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漂亮」是人的天性。無論男女，每天在照鏡子時，多少都會看到自己不滿意之處，但卻少有人探討「愛漂亮」這樣的研究主題。而在近代社會中，「男性愛漂亮」更變成一門顯學：全球男性保養品市場超過百億，小至開架藥妝品牌如屈臣氏，大至原本只做女性服飾的精品品牌香奈兒，全都想進入男性「愛漂亮」的市場；儘管商機無限，眾品牌的商品訴求往往過於單一：以「男人味」為基礎發展。但這樣單一的訴求是無法在眾多品牌中脫穎而出的，但若能深入了解男性「愛漂亮」的前因後果，由此發展訴求，相信會對品牌更有幫助；另一方面，學術界對男性「愛漂亮」相關研究，大多針對保養品的消費模式進行研究，且眾人看法不一：有人認為「愛漂亮」男性是粗獷的，有人則認為這群男性是大方擁抱女性特質的；有人認為男性獲得保養品資訊的管道是新媒體如網路，但也有人認為是經由傳統的人際傳播管道；因此，本研究同時也嘗試發展出更完整的學術研究架構，探討比保養品使用更根本的「愛漂亮」是由何引起？又會引起何種行為？ 本研究將「愛漂亮」更名為「重視外貌修飾」，因「愛漂亮」一詞易引起負面觀感。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則是以「重視外貌修飾」作為中介變項，以消費行為：（一）衝動性消費、（二）享樂性消費、（三）象徵性消費、（四）地位消費、（五）時尚消費，作為依變項；以心理因素：（一）性別特質：又分為陽剛特質及陰柔特質、（二）消費者對獨特感之追求、（三）視覺美學敏銳度；及外在因素：參考團體如父母、同儕、交往對象及網友所給予之「外貌修飾」相關資訊參考程度，作為自變項；藉此架構探討男性愛漂亮的「前因後果」。本研究問卷內容除「外在因素」量表為自行建構外，皆採過去國外研究所建構之量表，問卷內容經翻譯後，再由三位政治大學廣告所碩士生校閱更正後，再行施測。為了解普遍男性「重視外貌修飾」心理，並考慮到當今網路使用人口眾多，本問卷使用容易收集到大量資料的問卷調查法，於網路電子公告欄批踢踢及批踢踢兔，另外由於招募人數不足，正式問卷同時另外再與國科會研究合併施作。 　　本研究共回收329份問卷，並同時利用描述性統計、相關性分析及迴歸分析，所得結果如下： （一） 「重視外貌修飾」分別與享樂性消費、象徵性消費、地位消費、時尚消費呈現正相關。 （二） 陽剛特質、陰柔特質、消費者對獨特感之追求、視覺美學敏銳度，皆與「重視外貌修飾」呈現正相關。 （三） 網友、同儕、交往對象所給予之「外貌修飾」相關資訊與「重視外貌修飾」呈現正相關。 （四） 「重視外貌修飾」會中介陽剛特質，因而分別影響享樂性消費、象徵性消費、地位消費及時尚消費。 （五） 「重視外貌修飾」會中介陰柔特質，因而分別影響享樂性消費、象徵性消費、地位消費及時尚消費。 （六） 「重視外貌修飾」會部分中介消費者對獨特感之追求，因而分別影響享樂性消費、象徵性消費、地位消費及時尚消費。 （七） 「重視外貌修飾」會部分中介視覺美學敏銳度，因而分別影響享樂性消費、象徵性消費、地位消費及時尚消費。 研究結果可發現，「重視外貌修飾」的男性，其性別特質呈兩極化：可能是非常細膩溫柔、也可能勇於冒險、非常”MAN”。他們同時非常重視商品是否獨一無二且充滿視覺美感；也因為這些心理特質，他們會進行享樂性消費──享受購物的樂趣，而不是買了就走；藉由象徵性消費來表達自己是誰；更藉由地位消費──他們所買的東西是為了建構起自己所期望之形象，同時更不吝花錢進行時尚消費讓自己隨時擁有最新潮的衣服款式。而比起身邊的人所提供的資訊，他們更重視網路上網友的聲音。這些不同於以往眾人所認知的研究結果，或可對學界及業界對「重視外貌修飾」、亦即「愛漂亮」之男性，有更深一層之認識。

本研究以技術密集度高低層次代表技術水準產出狀況，探討我國製造業廠商對外直接投資時，對股權進入模式之影響程度及其扮演角色。研究主題導入社會科學的中介概念，運用經濟部2007年「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問卷資料，除分析廠商特性、投資動機等因素與進入模式關係外，假設以廠商技術密集度高低層次作為中介變數，進一步驗證各項因素中透過中介變數，對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程度。本研究所設定的被解釋變數是將進入模式區分為獨資或合資兩種狀況，故利用probit model進行實證分析。本研究發現「投資年資」、「地區鄰近」、「單一投資地區」、「技術密集度高低層次」、「廠商規模」、「低勞工成本誘因」、「母國技術支援」、「高污染產業」及「勞力密集度」等變數，對廠商海外子公司進入模式具顯著水準。再經由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進行中介效果驗證流程，驗證技術密集度高低層次具有部分中介效果，並與「投資年資」、「單一投資地區」及「高污染產業」之交乘項結果，對股權進入模式的影響具有顯著性水準。

本研究以廣告嘻哈性與故事性為自變數、消費者的嘻哈偏好為調節變數對廣告效果進行研究。研究方式以台北市高中生為受測對象，透過自製廣告影片的播放、然後請受測者填答問卷。問卷分析的結果發現： 1. 消費者認知的廣告嘻哈性或故事性愈強時，對應的廣告態度、品牌態度、購買意願皆愈佳。且當消費者認知的廣告故事性愈弱時，廣告嘻哈性與廣告態度之正向關係愈強。亦即當廣告的嘻哈性或故事性同時增強時，對廣告態度的正向影響會有飽和的效果。 2. 廣告嘻哈性與故事性對廣告效果的影響，會受到消費者嘻哈偏好的干擾。消費者的嘻哈偏好程度愈高時，廣告嘻哈性與品牌態度、購買意願的正向關係愈強。而當產品傾向於感性時，消費者的嘻哈偏好程度愈高，廣告故事性與廣告態度之正向關係愈強。此外，消費者的嘻哈偏好程度愈高，廣告故事性與消費者對產品回憶的正確程度的正向關係反而愈弱。 3. 廣告態度不具有廣告嘻哈性與品牌態度關係間的中介影響力，亦即提高廣告嘻哈性，可直接對品牌態度產生正向影響。此外，當消費者的嘻哈偏好低時，廣告態度會扮演廣告嘻哈性與購買意願的中介角色，但是當消費者嘻哈偏好高時則否。表示嘻哈性強的廣告，可以打動嘻哈偏好高的消費者，讓他跳過廣告態度而直接提高購買意願。 4. 廣告態度在消費者的嘻哈偏好程度低時，是廣告故事性與品牌態度的中介變數。表示只有在消費者的嘻哈偏好程度高時，提高廣告故事性才能直接對品牌態度產生正向影響。此外，廣告態度也是廣告故事性與購買意願的中介變數，表示提高廣告故事性對購買意願產生的正向影響，其實是先影響廣告態度而後才影響購買意願的「兩段式」影響，作用有限。 關鍵字：嘻哈、故事、廣告效果、中介效果、品牌態度、購買意願、次文化

