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於民國79年所進行的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中可知，台灣地區一般住戶租屋而居約佔總住戶的13.3%，台北縣l8%，台北市則高達20%，顯示租賃房屋已成為今日台灣都市地區民眾居住之主要形式之一。然而長久以來，我國在「有土斯有財」之傳統觀念下，政府及一般民眾皆偏重「住宅自有率」的提昇，造成在探討住宅課題的文獻及調查中，多偏重於「房價」方面，而有關「房租」方面的研究則較少探討。 本研究主要乃利用崔媽媽服務中心與主計處住宅狀況調查的出租住宅資料，針對民國70年至85年台北地區（台北市、台北縣）的住宅租金水準進行探討與分析，探討重點為住宅租金影響因素（特徵租金函數）、住宅租金歷年變化情形（租金指數）、住宅租金與價格相對變動關（租金乘數）係等三方面。 住宅租金影響因素方面，由於房客承租住宅屬於單純的消費行為，純粹享受住宅所提供的服務，因此租金可視為住宅的使用價格。反觀自有住宅者對於住宅則具有消費與投資雙重需求，房價除了使用價值外，亦包括預期增加的交換價值。實證結果發現影響住宅租金的主要因素為面積、內部隔間（房間數、廳數）、衛浴設備套數、住宅類型、屋齡、區位，而出租住宅提供家具與否、所在樓層、距小學或市場距離對於租金的影響則較不顯著。 住宅租金歷年變化情形方面，台北地區住宅租金受到住宅價格波動所影響，但租金反應價格波動具有時間上的落差，住宅價格在民國75、76年即有明顯上漲的趨勢，而住宅租金則遲至民國78年才出現大幅上漲的趨勢。主要原因在於租金受到租賃契約期限的關係，無法及時反應市場狀況而作調整，因此產生落後的現象。 住宅租金與價格的相對變動情形方面，台北市歷年來月租金乘數平均為298，台北縣則為274，表示台北市的住宅價格為住宅每月租金的298倍，台北縣則為274倍；顯示台北市之住宅投資、投機需求於房價高峰期遠遠超過台北縣，相對影響租金乘數幅度。

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企業面臨愈來愈激烈的競爭環境，而愈趨多元化的國際金融市場則為企業融資方式帶來更多的選擇，也使企業能募得低成本的資金，以因應成長所需。 　　海外存託憑證代表標的股票在國外流通，並與標的股票產生價格上的互動。本研究探討台灣地區股票上市（櫃）公司宣告發行海外存證的訊息效果，及海外存託憑證發行後對標的股票的報酬與風險的影響。 　　在宣告發行的訊息效果部分，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以民國84年2月28日前，曾宣告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的上市（櫃）公司為樣本，研究期間則為為宣告日前130日至宣告日後 30日為主；至於海外存託憑證發行後，對標的股票的報酬與風險影響部分，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以民國83年9月30日前，已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的上市（櫃）公司為樣本，研究期間則為為宣告日前130日至宣告日前31日，及掛牌日前30日至掛牌日後130日為主。 　　本研究以事件研究法為主，配合類似事前事後設計的實驗設計，分別以以市場模式、市場調整模式、及平均報酬調整模式估計超常報酬，得出下列結論： 　　1. 宣告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對標的股票價格可能並不會產生超常報酬。造成此種結果的原因可能與訊息揭露時點、訊息求證、及投資人視為利空等有關。 　　2. 海外存託憑證掛牌日，對標的股票價格可能會產生正的超常報酬。原因可能為投資人樂於擁有績優或前景看好的上市公司股票，且海外存託憑證的發行人可能有拉抬標的股票價格的現象，以便藉機抬高海外存託憑證發行價格，為本身募集更多資金。 　　3. 海外存託憑證掛牌後，可能並不會加大標的股票報酬的波動幅度。此種結論與過去研究結論相悖，可能是因為國外投資人惜售造成回贖量小，或是由於本研究的樣本數不足。

住宅價格主要乃是由平面價差與立體價差組合，並受供、需面的交互作用競價而成，對於位在同一塊基地上的各層樓而言，亦會因不同的空間屬性組合而產生不同的價格水準；而以往的住宅研究報告多偏重於探討有關總體面與平面區位條件的差異性對價格形成的影響，卻鮮少有人針對住宅立體屬性的差異對價格的影響做進一步的深入探討。因此本研究以臺北市地區為研究範圍，探討住宅樓層間的立體價格差異是否存在？影響樓層價差現象產生的因素為何？樓層價差的產生受供給面亦或是需求面的影響較大？ 　　由於一般業者對於樓層的定價原則與消費者購屋樓層選擇的主客觀考量因素不同，因此可藉由市場實際樓層價格分佈狀況反應出市場呈現何種導向，並可為市場樓層價差之形成提供一合理之解釋。 　　茲將本研究之主要研究成果與結論略述如下： 　　一、供給面： 　　　　1.供給面訂定樓層價差主要依據乃是根據既有的區域市場供給面平均價差水準，再以產品的個體差異性（注重建物各層的空間居住條件差異程度）採評點加總法做價格上的調整，對於樓層價差的訂價方式缺乏需求面資料變動的預測與分析。 　　二、需求面（問卷調查分析結果）： 　　　　1.地區別因素與樓層間的價格差異皆不是決定居民選購樓層的主要考重因素，可見得台北市居民對於樓層的選購重視的是居住環境品質，而非價差因素。 　　　　2.居民屬性之年齡別、家庭成員組成不同皆會影響樓層之選擇。 　　　　3.