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外交工作的目的在營造爭取一個有利我們國家人民生存發展的國際環境，內容包含了經貿、金融、教育、文化、科技、農業、醫療、衛生、軍事、環保、觀光、援外、司法互助、國際宣傳、領務、僑務及海外國人急難救助等諸多工作面向。其中僑務駐外人員係以服務海外的僑胞為主，手機要保持24小時的暢通，他們工作的時間相當的長，而且僑務駐外人員因為工作的環境是在外交部的駐外單位下，當外交部與僑務委員會的長官意見有出入時，他們要如何扮演好溝通橋樑的角色；再者，當他們派外在國外時，又是如何維繫家庭關係。研究者藉由本研究能以期瞭解駐外人員在各駐外館處面臨工作壓力時如何調適及家庭關係又是如何去維持，藉此瞭解駐外人員在異鄉堅持奮鬥下去的動力。 本研究所採用的是文獻回顧法及半結構式的訪談兩項研究方法。以僑務委員會曾駐外過人員為受訪對象，共訪談10位受訪者，透過深度訪談僑務駐外人員，彙整僑務駐外人員訪談內容，針對訪談內容加以分析討論，研究發現：（一）在工作領域方面：冷靜思考、果決的判斷力、負責任是影響駐外僑務人員主管領導的重要因素；僑務駐外人員同時接受外交部與僑務委員會的指示，當兩者政策不同時，會形成僑務駐外人員的工作壓力；僑務工作內容是僑務駐外人員工作壓力來源之一；工作夥伴關係良好，會提升僑務駐外人員的工作滿足感；缺少語言、溝通等專業能力亦為僑務駐外人員工作壓力來源之一。（二）家庭關係方面：配偶的支持與僑務工作人員工作家庭間的衝突有正相關性；對家庭採積極投入的態度，對於親子關係有正關聯性；協助配偶建立社交圈與僑務駐外人員工作家庭衝突有負相關性；海外物價高與僑務駐外人員家庭關係有相關性；親友間的互動與僑務駐外人員工作家庭衝突有負相關性。

性別與家庭照顧議題在當今已越來越受到重視，現代化改變了傳統家庭照顧的模式與內容，家庭照顧如今已非理所當然能負荷之能力。照顧工作究竟該交由社會機構正式照顧或者是家庭非正式照顧，受限於資源缺乏和傳統觀念、社會壓力下，一直是照顧者左右為難的問題。許多與照顧議題相關之文獻也反映出，照顧工作會出現壓力與疲勞問題，就業與勞動形式是其中影響重大的變項，與多數針對照顧者所進行的研究調查相較，本文的研究對象係我國之受僱者，使用次級資料分析法，進行量化統計分析，對受僱者承擔照顧責任之疲勞與壓力狀況作一真實呈現。本研究發現，主要照顧者較非主要照顧者有工作壓力的機率較高、疲勞程度也較大；照顧對象的不同對主要照顧者而言，工作壓力和疲勞程度沒有顯著不同。最後本文依據研究結果提出改善家庭照顧者工作壓力和疲勞的幾點建議。

至2014年5月止，我國外籍家庭看護工人數已超過19萬人，且呈現逐年增加之趨勢，然而，針對這些外籍家庭看護工我國卻無相關勞動法令保障其勞動權益。故本研究旨在探討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勞動權益，透過相關文獻回顧與整理，了解外籍勞工之政策背景與其構想、外籍家庭看護工所遭遇的問題及當前國際組織與我國對外籍家庭看護工相關勞動權益所作的規範，以便於了解我國當前政策的缺失。另外，本文亦透過深度訪談方式，了解外籍家庭看護工實際在工作(生活)中所面臨的問題。整體而言，本研究目的如下:(一)了解外籍家庭看護工人數現況。(二)探討外籍家庭看護工所遭遇之問題。(三)了解相關國際組織及我國現行對外籍家庭看護工所作的權益規範。(四)分析我國現行外籍勞工政策之缺失。 (五)針對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可行之建議，以供相關政府部門參考。 經由文獻探討與訪談結果歸納，研究發現外籍家庭看護工常面臨的問題包括仲介業者不當剝削，勞動權益上其工作內容繁重、不明確，工時長且無正常休假，薪資面臨代扣費用為全額給付並低於法定基本工資水準、所領取之加班費與法令規定之加班費意義不同、外勞逃逸問題、人口販運問題……等。另外，現行外勞政策缺失主要包括不得自由轉換雇主、居留期間限制、外勞配額限制、社會保障制度不完整、仲介費用扣除問題、外籍家事勞工權亦缺乏法令保障及缺乏促進家庭團聚措施等。 故針對研究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盡速完成家事勞工保障法之立法並實施 二、加強宣導直聘制度 三、加強對仲介公司稽查制度 四、開放外籍勞工轉換雇主 五、鼓勵雇主使用喘息服務 六、促進外籍勞工與家庭團聚

本研究為瞭解女性罹患憂鬱症及復原的歷程，與家庭系統的相互影響關係；及其復原歷程中有助於復原的因素，採質性的研究設計，以深度訪談法訪問三位20至30歲曾罹患憂鬱症、目前已復原的女性。 研究結果發現：在其生病前，家庭中皆有不穩定的夫妻次系統，充滿衝突且關係疏離的父女次系統，受訪者心理層面感到不被支持的母女次系統，疏離的手足次系統，僵化三人組的出現，以及過於糾纏或僵化的界限。她們的自我分化過低，與家中其他成員的連結薄弱，心理距離疏遠，處於一個不被支持的位置。同時，在她們心中都有很深刻、覺得難以原諒的情緒，而這些情緒在這樣的家庭互動型態中，更加無法抒解。 在她們復原後，家庭結構中不穩定的夫妻次系統，及僵化三人組的情形沒有很大的改變。而家庭系統中有助於復原的因素有：(1) 開放的系統：家庭與外界的連結增強，不論是教會或醫療體系的資源都能協助減輕家庭中的壓力。(2)個人良好的自我分化帶動系統的轉變：從生病到復原的過程中，她們經由與其他成員的互動、對話、及嘗試獨立過程，自我分化增強，開始能體會父母的心情，放下原本難以諒解的情緒，與父親的關係變得緩和，與母親或手足的連結增強。