推導出國際觀光相對競爭力的因果關係式；然後，參考既有文獻，建立實證模型；最後，則利用1973-2000年東南亞七經濟體資料，透過三階段最小平方法，分別探討各經濟體國際觀光競爭力的影響因素。結果發現：(一) 相對價格的影響將視旅遊目的及型態的不同而有差異；(二) 匯率的影響將視觀光旅遊支出是以當地貨幣計算或旅遊來源國貨幣計算而有差異；（三）供給面因素對於國際觀光市場的確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且對於不同的來源國及不同的目的國亦將產生不同的效果。依據上述實證結果，有四點政策性建議可提供做為參考：（一）目的國為了有效提昇其國際觀光競爭力，針對不同的來源國觀光客，似乎應採不同行銷或提昇策略。（二）目的國在採取行銷策略以有效提昇其國際觀光競爭力時，應將與鄰近經濟體的替代或互補關係及其觀光政策納入考量。（三）主管單位在規劃觀光政策措施時，應將政策效果期限納入考量。（四）匯率調整未必是提昇國際觀光競爭力的有效工具。

本論文之主要論旨，在於探討公平正義是否可能在裁判之過程中獲得實現。筆者主要透過德沃金的法理論以及平等理論作為討論的出發點。筆者首先對於德沃金的理論進行相關的分析與討論。德沃金的法理論主要可區分為四個部分，包括：語義階段，法理階段，原理階段，以及裁判階段。在語義階段，德沃金指出，法律的概念，必須要作為一個詮釋性概念；在法理階段，德沃金將法律的概念當成一種政治價值的概念。德沃金認為，法律的概念所表彰的政治價值，便是「合法性價值」，亦即「法治」。進一步，德沃金指出，對於「合法性價值」與「法律的概念」的最佳理解，便是「整全性」。筆者認為，「整全性」是一個連接德沃金的「法理論」以及「平等理論」的關鍵概念。在《法律帝國》一書當中，德沃金主張：裁判的整全性，要求法官適用由公平與正義原則所推導出來的法律。這樣的主張，將我們帶向德沃金的平等理論。 德沃金的平等理論可以區分為兩個層面，一為討論關於分配正義的資源平等理論，另一為關乎政治權力分配的政治平等理論。這兩個概念，提供了司法裁判實踐公平正義的可能性。資源平等理論提供了相關的判準，可以使法院在裁判具體個案時得以援引，以判斷公民所擁有的具體權利，以及政府是否違反了在平等關懷下所需踐行的平等保護原則，而導致侵害人民的權利。同時，政治平等理論則為民主制度下的司法審查，提供其理論基礎。 最後，德沃金指出，關於裁判如何適用法律於具體個案的裁判過程，其與上述三階段有密切的關聯性。德沃金認為，在此一階段中，他與法實證主義者最大的不同，便是在於對於法官的裁量權的理解。德沃金認為，在其法理論體系當中，法官對裁量權的行使，是一種法律義務，而非如法實證主義者所稱，是一種道德責任。 不可避免的，對於德沃金的理論，存在有許多的反對意見。在此筆者援引了Joseph Raz以及Samuel Schaffler的論文，對德沃金的理論進行檢試。Raz指出，德沃金的理論本身，與其所主張的融貫並未有直接的關係，同時，德沃金的理論，忽略了權威在現代國家中所扮演的角色。Schaffler則指出，德沃金過份的強調經濟平等，因而致政治或社會平等遭到忽視。此外，Schaffler認為，德沃金的資源平等理論裡，欠缺對於境況與志向的區分標準。最後，Schaffler則是提到，德沃金的資源平等理論，隱藏著存在階級社會的可能性。 的確，Joseph Raz以及Samuel Schaffler的論文提供了反思性的觀點，不過，筆者認為，他們所提出的問題，無法成功的全然拒絕德沃金的理論。筆者認為，德沃金的法理論，成功的融合了「法治」以及「正義」與「公平」，因此，其理論也確實為司法裁判實踐公平正義的理念，提供了可能了路徑。 關鍵字：公平、正義、語義階段，法理階段，原理階段，裁判階段、法理論、平等、整全性、融貫、平等關懷 / The main issue of my thesis focuses on whether realization of the ideal of justice and fairness in adjudication is possible. I discuss this main issue by means of Dworkin’s legal theory and his theory of equality. First of all, I start my discussion with analysis of Dworkin’s legal theory, which includes four stages: the semantic stage, the jurisprudential stage, the doctrinal stage, and the adjudicative stage. In semantic stage, Dworkin points out that the concept of law should be interpretive concept. In jurisprudential stage, he deems the concept of law as a concept of political values, and what the value presented by concept of law is the value of legality. Furthermore, he considers the best concept of the value of the legality, so as the best conception of law, is integrity. I believe this is the key concept which connects Dworkin’s legal theory with theory of equality. In Law’s Empire, Dworkin said that integrity in adjudication asks judges apply the laws which come from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and fairness. This leads us to Dworkin’s theory of equality. Dworkin presents his theory of Equality with two dimensions. One is equality of resources, which could be narrowly seen as a theory about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other is political equality concer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power. These two dimensions of his theory of equality offer the possibility of realizing the justice and fairness in adjudication. The theory of equality of resources offers the guidelines for courts to follow when deciding if citizens have some sort of concrete rights, and if government violates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citizen’s rights that demanded by the ideal of equal concern. According to political equality, it offers the basis of judicial review in democracy. Finally, Dworkin points out that how judges apply laws to concrete case is something related to those three stages as mentioned above. Dworkin distinguishes himself from the legal positivists, such as Hans Kelsen and H.L.A. Hart. The different between Dworkin and legal positivists is discretion power of judges. In his theory, it is judge’s legal obligation rather than moral responsibility as positivists regard. Inevitably, there are some critics to Dworkin’s theory of equality. Here I cited the research of Joseph Raz and Samuel Schaffler to exam Dworkin’s theory. Their articles offer reflective points of view to me. Joseph Raz criticizes Dworkin’s theory as something irrelative to the coherence that Dworkin himself requests. He further criticizes that Dworkin’s theory of adjudication ignores the role of authority in modern state. Samuel Scheffler criticizes that Dworkin’s theory of equality ignores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equality. Besides, how to distinguish circumstance and ambition is not clear enough in Dworkin’s theory. Furthermore, Scheffler considers that Dworkin’s theory of equality may allow a heirachy administration exists. Although they point out some defects, I do not think they did fulfill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Dworkin’s theory. After all, I consider that Dworkin’s legal theories build up a perfect framework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legality, which can also be referred as the rule of law. Most importantly, his legal theories are coherent the other moral values and convictions of ethics. I think Dworkin’s theories of law and equality may offer the best possibility to realize the ideal of justice and fairness in adjudication. Key Words: justice, fairness, the semantic stage, the jurisprudential stage, the doctrinal stage, the adjudicative stage, integrity, coherence, legal theory, equality, equal concern

