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中國大陸鄉鎮出現了一些狀況，如鄉鎮負債嚴重、幹部貪污腐敗、幹部群眾之間的緊張關係等，因此鄉鎮長的直接選舉改革是否真能解決中國大陸鄉鎮當前的問題呢？是否能因為村民委員會直選的成功逐漸推導出鄉鎮長直選也會成功呢？鄉鎮長直接選舉在中國大陸是否可行呢？基層直接選舉是否能擴大至全國鄉、鎮一級呢？這些的確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大問題，也是引起筆者研究興趣之所在。

本論文研究目的是要闡明毛澤東與中共黨內所謂「國際派」之間鬥爭的真相。 其大概內容如下：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目的與方法 第二節 研究範圍 第二章 國際派之形成與發展 第一節 當時的時代背景 第二節 國際派之形成 第三節 國際派之發展 第三章 國際派之掌權 第一節 國際派路線的重點 第二節 六屆四中全會 第三節 國際派之當權 第四章 國際派與毛澤東之路線衝突 第一節 肅反工作 第二節 圭地改革 第三節 軍事戰略 第四節 路線鬥爭 第五章 國際派之分裂與沒落 第一節 遵義會議 第二節 抗日統一戰線 第三節 延安文藝整風 第四節 國際派之沒落 第六章 結論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陝北延安召開，至同年六月十日閉幕。會期共五十天。 中共黨代表大會的召開，往往是配合時代背景的不同，對於過去政策的推行加以檢討；並根據其黨的發展生存情況而制定出未來政策和方向。因此，每次全會的召開，皆有其特殊的意義與目的。 中共自一九二一年組黨以來，黨的組織情況有很大的變化。對外而言，它有時處於地下黨的地位，因此一切組織活動都在秘密情勢中發展，有時又處於公開和半公開的地位，因此而有特別的政治號召，並且藉嚴格的黨內組織以控制其活動；它有時又與友黨處於「合作」的狀態，以便於伺機發展自己的力量。對內而言，它經常處於路線鬥爭、權力斗爭之中；而個人權力在黨內的消長、派系的形成與瓦解，更經常是在變化中。中共對內、對外的如許變化情勢，往往藉不同的途徑和方式，反應在歷屆的黨全國代表大會中。 中共自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以後，經過了十七年之久，才得召開「七大」。分析這十七年間，中共黨內、外的變化，能夠幫助我們瞭解「七全大會」召開的背景。 對外而言，「六大」之後，國共兩黨在政治、軍事上有很激烈的斗爭。國民政府軍於民國十九年冬起，對「江西蘇維埃區」進行了五次大規模的軍事圍剿，至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方得媵利。接著中共長途流竄到達陝北，因著「西安事變」而得喘延。然後，再進一步藉日本軍閥發動侵華戰爭的機會，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為策略乘機發展、坐大。 在中共黨內，十七年來經過了「蘇維埃運動」實驗的失敗；「李立三路線」、「瞿秋白調和主義」的垮台。「國際派的興起和沒落，張國燾的分裂和失敗；總括這一段期間中共黨史的滄桑變化而言，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在黨內斗爭中得到勝利。毛澤東從一九三五年在「遵義會議」翻身後，便逐步的在黨內建立自己的勢力；排擠張國燾，分化、打擊國際派，十年間發表了大量的文字，以確立起所謂「毛澤東思想」。然後，藉「整風運動」肅清了黨內的異已分子，透過「學習」的途徑，修改了過去的黨史。而以政治統御文化，用個人代替黨史。 一九四五年的延安「七大」，總的反應出上述的各種特性。因此，可以如此認讓，中共「七全大會」召開的目的，在對外的意義上，是要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發展的黨、軍力量做為資本，借「聯合政府」的方式為號召，以竊奪政權。在對內的意義上，是企圖透過「個人崇拜」確立毛澤東的獨裁領導。 本論文撰寫目的，就是以時間為經，以事實為緯，對中共黨的七全大會的召開，做出客觀而合理的分析批評。 本論文的撰述完成，承蒙師長和朋友的幫助甚多。我謹在此深深感謝郭師華倫的殷殷指導。使筆者在學術研究的練習寫作上能夠多所獲益。

