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數位相機代工業出貨量穩居世界第一， 2011年渴望突破五成，毛利率維持10%以上，堪稱台灣代工業的典範，除了具備一向擅長的低廉製造成本優勢，數位相機沒有共同平台與主流設計可以依循，如何兼具「低成本」、「創新」與「速度」，並掌握市場終端消費者的需求，成為核心競爭力，這對於一向習慣於大量複製的台灣電子代工業而言，是很大的挑戰。 本研究的宗旨在於探討台灣數位相機代工業的供應商涉入新產品開發模式，以廠商內部因素與供應商條件考量兩個構面，透過個案研究的方式，深入訪談個案公司的研發高階經理人，探討影響數位相機廠商的供應商涉入產品開發的因素，研究對象是台灣數位相機代工業中的經營卓越的兩家上市公司，不論在公司規模、市佔率與產品開發成熟度上都具備代表性，透過個案訪談與個人參與觀察，輔以次級資料蒐集與相關文獻的學理驗證結果，提出以下的研究發現與建議，期望能提供其他台灣電子產業與後續研究參考與建議。 1. 經營卓越的台灣數位相機代工廠商會透過產業鏈上游垂直整合的方式，與關鍵元件供應商建立密切的合夥關係並視為企業的延伸，共同解決問題，以降低交易成本，穩定供貨，掌握品質。 2. 台灣數位相機代工廠商非常重視關鍵零組件供應商的研發能耐與其技術規劃是否符合品牌客戶的需求以及市場趨勢，是產品生命週期短的消費性電子代工業能夠建立兼具「創新」與「速度」兩種核心能耐的關鍵。 3. 台灣數位相機的產業鏈互賴結構密切，代工廠商與供應商合夥程度高，對代工廠商短期生產力的提升與長期策略優勢有相當大的幫助。 關鍵詞：數位相機代工，供應商涉入，新產品開發，垂直整合 / Taiwan digital camera shipment has been ranking worldwide first these years. Acoording to authoritative research, Taiwan is forecasted to take more than 50% of worldwide digital camera production market share in 2011.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digital camera and computer for OEM companies is that digital camera does not have common platform and design to follow. Except the Taiwan OEM industry’s strength, low production cost, how to establish and remain the core competenace of low cost and fulfill innovation and speed simutaniousely and know end-customer’s requirements are seriouse challenge for Taiwan electronic OEM industry. This research adopts “Case Study” research method to study the supplier involvement model of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of Taiwan digital camera OEM industry. Frame work is consisit of digital camera manufacturers and suppliers. Target compaies are two listed and big scaled companies of Taiwn stock market which have outstading performance in market share and marketplace,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There’re thre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1. Taiwan outstanding digital camera OEM companies establish close partnership with key component suppliers and take suppiers as extension of their firms to decrease transation cost, stabilize supply and product quality. 2. Taiwan digital camera OEM companies pay much attention to whether the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y of key component suppliers could meet branding companies’ requrirements and fulfill market trend. This is very ctrical factor for consumer electronics industry which is well-known for short product life cycle could establish their two core competencs: innovation and speed. 3. The interdependence of Taiwan digital camera supply chain between OEM manufactures and suppliers is very close. Their strong partnership helps OEM manufactures increase their shot-term productivity and establish long term strategy. Keywords: Digtial Camera OEM, Supplier Involvement,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Vertical Integration

2010年蘋果將已知技術配合使用介面的改變，推出一個全新手持行動裝置「iPAD」平板電腦後，iPAD改變了人們以往對筆記型電腦使用的高度依賴，iPAD平板電腦創造了一個新市場，同樣的它也重挫了筆記型電腦現有的市場。全球主要品牌筆記型電腦的生產大都以ODM代工模式進行，90%的訂單掌握在台灣ODM廠商手中。面對這樣產業的改變，臺灣的筆記型電腦ODM廠商如何透過技術創新來改變現況是本研究所探討。經由對筆記型電腦主要的ODM廠商「C公司」探討，本研究結論如下： 1. 筆記型電腦代工廠商與他重要的品牌客戶對新產品技術的看法會是一致的。 2. 筆記型電腦代工廠商會為重要客戶建立專屬研發、業務團隊，全權處理所有專屬客戶的一切業務要求。 3. 筆記型電腦代工廠商大都採用矩陣式組織管理來進行產品開發管理。 4. 筆記型電腦代工廠商在整個筆記型電腦產業扮演的是技術「跟隨者」角色而非產業的技術「領導者」角色。 5. 筆記型電腦代工廠商的研發團隊較重視零組件的關鍵技術開發。 6. 筆記型電腦代工廠商在技術創新的三個階段中，集中在「產品創新」階段。

