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乃具有「分類詞」的語言，華語人士在溝通時利用分類詞為人物分類，溝通乃人我互動，既是客觀行為，也關涉主觀態度，分類詞的選擇足以顯現華文化的價值觀。華語人物分類詞隨世代推移亦迭有消退與增生反映文化、價值觀的傳統與新變。本論文旨在探討華語人物分類詞的文化意涵，辨明語言表層現象背後的文化深層結構。 本論文的研究議題包括：人物分類詞於固定的形式語意指涉之外，是否有功能意義？如果有功能性意義，華語人士在擇用分類詞指涉人物時社會文化的宰制條件何在？華語人士擇用分類詞指涉人物可表達何種態度、達成哪些溝通目的？世代變遷之下人物分類詞的功能意義是否有變異或變遷？是否有所增長、消退、創用、維持？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有二，一為歷時研究，一為共時研究。歷時研究旨在區辨人物分類詞的種類，說明個別分類詞的意義以及歷代使用情形。共時研究旨在瞭解世代變遷與語言變遷的關連，分辨華人價值觀是否隨時代改變而變動，釐清現代華語人士在指涉人物時擇用分類詞背後的原因，並觀察語言使用情境與分類詞的選擇的關連。歷時研究與共時研究互相對照，以期瞭解分類詞使用的世變，以及分類詞彰顯的華文化價值觀。 歷時研究採文獻蒐集法，利用語料庫檢索上古、中古、近代、現代書面語料之人物分類詞。歷時研究以《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中古漢語標記語料庫》、《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以及素語料庫《古漢語語料庫》為語料來源，耙梳典籍文獻以及歷代辭書，以釐清人物分類詞的詞語來源及指涉意義。歷時研究並探索人物分類詞的種類，以及比較歷史時期與現代時期分類詞的用法、功能之異同增減。歷時研究觀察歷史文獻中顯示人際意義的華語分類詞，分為指涉個體人物的分類詞與指涉群體人物的分類詞，指涉群體人物的分類詞有分為具有社會評價的群體人物分類詞以及顯示社會連結意義的群體分類詞。本研究據余英時（1984）、文崇一（1989）、彭泗清（1993）、傅佩榮（1999）、徐復觀（2003）對華人價值定位的主張，以及楊中芳（1994）、黃光國（1984、1991、1999、2005a、2005b）、危芷芬（2000）對華人的人際關係的看法，以華文化價值觀區分華人評價人物價值的價值維度有六，其中道德維度、知識維度、財富維度以及權勢維度四個維度關涉俗世人物，神聖性則關涉個體之聖俗，集團大我共同性則關乎群體成員之間的聯繫。 共時研究以歷時研究及先導測試（pilot test）為基礎，以探討現代漢語的人物分類詞使用情形。從先導測試得知道德維度、知識維度、財富維度、權勢維度以及神聖性有等級之分，道德及知識維度有正負、高低，財富及權勢維度有多、中、寡及強、中、弱之分，神聖性有高低有無之分，依據維度挑選符合各維度正負、高低、多寡、強弱趨向的人物名詞。本研究亦經由先導測試取捨要測試的人物分類詞，由先導測試發現有些人物分類詞為晚近才成為人物分類詞如「坨」，便納入研究。此外，依據陳志信（1997）、黃光國（1984、1991、1999、2005a、2005b）主張「尊尊」「親親」為文化價值之所在，先導測試從「親親原則」、「尊尊原則」得到畫分人際圈子顯示社會連結的群體分類詞如「門」「派」「宗」等。從先導測試獲取施測的人物分類詞和人物名詞，做為本論文共時研究的設計基礎。 共時研究蒐集當代口語語料，觀察現代使用分類詞的習慣。共時研究探討今日的口語表現，以明語言的變遷，以及語言背後支撐語言表現的華文化價值觀，並對照訪談語料與語料庫現代書面語料，分辨現代分類詞的多元功能。共時研究區分華人評價人物價值的價值維度與歷時研究相同，皆為道德、知識、財富、權勢、神聖性以及集團大我共同性六個價值維度。 共時研究採訪談法蒐集口語語料，以長程深度訪談調取當代華語人士口語語料。訪談對象共36名，受訪者的社會變項依據年齡、教育程度區分。年齡層分為老年（60歲以上）、中年（40—55歲）、青年（18—30歲）三的年齡層，教育程度分為高教育程度（大學及大學以上）、中教育程度（高中）、低教育程度（國中及國中以下）三個教育程度。共時研究訪談問題為檢測受訪者對名詞與分類詞共現的選擇，並瞭解說話者擇取分類詞的理由。訪談問題分為由受訪者主動提供答案的開放式訪談問題（open-ended questions）及由本研究者提供選項讓受訪者選擇的封閉式訪談問題（closed-ended questions），訪談問題利用個體人物名詞檢測分類詞與名詞共現，問題共三部分，每部分之下另分題組。第一部份檢測人物名詞與個體人物分類詞之共現，第二部分檢測人物名詞與具有社會評價之人物分類詞之共現，第三部分檢測名詞與顯示社會連結的分類詞之共現。 研究結果經量化統計及質性分析，證實本研究的假設（一）人物分類詞除了固定形式語意之外，的確有功能意義。（二）由於功能意義浮動，人物分類詞與名詞之間未必是固定共現關係。（三）人物分類詞的功能意義受華文化的「親親原則」與「尊尊原則」宰制。