本研究之目的是探討消費者自我認知年齡 (Cognitive Age) 與品牌年齡之一致性程度，對其品牌偏好的影響。為使研究結果具一般性之參考價值，本研究不以單一產品為研究標的，而是將產品依其所滿足之消費者需求的不同，區分為功能型產品 (Utilitarian Product)、享樂型產品 (Hedonic Product) 與象徵型產品 (Symbolic Product) 三類，以產品類型做為調節變數，了解在不同產品類型下，消費者自我認知年齡與品牌年齡之一致性，對其品牌偏好之關係會有何種程度之變化。 　　有鑑於國內並未有類似之研究探討，本研究分兩階段進行，先透過次級資料探討確定消費者認知年齡與品牌年齡之差距，對消費者在品牌偏好度上之可能關係，在次級資料之研究結果與研究方向一致時，正式進行第二階段的調查，驗證研究假說。 　　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之認知年齡確實不同於真實年齡，兩者間呈現正向相關之特性，顯示真實年齡高者，其認知年齡也會較高。在研究主效果上，消費者真實年齡與品牌年齡之一致性，以及消費者認知年齡與品牌年齡之一致性，都與消費者之品牌偏好度呈現正向影響關係，但其中以認知年齡之影響較為明顯，支持認知年齡對真實年齡與品牌偏好間之關係具中介效果。結果發現，消費者認知年齡與品牌年齡之一致性對品牌偏好度之關係，在象徵型產品上最為強烈，其次是享樂型產品，功能型產品最弱。 　　整體而言，認知年齡較傳統行銷所使用之真實年齡更能反映消費者之自我概念與品牌偏好，特別是對象徵型與享樂型產品。因此，若能妥善將認知年齡與其他人口統計變數搭配使用，將有助於行銷者掌握消費特性，擬定契合之品牌策略。此外，本研究建議象徵型產品廠商在其品牌管理上尤應注重目標消費者之認知年齡，諸如品牌年齡定位與代言人的選擇，都應配合其目標消費族群之認知年齡。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congruency of consumer’s cognitive age and perceived brand age on brand preference.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tudy, this study examines 3 product types, namely functional, hedonic, and symbolic rather than choosing a single product. By using product types as mod-erator, the study shows the effect of consumer’s cognitive age and perceived brand age on brand preference changes under different types of products. Because there’s no similar study in Taiwan before, the study uses secondary da-ta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consumer’s brand preference and cogni-tive-brand age gap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consumer’s cognitive age and brand age). A second stage of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to verify the research assump-tions once the secondary data study and the results were found to be consisten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gap between consumer’s cognitive age and actual age actually exists, and the two of them are positively related, implying that older people have higher cognitive age. On the main effect, although “the congruency of consumer’s actual age and brand age” and “the congruency of consumer’s cognitive age and brand age” both have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brand prefer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gruency of consumer’s actual age and brand age” and “brand preference” is stronger, indicating that cognitive age has a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tual age and brand preference. Furtherm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gruency of consumer’s cognitive age and brand age” is much more salient for symbolic products than hedonic products, while functional product consumer choices are the least affected by this relationship. To sum up, cognitive age tells us more about consumer self-image and brand preference than the traditional marketing variable, actual age.