中國共產黨是亞洲共黨的褓姆，不論東南亞的馬共、棉共、緬共、寮共或越共，或者是東北亞的韓共和日共，都直接間接以中共為馬首是瞻，接受他們的物質援助和思想領導，有的甚至完全聽命於中共。因此，中共實可稱為亞洲之禍首。 以韓國為例，自從一九四五年光復以來，即無時無刻不在北韓直接威脅的陰影籠罩之下，一九五○年韓國的大部分且曾淪陷在北韓共黨手中，當時大批中共軍隊湧入韓國參戰，幾手引發另一次世界大戰。到今韓戰的慘痛經驗，仍然銘刻在韓國人民心底‘。 雖然韓國的反共立場很堅定，但因客觀因素及其他環境影響，在韓國研究共產主義或者研究中國共產黨，就像用一雙眼睛看東西一樣，難免發生「視差」的現象，不易把握事物的真象。所以三年前，當韓國「京鄉新聞」派本人到中華民國當特派記者時，本人即趁此難得機會，請求吳主任準予進入東亞所鑽研中國共產黨問題。 本人在選擇論文題目時甚感苦惱。一方面是中共的各種問題廣闊複雜，不知如何決定。一方面，以外國人對中國語文的知識能力，閱讀檔案資料相當吃力。經過師友間不斷指點鼓勵，最後才選定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九大」）」作為論文主題。 一九六九年四月在北平舉行的「九大」就中共內部斗爭而言，它收拾了文化大革命的一筆爛帳，而為軍權坐大及林彪垮臺的起始；就對外關係而論，中共放棄明目張瞻與全世界為敵的暴力面目，改以「兩手策略」和「笑臉攻勢」來迷惑世人視聽。接著邀請尼克森訪問大陸，以談判代替對抗之聲大行其道，使民主國家的陣容 大亂，國際秩序整個改觀。由於「九大」具有這種「分水□」作用，本人乃決定對它作深入探討。 關於「九大」的資料和文件，極為散漫。本人在收集論文資料期間，曾花了不少時間，分別訪問國內數個研究中共的機關，在三年中，遍閱有關資料和書籍。由於語言文字方面的隔閡，不論閱讀或寫作均感事倍功半。但是，從這種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本人獲益匪淺。 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簡介中共「九大」以前的歷屆黨大會的會議經過；第二章探討「九大」召開的背景，其內容是從「三面紅旗」經中蘇共交惡到「文化大革命」的期間中，中共黨內權力斗爭與路線斗爭的經過以及文革時期紅衛兵的武斗與林彪一系共軍權力之膨脹為主；第三章敘述「九大」的籌備及其召開，著重於八屆十二中全會到「九大」期間，中共黨內各派系之間的暗斗與協調；第四章研究「九大」之政治路線，從其發表的「公報」中研討其對內與對外之政治路線的變化；第五章研究「九大」之組織路線，從其「憲法」之修改，及其黨政軍各機構之人事安排，看中共「政權」之不穩定性及斗爭性；第六章是「九大」之人事分析，從「九大」的人物來分析其各派系權力之消長，最後求得一簡單結論。 寫作本文最後一段時期，正值中南半島情勢惡化，高棉、越南相斷崩陷，寮國聯合政府瓦解，東南亞公約國家急求調整他們對中共的外交政策，而東北亞的朝鮮半島，亦突現緊張情勢。這一連串反應，莫不導源於尼克森對中共的「和解」與「談判」政策，使自由世界的陣腳大亂。而「尼克森主義」則是中共「笑臉外交」最豐碩的「戰利品」。由此更可見「九大」對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的重要性。 本文承徐師晴嵐悉心指導，至為感激。郭師華倫、曹師伯一、朱師文琳的指點啟示，以及郝致誠先生的熱心教導，令人難忘。林乾義及徐新生兩位同學的大力幫忙，使本文得以順利完成，友情可感。其他師友之間的愛護和關懷，使本人在中華民國三年期間，充滿溫暖和愉快的回憶，實無法一一致其謝意。 本人學疏才淺，有關「九大」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自認無法窺其全貌，文中錯訛掛漏之處必多，而文之艱□不暢，更是難免，尚祈各位師長先進不吝指正。

