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產業為各產業溝通串連之重要橋梁，近年科技普及使得全球 通信用戶使用比例大大提升，而我國之電信產業市場也隨著開放外資 進入後，形成完全開放競爭的局面。外資廠商與本土廠商競合之間的 關係，決策更顯複雜。本研究以外資個案公司為例，透過質性分析， 深入研究產業環境與外資企業在台優劣勢，以未來台灣電信業發展之 趨勢尋找適合個案公司之競爭優勢。本研究結論認為，個案公司應整 合行銷、技術資源，並利用外資生產及技術面優勢，與台灣本土產業 策略聯盟，為提升市場最佳之道。

外商與中國製藥產業：市場進入策略與永續培訓

近年，中型台商企業常因財務不透明，而使其尋求外部財務支持相對困難。相較於台灣的上市櫃公司，或規模較大的未上市櫃公司，中型台商往往在資金的取得，以及銀行的支持方面會比較弱勢。中型台商企業在海外建立其生產基地，產品外銷全球，其面臨收款及付款會有不同的外幣兌換，往往產生外匯風險。故本研究欲探討外商銀行如何利用在大中華區域的整合優勢、財務策略及整合方案平臺，協助中型台商企業之財務方面及策略規劃。 研究結果建議中型台商應進行下列的財務策略： (一) 善用新開放的昆山34號文，進行跨境人民幣的借貸。 (二) 出口轉內銷、用人民幣做出口報價、利用外匯避險產品以規避人民幣升值風險。 (三) 資產配置方面，融資借款應以借款利率低、弱勢貨幣為主以及該貨幣的利率較低為主，企業資產或存款則應以強勢貨幣或利率較高之貨幣為之。 (四) 利用外商的全球平台—電子商務的跨境資金池

中國大陸自1992年起，外商直接投資（FDI）出現快速增長。若以鄧小平1992年南巡發表談話，做為中國大陸外資政策轉變的初始點，迄今已經歷近20年的發展。目前中國大陸正積極走出以往追求經濟「成長」的思維，而改以經濟「發展」為主要考量。中國大陸也自2007年起公佈多項新經濟政策，如調降或取消出口退稅、新勞動合同法，以及兩稅合一等等。而許多研究皆指出，在實施一連串的產業調整政策後，在中國大陸的外商將調整他們的投資方式，以因應可能的成本上升。 對此，在這個時間點研究中國大陸的外商直接投資有其重要性存在。而本論文與過去研究之處在於，針對較少的，且以技術密集產業為主體的城市，做為量化研究對象。透過固定效果模型的估計，主要影響的區位要素有四：勞動力品質、產業聚集程度、政府政策及時間。其中，有趣的是工資率在本論文的數據分析中，並不符合文獻檢閱中，絕大部分研究為顯著的結果。可見雖然中國大陸是以勞動力價格優勢吸引外資前來投資，但在研究上仍有不同的差異，應該按照不同的產業主體分析外商直接投資行為。 / Mainland China from 1992,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as had the swift growth. The former China leader- Deng Xiaoping made a statement in 1992 and transformed China’s FDI policy. It has experienced near 20 year development. At present mainland China goes out formerly pursued the “economy growth”, but changes take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consideration. Mainland China also announces many new policies from 2007, like the lowering or cancels the tax reimbursement for export, the new law about protecting labors. But many research all pointed out that after implementing a succession of industrial adjustment policy, Firms will adjust their investment in mainland by in accordance to possible cost rise. This study has base on fewer samples and these samples possess technical crowded industry as the main body city. By estimation of the fixed-effect model, major essential factor has four: quality of labor force, industrial accumulation, government policy and time. And, what is interesting is the wage rate had not included in essential factors which compared with former researches have a remarkable result. Obviously although mainland China has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wage to attractive FDI, but we should analyze depend on different industries.