（四）華人利用分類詞指涉人物以滿足文化功能、社會功能及語用功能。（五）分類詞的功能意義的確隨世代變遷而有所增減、創用、維持。本研究並發現，雖然分類詞與名詞的共現有其規則，但是說話者於溝通時未必遵循分類詞與名詞的共現規則。說話者違反分類詞與名詞搭配常例，以傳達讚揚、貶抑、嘲諷、玩笑、友善、不友善等溝通目的。 最後本論文藉歷時研究及共時研究瞭解語言的使用功能反映溝通的情境特色，華語指涉人物的分類詞區分個體與群體之尊卑、親疏，其背後深層結構乃是華文化崇尚人際協合（solidarity）的「親親」原則，以及明辨社會位階（power）的「尊尊」原則兩大禮制精神。華語分類詞隨世代推移而有更迭，詞語的文言化、新興詞的出現、方言逆向入注等現象證明語言與時俱變。分類詞的增生、消退、維持、創用反映華人社會真實狀況，印證語言為滿足社會的需求而不斷變化。

本論文以明清才子佳人小說「好逑傳」一書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主題情節、人物性格及創作技巧等相關內容。經本論文的析論，其能對「好逑傳」在總體明清才子佳人小說中作一評價并試著為其尋找出合適之定位。 全文凡六章。 第一章緒言，述本文撰述本論文的研究動機、研究方法、研究範圍及「好逑傳」的作者、版本、譯本及其背景研究。 第二章為「好逑傳」的情節分析，本章介紹結構的一般定義及「好逑傳」十八回的情節。 第三章為「好逑傳」的主題意識，本章探討「好逑傳」的主題及其作者要表達的實事求是觀念，倫理的觀念（忠、俠義、名教）等主題思想，并陳述作者主題思想的優、缺點。 第四章為「好逑傳」的人物塑造。第一節陳述「好逑傳」的正面人物，如鐵公子、水冰心。第二節陳述「好逑傳」的反面人物，如水運、過公子。分析上述人物在作品中所擔當的角色性格與生命氣質。 第五章為「好逑傳」的寫作技巧。第一節分析「好逑傳」所用的口語、成語、歇后語、諺語及其非情節因素詩詞等韻語。第二節主要探究「好逑傳」中「伏筆」手法運用。第三節主要考察「好逑傳」中「對比」等寫作技巧之表現。 第六章為結論，探討「好逑傳」寫作表現之缺點及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

有關我國中央政制的類型問題, 多年來論者討論不絕。最近, 因憲政結構問題而引起 的政治變局, 更使前述討論至為熱烈。本文系從憲法上行政、立法兩部門的關系及行 憲多年的經驗累積, 自靜態、動態兩方面加以敘述、分析, 以獲致我國中央政制性質 或傾向的結論, 俾供識者的參考。 依薄薛鳳教授之觀點, 具體政治之研究, 可從它的構成要素: 政治現象、政治制度、 政治觀念、政治勢力、政治人物等之交互作用, 得到更進一步的認識。而時賢與學者 對我國中央政治體制所作的研究, 最普遍的對象與方式, 多集中於憲法或臨時條款的 靜態法制分析, 實在缺乏從政治學之觀點, 對政治現象作實然與動態的研究說明。本 文即構成具體政治的五項因素著眼, 對我國中央政治體制中行政與立法部門關系的特 質, 作動態與實然的研究, 藉此釐清對我國中央政治體制類型所產生的糾葛與爭議。 在導論部分, 本文首先回顧自清末以來, 立憲建制的事實與歷程所引起的各種爭議, 從不同階段所呈現的政治現象中, 歸納其發生影響作用的基本因素。其次, 說明本論 文之研究動機, 方法與限制。 第二章, 從一般民主國家立法行政兩部門間的關系, 或為二者在相同人物控制下, 團 結以求得和諧合作之內閣制; 或為二者彼此相互獨立, 復相互制衡之總統制; 以及若 干國家兼具兩種色彩之混合制, 了解其政府組織規定與實際運用經驗, 作為觀察我國 中央政治體制之基礎。 第三章, 主要在於闡述我國憲法上行政立法兩部門間之關系特質, 分從孫中山先生五 權憲法、權能區分之構想, 現行憲法之原始規定, 以及臨時條款之增訂發展情形等三 方面予以說明。 第四章, 從政治五因素及影響憲法變遷與憲政成長之主要變項, 分從政治文化、政治 人物、政黨制度, 增額立委選舉結果等方面, 說明我國實際政治運作對中央政治體制 所產生的影響作用。 第五章, 結論。

三國人物經過多年的傳說，難免為後人踵事增華，以訛傳訛而混淆了他們在歷史中真 正扮演的角色。 漢末三國人禾最盛，尤以曹操、劉備、孫權能嶄露頭角。本論文為揭開三國之主的真 相，以正史三國志及裴注為依據，各按年代，細分節目，逐一剖析三者的出身背景、 人格形成及創業過程，試從三者者的一生動靜語默間，較客觀的掌握他們的形相。正 文由導論開始，以下分四章，第一章曹操的形相，共分兩節，先討論史家筆下的曹操 ，再由問題的澄清進而分析曹操的內心世界，包括曹操的笑、哭、令及文學。第二章 劉備的形相。共分兩節，先討論史家筆下的劉備，進而強調劉備情深義重的人格及時 勢造英雄的機運。第三章孫權的形相。共分兩節，先討論史家筆下的孫權，再敘述孫 權承父兄遺蔭的貴冑習性及平凡中見情的美德。第四章結論，分三節，先從思想上比 較，再由才德上比較三者的異同，最後為結語。