近年來國內產業在經過一波代工生產的輝煌時期之後，隨著國內企業紛外移至海外、中國或東南亞開拓市場並設置廠房及部門後，大量生產已經進入微利時代，漸漸朝向依需求而製造或是少量多樣化發展，市場之環境也越來越不是和大量生產生存。故本研究以此為動機針對XX代工廠以少量多樣為指導方針之客戶及潛在客戶進行問卷調查，期能找出客戶對於代工廠能力之期許，以改善自我來滿足客戶需求。本研究使用描述性統計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以及主成分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一、 對於全體客戶，代工廠應以加強品質能力作為首要目標。 二、 企業型態為跨國企業之客戶對於各項能力之期望皆較高。 三、 擁有自己工廠之客戶對於品質能力、交期能力及技術能力期望較高。 四、 對彈性運用有較高期許之客戶，對創新能力便可能有較高期許；對交期能力有較高期許之客戶，對彈性運用便可能有較高期許；對價格反應有較高期許之客戶，對售後服務與合作關係便可能有較高期許。 五、 客戶對於代工廠之期許仍以整體之平均為主，而在品質、技術及財務狀況與信譽則有特別多之期許。

本文旨在以鑽石體系探討台灣晶圓代工產業在發展了30年後，之所以具有國際競爭力各項條件，並在五力模型的分析下，進一步探討台灣晶圓代工產業未來的威脅及具有的優勢。本研究認為，台灣晶圓代工產業具備有鑽石體系中的各項生產因素、需求條件、相關與支援產業以及同業競爭與企業策略等條件，且台灣在發展晶圓代工產業的初期，政府扮演相當重要的要角，是推動這30年來晶圓代工產業蓬勃發展的重要原因。而這台灣獨創的專業晶圓代工模式也因為在國際分工需求下，產生其效益，並帶給台灣半導體上下游產業的垂直分工發展並使半導體產業聚落形成。 另一方面，在以五力模型中的各項威脅因素分析時，發現在同業競爭、供應商以及顧客的各項因素中，其威脅屬於中等程度，並沒有特別具有威脅的一項；而在潛在競爭者的威脅這一部分則更弱了，因為其成本太高以及經營模式和一般整合元件廠商（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IDM）以及記憶體廠商的經營方式不同，使得進入障礙提高；在替代產業的威脅上則是最低的，目前幾乎沒有可以取代晶圓代工產業的產品。故短期間內台灣的晶圓代工產業在國際上具有相當大的優勢。 本研究也針對以上結果綜合提出四個命題。第一、在晶圓代工產業發展初期，政府對鑽石體系中生產因素的策略性協助越多，越容易使其成功；第二、整合性服務與誠信這兩方面表現越佳者，未來越具有競爭力；第三、在供應商、晶圓代工業以及客戶的關係裡，位居買方之產業其轉換成本高；第四、未來唯有資本雄厚的整合元件製造廠（IDM）有能力進入該產業。 /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aiwan semiconductor pure foundry industry composes of four well-proven completed environment conditions in Porter’s Diamond Model: Factor Conditions, Demand Conditions, 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 and Firm Strategy, Structure, and Rivalry. In additio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defined as the fifth condition in the mode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arly stage. The pure foundry model created by Taiwan also contributes the development of vertical de-integr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semiconductor cluster. Meanwhile, Five-Force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threats of Taiwan semiconductor pure foundry industry, which shows the threat from rivalry among existing competitors, suppliers and buyers is moderate. The threat of new entrants is low, and the threat of substitute products or services is insignificant. In summary, Taiwan semiconductor pure foundry industry still has strong competitive adventages in the near future. The research also provides four propositions. First, the more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assistance to the factor conditions in the early stage, the easier the foundry industry will be successful. Second, the better the integrated services and the higher integrity a company could offer, the more competitive the company will be. Third, in the relationship of supplier, foundry and customer, the roles of buyer have higher switching cost. Fourth, the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IDM) companies with sufficient capital are the only type of companies could enter this industry in the future.