最喜愛居住樓層所占百分比依次為三樓(22.2%)、五樓(12.6%)和一樓(12.2%)，二樓亦佔了百分之11.8%，其餘樓層之喜愛人數則隨著高度的增加而減少。 　　　　4.最不喜愛樓層具有一般性，集中於一、二、四樓最多。 　　　　5.喜愛樓層與選購之重視因素關係而言，低、中、高樓層之訴求明顯不同，相近樓層間之空間屬性需求則相近。 　　　　6.由消費者樓層偏好人數問卷調查結果得知，大多數的居民仍偏向於居住較低樓層，中間樓層次之，高樓層喜居人數最少，由此可知，需求面考量之安全性、可及性因素，重於舒適性因子之需求；供給面考量重心則有所不同，舒適性因子重於安全性、可及性因子之需求。 　　三、市場實證分析： 　　　　1.民國80年代初期，經檢定結果得知，樓層變數對於樓層價差形成其有顯著的影響，可見得樓層間的價差現象確實存在。 　　　　2.影響樓層價差產生的因素主要可分為居民屬性與建物屬性兩類，建物屬性則為安全性、可及性與舒適性的差異影響較顯著。 　　　　3.就樓層間的價格分佈來說，五層樓以下的樓層間價格高低關係變動幅度較大，無一定的價差模式可循，五層樓以上的住宅，樓層間的價差關係較明確，具有樓層越高，價格越高的相同趨勢，且中間樓層之價差較大，高樓層之價差幅度較小，相近樓層間的價差較平緩。 　　　　4.個別地區樓層間的實際價格差距雖然因地區與業者主觀的定價模式的不同而會有所差異，但基本上，樓層的價格高低分佈和樓層的高度有著一定的關係。 　　　　5.消費者的偏好改變，對於個別樓層的價格會有所影響，但由於消費者的議價空間有限，因此整體而言，市場價格仍是反應供給面訂定樓層價差的定價原則與方式。 　　由此可知，臺灣住宅市場本就呈現強烈的供給導向，因此樓層價差自然較符合供給面之定價原則，需求面的真實偏好對於價差的形成雖亦具有影響力，但影響效果有限。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台灣地區的農地地價是否符合現值模型，是否存在價格泡沫，以及農地做農業使用時是否存在機會成本。經由VAR模式分析之後發現，就本研究的農地資料而言，台灣地區的農地地價並不符合現值模型，而有價格泡沫現象，此一價格泡沫現象又以位於都市近郊的農地較為明顯。至於農地農用的機會成本，在本研究的實證結果中並不顯著，推論可能是我國現行農地買賣有所限制，以及實證資料係取自「核心農家」的農地所致。 　　價格泡沫現象的存在，推測是現行土地使用規劃與管制不確實所致，策研擬應以落實土地利用規劃與管制為要。另外，由於農地農用之機會成本並不明顯，表示目前的農地地價尚無法反應工、商業的土地需求，故以地價高低為指標的農地釋出政策，宜再審慎考慮。

以本論文研究不同價格呈現方式下，參考價格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所採用的自變數為參考價格的高低、參考價格的表達語意與折扣幅度的大小。而欲衡量的變數是消費者對促銷的可信度、認知的價格標準移動程度、因促銷所知覺的節省程度及搜尋其它零售點所能產生的利益。 經過因子設計的實驗後，發現： 一、消費者所認知的最可能市價、最高市價、最低市價，在看過有外部參考價格的廣告後，不一定是以相同的方向作移動，且各別的移動百分比也不相同，所以必須各別來探討其效果。 二、出售價格的高低 (折扣幅度的大小) 會影響消費者對促銷所知覺的可信度的水準及消 費者認知最可能市價的移動程度，但不會造「最高」價格認知與「最低」價格認知移動程度的差異，且在節省知覺及知覺的搜尋利益上也無明顯效果。而且發現以下數點： (一)高出售價格的可信度大於低出售價格的可信度 (二)高出售價格造成的最可能市價上移程度大於低出售價格造成的最可能市價上移程度。 三、參考價格的高低會影響消費者對促銷所知覺的可信度、認知的最高市價、認知的最低市價、節省知覺，但卻無法影響認知中最可能市價及搜尋利益上的差異。並且發現以下數點： (一)以內部參考價作參考價及合理高參考價格的可信度大於誇大參考價格的可信度。 (二)以內部參考價作參考價與合理高參考價格造成最高市價認知上移程度小於誇大參考價格造成上移程度。 (三)以內部參考價作參考價格造成的最低市價認知上移程度大於誇大參考價格造成上移程度。(四)以內部參考價與合理高參考價格造成的節省知覺大於誇大參考價格所造成的節省知覺。 四、「過去售價」或「目前市價」來表達參考價格，只有在認知最高市價的移動比率上有所不同。且以「目前市價」造成的上移程度較大。 五、同時以「過去售價」表達誇大參考價格及「目前市價」表達合理高參考價格，比單一方式呈現單一參考價格而言 (一)認知的最低市價向上移動百分比最大 (二)知覺的搜尋利益最小，消費者最不願再尋求其它零售點。 也就是廠商若同時以過去售價及目前市價來表達價格標,且所標示價格要偏高,此時所產生的促銷效果較好,消費者較不願再尋求其他零售點進行交易。 六、加上以｢過去售價｣表達比實際出售價還低的參考價格，在促銷效果上並不比單一方式呈現參考價格或其他呈現方式來得好。

我國的財產稅率雖然以法律條文明文規定各縣市的財產稅率一致，並不允許各地方政府依照自己地方的自然環境特徵、政治、人文偏好，訂立差異化的財產稅率以符合地方自己財政的需求。有違憲法所賦予的『地方自治精神』和理論上地方財政的租稅競爭均衡。可是事實上，在我國稅法上，計算財產稅的倍數累進稅基基準，各縣市政府都不同。在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是依照各縣市官方所發佈的『土地公告現值』作為計算的稅基基準；課徵地價稅是依照各縣市的『公告區段地價』作為稅基；課徵房屋稅是依據各縣市政府所評定的『房屋評定現值』作為課徵基礎。可是由於各縣市都市化程度不同，所以各縣市間的公告現值、公告地價和房屋評定現值差異很大，再加上地價稅各縣市間的倍數累進課徵起點都不相同以及課稅的評估價值與市價的差距，如此一來，使的各地土地交易所需負擔的有效土地增值稅賦、持有土地所課征的有效地價稅率及持有房屋的有效房屋稅率各縣市間均有顯著的不同。