中國共產黨並不是從中國社會中自己發生出來的政治團體，它是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所建立者。其中，以河北為中心的北方地區，由於接近蘇聯，並且是令蘇聯不安之親日派張作霖與日本帝國主義所虎視眈眈的地區，故共產國際在早期河北與北方地區共產革命運動中的介入更為明顯。當然，這並不是說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運動完全是由外力所推動者。眾所週知，中共是由一群熱衷下層群眾運動，並希圖藉由下層的群眾力量來改造中國社會的熱血青年所組成。尤有甚者，在早期共黨的組織中，同儕、同鄉與師生等傳統的「特殊聯繫」往往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但是，僅僅依賴群眾的力量來改造中國，未免不切實際；而特殊聯繫固然相當重要，但也有其侷限。因此，中共如欲有所作為並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他們就不得不依賴上層的政治、軍事力量的援助。事實也是如此，透過老一輩革命者李大釗等私人關係的聯繫，加上共產國際的推波助瀾，中共得以在吳佩孚、國民黨與馮玉祥的國民軍等政治招牌的掩護下，推動北方地區的群眾運動，並擴展自身的力量。然而，寄人籬下終究不能不看人臉色搞革命，而且，由於過份強調上層政治、軍事力量的作用，早期中共河北黨也因此忽略了下層基礎的建設，以致在國共分裂以後，河北乃至於整個北方地區的革命運動幾近於崩潰瓦解。這是本文第一章所欲探討的主題。 在國共分裂以後，中共中央鑒於過去革命運動缺乏群眾基礎而致慘敗的經驗，命令黨員到下層群眾中去發動由下而上的革命（平民式革命路線），並號召黨內進行民主改革，鼓動下層黨員批判上層領導，提拔工農群眾起來擔任黨的領導，以打破過去陳獨秀時期家長獨裁式的領導。但是，許多黨員已經習慣於職業革命家的生活，即使下層群眾出身者，也因為脫離社會已久，難以重回社會從事工作。再者，大多數的共產黨員，儘管在口頭上不斷強調群眾運動，但他們本身卻往往更依賴上層的政治、軍事力量去搞革命。因此，中共中央所提出的民主改革與平民式革命路線，不僅未能達到其原定目標，反而在河北黨中引起了一連串的黨內衝突，此即1927-1928年間順直省委事件所以爆發的主要原因。 再者，即使中共黨員真的深入下層運動群眾，但他們也終將發現，群眾本身再窮困，也不相信能夠單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善生活環境，而更希望藉由政府當局的力量去解決自身的問題。因此，在北伐軍來到以後，在河北省與整個北方地區中，不少的群眾團體便在國民黨左翼派系的領導下發動運動，其中國民黨左翼派系或許是為了擴展自身勢力才與群眾結合，但群眾本身也希望藉由該派系之助來爭取自身的利益，而中共地方黨員本身既不反對這些和平與合法的群眾運動，甚至還親自參與之。當時中共上層對於這種合法、和平傾向固然不贊同，但也無可奈何，蓋沒有上層政治、軍事力量之助，共產黨幾乎無能為力。甚至在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我們發現，中共中央本身儘管在口頭上仍相當強調群眾路線，但他們卻在暗地裡由不屬地方黨部系統的軍委特務系統推動上層統戰。不過，在1929年下半年後，由於「左」的立三路線之推動，上層統戰路線再度被宣告為非法，許多黨員也被迫離開國民黨機關到下層社會中發動暴動。可是，這些地方黨員在發動暴動時，同樣也是依賴上層政治、軍事力量而不是群眾的力量去推動，這就使得此一時期的農村暴動大多成了「單純的軍事行動」。