(3) 清楚的界限：與其他成員的心理距離調整到較適當的位置，不再過於疏離而無法得到支持，或過於糾纏而直接承擔太多其他次系統而來的壓力。 /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that begins from a woman having depression disorder to her recove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 and her family, and the factors which are good for her recovery. The metho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in-depth interviewing are adopted to collect data. Interviewees are three unmarried women who are twenty to thirty, and they have already recovered from their depre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Before the women get depressed, their family suffers from the unstable spouse subsystem; the father-child subsystem is distressed; the mother-child subsystem can not get support; the sibling sub-system is estranged; the rigid triad evolves, and the boundary of the family is over enmeshment or disengagement. The degree of the interviewees’ self-differentiation is low; the link between their family and they is weak. They are psychologically distant from their family so they would be unsupported in their family. At the same time, their complex emotion is even harder to be released in this family interacting pattern. After they recovered, the unstable spouse subsystem and the rigid triad would not disappear. However, the family system does chang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recovery are: (1) open system: the link between the family and the environment are stronger. Resources from churches or medical system can moderate the pressure from the family system. (2) individual’s self-differentiation urges the change of the family structure: interacting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endeavoring to seek their independence , they undergo more complete process of self-differentiation. They began to relieve their bitter; they improv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father; the link with their mother gets stronger. (3) clear boundary: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family members and they adjust to a proper situation. The interviewees stop overly disengaging from their family, so they can get support. Meanwhile, they also don’t overly entangle with their family, so they no longer bear directly the pressure from other subsystems.