本文嘗試從個體交易資料分別推估台灣各縣市對於持有土地、房屋時所需實質承當的有效稅率。藉此來釐清各縣市間雖然有一致的『名目』財產稅率，可是實際上各縣市人民所需承受的『實質』『影子價格』是不同。此外，在推估台灣地區財產的有效稅率後，本文藉由比較國際間各國財產的有效稅率，說明台灣地區財產有效稅率有明顯低落的現象。本文估計出實際上台灣地區住宅區有效地價稅率的約為0.0243%、住宅區有效房屋稅約為0.2252%。而地價稅的有效估價率約為0.12，低於房屋稅的估價率0.23。從區域分佈及各縣間分佈來分析，發現房屋稅較地價稅分佈更符合租稅課徵的公平和效率。 　　此外，整體來看，有效地價稅率是呈現『先累退，在逐漸累進』的現象。至於23個縣市間，地價稅的累進、累退或一致性則呈現相當分歧的結果。

本文包含兩篇文章，分別探討國際市場公司改名對企業股價與借款成本的影響。從本文的實證分析結果得知，國際市場公司改名對公司股票價格與其貸款成本有截然不同的影響。 Cooper, Dimitrov and Rau (2001)與Cooper et al. (2005)發現當網際網路興盛時，不論公司業務主體是否與網際網路有關，於公司名稱加入與網路有關文字之公司其股價報酬上升且維持一段時間；然而，當網際網路衰弱時，將公司名稱刪除網路字樣之公司，其股價出現顯著異常報酬，使得股東財富增加。鑒於近年來國際石油價格急遽上升，之後又逢美國次級房貸風暴因而暴跌，國際石油價格的波動走勢提供本文第一篇文章之研究動機。本文第一篇文章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當國際石油價格持續上升時，國際市場公司是否傾向變更其公司名稱，將其公司名稱加入「石油」或「原油」等相關之文字，透過公司名稱的變更提高企業價值；而當國際石油價格急速下降時，國際市場公司是否反而傾向將其公司名稱刪除「石油」或「原油」等相關之文字，以防止股價下跌。此外，由於美國與加拿大地理位置與文化相近，過去文獻常將兩者作比較。顧此，本文進一步探討美國公司與加拿大公司更名對企業股價的影響是否有顯著地差異。 本文發現當國際石油價格上漲時，美國公司傾向將其公司名稱加入「石油」或「原油」等相關之文字且其股價報酬上升，企業價值增加。然而，當美國次級房貸風暴時期，投資人深恐石油產業將受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影響，因此變更公司名稱之公司其股價下跌。另外，本文發現由於近年來加拿大為世界主要石油輸出國之一，投資人對石油產業公司的了解度較佳，因此美國與加拿大公司更名對企業股價有不同的影響。 過去文獻主要以股東角度探討公司更名議題，本文第二篇文章主要從銀行貸款者的角度來探討公司更名的影響。本文認為公司更名提高貸款者與借款者之間的資訊不對稱，增加銀行貸款者評估借款者未來還款能力的不確定性。為了要降低不確定性帶來的財務風險，銀行貸款者傾向提高借款利息或增加要求抵押擔保品。本文發現在公司更名後，公司須負擔較高的借款成本、較多的抵押品擔保與合約限制。此外，公司更名後，願意加入聯合貸款的銀行數目降低。 這些實證結果支持本文的推論。在股票市場上，公司變更公司名稱對企業價值有顯著地影響，管理階層藉由變更公司名稱影響投資人對其的看法(investor sentiment)，進而提高股票價值。然而，在借貸市場上，公司變更名稱提高公司與貸款者間之資訊不對稱，公司更名須償付較高的借款成本和較多的抵押品擔保。本文的實證結果說明金融機構對公司治理具有監督和管理的重要角色。 / Two essays are comprised in this dissertation to examine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corporate name changes. 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corporate name changes in stock market and loan market provide the entirely different insights on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name changes. With the recent oil price in surge and then crash,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xamine whether firms have the incentives to changes their names when oil price surge. In the first essay, I examine the wealth effect of corporate name changes involving oil-related terms. Following Cooper, Dimitrov and Rau (2001) and Cooper et al. (2005), I argue that firms tend to change their name by adding the words “oil” or “petroleum” to names when oil price in surge, while deleting the words “oil” or “petroleum” to