在第二章順直省委領導時期的河北革命中，我們將對以上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當代大陸官方學者也承認，由上而下的政治、軍事力量與黨的領導，以及由下而上的群眾力量，對於共產革命的推動來說，兩者缺一不可，尤其在河北省般的「白區」中，上層統戰的工作尤其重要。因此，他們批判抗戰前由瞿秋白、李立三與一九三○年代以後的王明等人所推動的「左」傾路線完全否認上層統戰的必要性，而一味的要求下層群眾暴動，以致河北等白區黨遭到嚴重的破壞。然而，事實上，這些左的中央領導即使強調群眾路線，下層黨員並沒有按照上層的指示去從事活動，蓋他們皆相當依賴上層政治、軍事力量去搞革命，如1932年的高蠡暴動便是個例子。再者，中共中央儘管在「表面上」高唱群眾路線，但他們卻也從未放棄上層統戰路線。在一九三○年代中共於北方地區所從事的軍事運動中，即存在著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一個是由地方黨部系統代表的下層士兵路線（當時稱紅蘿蔔主義），另一個便是由隸屬中央特務系統的中共華北特委所代表的上層軍官統戰路線（當時稱西瓜政策），而1933年察哈爾事件的爆發，本身便是西瓜政策的產物，這就證明了抗戰前中共中央無論再如何「左」，也從未放棄上層統戰。而且，如河北黨般白區黨的失敗，與其歸咎於中共中央過份重視下層群眾路線，毋寧說是由於中共北方黨根本就不重視群眾運動並缺乏廣泛群眾基礎的緣故。以上命題將在第三章中進行論述。 但是，要如何才能獲得群眾的支持呢？我們都知道，在民國的華北農村社會中，普遍存在著如紅槍會般「自發性」的群眾自衛武裝團體；學者們也都承認，「現代」的共產革命與這些「傳統」的自發性群眾運動本質上並不相同， 因為共產革命是長期的、廣泛的及進攻性的運動，自發性群眾運動則是短暫的地方性自衛運動。 可是，前面談到的Ralph Thaxton卻說，在當時冀魯豫三省的農村社會中存在著另一種不同的自發性群眾運動，那就是鹽民抗爭。他認為以製販硝鹽為生的農民，由於其所面對的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和現代化的國民黨國家機械，故其鬥爭是長期性的，並不像僅以地方軍閥和土匪為抗爭對象的紅槍會般短暫。而且，Thaxton還說，儘管由於抗戰前中共中央「左」傾路線的緣故，中共並未能廣泛的與此一運動結合，但幸虧某些務實的下層黨員不顧上層左傾路線而積極在鹽民中從事活動，故共黨還是能在該地鹽民間獲得信仰，並為日後冀南抗日根據地打下基礎。可是，在本文第四章中將證明，這些鹽民的苦難並非來自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也不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而是地方軍閥政權，所以鹽民抗爭根本就是與紅槍會一樣，是短暫的地方性自衛運動。再者，共黨上層固然瞧不起這些鹽民抗爭，下層黨員也同樣較依賴上層軍事力量而不是地方鹽民的力量去搞革命。況且，國民黨也不總是和鹽民對立的，在抗戰時期，國民黨地方政權由於長蘆官鹽鹽場被日本所奪佔，他們也同樣鼓勵硝鹽的產銷，並予合法化。而來自外地的八路軍在初來乍到時，不僅不相信當地自發性的群眾抗日團體，甚至予以殲滅、合併，這就不能說中共冀南抗日根據地是建立在地方鹽民抗爭基礎之上的。 事實上，中共在如河北省般的敵後地區所建立的抗日根據地，大多也都是依賴外來八路軍為主力建立的。如本文第五章所探討的冀東抗日根據地就是一個例子。在冀東地區，中共原本便無甚群眾基礎，甚至地方群眾對日本人的信仰還超過對中共的認識。1938年，乘地方上層份子 發動冀東抗日大暴動之際，中共始派遣八路軍進入冀東地區建立根據地。但此一暴動原本便是為響應八路軍之到來才發起的，地方黨員與非黨的上層份子皆是依賴八路軍去搞抗日活動，因此，在八路軍退走後，冀東抗日勢力便立即瓦解。1939年後，中共上層才指示冀東殘存的地方黨員與八路軍「獨立自主」建立根據地，加上日軍的注意力已轉移至南方，中共扶植下的冀東抗日勢力亦逐漸恢復並擴展。