本文研究題目為「台灣民選地方領導人物變動之分析」。然因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地 方領導人物範圍頗廣，因此，本論文限以光復後本省地方上最被重視與具影響作用的 縣市長及省議員為主要研究的對象。有時候為說明和比較其與基層領導人物之異同， 間亦有引用鄉鎮長及縣市議員之資料，以資參考或佐證，於此特先予說明。 本論文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第一大部份為本文，第二大部份則是有史料性質旳附錄三 篇。 本文部份都十八萬言，共九章。衣論文性質可分為四部份：第一部份為第一章的導論 及第二章的台灣政治社會環境與演變。前章主要介紹本文的研究主旨、理論其方法； 對資料來源與運用作概略的交代，為研究清晰起見，也予以分類與分期，以增加觀察 的方便，為增強解釋和說明的份量，也設計了若干組問卷，探測地方領導人物的意見 。第二章主要是對台灣之歷史演變及社會環境概略性的敘述，俾便作為下文前導性之 介紹及引為說明之用。 第二部份計為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等共三章，第三章主要是從歷屆縣市長及省議 員的社會成份─性別、年齡、黨籍、籍貫、學歷、經歷等，依屆次觀其變化的趨向， 並分階段說明變化的現象和分析其理由。 第四章討論領導人物社會地位與變動，分析同一代間之垂直變動（又稱流動mobility ），依流動研究法，採用兩種研究途徑。 第五章是領導人物的類型與變動的分析。 第三部份探討影響領導人物變動的因素，也分為三章，即第六章、第七章及第八章； 第六章探討影響領導人物變動的個人從政行為的因素和法令變動對領導人物變動的影 響，因為從政行為的強弱與動機屬性的差別，會影響不同屬性的領導人物升降，法令 變化的影響，則對整批層次的影響且最有拘束力，其影響效果也最易見。第七章研究 執政的國民黨提名方式的變動及其對地方領導人物變動的影響，其次是研究執政黨地 方黨部與派系消長作用之間的關係。其間的關係，概可分為放任的，現實主義的、及 理想主義三種提名原則的變動關係。第八章則是影響領導人物社會因素的探討，筆者 從社會年齡組合的改變，教育質量的發展，及經濟發展，社會變遷等角度加以綜合的 檢討與分析。 第四部份是結論，第一節對整個論文作一綜合而扼要的總述，第二節基於客觀事實的 演變，是筆者提出建設民主中國的展望的一個看法。 /

本文研究題目為「台灣民選地方領導人物變動之分析」。然因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地 方領導人物範圍頗廣，因此，本論文限以光復後本省地方上最被重視與具影響作用的 縣市長及省議員為主要研究的對象。有時候為說明和比較其與基層領導人物之異同， 間亦有引用鄉鎮長及縣市議員之資料，以資參考或佐證，於此特先予說明。 本論文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第一大部份為本文，第二大部份則是有史料性質旳附錄三 篇。 本文部份都十八萬言，共九章。衣論文性質可分為四部份：第一部份為第一章的導論 及第二章的台灣政治社會環境與演變。前章主要介紹本文的研究主旨、理論其方法； 對資料來源與運用作概略的交代，為研究清晰起見，也予以分類與分期，以增加觀察 的方便，為增強解釋和說明的份量，也設計了若干組問卷，探測地方領導人物的意見 。第二章主要是對台灣之歷史演變及社會環境概略性的敘述，俾便作為下文前導性之 介紹及引為說明之用。 第二部份計為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等共三章，第三章主要是從歷屆縣市長及省議 員的社會成份─性別、年齡、黨籍、籍貫、學歷、經歷等，依屆次觀其變化的趨向， 並分階段說明變化的現象和分析其理由。 第四章討論領導人物社會地位與變動，分析同一代間之垂直變動（又稱流動mobility ），依流動研究法，採用兩種研究途徑。 第五章是領導人物的類型與變動的分析。 第三部份探討影響領導人物變動的因素，也分為三章，即第六章、第七章及第八章； 第六章探討影響領導人物變動的個人從政行為的因素和法令變動對領導人物變動的影 響，因為從政行為的強弱與動機屬性的差別，會影響不同屬性的領導人物升降，法令 變化的影響，則對整批層次的影響且最有拘束力，其影響效果也最易見。第七章研究 執政的國民黨提名方式的變動及其對地方領導人物變動的影響，其次是研究執政黨地 方黨部與派系消長作用之間的關係。其間的關係，概可分為放任的，現實主義的、及 理想主義三種提名原則的變動關係。第八章則是影響領導人物社會因素的探討，筆者 從社會年齡組合的改變，教育質量的發展，及經濟發展，社會變遷等角度加以綜合的 檢討與分析。 第四部份是結論，第一節對整個論文作一綜合而扼要的總述，第二節基於客觀事實的 演變，是筆者提出建設民主中國的展望的一個看法。