names when oil price in a crash. I also compare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name changes between U.S. and Canadian stock market. Consistent with the prediction, I provide the evidence that there exists valuation effect of corporate name changes involving oil-related terms in U.S. stock market when the recent oil price surge. When financial crisis exploded U.S. stock market reacts significant negatively to corporate name changes. This is perhaps because investors expect economic difficulty caus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which in turn, would hurt the oil industry and high oil price is not expected to be sustainable. On the contrary, relative to U.S. market, Canadian stock market has little reaction on the corporate name changes regardless of the type of name changes or market condition. This opposite result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different economic structure between U.S. and Canadian market. In the second essay, I focus on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name cha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nk loan holders. I examine the cost of corporate name changes in the loan contracting. A corporate name changes creates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uncertainty about the future cash flow of a firms. To reduce the increase of credit risk, bank loan holders would attempt to enhance the efficient monitoring by tighter contracting terms and more concentrated lending structure. Consistent with this argumen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loan after name changes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loan spread, higher probability of being secured, more general covenant restrictions and fewer lenders participate in a syndicated loan. Following Wu (2010), I categorize corporate name changes into different types of name changes and examine whether there is different effect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name changes. I find that firms experiencing radical name changes are more likely to bear more financing costs. Lastly, I provide the evidence that firms pay higher borrowing costs when investors experienc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action from stock market through cosmetic name changes, which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banks playing the role of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borrowers.