金融發展促進台灣保險市場全面開放，並且加速保險經濟活動蓬勃發展，保險環境變遷直接影響廣大消費者權益；外商壽險公司自台灣壽險開放以來至今的26年內，總共對台灣投資約新台幣2,300億元的金額，與國內壽險業的投資金額相比，亦是不惶多讓。來台營業之外國保險業，多屬世界知名之外國保險業，具有悠久的歷史及優良經營績效，對提升國內保險專業水準，因應國際化及自由化之趨勢，已有相當之助益。外商參與的台灣壽險巿場，象徵了台灣與國際接軌。然而外商陸續的退出，卻顯示了台灣壽險市場環境變差了，變得無利可圖，甚至投資風險變大，最後只得結束營業，退出台灣。外商壽險公司的陸續撤資不僅僅影響到眾多保戶的權益與信心，與撤資公司被裁撤的員工生計，造成保險市場的動盪不安，其實也間接動搖了市場的安定與發展，對於持續經營的壽險業者也造成很大的傷害。本研究透過外商壽險公司的經營發展歷程，逐一檢視外商壽險公司撤資台灣的事件背後，所隱含的壽險市場經營的困境與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本國銀行與外商銀行超額準備的波動性差異，以及比較超額準備之影響因素在上述兩類銀行中所造成的效果差異，分別以理論及實證方法進行分析。第三章藉由資料的蒐集與整理，發現外商銀行超額準備之波動性大於本國銀行。利用Agénor與El Aynaoui (2010)的超額準備金模型及CRRA效用函數，以存款波動性的差異來解釋兩類銀行超額準備的波動性差異。在外商銀行存戶之相對風險趨避係數平均而言小於本國銀行存戶，以及外商銀行存戶投資於風險性資產比例大於本國銀行存戶的前提下，本研究推導出外商銀行存款波動性大於本國銀行，從而促使外商銀行超額準備有更大的波動性。 第四章分別建立兩類銀行之VAR模型，由衝擊反應函數分析結果發現當各項影響因素有正向衝擊時，對兩類銀行的超額準備有下列的影響：(1)就資金來源而言，本國銀行以定期性存款對超額準備影響較大，且效果為負，而外商銀行則以活期性存款影響較大，效果為正。(2)銀行資本額對兩類銀行超額準備有負向影響，且外商銀行減少超額準備的幅度大於本國銀行。(3)十年期政府公債利率對本國及外商銀行之超額準備分別有負向及正向影響，對外商銀行之效果不符預期，原因可能為公債利率無法作為外商銀行持有超額準備之機會成本。(4)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對超額準備呈正負向震盪影響，外商銀行有顯著大於本國銀行之效果，顯示外商銀行較依賴隔夜拆款市場來調節超額準備金。(5)加權法定準備率對兩類銀行超額準備皆有負向影響，而本國銀行之效果較為顯著。(6)央行重貼現率對兩類銀行主要皆為正向影響，效果並不顯著但持續期間較長。(7)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對本國銀行超額準備有顯著負向影響，對外商銀行則在初期有顯著正向影響，而後轉為負向影響，且對外商銀行之效果大於本國銀行。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明中國流通業開放帶來的以上重大變化和影響的實質，並揭示韓商利用開放時機應採取的策略。作為韓國人本人認爲，韓國對中國經濟的研究中，對流通領域的研究相對薄弱，因此本課題研究更具必要性。特別是正處於體制轉型期的中國流通業的系統、結構、制度及環境，與韓國相比有許多的不同點，因此需要進行深層次的研究。 中國以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爲契機，正在進行全方位的擴大開放，將於2006年實現流通業的全面性的開放。近來韓國企業對中投資形態，從出口導向型的當地生産爲主逐步向注重當地銷售型轉變；這種趨勢下，也要求深入研究中國的流通業。 本研究的範圍爲工業消費品的零售流通業，著眼點圍繞外國投資的製造業企業的當地銷售流通途徑問題展開邏輯。其理由是韓國企業對中投資企業大部分是製造業企業，專門從事流通的企業是極少數，因此製造企業的投資企業對流通問題的研究需要大。同時，本研究從外國企業進入中國流通市場角度，著眼點放在「流通渠道」的研究。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首先，充分參考國內外的文獻資料，尤其是中國的中文資料，如報紙、有關流通的專業雜誌、其他調查研究報告等。同時注重臺灣的中文資料，其理由一是臺灣對中國研究有多年的積累；二是臺灣對中國投資多爲勞動力密集型中小製造業企業，與韓國有可比性；三是在電子、IT、服裝、食品等領域，臺灣與韓國有競爭與互補性。 其次，進行了案例調查和當地調查。關於部分臺灣企業進入中國內銷流通市場的案例和現狀，通過文獻資料分析和歸納。韓國企業的案例和現狀，同時進行文獻調查和當地調查。當地調查的時間是2002年11月。 本研究的理論基礎是流通産業論、流通管理論、市場行銷理論等。在研究進入中國內銷流通市場的案例和方案時，採用了所謂「4P」（産品、價格、流通渠道、促銷）分析框架。 與韓國國內外既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研究的關注重點不在於現狀介紹，乃在於動態變化分析；著重揭示中國式的結構和特徵；對市場進入案例做了理論性的歸納整理；與進入中國的韓國企業有關人士進行了深入採訪；進行了不同行業的案例比較。同時，力圖利用了中文資料和第一手資料。 本研究基於流通管理理論和市場行銷分析框架，深入分析了外國企業進入中國的案例，提出韓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戰略。同時考慮到韓國中小企業的資訊收集分析能力薄弱的狀況，重點整理提出了中小企業的進入戰略及韓國政府支援中小企業政策的若干要點。此外，本研究注意到中國成爲世界性生産基地的同時成爲流通基地的可能性，提出了韓國政府對中經濟合作方向、「東北亞商務中心」設想等方面的政策建議。 /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Industry in China and Korea's Strategy Hyun-jun Cho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changes and effects related to the liberalization of China's distribution industry and to suggest some strategie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accruing from the liberalization. Several recent important trends related to the liberalization of China's distribution industry are as follows: The general process of liberalization of its distribution industry was initiated by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With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a vast market and lower production costs, China is becoming a global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ion base.