在市場區隔理論的發展中，由早期的地理化區隔、人口統計變數的區隔、到心理與行為方面的區隔，像是:生活型態、人格、與使用時機、使用率⋯等, 但是這些區隔變數只是注重於產品的利益面、功能面或屬性面，並沒有針對消費者的核心價值為出發點。 在信用卡的紅海中，除了銀行發行的聯名卡、認同卡之外， 研究生以女性在人生階段不同功能性角色的消費價值變化，以信用卡延伸服務發展新的信用卡形態，探討以人生角色定的情感黏度發展，是否能減少呆卡率。發卡銀行應該了解消費者核心消費價值，發展有顧客價值的產品或服務，讓她們對發卡銀行提供的產品或服產生強烈的認同與忠誠。本研究採質化分析，研究發現如下： 一、 女性隨著不同生命階段遭遇到不同的人生課題，自我角色轉換時，需求亦會改變，與信用卡的關係知覺也隨之改變，女性在相同的生命課題，不同的生活經驗的互動過程，每一角色代表著女性情感價值的知覺。故女性的需求可以以擔任不同角色如妻子、母親來分類 二、 單身階段因情感價值的關係申辦的第一張卡，在之後的家庭發展過程中，也不會取消該卡片，因為此信用卡連聯個人在離開父母的世界，所代表著邁向獨立自主、自我追尋、自我展現的個人情感關係。 三、 女性在新婚期申辦的信用卡，大多以功能性角色‘太太’、‘母親’在生活上的需求，如超市聯名卡、水電費自動專屬信用卡扣繳，兒童服飾愛的世界聯名卡，可以了解女性在家庭發展階段，女性關注的焦點從個人的需求及家庭需求發展，重視責任、關懷他人，他們在群體中不斷訴諸於共同的感覺與情緒, 她們透過心理認同的相互連結起來，並且獲得情緒價值。 四、 女性持卡人需要的是被尊重、愛護以及同理心的感受，一但發卡銀行給予女性消費者這樣的感覺，她會一輩子記得這樣的窩心的回憶，不會輕易轉換發卡銀行，因此發卡銀行在CRM方面最重要的關鍵在於了解女性重視的是什麼，一但有了針對女性較細膩的行銷策略與服務品質，必可穫取女性的終身價值。

由於每一時代的社會環境、形態不同，所以表現在小說作品中的思想、意識也不同。 換言之，研究一個時代小說的主要思想，就不難明瞭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一般思想 。因此由紅樓夢的研究，或多或少可看出當時社會一般情況、意識狀態及傳統大家庭 生活、倫理觀念。本篇論文欲就當時社會與家庭狀況、意識及其與賈府盛衰的關係兩 點，探討紅樓夢所成顯的社會與家庭。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紅樓夢所成顯的社會。共四節：把書中的社會，分為世家、官僚集團、平民 、奴隸四等階級，探討其一般生活面貌、意識行態、以及各階層之間的互相連關關係 。 第三章 賈府的組織與特性。共四節：由累世同居、家長的尊嚴、祭祀祖先共有等一 般中國傳統大家庭的特徵，分析賈府大家庭生活的正和反面。 第四章 家庭分子間的關係，共四節：討論大家庭裡父子、兄弟姊妹、夫婦妻妾、婆 媳、妯娌、姑嫂之間相處的情形及其與全家庭生活的關係。 第五章 結論：以一般社會與家庭狀況及其與賈府盛衰的關係兩點，綜合前四章。

九年一貫課程的精神為創新教學，目的在透過創新的教學來讓學生養成創新的思維。然而，創新思維的養成不能單靠學校就能達成。學生在家庭的時間佔三分之二，因此家庭與學校必須合作，才能達成教育的目標—即每個學生的成功。 本研究首先分析家長參與的相關文獻，發現目前家長參與的論文是針對家長、學校、或教師做個別的研究，未從三者統合的觀點探討，因此本研究乃從Swap的「家庭—學校夥伴關係模式」（home-school partnership model）出發，期以整合的方式來研究家長參與。 「家庭—學校夥伴關係模式」（home-school partnership model）是指由家長與教育家組成聯盟，以促進優良的學校與學生。此「夥伴關係」（partnership）有特殊的意義，它是包含長期的約定、相互尊重、家庭與教育者廣泛參與各層次的活動，且共享規劃、決策的責任。在夥伴關係模式中，家長參與並非被視為附加物，而被視為學校改革不可或缺的部分。Swap指出發展夥伴關係的四個要素為創造雙向溝通、強調在校與在家的學習、提供支持與共同決策，因此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的方式，針對三所學校的家長、教師與行政人員進行深度訪談，並以家庭—學校夥伴關係模式的四要素來分析研究對象，以瞭解此三學校的家長參與情況是否符合家庭—學校夥伴關係模式，最後分別對三所學校的家長參與提出建議。 本文的研究發現，B國小家長參與最接近夥伴關係模式，其次依序為A國小、C國小。A、C國小家長參與的困境主要原因在於觀念未改變，家長視自己為學校的「協助者」，而非「夥伴」，教師則對家長參與仍有疑慮。因此，欲推動家庭—學校夥伴關係模式，則A、C國小應加強內部的溝通，以對家長參與形成共識，再與家長溝通、邀請家長成為教育的夥伴。

「懷孕」應該是正面、美好且有益於整體國家社會的事情，對雇主也是有利的，因她們也具有「再生產」的功能，讓雇主能有源源不絕的勞動力，可惜許多雇主對懷孕婦女的偏見仍然存在，對懷孕婦女工作能力與復工意願皆有所質疑，然而國外相關研究結果卻指出若雇主能夠摒棄偏見，從一開始就願意接受懷孕婦女，提供家庭支持方案，如工作調整、彈性工時或托育措施等協助懷孕婦女，不僅能減少員工在工作與家庭間的衝突，更可保留優秀女性人才、提升組織效率與員工生產力，進而創造「勞資雙贏」的局面。 因此，本研究以我國懷孕婦女為對象來瞭解組織內家庭支持方案的實施與提供，對懷孕員工的組織承諾及產後復工時機之影響。本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一、懷孕婦女的組織承諾偏向普通程度，並未如雇主所認為對工作不忠誠。 二、組織提供的家庭支持方案越多，懷孕婦女的組織承諾越高。組織提供越多的家庭支持方案，會影響員工對組織的情感，這些好感會轉化成對組織的忠誠。 三、工作＼家庭文化對組織承諾皆具有正向預測力。因此，組織文化是對家庭友善的文化，有助於提昇懷孕婦女的組織承諾。 四、收入低的懷孕婦女，產後復工意願較低，即使願意復工，復工時機也比較晚。對收入低的懷孕婦女來說，離職或請繼續育嬰假的機會成本比較低，並衡量市場工資與托嬰費用後，選擇留在家中照顧新生兒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五、工作＼家庭文化「主管支持」構面與懷孕婦女產後復工意願有顯著正相關，且具正向預測力。這顯示出當公司主管能夠很敏感的注意到有家庭責任之員工的需求，並能積極提供協助與支持，則其懷孕員工在產後會更願意復工。 六、雇主提供的產假越長，懷孕婦女有更多的時間休養，產後會更願意復工。 