全球目前面臨氣候變遷及能源價格不斷攀升的重要課題，為解決能源問題、維護生態環境，再生能源發展成為刻不容緩的重要政策。世界各國紛紛提出促進再生能源發展的一連串行動方案，其中常見的政策之一為饋網電價制度，透過訂定保證收購價格，提高廠商投資意願，進一步促進再生能源產業發展。然我國於民國98年正式引入該項制度，如何透過其他各國實施的歷史經驗，學習此制度的重點措施，並考量我國經濟環境，改善制度設計，為學者目前關注的焦點。 德國與西班牙發展饋網電價制度皆有一段時日，其中經歷不斷的法令修正、制度變遷，已成為目前施行饋網電價制度成功的代表性國家。本文首先彙整饋網電價制度相關理論文獻，釐清饋網電價制度基本要素，再透過德國與西班牙的施行經驗，用以檢視我國饋網電價制度設計與他國的差異並比較分析，深入探討饋網電價制度的核心精神。

於都市計畫中，容積率的訂定或容積移入區的劃定及其上限規範，其擬訂過程所需考慮的因素以及訂定方式，似乎未有明確客觀標準或指導規範；且甚少將不動產市場需求層面納入考量，而影響土地使用的經濟效率。因此，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區位可及性（規劃供給面）與區位的市場需求兩者對於容積率訂定之理論關係，並提供一套容積率「分派」之方法。研究方法包括特徵價格模式與模擬分析，實證案例為2001年台北市的住宅交易資料，其來源包含台北市稅捐資料與不動產交易資料庫。模擬分析結果顯示出模擬範圍內住宅使用之預測容積率的空間分佈，可據以作為容積率訂定的標準；而預測容積與法定容積的差異於空間上的分佈情形，可分析可能作為容積移入區的劃定區位，以促進土地容積更有效率的配置。

過往研究編製房價指數時多在品質固定或控制下，觀察房價的波動趨勢，對於住宅品質的改變如何影響房價則少有說明。而住宅品質為生活品質的一部分，亦為購屋者消費或投資時所關心，然住宅價格與品質間存在何種關係並不清楚，若認為高價格的住宅即代表高品質，則可能存在做出錯誤決策的風險。 本研究利用特徵價格法，探討台北市與台北縣於2000年至2009年間，新推個案與中古屋交易市場住宅品質的改變與房價關係。實證結果發現台北市的標準住宅的品質因改變程度較新北市小，故其對房價指數的波動不如在新北市中明顯。另外，台北市新推個案與中古屋住宅的區位條件無明顯衰退之情形，產品品質亦無明顯的提升；新北市新推個案與中古屋住宅的區位條件皆呈現衰退現象，但新推個案的產品品質則有提升趨勢，而中古屋住宅則是下降的趨勢。 最後，分析住宅價格與品質間的相關性，實證結果發現，新北市的新推個案住宅與台北市的中古屋住宅存在正相關，顯示在此兩種次市場中，支出更多價格購屋亦獲得更好的住宅品質。 / Most of the existing housing price indexes empirical studies are under quality-constant or quality-control, because housing quality change is difficult to measure. In these cases, one does not concerned about that price index, if one interested in consumption or investment. We use hedonic price model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of housing price and housing quality about new housing projects and transacted house during 2000 and 2009 in Taipei City and New-Taipei Ci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due to degree of change in housing quality of representative house in Taipei City smaller than in New-Taipei City, so the volatility of the price index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New-Taipei City. In addition, the Taipei City housing “location condition” no recession , and no obvious improvement of “structural quality”; New housing projects and transacted house in New-Taipei City, respectively, increase and decline, but the location condition are present recession. Furthermore, we find that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housing price and quality in Taipei City’s transacted house market and New-Taipei City’s new housing projects market. In these two sub-markets, consumer spending more housing prices and get better housing 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