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distribution industry, accessing China's domestic market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main objective of foreign investment to China. Since China's distribution industry has been highly protected in the past, its liberalization is generating substantial changes. As distribution functions as a linkage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economic circulation, its liberalization is producing multi-faceted effects. In terms of foreign economic exchange, the liberalization offers foreign enterprises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to expand trade and investment into China; foreign-invested manufacturing firms in China are particularly undergoing crucial changes related to value chain management of production, procurement, marketing, logistics, after-sales services, et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ndwagon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liberalization of China's distribution industry affects the global commodity chain and glob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while facilitating intra-regional economic exchange in East Asia. Compared to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places more importance on dynamic structural changes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n on the status quo of the Chinese distribution industry. Accession to the WTO is especially noted and analyzed as a critical factor, in that the degree of liberalization and prospects for China's distribution industry are estimated according to China's protocol of accession to the WTO. Meanwhile, a vast rapidly growing domestic market, transitional economic system, immense territory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characteristics specific to the Chinese situation tha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direction of its distribution industry. With regards to the case study on distribution businesses managed by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China, this paper takes both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pproach, employing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to analyz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interview results. Through such analyses, some useful strategies and devices are offered for Korean companies hoping to enter China's domestic market. Those strategies are divided into ones for cop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distribution industry and ones for the so-called '4 Ps' of marketing -- products, prices, place, and promotions. Lastly, this