《水滸傳》的創作從南宋初年至明代中葉，這四百多年來流傳的水滸故事，經過說書人的講演鋪陳、文人的潤飾增色，逐漸成熟完整，匯聚成一部精彩絕倫的通俗小說。小說設計了一百零八位英雄，這些好漢被賦予了不同出身、獨特相貌，以及各式穿著，繪製出一幅多彩多姿的水滸圖卷。《水滸傳》在人物登場時，往往以一套贊賦介紹人物從頭到腳的衣著，為讀者在腦海中畫出一個具體而鮮明的形象。由於「服飾」是一個人的「社會肌膚」，透過「服飾」我們可得知其身分地位、審美觀念、性格投射與所處的社會風尚，甚至能反映群體文化。《水滸傳》服飾琳瑯滿目，筆者透過文本的分析，將一百零八好漢的衣著，分為首服、上衣、下裳與足服、腰佩四類，逐一考掘形制內容、演化，宋、元、明三代服制與人物的穿用取向。其次探討服飾的質料與顏色，將質料分為棉麻、絲織、毛皮、金屬四類，研究服飾表現的物質文化；服色則採紅、青、白、黑、黃五色分述，闡發《水滸傳》服飾的穿搭美學。把人物服飾對應《水滸傳》的創作背景，瞭解小說反映出來宋、元、明三代紡織工藝的發達，帶動商品經濟活絡，形成豐富多樣的衣飾時尚以及崇奢僭禮的風氣。最後將服飾與人物形象結合探討，論述小說如何運用服飾勾勒《水滸傳》臉譜，研究服飾對人物外在的身分界定，與文本內在的書寫意涵。本論文從服飾的角度審視《水滸傳》，從中歸納出服飾是人物刻劃的途徑，是小說渲染情節的方法，也是社會風俗的具體反映，更是梁山好漢犯禁思想的表現，總結出《水滸傳》是通俗小說服飾書寫的轉型階段。 / The creation of The Water Margin went through a roughly 400-year span, starti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Southern Song to the mid-Ming Dynasty. Stories of The Water Margin, performed, polished, refined and compiled by storytellers and poets, were made into one epic popular fiction, within which 108 outlaws, endowed with distinct backgrounds, appearances, and dress, made an animated landscape of Water Margin. The Water Margin introduces most of its characters’ complete outfits through a set of words of praise on their debuts, thereby portraying solid, bright images in its readers’ mind. Dress are socialized skin from which we tell one’s social status, aesthetics, projected nature, contemporary trends, and even collective culture from those of others’. The Water Margin presents 108 outlaws in a wide array of clothing which, in my textual analyses, was categorized into caps, garments, skirts and footwear, and waist ornaments. I explore the contents of their designs and transformations over time, and how people in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designed and decided their dress in terms of wearing and functioning. Next, I’d discuss the textile—categorized into cotton and gunny, silk, hide and leather, and metal, in order to study the material culture embedded in dress—along with colors—red, cyan, white, black, and yellow included, so as to elaborate on the aesthetics of dressing. Comparing dress with the social context of The Water Margin’s creation gives insight to the highly-developed textile crafting in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y, a crafting which promoted a booming commodity economy and thereby formed