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家庭內殺人案件不論是因為不堪家庭暴力殺夫，或是出於忌妒憤而殺妻，抑或是不滿叨唸而砍殺父母，不僅係為家庭暴力事件，亦屬發生於家庭成員間最嚴重之暴力犯罪事件。在家庭暴力事件層面，不乏從家庭暴力加害人、被害人或兩造互動關係等觀點，探討家庭暴力加害人實施或家庭暴力被害人身處家庭暴力環境之原因，然以家庭暴力刑事案件層面，則聚焦於刑事司法如何評價犯罪行為人殺害家庭成員之行為，特別是兩造間具有親屬關係、犯罪動機與被害人之行為具有密切關連，或是犯罪行為人犯罪行為時受有被害人挑撥或刺激等。 惟據衛生福利部針對家庭暴力事件通報總數，法務部對於家庭暴力刑事案件新收案件、起訴率之計算，以及司法院關於家庭暴力刑事案件裁判結果等統計數據，尚無法有助於掌握我國家庭內殺人案件發生情形或犯罪情狀，是本文透過整理我國90年至104年之實務判決，以發現我國家庭內故意殺人案件之被害人參與或促發的成分，透過整理歸納家庭內殺人案件存在之被害人刺激因素之行為型態，分析現行法院面對或評價犯罪行為中之被害人刺激因素有待檢討或釐清之處，進而借鏡外國立法例關於被害人激怒抗辯規定、學說文獻對於被害人激怒抗辯部分免責理論基礎之探討，輔以外國法實務判決適用被害人激怒抗辯情形之觀察，以求立證家庭內殺人案件中關於被害人刺激因素應有利於犯罪行為人量刑。 / According to the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Act, the domestic murder cases, whether or not because of unacceptable domestic violence or jealousy to kill his or her spouse, o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slaughter of parents, not only for domestic violence, also occurred in the most serious violent crime among family members. Aspect of domestic violence, many scholar pay attention about the injurers of domestic violence, or the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o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injurers and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On the other hands,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concerned about the behavior of defendants who kill family members, especially those who have a kinship relationship, the motive of the crim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ictim's behavior, or the defendants provoked or stimulated by the victims. Based on Government agencies publish statistical data, it still can not help master about domstic homicide cases or crime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In order to find the factors of victims in sentence, so that we try to search the judgment of domstic homicide cases upon 1991 to 2015, and figure out the short of these judgment about the evaluation of the victims’ behavior. Further more, through the foreign legislation on the defense of provocation, and the theory about the reason of the excuse of partial defens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fense of provocation,it could be proved that the defense of provocation from victims in domestic homicide cases should be conducive to defendants’sentencing.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暸解職業人格類型、性別、性別角色、以及家庭社經地位等因素與我國大學生對各種工作條件重視程度的關係。研究對象為十所公私立大學院校文、法、商、理、工、農、醫、教育、傳播、藝術十學院學生724 名男女學生。研究工具係「影響大學生職業選擇之因素研究問卷」，其內容包括：(1 )基本資料，主要調查校、院、系級別、以及年齡、性別、家庭社經地位；(2 )以「性別角色量表」測量性別角色類別；(3 )以「職業選擇量表」調察研究對象在選擇職業時對各工作條件的重視程度；(4 )「以職業探索量表」測量職業人格類型。問卷調查蒐集之資料，經剔除資料不全者後，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斯皮爾曼等級相關等統計方法分析處理，結果發現：(1 )職業人格類型與性別、性別角色及家庭社經地位在工作環境、個人因素、工作聲望、工作特性等條件上皆沒有顯著交互作用存在。(2 )職業人格類型中的社會型較企業型重視工作特性方面工作條件。(3 )女性較男性重視工作條件方面工作條件。(4 )女性化及兩性化者較男性化及未分化者重視工作環境與工作特性兩方面工作條件；兩性化者較女性化、男性化及未分化者重視個人因素與工作 聲望兩方面工作條件。