在知識經濟時代與顧客服務導向的競爭環境中，企業的成功已不再僅靠自然資源、龐大資金與不變的服務內容，知識亦稱為智慧資本，已經成為企業最重要的資產，而創新的服務內容更是企業獲利的致勝關鍵，因此對於智慧資本的管理與客戶服務的創新，也成為企業經營上最重要的課題。 在新興的市場需求中，新產品開發的過程關係著企業未來的成功與否，也成為企業在智慧資本管理與應用效能上的試煉，更是考驗企業如何將客戶服務理念落實的執行，因此在新產品開發的過程中，企業應該審視本身智慧資本的運作，並提出創新服務的新思維，才能達到企業永續的成長，以及確保獨特的產業競爭力。 本研究以晶圓代工產業的新產品開發為例，針對開發活動與其中知識流動的情形，來探討智慧資本與服務創新的建構過程，以及分析兩者之間的關係，並從中歸納出重要的影響因素。研究問題如下： (1) 晶圓代工產業中，新產品開發是否有階段性的里程碑，應以那些時間截點來分析。 (2) 新產品開發時的智慧資本與服務創新構面及其內涵為何，以及智慧資本三構面與服務創新四構面之間的相關性。 (3) 發展服務創新在實務上的關鍵影響因素為何，其中與客戶端有那一項影響較大。 (4) 智慧資本與服務創新各構面的建構過程中，是經由那些開發活動所進行，個別構面成長與變化的情形是如何。 (5) 新產品開發過程中知識流動的情形為何，與智慧資本以及服務創新個別構面的相關性為何，不同的知識流動對於不同構面間是否有影響。 最後本研究得到下列結論： (1) 晶圓代工新產品開發過程中，以專案啟動、進入試產與進入量產三個階段作為新產品開發的里程碑，文中並作為智慧資本與服務創新構面累積過程的時間截點（文中定義為 、 與 ），所達到的服務分別為特殊產業知識、差異化的服務以及創新產品的服務。 (2) 新產品開發時，服務創新以新服務構面、新客戶介面、新服務傳送系統與技術選擇四個構面來分析。智慧資本以人力資本、關係資本與結構資本三個構面來做分析。 (3) 服務創新第一構面「新服務構面」與智慧資本的結構、人力資本相關；第二構面「新客戶介面」與智慧資本的關係資本相關；第三構面「新服務傳送系統」與智慧資本的人力資本相關；第四構面「技術選擇」與智慧資本的結構資本相關等特性。 (4) 發展服務創新的關鍵因素有，新服務概念仰賴組織的調整；新客戶介面發展仰賴專案成員的素質；新服務傳送系統仰賴資訊技術；技術選擇構面仰賴資訊儲存能力與專案人員經驗。 (5) 服務創新中客戶端導入的技術，可以將原有技術能力提升，再以產生的新技術來服務顧客，而形成「良性循環」。 (6) 不同知識流動中，有形、契約化與詳盡說明式的知識流動相關性高，無形、非契約化與潛移默化式的知識流動相關性高。 (7) 有形的知識流動可增加結構資本與人力資本，無形的知識流動則以增加關係資本為主；直接溝通式的知識流動以新服務傳送系統為主，非直接溝通式的知識流動以新服務構面以及新客戶介面為主；詳盡說明式與契約式的知識流動，都以人力資本和結構資本的增加為主，集中於新服務傳送系統與技術選擇構面；潛移默化式與非契約式的知識流動則以關係資本的增加為主，集中於新客戶介面的構面。 關鍵字：智慧資本、服務創新、知識流動、產品開發、晶圓代工

近年來，零售通路商為了鞏固通路勢力以及提升整體業績，正不遺餘力地發展多樣的自有品牌商品。本研究以國內第一大便利商店-7-ELEVEN所推出的自有品牌7-select為研究主體，有別於以往研究多探討自有品牌與全國性品牌商品之特色差異，本研究從7-ELEVEN挑選找尋代工廠夥伴的考量因素角度出發，進而歸納出商品特色，並欲了解在許多全國性品牌替7-select系列商品從事代工下，目標客群對於7-ELEVEN與其代工廠夥伴所共同推出的7-select自有品牌商品之感受。 透過文獻回顧，本研究將代工夥伴選擇之考量因素轉化為商品特色，以「定價特色」、「商品品質」列為衡量項目，並加入零售商之經營優勢「陳列促銷」，以此三者作為自變數；並將「對代工廠形象之重視程度」列為調節變項；而以「品牌權益」與「購買意願」當作依變數，同時能衡量目標客群之感受及列為零售商績效衡量指標；最後，於探索性調查中，欲了解「代工廠品牌的揭露程度」及「揭露不同代工廠品牌」對於受測者選擇自有品牌商品是否有影響。 研究發現：(一)零售商自有品牌商品之商品品質與品牌權益之間有顯著正向關係；(二) 零售商自有品牌商品之商品品質與購買意願之間有顯著正向關係。(三)零售商自有品牌商品之定價特色與品牌權益之間有顯著正向關係；(四) 零售商自有品牌商品之定價特色與購買意願之間有顯著正向關係。(五)零售商自有品牌商品之陳列促銷與品牌權益之間有顯著正向關係；(六) 零售商自有品牌商品之陳列促銷與購買意願之間有顯著正向關係。(七)對代工廠形象之重視程度並非零售商自有品牌經營構面與品牌權益及購買意願關係之調節變項。(八)從探索性調查得知，代工廠品牌之揭露程度及揭露不同代工廠品牌會使受測者對自有品牌商品的選擇有顯著改變。