a miscellaneous dressing fashion and a luxury-worshiping, etiquette-violating atmosphere. Combining dress with the characters, I reason how each figure was shaped with what he or she wore, and study how one’s dressing defined his/her extrinsic identity and the textual implications inherited in the fiction. This thesis aims at scrutinizing The Water Margin through dress, concluding that dressing is a path to characters’ depictions, a manner with which the plot was embellished, a concrete reflection on social customs, as well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108 outlaws’ thinking of breaking prohibitions. The Water Margin, therefore, was at the stage of dressing depiction’s transformation in popular fictions.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Chinese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教育学) / 甲第24358号 / 教博第288号 / 新制||教||217(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教育学環専攻 / (主査)教授 楠見 孝, 教授 齊藤 智, 准教授 高橋 雄介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ducation)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研究以「社會物質政治性」觀點主張Facebook的人際監控是由人／物共構而產生的政治性現象。Facebook所打造的物質展現，因無法避免地鑲嵌了「連結」意圖，以及由「人」集體構成的「分享」規範，在人與物的互動交引纏繞之下，而意外構成了人際監控。 本研究透過綜合式研究方法，包括田野觀察、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以及自我經驗書寫與分析，檢視Facebook使用者與Facebook之物質展現的互動關係如何構成監控與抵抗發現，人與物所產出的「網絡」及「個人脈絡」不但讓人們所設下的各種界線被無限擴張而構成了「無限擴張的網絡」、甚至因為「網絡」當中未曾消弭的各種權力關係，以及揭露人們所思所處所做的「個人脈絡」構成了「個人脈絡之曝露」，而成為了助長人際監控最重要的元素。 因此人們針對「網絡」的抵抗進行了「多重舞台隱藏設定」，以及針對「個人脈絡」進行了「展演式公開演出」抵抗。由於在強調互動與分享的Facebook當中，人與人之間形成的「監控」已不再扮演以往的霸權角色，而是形成了溢散的一種可被意識的力量之時，人們的「抵抗」亦脫離規避強權之目的性，並成為「抵抗者」為了保持自身的可視性以創造與維持社會關係，而策略性地透過Scott（1990）提出的「公開文本」進行「展演式公開演出」，以及透過「隱藏文本」進行「多重舞台隱藏設定」規避式抵抗。因此，人們在社群媒體的「抵抗」為一種挪用「公開／隱藏文本」不斷進行切換與游移的抵抗演出，進行部分的掩蓋、部分的揭露來達到人們預期目的，藉以尋求不那樣地被牽制的可能性。 透過「社會物質政治性」這樣的視野，本研究並非如以往具有科技決定色彩主張「物」牽制了人，也並未擁抱社會建構觀點，而是試圖提出由「人／物共構」的互動關係之下，因為意想不到的政治性例如物質的展現與特性、還有人們的互動實踐，皆可以扮演構成監控與抵抗的角色。