精神分裂症是嚴重的慢性疾病，病程冗長，不但對患者本身造成傷害，也對家庭和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負擔。在這些壓力下，許多病患和其家庭相信使用新的治療藥物和治療手段成為迫切的需要。由於新一代抗精神病藥物的價格高於傳統的抗精神病藥物，這些藥物是否能帶來所相對應的效益（如減少其他醫療服務的需求），乃至減少長期醫療費用，成為一個研究上的重要議題。本文檢驗當病患使用新藥，對長期醫療費用、醫療利用及副作用等影響，為了控制病患使用新藥難以衡量特性（如病患疾病嚴重度、經濟能力），實證上採用以醫師年紀或醫院權屬別為工具變數來做兩階段估計。我們證實使用新藥會使長期醫療費用增加、但可以滅少病患非藥物治療的需求（如手術），而節省非藥物的支出。又使用新藥增加了病患病床天數，且未能減少副作用。

提供專業服務的會計師是企業的夥伴，亦為公司治理中外部監督重要之一環。台灣會計師事務所近年面對來自投資者與監督管理機關加強監管強度，以及民、刑事責任益趨嚴峻的外在高風險經營環境，同時產業內部亦面臨需求成長減緩，競爭日益激烈，整體利潤率難以提升的困境，會計師事務所為期永續經營與成長，必須不斷改善及提升經營效率以資因應。是以，如何評估事務所效率？影響效率的因素為何？以及無效率該如何改善？等等皆有深入探討之必要。因此，本文採用三階段DEA法建立實證模型，以2006年台灣會計師事務所作為研究對象，搜集整理會計師事務所之投入與產出資料，以DEA評估個別事務所的經營效率，將無效率部份透過隨機邊界分析法分離出外在因素與統計干擾項對無效率之影響，最後再次評估事務所調整後的經營效率。本研究實證結果如下： 第一階段DEA效率評估結果顯示，各事務所之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均存在改善空間，無效率原因部份來自資源的浪費，部份則來自規模的無效率；SFA迴歸估計結果顯示，外在因素與統計干擾項的確對事務所經營效率存在顯著影響。經營規模越大與經營效率成正相關，至設立管顧公司、執業場所越多、有赴大陸執業，以及合夥型態則與經營效率成負相關；最後，第三階段調整後之DEA效率評估結果顯示，大部份事務所的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仍存有改善空間，無效率主要來自於規模無效率，除部分事務所處於固定規模報酬階段外，其餘多數事務所皆處於規模報酬遞增階段，產能存有過剩未充分利用現象。且經檢定結果，第三階段與第一階段的各種效率評估值皆存在顯著差異，因此，若未考量外在環境因素與統計干擾之影響，各事務所效率值將可能被錯估。