可是，當時冀東抗日根據地仍舊缺乏廣泛的下層基礎，他們頂多只能依賴某些有力的地方上層份子去控制地方並籌得糧餉，而這些上層份子固然也有信仰共產黨者，但也有人是以地方和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轉變其政治立場，故相當不穩固。有鑒於此，中共在1940年以後乃逐漸推動帶有階級鬥爭意味的合理負擔等社會改革政策，擬圖搞垮這些上層份子。可是，由於中共主要依賴共黨政權力量去推動這些社會改革運動，加上其手段之殘酷，故不僅引起上層份子的不滿，還造成社會恐慌，加上日軍在1941年後再度掉過頭來對付共產黨的敵後根據地，共產黨與八路軍就在外來的日軍壓迫和內部的眾叛親離下，於1942年被迫逃離至長城外（口外）的熱南地區。 隨後，中共便隨著軍事力量的移轉而遊蕩於口內外地區，他們既不願深入地方下層，也只能把其下層基礎建立在某些上層份子上，此一情形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為止。但是，這種主要依賴上層政治、軍事力量而缺乏下層群眾基礎的情形，實在很不穩固，在隨後國共內戰時期更是危險。因為，共軍的力量原本便不如國軍，而那些與共黨合作的地方上層份子也相當動搖，難保國軍到來後他們不會再豎起青天白日旗歡迎之。有鑒於此，中共早在抗戰後期以來便持續推動清算復仇、減租減息及土改運動，一方面既為搞垮這些不穩的地方上層份子，同時也欲藉由鬥爭來教育、團結下層群眾，使其圍繞在共黨周圍。這些社會改革運動，全是帶有濃厚階級鬥爭性質的運動，不是群眾根據其自身的邏輯由下而上所發動者，而是在共黨由上而下的煽動乃至於強迫下所爆發的。可以說，共產黨並不是藉由推動什麼符合北方地區實際情形之緩和的社會改革政策而獲得群眾的支持，毋寧是藉由不斷的階級鬥爭來改造、教育，並組織群眾，使他們有意無意、自願或被迫的參加了革命，並站在共產黨的一方。這一點我們將在最後一章中進行論述。

文灼非. / 論文 (哲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 1999. / 參考文獻 (leaves 158-175) / 附中英文摘要. / Wen Zhuofei. / Lun wen (zhe xue shuo shi)-- Xianggang Zhong wen da xue, 1999. / Can kao wen xian (leaves 158-175) / Fu Zhong Ying wen zhai yao. / Chapter 第一章 --- 緒論 --- p.1 -26 / Chapter 第二章 --- 中共對香港「飛地」的政策 --- p.27-54 / Chapter 第三章 --- 「飛地」黨派報紙的政治定位與分工 --- p.55 -79 / Chapter 第四章 --- 中共對左派報紙組織與營運的控制 --- p.80-102 / Chapter 第五章 --- 中共與港英在「飛地」的政治衝突 ´ؤ´ؤ「三一事件」與「六七暴動」 --- p.103-126 / Chapter 第六章 --- 左派報人對黨忠誠的悲哀 ´ؤ´ؤ羅孚個案剖析 --- p.127-150 / Chapter 第七章 --- 結論 --- p.151-157 / 參考資料 --- p.158 -174 / 訪問人士名單 --- p.175

從清末以來，在論及所謂「婦女解放」時，其立論基礎，大抵上不脫離男／女、西方／中國、進步／落後這種二元對立的論述模式。在這許許多多的「解放」運動中，「婦女」始終是中國社會必須解決的問題，因而中國女性的思想、行為、身體等，都不再是屬於自己的（或者從來也不曾屬於自己），而是必須被公領域規訓的一環。在拯救中國、解放民族與社會的論述下，「婦女問題」似乎不再只是單純的性別問題，而攸關國家存歿。 中國共產黨創黨之初，就以高喊「婦女解放」著稱。基於對「婦女壓迫」的唯物主義分析、藉由對馬克思主義及恩格斯理論的闡述，加以清末民初以降瀰漫中國社會一股「救亡圖存」、「強國強種」的氛圍影響，中共認為要讓中國確實從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荼毒」中解放出來，「婦女解放」乃是革命事業能否成功的關鍵要素。