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materialitics” this study argued that Facebook interpersonal surveillance was the political result of co-construction of human and material. Connectivity intention that hide beneath the material presentation of Facebook as well as the collective sharing normativity, entangled through the interactivities between human and material have resulted the unintentional construction of interpersonal surveillance. By using field observation, in-depth interview and analysis of self-experience, this study is able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material to find out how surveillance and resistance are co-constructed in Facebook. Network(ed) and personal context are found to have damage various boundaries of users which caused them to face “unlimited network expansion”, and because of the “underlying still-existence of power relations” in the network(ed), as well as “personal context” that caused “exposure of context”, are believed to have augmented surveillance in Facebook. People resist to network(ed) with “hidden setting of multi-stages”, and resist to exposure of personal context with “official performance”. However, as resistance was no longer the direct opposition to the oppression of dominant power in Facebook, hence “resistors” maintain their visibility and social relations strategically through the performance of “official transcript” and hiding themselves from surveillance through the “hidden transcript” in order to avoid unwanted results simultaneously (Scott, 1990). Therefore resistance in social media has transformed into “official/hidden transcripts” in which people switching their “official/hidden transcripts” constantly, continuously and strategically in order to partially performance and partially hiding themselves. As Facebook is a place that people voluntarily disclosed themselves, and hence interpersonal surveillance is seen as a conscious force in diffusion form, and people’s resistance is a self-reflexive strategic actions in liquidity form. People appropriated resistance to achieve intentional goals in order to explore possibilities of less containment derived from the co-construction of surveillance in social media.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materialitics”, this study is able to escape from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onism, in order to embrace the idea of co-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