七、雇主提供無薪產假的懷孕婦女比雇主提供全薪產假者，產後復工時機較晚。 大體上，我國經驗研究在相當程度上是支持西方國家的研究結果，但我國家庭支持方案的實施狀況仍不夠普遍。家庭支持方案的提供的確可提昇懷孕婦女的組織承諾，有助於減少離職率，大幅降低企業招募和重新訓練的成本，故我國企業應該積極引進家庭支持方案，達到勞資雙贏的結果。 / “Pregnancy” should be a positive, beautiful and beneficial thing to the society. It is also good to employers, because pregnant women provide a “reproductive” function, with which employers would not face the labor shortage. But many employers still have some prejudices against pregnant women. For instance, pregnant workers are considered not being able to concentrate on their jobs, and won’t come back to work after childbir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findings of the study abroad, this study found employers can abandon their prejudices, and provide family-responsive benefits, such as job adjustments, flextime or childcare programs, it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work and family conflicts, but also retain the women laborforce, improve 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thereby creating a “win-win” situation. The major findings below: 1.Pregnant work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s are as normal as workers in general are. Pregnant workers are not unfaithful to employers . 2.The more family-responsive benefits employers provide, the more loyalty pregnant workers would have. 3.Work-family culture has positive impact on to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s of pregnant workers. Pregnant work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s will be enhanced when the corporate culture is family-friendly. 4.Pregnant workers in low wages tend to stay at home, and won’t return to work after childbirth. Even they will return, the timing they return would be delayed. 5.If supervisors are sensitive to employee’ family and personal concerns, the pregnant workers prefer returning to work after childbirth. 6.If employers provide longer maternity leaves, pregnant workers would have enough time to take a rest, and they would tend to return to work after childbirth. 7.Pregnant workers who got unpaid maternity leaves return to work later than who got paid maternity leaves. In sum, this study supports the findings of western countries in a certain extent. But the family-responsive benefits are not popular in Taiwan. If organizations provide family-responsive benefits, pregnant work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s will be enhanced. It can also reduce the turnover rate and the costs of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For the above reasons, the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should introduce family-responsive benefits and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本研究以TIMSS 2003台灣數學科資料為資料來源，使用階層線性模式為統計分析方式，探討國小四年級及國中二年級，學生數學家庭作業完成時間與教師指派數學家庭作業頻率，對於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在國小四年級，學生數學家庭作業完成時間與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為負相關；教師指派數學家庭作業頻率與學生數學學習成就之間為正相關，但並不顯著。