因此，中共從創黨之初以迄建政後，便不斷藉由國家與社會的力量，進行著性別建構的工作。 性／別與國家間，存在著複雜的關聯，既建構、又解構、既排除、又包容。每個人在這當中，都參與了某種形式的建構，卻也拆解些什麼。清末至1949年，中國女性扮演著相當特殊的角色，她們既是拯救國家與民族的角色，卻也是被認為需要「解放」的一群；她們被國家形塑著該有的樣貌，卻也再生產了國家的模樣。 清朝末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這段期間，中國的人們處在各種異質觀念交雜、相互影響、相互排擠的時空中。生存其中的女性為了所謂民族前途、所謂國家存歿、所謂社會未來、所謂「婦女解放」，她們奮鬥著、掙扎著。這些中國「婦女」如同一種抽象的、「看不見」的名詞，在中國革命歷程中，一再被提起、一再被召喚、一再被遺棄，她們似乎真的「存在」於那個時期的歷史中，卻又顯得樣貌模糊。 關鍵字：中國共產黨、性別、解放、規訓。

中國大陸地區自1970年代末期開始的改革開放迄今，儘管依舊是尚未能改變中國共產黨對於政治權力獨自壟斷的格局，然事實上，由各項改革措施所衍生的效應卻已持續地對中共產生反作用力的影響，並進而推動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轉變的結果產生。本文通過村民自治的角度，與權力危機研究途徑，並參酌由Robert Harmel與Kenneth Janda所共同提出之將外部環境、政黨目標與政黨變革相整合在一起的理論框架，以針對在生產關係的改變與基層民主機制的作用之下，所為中共帶來包括在合法性與代表性等的挑戰，及中共出於為鞏固其首要目標「堅持與維繫黨的領導權力」，而相應做出包括黨內民主的展延、思想主軸的調整，與加強黨的建設等調適性的作為。所以，綜觀中共到目前為止的轉化過程，由於絲毫未見黨有意修正其首要目標的內容，加以外部環境的挑戰不斷，因而造就出中共黨的轉變與調適係一種在經過衝撞與妥協之後，由「不變」促「變」，且變與不變俱存的結果，而變的成分與幅度亦正隨著改革的深入而持續地積累與擴大。

本論文係於政治系統理論，運用政治參與及政治社會化的概念，透過歷史制度研究法 的陳述，分別對中共「共青團」的理論基礎、歷史沿革、組織工作、群眾運動與政治 教育加以探討。同時選擇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間作為時限，因為，這段期間正是 中共推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時期，也是「共青團」組織與活動高度發展時期。 第一章導論闡明論文使用的概念與方法，第二章、三章、四章以歷史制度法說明「共 青團」的理論、歷史與組織，第五章、六章以第一章所取之概念架構，分析群眾運動 、政治教育。而在第七章結論中，將前面數章的分析結果做綜合的結論。從而分析「 共青團」在中共政治系統中的角色地位，探討群眾運動的相關變數，評估政治教育的 功能，進而探索「共青團」未來的動向。

前言 第一章 緒論：研究目的、方法及範圍。 第二章 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與外貿體制改革：蘇、東歐國家在五、六十年代經濟體 制改革的背景和特點及外貿上的變化。 第三章 中共社會主義現代化與經濟體制改革：中共經濟體制改革的背景、演變、問 題、原則等。 第四章 中共外貿體制改革的內容：外貿體制改革的原則、實際（組織、機構、號措 施、做法上變化）及問題點。 第五章 外貿利用和技術引進：利用外資及引進技術上之新變化、經濟特區、合資經 營等新措施的現況。 第六章 體制改革以後，貿易趨勢及商品結構上變化：貿易額、貿易對象國、商品結 構等的變化。 第七章 結論：外貿體制改革實施五年之中的成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