(5 )低社經地位者較高社經地位者重視工作環境方面工作條件。(6 )不同職業人格類型、性別、性別角色及家庭社經地位者對二十八個工作條件重視程度的等級排序顯示出極高的一致性。(7 )職業人格類型中的社會型與企業型，以及事務型與藝術型、社會型、企業型在十四個全體受試最重視之工作條件的等級排列有差異存在。(8 )男女在十四個全體受試最重視之工作條件的等級排列相當一致。(9) 女性化與男性化及兩性化在十四個全體受試最重視之工作條件的等級排列有差異存在。(10)高、中、低家庭社經地位在十四個全體受試最重視之工作條件的等級排列相當一致。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國內青少年，是否會因為家庭傳播形態的不同，而在政治人物 知識、政治事件知識、和政治興趣方面，也有所差異。而在審視「家庭傳播形態」和 青少年「政治知識」、「政治興趣」之間的關聯性時，有幾個變項，如「就讀高中、 高職或五專」、「就讀公立或私立學校」、「學業成績」、「性別」等，筆者認為也 不妨一併考慮，因此本研究也將這幾個變項納入統計。 二、研究文獻： 本章分兩章，第一節敘述「家庭傳播形態」。研究的由來、過程和內容。第二節引述 五篇國內外相關研究的重要論文。茲將其中較重要的兩篇論文概述如後： （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大傳研究中心的傳播大師－菲（CHAFFEE） 如麥克里德（MC LEOD），在一九七三年，研究生活在四種類型的家庭傳播形態下的青少年，是否在政 治知識、政治興趣、政治參與程度上也有所差異？結果發現，多元型家庭的子女，政 治知識程度最高，政治興趣最濃厚，政治參與程度也較高。 （二）國內政治大學聞研究所吳建國在民國七十年，研究國中生是否會因為家庭傳播 形態不同，而在政治知識、興趣和接觸傳播媒體的頻率，是否也有不同，結果發現， 概念取向（多元、一致型）家庭的子女，政治知識較豐富，政治與趣較濃厚，也較常 接觸大眾傳播媒介。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全台灣一百一十六所公私立高中、高職、五專 的青少年，最後得到的有效問卷是四千八百一十份。 （二）研究問卷：本研究問卷主要分自變項「家庭傳播形態量表」、和應變項「政治 人物知識」、「政治事件知識」、「政治興趣」幾個部份。其中「家庭傳播形態量表 」是依據查菲和麥克里德等人所設計的量表為本，再依國情和國人說話的語氣，修飾 而成。至於「政治知識」方面，則依據國內較引人注意的新聞事件為題。 四、研究發現摘要： 結果發現：受訪的青少年，的確會因為家庭傳播形態的不同，而在政治人物知識、政 治事件知識和政治興趣方面，也呈現差異，以上均符合本研究假設。不過納入前述幾 個變項之後，本研究假設僅獲得部份支持。

傳播研究過去一直偏重於效果的研究，因此常將傳播行為本身當作自變項，而以效果 為依變項，尋找在受界身上產生的認知、態度或行為的改變，而在把傳播行為本身當 作依變項的研究上。卻相當的缺乏。由於這種傳播研究的不均衡現象，很容易的就會 高估了傳播的效果，因此，將傳播行為當作依變項，而去尋求影響它的因素，可以使 得我們對傳播效果有便深入的認識。 過去研究傳播行為，除了使用性別、年齡、智商、社經地位為其預測變項之外，學者 們也一致認為，社會關係可能是最值得去探討的範疇，而在這一方面的研究，卻以查 菲等人（CHAFFEE ET AL.）的“家庭傳播形態”（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 研究最為著名，他們把家庭傳播形態，分為“多元型”、“放任型”、“一致型”、 “保護型”四種，在他們的研究中，以及其它後續的研究中，都顯示這四種傳播類型 ，與青少年的傳播行為具有關聯性。 本研究即藉著問卷法，收集台北地區青少年家庭傳播型態與其傳播行為之資料，據以 驗證兩者的關聯。 經資料回收，加以統計分析後發現，家庭傳播型態影響青少年傳播行為的假設，得到 了部份的支持，換句話說，不同家庭傳播形態的青少年，在若干的傳播行為上的表現 ，確實有所不同。這些不同，主要出現在以下幾方面：媒介使用量、媒介內容偏好、 以及媒介使用動機。 由於本研究發現家庭傳播型態不同，則青少年的傳播行為也會有所不同。因此，若是 為人父母者試著去調整親子溝通的方式，可能可以使得他們的子女，表現出一些父母 比較期盼看見的傳播行為。因此，這項研究的結果，對為人父母者，特別具有意義。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已婚婦女就業雙夫妻對方身心健康、婚姻滿足的影響；已婚婦 女女進入就業市場，傳統的家務工作分配情形是否有所改變？婚姻權力型態是否趨於 平等？夫妻雙方所知覺到的家務分工情形、婚姻權力類型與婚姻滿足的關係；又夫妻 對家務分工、家庭決策知覺之一致性如何？此知覺一致性與婚姻滿足之關係又如何？ 論文內容分為四章，第一章緒論包含三節，分別敘述本論文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 與資料分析；第三章是結果與討論，其中各節分別分析基本資料，及驗證各個研究假 設；第四章結論與建議，對全文作了一個總結，並依據研究結果對夫妻雙方之交交互 關係提出可行的建議。

本研究是以台北市高雄市的雙生涯及雙工作家庭的妻子為研究對象，包括有律師、教 師、推事、教授、醫師、主管、記者及一般職員等職業類別，共192 人。以問卷調查 法及晤談法兼行之，所探究內容包括事業態度、婚姻型態、社會支持、婚姻滿意度、 夫妻意見差距、夫妻職業地位差異，以及人口基本資料等等。所用的統計方法為多元 逐步迴歸和變異數分析相關、ttest 、因素分析、次數分配等。 研究的主要目的在ぇ探討事業態度、婚姻型態、夫妻職業地位差異等變項和婚姻滿意 度、生活幸福感以及生活滿意等變項的關係，還有社會支持和夫妻意見差距兩變項的 調和力量。え 探討「事業組」和「工作組」婦女在諸變項有否差異。 論文的首章敘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章呈獻相關文獻探討，第三章介紹研究方法， 包括受試問卷、施測過程及統計方法，第四章則是研究的結果和討論，最後一章是源 於本研究的結論和健議。 論文的初步結果如下：ぇ夫妻的職業地位差異和妻子的婚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及生 活幸福感變項之間各組未達顯著差異。え夫妻意見差距和婚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及 生活幸福感兩兩變項之間的相關均達顥著水準，表示夫妻意見差距愈大時，妻子的婚 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和生活幸福感都愈低。