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symbolic and hedonic products. Therefore, if marketers could combine cognitive age with other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y will learn more about consumers and draw up the most appropriate strategy for their brand. Furthermore, this study re-commends that firms marketing symbolic product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con-sumers’ cognitive age, when determining brand age positioning. The selection of ad-vertising actors should also be aligned with the target consumer’s cognitive age.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親子依附關係在兒童知覺雙親衝突與兒童生活適應間扮演中介角色的可能性，並探討社會支持、自我效能在兒童知覺雙親衝突與親子依附關係間、親子依附關係與兒童生活適應間是否具有調節效果。 　　本研究以318名國小五、六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兒童知覺雙親衝突量表」、「父親依附量表」、「母親依附量表」、「學生社會支持量表」、「自我效能問卷」，和「國小學童生活適應量表」六種量表，以瞭解受試者在各研究變項（兒童知覺雙親衝突、親子依附關係、社會支持，自我效能、兒童生活適應）上的情形。 　　研究結果支持親子依附關係在兒童知覺雙親衝突與兒童生活適應間具有中介效果。至於社會支持的調節效果，只有在兒童知覺雙親衝突與兒童與父親的依附關係間，社會支持的調節效果獲得支持，而自我效能調節效果的假設則未獲得支持。 　　根據研究結果，雙親衝突的確對親子依附關係與兒童生活適應有不良影響，因此父母應避免破壞性衝突，或將衝突轉化成具建設性的；在衝突過程中，不要忘了注意、關心兒童的感受，以維持良好的親子互動。至於社會支持與自我效能在兒童知覺雙親衝突與親子依附關係間、親子依附關係與兒童生活適應間的調節效果，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5 第一節 婚姻衝突與兒童生活適應的關係……………………… 5 壹、 婚姻衝突的概念與含意…………………………………… 5 貳、 生活適應的含意…………………………………………… 7 參、 父母衝突對兒童生活適應的影響………………………… 9 肆、 父母衝突對兒童影響的機制………………………………11 一、 模仿…………………………………………………………11 二、 認知情境脈絡架構…………………………………………12 三、 親子間的依附關係…………………………………………15 第二節 兒童的社會支持與自我效能與其生活適應之關係……22 壹、 社會支持與兒童生活適應之關係…………………………22 一、 社會支持概念的起源與定義………………………………22 二、 社會支持的來源與分類……………………………………25 三、 社會支持的測量……………………………………………27 四、 社會支持的壓力調節假說…………………………………28 五、 社會支持的相關研究………………………………………31 貳、 自我效能與兒童生活適應之關係…………………………34 一、 自我效能理論緣起…………………………………………34 二、 自我效能的意義……………………………………………36 三、 自我效能的來源……………………………………………38 四、 自我效能的測量……………………………………………39 五、 自我效能的相關研究………………………………………40 第三章 研究方法…………………………………………………43 第一節 研究假設與架構…………………………………………43 第二節 研究對象…………………………………………………44 第三節 測量工具…………………………………………………45 第四節 資料處理…………………………………………………61 第四章 研究結果………………………………………………63 第一節 受試者之基本資料…………………………………63 第二節 研究變項各向度的描述統計結果……………………64 第三節 研究變項的相關分析…………………………………65 第四節 研究變項的迴歸分析…………………………………68 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76 第一節 結論……………………………………………………76 第二節 討論……………………………………………………77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82 參考文獻…………………………………………………………86 中文部份………………………………………………………86 英文部份………………………………………………………88 附錄………………………………………………………………95 附錄一 預試量表………………………………………………95 附錄二 正試量表…………………………………………… 106 圖目錄 圖 2 -1 認知情境脈絡架構………………………………………………………13 圖 2 -2 社會支持之主要效果模式………………………………………………29 圖 2 -3 社會支持作為壓力調節器的模式………………………………………30 圖 2- 4 社會支持之調節效果模式………………………………………………30 圖 2 -5 三種互動論………………………………………………………………35 圖 5 -1 兒童社會支持在兒童知覺雙親衝突與父親依附間的調節效果………72 表目錄 表 5 -1 樣本次數分配表………………………………………………………63 表 5 -2 研究變項各向度之平均數與標準差…………………………………64 表 5 -3 各研究變項向度間的相關……………………………………………66 表 5 -4 