台灣家用電器產業從民國三十八年由大同公司開始營運後，發展至今已有六十餘年歷史；家電業在台灣的發展一直受到關稅保護，直到2002 年加入WTO之後，各國進口家用電器品牌紛紛進入台灣市場，大陸及韓國等國製造的家電產品也加入戰局，對本土家電產業產生極大衝擊，使得市場競爭相當激烈。家電業者要如何在這變化的競爭環境中建立自己的競爭優勢，以及如何運用多角化策略來突破困境並創造新情勢以持續繁榮發展，是家電業經營者不斷探討及思考的課題。 本研究將以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Base Theory,RBT)來探討企業多角化策略的成效，將以台灣家電業D公司為例，預計將於本論文討論的問題如下二點: (一) 瞭解家電產業的發展過程及演進。 (二) 探討家電產業於多角化策略過程之成功要素。 本論文採用個案研究方法，透過相關文獻回顧，以李吉仁&石賜亮(2000)針對多角化策略分析架構，著重在既有資源能力的延伸、新能力的建構、產品線擴充或併購；再以Grant (1991)提出的資源基礎觀點，從企業擁有的資源與能力去做探討，這些能力包括公司的財務力、採購力、生產力、行銷力以及研發力等方面； 本研究發現企業在進行多角化策略投資評估時，若能更具體分析出企業本身既有的能力是否與該多角化策略合作有更多正向影響(H)，則成功的機會越大；最後可以從營收或獲利去判斷企業經營績效。

本研究希望經由全面而深入的個案分析，尋找消費性電子產品代工廠商成功的經營策略，並擬定策略以因應未來快速變遷的環境，達成以下三項目的：(1)就代工廠商而言，在面臨全球分工和產能過剩的壓力與策略同質化的結構化改變下，如何能緊密維持關係又具備適配客戶各樣需求的服務能力？藉由架構性的分析，探討其能夠支撐企業持續成長與獲利的主要因素；(2)針對個案公司的優勢、劣勢、機會、威脅作深入的分析，以為未來制定策略的參考，並希望能對國內實務界提出適當的建議；(3)消費性電子產品OEM/ODM代工廠商未來發展策略如何?又如何走向OIM?並藉由相關研究分析，提供廠商產業趨勢，以達知己知彼，再創高峰的目的。 本研究的架構係採用Aaker的理論架構來進行內外在分析與策略規劃。整個研究架構分為三個階段：(1)首先進行內外在分析，以界定外在環境中的機會與威脅，以及該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並了解個案公司所擁有的優劣勢；(2)根據以上分析，歸納出該公司所面臨的問題；(3)提出可行的策略，並在該策略下擬定競爭策略與營運策略。 經過本研究分析後發現消費性電子產品OEM/ODM代工廠商的關鍵成功因素為：以大客戶為焦點的規模經濟、優秀的研發與技術能力、有效率的成本結構、高度彈性的製造與配銷、可靠度的差異化，以及健康的財務等因素。從內、外在分析及個案公司本身條件來看，在根本策略上，個案公司應採取成長策略，發揮其核心能力，成長方式則採產品延伸策略與市場擴充策略。在競爭策略方面，個案公司宜採差異化集中策略，以繼續累積其可持續競爭優勢。 關鍵字：消費性電子產品、OEM/ODM代工、關鍵成功因素

自1990年代開始，因應眾多新崛起的開發中國家以低廉人力成本優勢切入代工業務及產業中更激烈的價格競爭，台灣產業開始思考如何從過去在代工業務的製造優勢轉投入更高附加價值的活動以維持競爭力，而擁有高利潤率的自有品牌模式成為最受注目的方式，使「代工轉品牌」成為熱門議題。然而自有品牌與製造代工業務是截然不同的商業模式，如何從代工成功轉型經營品牌的關鍵因素持續被關注。本研究即欲透過實證研究，了解從代工轉營品牌績效較佳的廠商當時在外部產業環境、內部組織能力和供應商-買主關係等三方面的獨到之處。 為了透過分析大量的台灣代工轉品牌案例獲得實證結果，本研究採取量化方法，並以判斷抽樣的方式進行全國性問卷調查。透過回收74份有效的台灣案例廠商樣本，分析案例廠商當時在產業及組織的內外部情形對日後發展自有品牌績效的影響。在外部環境上，探討市場異質性、產品生命週期、產業集中度與技術動態性；內部組織能力上，了解代工廠商的行銷能力與動態能力程度；供應商-買主關係方面，則討論品牌業務的差異性及在代工業務上對客戶的依賴性。 研究結果顯示，代工廠商能長期經營自有品牌績效較佳者，當初品牌選擇的產業及市場具備有低度市場異質性與高度技術動態性的特徵；然而對於科技業來說，高度的技術動態性並不利於品牌的初期發展；而代工時期組織內部的行銷能力、動態能力對於轉營品牌的績效皆沒有顯著的影響性；在供應商-買者關係方面，代工廠商的自有品牌若能與客戶的品牌創造業務差異性，以避免利益衝突，的確可能讓轉營自有品牌初期的績效較佳。本研究結果對於台灣欲從代工轉品牌的廠商具有實務參考性，也在缺乏量化研究的此學術領域提供重要的研究成果。 / Since 1990, facing the increasingly intensive price competition from newly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lower labor and land costs, Taiwan’s firms have begun to consider using advantage of manufacturing from OEM/ODM to other value-added activities in order to be more competitive. Building a brand, which is a high-margin business, becomes the most noticeable fashion, making “from contract manufacturing to own branding” a hot issue. However, brand-building and contract-manufacturing are two totally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s.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of transformation are continually studied.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key external and internal conditions of the companies who did such the transformation successfully. To meet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y analyzing numerous sample firms from of OEM/ODM to OBM, this research appli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by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the judging sampling method. After gathering 74 effective samples of qualified companies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analyzed the effect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supplier-buyer relationship on own-brand performance. In external environment, “market heterogeneity”, “product life cycle”,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rate” and “technological turbulence” are explored in this research, while “marketing capability” and “dynamic capability” are included as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I also include the “differentiation degree of own-brand compared to OEM/ODM buyers’ brands” and” the dependence degree on OEM/ODM buyers” as supplier-buyer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e company who chose the target market with lower market heterogeneity and higher technological turbulence can get better performance in OBM in a long run. However,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 the higher degree of technological turbulence is not beneficial for doing OBM business. In the suppler-buyer relationship, companies are more possible to get better performance in OBM business if they can make higher differentiation of their own-brand compared to their OEM/ODM buyers’ brand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ould be the reference for future business practice as well as provide significant insight to the academic research.