在國中二年級，學生數學家庭作業完成時間與教師指派數學家庭作業頻率，對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皆有正向的影響。在國小四年級中，學生數學家庭作業完成時間與教師指派數學家庭作業頻率的交互作用，對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為負相關，但不顯著。在國中二年級中，學生數學家庭作業完成時間與教師指派數學家庭作業頻率的交互作用，對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為正相關，但不顯著。 / The research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mathematics homework time and mathematics homework frequency on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in the fourth and eighth grades, using TIMSS 2003 Taiwan mathematics data as the resources and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as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fourth grades, mathematics homework time had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while mathematics homework frequency had a positive, but non-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In the eighth grades, both mathematics homework time and mathematics homework frequency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In the fourth grad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thematics homework time and mathematics homework frequency had negative, but non-significant, effects on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while in the eighth grad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thematics homework time and mathematics homework frequency had positive, but non-significant, effects on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在問卷設計上，一般人常用傳統勾選的方式讓受訪者作答。這種0或1的二分法方式，讓受訪者在數個選項中勾選出一個較適當之答案，但其勾選的並非絕對，而其無勾選的卻非不曾發生的，如此所得到的資料往往會扭曲事實的真相。 　　本論文即是利用模糊之概念來改良傳統之問卷，允許受訪者在數個選項中填寫百分比，解決上述傳統問卷之缺失，並以家庭關係問卷為例，來比較傳統及模糊問卷結果的差異性。更進一步建構一家庭關係模糊指標及定義一家庭關係警訊燈號，用來衡量一般人家庭關係之優劣。分析結果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三點結論：1.傳統問卷之結果，往往容易集中在某個選項上；而模糊呈現的較為均衡。2.由於模糊問卷答題方式較為多樣化，故家庭關係模糊指標分布較為廣泛且均勻。3.整體而言，較多數人之家庭關係警訊燈號為綠燈，顯示家庭關係不錯。 / In survey question design, people used the method of traditional selection to let respondent to answer. This method let respondent to select an appropriate answer in several options. However, his selections would not be absolute, and the options that he did not select would happen. Such data may skew the reality. 　　In this paper, we make use of fuzzy concept which allow respondent to write down percentage in several options to improve traditional survey question and to resolve the shortcoming of traditional survey. Also, we take family relation survey question for instanc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traditional and fuzzy survey question result. Furthermore, we build a family relation fuzzy index and define a family relation warning signal to judge the good and the bad of one's family re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