ぉ丈夫支持和婚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 和生活幸福感兩兩變項之間的相關均達顯著水準，表示丈夫支持程度愈高時，妻子的 婚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及生活幸福感均愈高。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大學生知覺之家庭界限與其自我分化之關係。 研究結果如下： 1.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家庭界限知覺上有差異 2.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自我分化程度上無差異 3.大學生與各雙親次系統間不同程度之親密、侵犯、相安對其自我分化的 影響有差異，且男生對於親子關係的「耐受度」較女生為高 4.家庭親子界限可有效預測大學生的自我分化程度，且異性親子次系統關 係界限對子女自我分化有影響。 5.家庭界限可有效預測大學生的分化行為 6.家庭界限中親子次系統關係的「親密」對於子女自我分化的影響力較不 明顯 7.親子關係類型中的相安與侵犯對大學生的自我分化程度是一重要指標

電視是家庭娛樂最重要的設備，五十年前彩色電視取代黑白電視稱為第一次電視革命，近來數位電視開播，整個收視環境已起了很大的變化，稱為第二次電視革命。電視不再是過去單向的電視，而是一個雙向的、可以上網的gateway，讓家庭的娛樂走向更多元化，稱之為客廳革命。 這場革命裡，充滿了許多商機，相關三產業硬體產業、網路產業及數位內容產業，所有的業者都投入最大的資源在開發這新的商機，台灣的業者也不例外。不僅企業界投入，政府也以政策及法令來促成這三個產業的發展，各國政府希望透過公權力，讓國家的資訊實力提升，從而提升國力。 三C匯流的技術，讓家庭娛樂變得更多元化，也更有趣。因為internet將進入客廳，而多媒體將在internet上面呈現，Contents Provider將有更大的空間可以揮灑，將改變人類與多媒體之間的互動模式，也衍生出更多的商業機會。台灣過去在消費電子產業、PC產業的成果輝煌，以OEM/ODM取勝，並培養出精良的製造技術與快速的反應能力。在新的一波產業更替的同時，台灣的產業跟的上這樣的變化，以接續PC產業走入天花板效應之窘狀嗎？政府是否有好的對策來協助台灣產業進入新的產業生命週期嗎？產業在變，營運模式也在改變，並牽動許多新的行業出現，同時也會有些行業將消失。有商機但同時有威脅，業者必須掌握商機摒除風險。何時切入市場或退出市場，要掌握精準，才能使資源獲致最大的效用，成功是用功的人的回報。

警察因具有執法者的特殊角色，一直都被認為是一個富有挑戰性，且具高度危險與壓力的職業；另因背負太多的社會期待與情感包袱，易發生工作與家庭生活間多種角色的衝突。當個人表現不如預期或遭受挫折時，無法承擔壓力的員警便可能產生厭世的念頭。內政部警政署九十三年的統計資料顯示，最近十年來，警察自殺人數高達六十九人，官階從一線三星至二線四星分局長皆有，遠比緝捕匪徒因公殉職者之人數還多；而警察自殺不僅僅造成其個人家庭的破碎，更是社會、國家的一大損失。 基此，本研究旨在瞭解警察人員工作壓力與家庭生活間之相互影響因素與程度，冀能提供警察紓壓方法，以增加渠等「內控能力」及外控社會支持，創造個人、家庭與組織的三贏。 除文獻回顧外，本研究採取了問卷調查、焦點團體座談等資料收集方法，經由次數分配、卡方檢定等分析方法，發現警察普遍認為績效的要求是最主要的工作壓力源；其次為主管領導風格以及工作時間過長。不同工作類型之警察，工作壓力的感受程度也不同；其中以刑事警察的工作壓力最大、交通警察次之，行政警察再次之。在生活壓力源中，家人相處時間太少，最普遍困擾著員警。當警察人員處於高工作壓力時，其對家庭造成之衝擊也愈大。整體而言，婦幼警察、少年警察對工作及家庭兩方面的總體生活滿意度較高；刑事警察與交通警察之滿意度則較低。至於不同世代之警察，對工作及家庭壓力之感受並無明顯差異，唯在績效要求方面則呈現出年齡愈高的警察，有感受工作危險情境也愈高、擔心自己的健康、認為主管以授權型領導型態居多、工作上如遇到關說請託則交給上級長官來處理之差異外，不同官階的警察在工作與家庭之總體生活滿意度方面，一線四星以下的基層警察不滿意的比率明顯有高於二線一星以上警官之態勢，顯示科層式的警察體系結構仍有許多待改進之處。 為減輕員警工作與家庭雙方面的壓力，本研究建議採取：（一）、強化警察養成教育，施予壓力紓解的教育與訓練，增加「內控能力」。（二）、合理調配員警工作時間，使其有充分的休息與休閒。（三）、常態合理化治安績效要求。（四）、簡化警察業務，並以治安及交通二大工作為主。（五）、推動「員警協助方案」等諸項措施，俾減輕工作與家庭帶給彼等的雙重壓力。 / The policemen, assuming a special role of legal execution, have been expected to practice relatively formidable challenging tasks, thus carrying extremely dangerous and heavy work load. As such, they often confront with conflicts between public interests and personal benefits, struggle against proper roles in society and at home. Under unbearable pressures, some police, would therefore even think about committing suicide. Statistics released from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of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2004 indicated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policemen who have committed suicide within the last decade has reached that of 69 (ranking from one-stripe three-star to two-stripe four-star officers), outnumbering those who were killed during the fights with bandits. Their suicide has brought tremendous loss not only to their own families, but also to the society and nation as a whole. It is in this vein that this study, intends to firstly understand how and to what extent that police’s work pressure and family life interfere with each other, and secondly tries to find ways and means to reduce the police pressure both from work and family.