本研究探討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如何形成與發展而達成產業創新。更特定言，本研究探討基於知識技術以及組織制度結構所產生之權力關係，如何透過行動者與情境條件之互動，以社群型態之集體行動使其發生轉變，進而影響產業創新之結果。 為了凸顯不同的知識特性與情境條件，本研究選擇以台灣的晶圓代工與法國的卡介苗及B型肝炎疫苗為個案，以透過其歷程的描述來瞭解知識社群與創新社群之於產業創新的關係。個案的主要觀察內容包括創新活動權力關係的源由與類型、不同階段集體行動的特性、以及與產業創新效果的關連。 本研究發現創新活動中之存在兩類權力關係，第一類是基於行動者對知識或技術本身之控制或掌握能力，是屬於知識性的權力關係；第二類是基於行動者對該項知識技術得以運用情境之影響能力，為結構性的權力關係。而行動者產生的集體行動，即分別以「知識社群」之共同語言機制轉變基於知識技術的權力關係，以「創新社群」的價值共識過程轉變基於制度結構的權力關係，而促成產業創新。 本研究亦發現社群的形成與既有的權力關係結構有關。而隨著所欲動員於產業創新的資源條件愈龐大，即待轉變的表面權力關係愈為複雜，以社群實現產業創新愈為重要。而知識與創新社群間的互動，特別是反餽的現象，特別有助於產業創新的實現。另知識和創新社群的行動者有重疊之可能，尤其特定的關鍵行動者將同時扮演知識社群與創新社群中的重要角色。 / The dissertation studi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 in industrial innovations of emerging technology. A community is defined as a group of actors that,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ir contexts, voluntarily contribute to enforcement of the capability that aims at realizing their common interests. As a specific form of collective actions, the communities are critical in coordinating various actors by gradually shaping the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them, thus smoothing the potential conflicts during the relatively radical innovation. In the study, two cases are chosen for observing the communitarian processes. The first case is the semiconductor foundry in Taiwan. The second one is the vaccine industry in France. The later further comprises two subcases. One is BCG innovations. The other is the vaccine anti-hepatitis B. Based on a prior case study and literature reviews, two types of communities are proposed to examine the two case studies. The first type of communities is a “knowledge community” in which innovative actors contribute voluntarily in creation and diffusion of knowledge centered at the specific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second type is an “innovation community” in which innovative actors from different sectors contribute together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pecific technology. The study found that a technological power relation that is from the incapability of controlling an emerging technology or of controlling those who own the technology is a barrier to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e knowledge community is capable of transforming a technological power relation, via the formation and diffusion of a common language, for realizing the industrial innovation. It reveals that a structural power relation that is from the actors’ ignorance or resistance to the application of an emerging technology is a barrier to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e innovation community is capable of transforming a structural power relation, via the formation and diffusion of a common value, for realizing the industrial innovation. Moreover, the larger the distance that a surface power relation is from its realistic power relation, that is, the more the disequilibrium of a power relation has, the more efforts are required for a community to contribute in industrial innov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re the positive feedbacks between a knowledge community and an innovation community, that is, the more the outcomes of the knowledge community that enhance a common value of the innovation community, and the more the outcomes of the innovation community that enhance the diffusion and deepening of a common language of the knowledge community, the easier the realization of an industrial innovation. Finally, a key actor as a community member has a strategic meaning that the key actor reacts to deepen a common language or to increase a common value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knowledge community or an innovation community, thus realizing the industrial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