paper takes note of China's emergence as a glob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base. The liberalization of China's distribution industry may pose some serious dangers, the so-called 'China shocks,' as well as present vast market opportunities. In this regard, the paper make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Korean government to help its enterprises (particularly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to direct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nd to implement the vision of 'becoming the business hub of Northeast Asia.'

近十年來，外商直接投資成為促使全球經濟加速整合的主要媒介。各個國家、地區或生產部門因為擁有不同的自然條件、資源環境及生產傳統等因素而存在不同的勞動生產力水平及其他生產要素條件，資本也就受到各地生產條件相異的影響而出現流動，以尋求市場利基與生產要素的最適組合，達到利潤最大化的目的。 1981年上海開始引進外資以來，港滬即出現了相當程度的經濟連結，並建立起聯繫機制。但是，一方面內外在不斷變動的經濟及政治環境對此一聯繫關係一直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另一方面新建立的經濟連結也對彼此原有的經濟及社會結構產生許多正面或負面的、直接或間接的、長期或短暫的影響及挑戰，進而促使發展程度不同的兩地建構出特定的協作模式。 本論文係就港資在上海的投資結構、經濟聯繫、經濟發展影響及經濟競合等方面進行分析評估，並在資料上與台灣作一綜合探討，以提出對台灣的意涵與影響作為政府或廠商訂定政策之參考，並從宏觀的角度檢視上海（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等地所建構的動態經濟關聯體系。 由研究成果可知，自1981年至2000年間，港資投入上海的資金結構在「量」與「質」上呈現四個階段的變化，而每一階段的轉換皆與引資政策鬆綁、政治環境之穩定度、經濟走向及全球經濟景氣等因素密切相關。上海在各個階段的引資策略作用下，製造業中的優勢產業已經開始進行轉換，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成為工業發展的主力。香港也由於工業大量外移至中國大陸進行生產活動，而積極轉向發展第三產業，並未出現「脫離工業化」（即所謂的「產業空洞化」）後的系統性經濟衰退現象。 此外，上海與香港經濟關係的發展，在市場機制的驅使及政府積極規劃下，已經逐步朝向「整合」的方向前進。在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中，香港與上海的經濟合作及競爭是同時存在的，不同時期及不同產業則分別展現出不同的競合模式。 另一方面，香港不論是在投資、貿易，甚或是政治方面，也扮演了台灣與上海（中國大陸）之間的中介角色。香港、台灣與中國大陸在彼此的競爭與合作之下，亦逐漸發展出各自的策略佈局，在國際經濟建制的規範下，未來更是可能發展出經濟整合的契機。

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於近年來成為一項廣受討論的國際議題。且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與戰略地位的提升，使得人民幣匯率之變動參雜許多政治與經濟因素的考量。本文首先探討有關匯率決定的經濟學理論，說明現行的相關理論尚不能對人民幣匯率提供完美的解釋，故須從更深層次之政治經濟觀點討論一國匯率的決定因素。其次探討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之內外部因素的形成，包含來自西方強權國家之國際政冶壓力及中國本身強大的經濟成長，雙重壓力下將促使人民幣匯率產生變動。最後將探討人民幣升值後，現階段以及未來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各會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 本文將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歸納為：中國經濟表現及國際政治因素等二項。中國於這段期間的經濟表現，包括：貿易出口旺盛，外商直接投資不斷進入，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及高度的經濟成長率，結合各項經濟指標的凸顯，更使人民幣有著升值的壓力；在國際政治因素方面，嘗試透過國際政冶經濟角度探討，來瞭解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政治壓力如何持續呼籲人民幣應當升值。全文結合政經分析之觀點，認為西方國家之持續要求人民幣升值，事實上是出於抑制中國的戰略考量。 中國終於在2005年7月21日對人民幣匯率體制變動與微幅升值，踏出長期逐漸升值的第一步，在未來人民幣將逐漸往適當價位移動的過程中，將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對於人民幣幣值走向及匯率制度的調控，仍舊是一項值得長期深入觀察及探討之議題。