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policemen personal adjustment capability and supporting mechanism from the society, triple wins for individual, family and organization can be reached.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survey questionnaire and focus group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boss’ leadership style and extreme long working hours compose the three major work pressures for policemen. Besides, Work pressures do var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kinds of police; in general, criminal police experiences the highest work pressure, followed by traffic police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olice. As to life pressures, too little time that could spare to their family is sensed as the major source for pressure. In addition, the higher work pressure the police suffer, the greater impact on their family. Police in charge of women and children and juvenile affairs find comparatively greater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job and family. Contrarily, criminal police and traffic police find quite low satisfaction. Though there exists no obvious different feelings toward work pressure and family pressure among policemen of different ages; the elder police, nevertheless, tend to be more sensitive about the danger of their work and worried more about their own health. With regard to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the elder policemen have commented that most supervisors have exercised their authoritative power on their subordinates. Moreover, the grass root policemen below one-stripe four-star seem to be least satisfied than those police officers above the two-stripe one-star. It implies that improvements should be made as to the police bureaucratic system. In order to reduce the policemen’s pressure from both work and family, the following measures have been recommended by the study: （1）. Provide the policemen with intensive training of how to relieve pressures so as to improve their self-control capability; （2）. Properly readjust policemen working module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y have enough time to rest and recreate; （3）. Develop reasonabl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4）. Simplify policemen’s work responsibilities, with focus on the two tasks -- public security and traffic mainly; （5）. Promote “mutual assistance program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and prevent potential problems.