各研究變項間的相關…………………………………………………68 表 5- 5 兒童知覺雙親衝突對親子依附關係的迴歸分析……………………69 表 5 -6 兒童知覺雙親衝突對親子依附關係的逐步迴歸分析………………69 表 5 -7 親子依附關係對兒童生活適應的迴歸分析…………………………70 表 5 -8 父親依附對兒童生活適應的逐步迴歸分析…………………………70 表 5 -9 母親依附對兒童生活適應的逐步迴歸分析…………………………71 表 5 -10 以父親依附為依變項、兒童知覺雙親衝突為自變項、兒童社會支 持為調節變項的階層迴歸分析………………………………………72 表 5 -11 以母親依附為依變項、兒童知覺雙親衝突為自變項、兒童社會支 持為調節變項的階層迴歸分析………………………………………73 表 5 -12 以兒童生活適應為依變項、父親依附為自變項、兒童社會支持為 調節變項的階層迴歸分析……………………………………………73 表 5 -13 以兒童生活適應為依變項、母親依附為自變項、兒童社會支持為 調節變項的階層迴歸分析……………………………………………73 表 5 -14 以父親依附為依變項、兒童知覺雙親衝突為自變項、兒童自我效 能為調節變項的階層迴歸分析………………………………………74 表 5 -15 以母親依附為依變項、兒童知覺雙親衝突為自變項、兒童自我效 能為調節變項的階層迴歸分析………………………………………74 表 5 -16 以兒童生活適應為依變項、父親依附為自變項、兒童自我效能為 調節變項的階層迴歸分析……………………………………………75 表 5 -17 以兒童生活適應為依變項、父親依附為自變項、兒童自我效能為 調節變項的階層迴歸分析……………………………………………75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role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s a media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 an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or not did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fficacy have buffering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ld'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betwee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child adjustment Using 318 5th- and 6th- grade students in elementary school as subjects, researcher adopted six scales- The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Inventory of Father Attachment , Inventory of Mother Attachment , Social Support Scale, Questionnaire of Self-efficacy , and Inventor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djustment- to measure subjects' scores in these variables (child'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parent-child attachment, social support, self-efficacy and child adjustment ).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arent-child attachment would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The buffer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was only show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father-child attachment. Self-efficacy didn't show any buffering effec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interparental conflict had negative impact o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child adjustment . Thus, parents should avoid showing conflict in a destructive way or display the conflict in a constructive way; that is, don't forget to be sensitive to and take care of child's feeling when parents are in conflict. There are no obvious buffering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fficac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ld'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betwee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child adjustment . To learn more on their relationships, further researches are needed.