合資經營企業是外商直接投資中相當重要的一種形式，再加上有別於外商獨資企業、中國大陸的內資企業或國營企業，係為由中方投資者與外方投資者雙方在約定的期限內共同投資、共同經營、共享利潤與共擔風險之一種企業形式，究竟對企業內部能帶來哪些正面積極的作用？更深一層來說，是否能對中國大陸的總體經濟作出貢獻？這些均是相當引人注意的課題。有關合資經營企業的相關研究文獻，大多偏重於個體面，而有關總體面的分析則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在探討合資經營企業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並檢視目前中國大陸的投資環境，以展望合資經營企業乃至於外商直接投資的未來發展。 有關合資經營企業的總體經濟成效，本研究將分成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以及技術移轉效果等三方面來加以探討。 一、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 (一)資本形成效果 合資經營企業外商實際投資額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例，呈現逐年攀升的現象，在1994年達到最高峰。從1995年到1997年，雖然出現了小幅度的衰退，但對於資本形成仍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有鑒於不宜以整個地區來衡量外資之資本形成效果，因此以合資經營企業所在地的資本形成額來推測其貢獻。將分析的範圍縮小，僅以廣東一省為例，可以發現合資經營企業對當地資本形成的貢獻更為顯著。 (二)產出效果 觀察合資經營工業企業對中國大陸工業總產值的貢獻，以估測產出效果。1997年合資經營工業企業數有12833家，工業產值5751億元人民幣，佔全中國大陸工業企業數與工業總產值之比重，分別為0.16%與5.06%，故以如此微小的企業比重，卻能達對全中國大陸的工業總產值作出相當程度的貢獻，實屬難能可貴。 (三)就業效果 從1988年到1992年，全中國大陸合資經營企業職工人數之成長幅度均超過同時期全國職工人數的成長幅度，而且，所佔比重也呈現出逐年增加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合資經營企業職工人數與工資總額佔全國總額的比重，幾乎每年都是後者較前者高，這反映出合資經營企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普遍高於全國職工的平均水準之事實，雖然有助於提高合資經營企業職工的所得水準，但是卻有加深中國大陸所得分配更加不均之虞。 二、對經濟發展的間接影響 (一)對外貿出口之影響 合資經營企業的出口金額逐年提昇，1997年已佔全國出口總額的18.98%，接近五分之一的比重。再者，合資經營企業的出口創匯率一直表現亮麗，顯示其偏向出口導向甚於進口替代。然而，合資經營企業出口多集中於東南沿海的廣東、深圳、上海等地，而且出口貿易方式以進料加工佔絕大多數，可以看出，合資經營企業大多為出口導向型的初級加工出口產業，利用當地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來獲取報酬，雖然有效促進了中國大陸的出口成長，並促進了地區的繁榮，但是對於中國大陸出口產品結構的提昇，恐怕貢獻並不大。 (二)國際收支效果 合資經營企業的外匯淨流入佔中國大陸外匯存底的比重，在1993年達16.77%為歷史高峰，1993年以後，雖然比重呈現下滑，但大致上保持在10%左右的水準。雖然上述的分析並沒有考慮外商匯出國外的利潤、資本與管理費用時所使用的外匯，若將此部份的因素考慮進去，則上面合資經營企業對於外匯存底的貢獻應該會再小一些。儘管如此，合資經營企業對於國際收支大致上仍存有正面的貢獻。 (三)對政府稅收之影響 將中國大陸涉外稅收的成長與合資經營企業的發展相配合，可以發現兩者密切的關係。以1995年為例，該年合資經營企業上繳的涉外稅收為375億餘元人民幣，佔當年全國涉外稅收的比重達57.28%，充分顯示合資經營企業相較於其他經濟類型的企業，對於中國大陸涉外稅收的貢獻卓著。 三、技術移轉效果 諸如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中國迅達電梯有限公司等進口替代型的合資經營企業，對於彌補中國大陸生產技術的貧乏產生一定的技術移轉效果。然而，這些具有先進技術的合資經營企業，畢竟只是少數，而且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經濟技術基礎較佳的大城市，相較於其他大部分技術水準偏低的合資經營企業而言，所佔的比例偏低。同時也反映出合資經營企業的技術移轉是極不均衡的。 最後，檢視中國大陸目前的投資環境以展望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優勢與劣勢。分別從經濟、地理、勞動、投資獎勵制度以及外匯與租稅等五項條件來比較中國大陸與東協五國，即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的投資環境。評比的結果，中國大陸居於第二位，次於新加坡，而優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與印尼。 經由分析與評比後，可以歸納出中國大陸的投資環境之特色與優缺點。首先，將中國大陸與新加坡投資環境之優缺點做一比較，可以發現：新加坡由於勞動力不足且勞工薪資昂貴，於是運用其公共設施、外資與獎勵制度、租稅制度等優勢，積極吸收外商投資在高科技、高自動化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國大陸則與新加坡正好相反，其優勢存在於充沛而廉價之勞動力，若吸收外資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一方面能有效降低城鄉廣大的失業人口，另一方面更能發揮工業生產成長迅速之特色。其次，比較中國大陸與馬來西亞，所得到的分析結果與新加坡相似，勞動條件的優勢仍然是中國大陸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上有利的籌碼之一。至於與菲律賓、泰國與印尼做比較，勞動條件對這些國家而言，已不具有相對優勢，但經濟活動水準、工廠用地以及公共設施等條件，中國大陸則明顯優於菲律賓等國，尤其是經濟活動水準方面，更遠遠拉開彼此的差距。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三節 文獻探討 第四節 研究架構 第二章 開發中國家引進外資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困境與因應之道 第二節 國際資本移動的經濟動 第三節 引入外資對開發中國家的影響 第四節 運用外資成功的條件 第三章 中國大陸的合資經營企業 第一節 合資經營企業的概念 第二節 合資經營企業的相關法規與政策 第三節 合資經營企業的投資領域 第四節 合資經營企業的發展歷程與現狀 第四章 合資經營企業的總體經濟成效 第一節 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 第二節 對經濟發展的間接影響 第三節 技術移轉效果 第五章 中國大陸的投資環境 第一節 經濟條件 第二節 地理條件 第三節 勞動條件 第四節 投資獎勵制度 第五節 外匯與租稅條件 第六節 小結 第六章 結論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