本文主旨在於由少年家庭照顧者的觀點，詮釋自身之照顧歷程。透過敘事研究法深入少年家庭照顧者的內心世界，探討少年家庭照顧者角色形成因素、照顧歷程之主觀感受與經驗詮釋、承擔照顧責任對少年發展的影響、因應壓力方式以及社會福利層面及個人之需求，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國內家庭照顧者服務及少年福利服務之建議。 本研究共訪談四位有效受訪者，經過整理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少年家庭照顧者角色形成的因素，包含「文化規範」、「交換的報答回饋」、「情感性因素」、「潛在照顧者的缺乏」及「家庭系統分工考量」五個層面。 少年照顧者的感受可歸納為以下幾點：1.少年失去了童年與少年時期應享有的福利；2.成年家屬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在失能家屬身上，忽略了家中其他成員；或因轉而對少年照顧者產生過份的期待；3.永無止盡的工作常令少年家庭照顧者感到疲累不堪；4.失能家屬往往會有突發狀況發生，照顧者必須隨時隨地陪伴在失能家屬左右，沒有自己的時間與空間；5.少年家庭缺乏足夠的經濟支持，除了負擔家務照料失能家屬外，少年仍必須工作賺取薪資。 照顧角色對少年發展的助益包括：少年照顧者會建立出一套個人對生活、責任、情感的架構，將負面情境視為對生命的正向考驗，且較其他同儕更為實際與成熟的思考態度與挫折容忍適應程度，且因未來的規劃而產生自我督促的力量。另外少年照顧者較具同情心與利他主義，對於自身存在的價值有高度的評價，亦更具有關懷弱勢者與體恤他人的能力。 對少年發展的限制方面，少年家庭照顧者不易保有自我的自主性及獨立性。受訪者產生心理分離的矛盾與衝突，既渴望保有自我獨立性，卻又無法放下家人的負擔。而日以繼夜的制式化生活，可能有礙個體發展自我獨特的心理社會價值觀。另外，角色逆轉導致少年照顧者承受角色衝突，出現焦慮、怨恨的情緒。 照顧責任對少年家庭照顧者生活的影響包括：家庭凝聚力與成員間親密感增進；唸書時間與照顧時間互相擠壓而無法兼顧學業與照顧；照顧工作影響少年參與社交活動的時間；對未來的考量安排必須符合現實生活的所需。 少年照顧者感到一般壓力情境包括：遭遇到生活事件改變或接踵而來的事件；人際關係的壓力以及課業成績的壓力；因照顧責任所衍生的壓力則包括受照顧者的不合作與責備、父母不合理的期望、家庭經濟壓力，擔心未來沒有人照顧失能家屬，社會他人的異樣眼光、及外人與社會道德期待也都是少年照顧者因為照顧者角色所必須額外面對的壓力。少年照顧者因應壓力所採行的策略包括：透過傾訴宣洩情緒、轉移注意力，找其他的事作、暫時離開現場、積極地強調正面意義，或以快速轉換念頭的方式調整負面情緒。最後研究分析少年家庭照顧者所使用的社會資源及其需求，少年家庭照顧者的人際支持網絡十分薄弱，使用的資源有限。絕大多數的社會支持均以經濟層面的協助為主。少年照顧者的需求包括：替代性照顧服務、期待社會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失能家屬、充足的資訊和心理輔導以及能夠獨處喘息的時間。 因應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政策及實務上之建議，首要保障少年照顧者身為 少年的人權，提供符合少年照顧者需求之福利服務，並結合所有相關單位共同合作滿足少年照顧者的獨特需求。 / The purposes of thi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clude: (1)Analyze the factors of young carer’s becoming. (2) Understand young carer’s feelings about care experience. (3) Understand what kind of influences when teenagers must care for disabled family members. (5) Analyze young carer’s pressures and how they coping with. (6) Accord to research findings to propose welfare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some suggestions. Four young carer have interviewed. The research discovered the factors of young carer’s becoming are including culture standard , exchanging to pay back, emotions with family members, lacked potential carer and family system factors. Young carer’s feeling about care experiences are including they lost their childhoods, their parents have excessive hopes to young carer, too many works made young carer feel tired, and they have no time to play with their friends or to do other things. The influences about teenager care for disabled family members are including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sides. The positive side is young carer have more eympathy and maturation than other same generations. The negative sides are they lost decision-making powers and institutionalized life style will let them feel depressed. Young carer’s pressures are including teenager’s and carer’s pressures. The way that they cope with the pressures are leading off feelings, transfering attention, doing other things, impermanent leaving or to find front meanings. Finally this research discovered young carer with weak support . They need rest time, enough information, and psychology counseling etc. According to research discoveres, researcher propose three suggestions about policy and welfare organzations. ◆ To ensure young carer’s human rights , remember they still are teenagers. ◆ Providing welfare services which fitting in with young carer. ◆ Connecting with all related units to satisfy young carer’s individual nee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