本文運用Fried et al.(2002)所提出的三階段資料包絡法，以2000年至2008年台灣上市上櫃DRAM產業廠商為研究對象，建立實證模型，第一階段以原始資料求得調整前的原始效率值，第二階段摒除設廠年齡、母子公司、董監持股質押比例、911恐怖攻擊事件、2008金融海嘯等外生變數與運氣因素對管理效率的影響，將調整後的投入量再重新代入DEA，可得到調整後第三階段之效率值，求得單純管理上的真實效率值。實證結果顯示，第二階段SFA迴歸估計結果顯示，外生變數與隨機干擾因素的確對投入差額與管理效率存在顯著影響。（1）設廠年齡；（2）母子公司；（3）董監事持股質押比例；（4）2008金融海嘯等均使投入差額提高，降低經營效率。911恐怖攻擊事件，對固定資產投入差額有顯著正相關，對員工人數投入差額有顯著負相關，即該事件對投入差額的影響方向不相同。第三階段廠商的無效率主要來自於生產規模未達最適，即生產規模未達最適狀態，乃是台灣DRAM廠商經營無效率的主因。另以Wilcoxon signed ranks test 檢驗，廠商在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方面，調整前（第一階段估計求得）與調整後（第三階段估計求得）所估計的效率皆存在顯著差異，意指為衡量DRAM廠商經營效率，考量外生變數確實有其必要性。

本研究主要從代理理論及資訊不對稱的觀點，探討兩大議題，第一部份，探討企業為了控制代理問題，必須採行些控制工具，本研究主要針對其中三項工具一負債政策、管理者持股、機構法人持股，研究這些工具在使用上，是否有關係存在？並且探討公司特性對於前兩大政策一負債政策、管理者持股有何影響？第二部份，則探討這些工具的使用以及研發管理費用的高低，是否會影響公司的經營績效？ 　　研究期間自民國79年至民國83年，選定樣本共122家，樣本又分為全體樣本、高科技樣本、非高科技樣本三種分別探討。針對第一部份的研究議題，採行三階段小平方法來進行聯立模型的實證，在第二部份則採多元迴歸方法，探討控制工具與經營績效的關係。重要實證結果彙總如下： 　　（一）就全體樣本而言 　　1.管理者持股與負債政策並沒有直接的關連。 　　2.機構法人持股的多寡，對負債政策及管理者持股兩者皆有顯著影響。機構法人持股對負債政策有顯著負的影響，機構法人持股與管理者持股比率間，則有顯著的正相關，且管理者持股的決定，深受機構持股多寡的影響。 　　3.公司特性中，只有獲利變動率對負債比率的影響最顯著；其餘的公司特性，則對負債政策的影響皆不顯著。 　　4.就經營績效的部份而言，不論是以ROA或以EPS來衡量，負債比率及研發廣告費用比率，皆與經營績效呈顯著負相關。則此兩項比率可視為經營績效的優劣指標。 　　（二）就高科技樣本而言 　　1.管理者持股與負債政策並沒有直接的關連。 　　2.機構法人持股對負債政策的制訂，並無顯著影響，但機構持股的多寡，則對管理者持股有顯著正的影響。 　　3.公司特性上，只有獲利變動率，對負債政策有顯著負的影響。另外，股票報酬變動率則與管理者持股有顯著負相關。 　　4.在經營績效部份，對於高科技樣本而言，不論是以ROA或以EPS來衡量，負債比率及研發廣告費用比率，皆與經營績效呈顯著負相關，故此兩項比率可視為經營績效的優劣指標。 　　（三）就非高科技樣本而言 　　1.管理者持股與負債政策並沒有直接的關連。 　　2.機構法人持股對負債政策的制訂，並無顯著影響。但機構持股的多寡，則對管理者持股卻有顯著正的影響。 　　3.在公司特性上，對於非高科技公司而言，所有的公司特性對於負債政策的制訂，皆無顯著影響力。只有股票報酬變動率與管理者持股有顯著負相關。 　　4.在經營績效部份，對於非高科技樣本而言，不論是以ROA或以EPS來衡量，負債比率及研發廣告費用比率，皆與經營績效呈顯著負相關。管理者持股則只對EPS有顯著的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