創新是複雜、昂貴、且高風險的活動，並且存在外部性，研發合作為促使企業從事創新的重要機制。本研究目的在於延伸過去理論性架構與實證研究，建立研發合作—創新—財務績效價值鏈。以下為研究問題： 1.吸收能力、知識外溢、與不確定性是否會影響研發合作的頻率？ 2.研發合作是否可以提高研發投資、研發產出、與財務績效？ 3.不同的研發合作型態如何影響研發合作的決定因素？ 4.不同的研發合作型態如何影響研發合作的績效？ 5.研發合作與財務績效的關係是否會受到研發投資與研發產出的中介影響？ 本研究採用 two-industry, n-firm-per-industry Cournot 競爭模型探討研發合作、研發投資（創新之投入面）、研發產出（創新之產出面—非財務績效）、與財務績效的關係，並以台灣高科技產業為研究對象進行實證分析。對於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研發合作與創新活動，研究結果提供學術界與企業界更完整且廣泛的觀點。 實證結果支持公司擁有較高吸收能力的員工是從事研發合作的決定因素之一。另外，知識外溢的提高，亦將促使高科技公司進行研發合作。而在高度吸收能力與知識外溢下，公司採行一般合作之頻率較其他合作模式高。 另外，實證結果也發現研發合作的確鼓勵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公司進行更多研發的投資，並且持續創造較高的研發產出與財務績效。相對於其他合作型態，一般合作可以創造較高的研發產出與財務績效，因此為較佳的合作模式。而由於市場競爭的本質，使得水平合作公司之研發投資較垂直合作與一般合作少。最後，僅有研發投資並不足以提升公司的績效與維持競爭優勢，研發合作公司的創新能力與研發產出才是獲利力的決定因素。 / Innovation is complex, costly, and risky and incurs externalities. R&D cooperation is thus a proper mechanism to encourage firms to innovate. The purposes of this dissertation are to extend the prior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studies to establish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R&D cooperation—innovation—financial performance chain.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re as follows: 1.Do absorptive capacity,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uncertainty affect the intensity of R&D cooperation? 2.Does R&D cooperation result in higher R&D investments, R&D outputs,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3.How do different R&D cooperation types influence the determinants of R&D cooperation? 4.How do different R&D cooperation types influence the performance of R&D cooperation? 5.Is the effect of R&D cooperation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mediated by R&D investments and R&D outputs? In this dissertation I apply the two-industry, n-firm-per-industry Cournot competition models to theoretically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D cooperation, R&D investments (input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R&D outputs (output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non-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I then use Taiwan’s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as a research sample and empirically test my research hypotheses. The results provide academia and practitioners with a more comprehensive view of R&D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activity among Taiwan’s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pport the argument that absorptive capacit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requency of R&D cooperation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In addition, an increase in knowledge spillovers also tends to increase intensity to collaborate in R&D. Under high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knowledge spillover, generalized R&D cooperation is preferred to other cooperative models. The empirical results also show that R&D cooperation does encourage Taiwan’s high-technology firms to invest more resources in R&D, and leads to higher R&D outputs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under the characteristic of high knowledge spillovers. Relative to other cooperation types, generalized cooperation leads to higher R&D outputs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is a superior cooperative model. Due to the nature of market competition, horizontal cooperative firms are not willing to invest too much in R&D relative to vertical cooperation and generalized cooperation. Finally, simply investing in R&D alone is not enough to achieve breakthrough performance and sustain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ability to innovate and generate R&D outputs determines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cooperative com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