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性談話節目近年來流行於各頻道中，尤其開放電話叩應或觀眾現場秀應的，更是受到廣大民眾歡迎。一來為喜好發表的政治人物找到了新的舞台，而閱聽大眾也發現，除了傳統的新聞報導外，談話節目不但討論時事或民眾關心的政治議題，更提供參與發聲的機會，可以與政治人物或公眾人物直接對話。因此新聞性談話性節目扮演的社會功能為何，是研究欲關注的焦點，本文從閱聽人角度出發，探討對於新聞性談話節目的收視動機、行為及滿足程度間關聯性，藉以反映出閱聽人心理上及社會上的特殊需求；同時也觀察閱聽人在2002年台北市長選舉的政治參與情形與「新聞性談話節目」收視動機、行為間的關聯性。研究以親身訪問及問卷發放調查法，並就618份有效問卷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 閱聽人因性別、年齡、學歷、婚姻、收入、職業、政黨傾向、戶籍行政區之不同，在收視新聞性談話節目的使用動機、行為上都出現顯著差異。而從市長選舉過程中發現，政治參與程度愈高的受訪者，在「政治守望型」、「替代性參與型」動機愈強；政治參與程度愈低的，則在「社交互動型」動機表現較強。另外收視行為方面：政治參與程度愈高的受訪者，其收視的涉入程度愈高。 在使用動機與滿足程度的關聯性方面，「政治守望型動機-政治守望型滿足」、「替代性參與型動機-替代性參與型滿足」、「逸樂消遣型動機-逸樂消遣型滿足」、「社交互動型動機-社交互動型滿足」、「欣賞偶像型-欣賞偶像型滿足」等相對應動機滿足上，皆達到高度相關。同時研究發現，新聞性談話節目收視涉入程度愈高的受訪者，「替代性參與型」方面的使用動機愈強；涉入程度愈低的，則是在「欣賞偶像型」方面的使用動機較強。

在學術研究中，不少研究指出了兩性在政治定向及行為模式上有所差異，且從國內的政治社會化研究中我們發現：兩性隨著年齡的增長，其差異漸漸擴大，到了大學階段，兩者的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傾向的差異更是極為顯著，因此，本研究欲透過政治社會化理論來比較男、女兩性於政治定向和行為模式上的異同，並分別就政治社會化媒介和人格特質等因素作詳細地解釋，企圖找出能解釋個體於成年時期政治定向和行為存有性別差異的原因。 　　研究結果顯示，性別仍是預測大學生政治定向和行為的因素，家庭、學校和媒體等環境因素與人格特質都不是造成男、女大學生有所差異的重要原因，在日後的研究中，有必要再作其它因素的探討。但在政治參與方面，控制環境因素和人格特質後，女大學生比男大學生更積極於參與政治活動，顯然女大學生在大學時期的政治社會化經驗並不是造成她們日後政治參與低落的原因，甚至這些成年期的政治社會化歷程促使她們有較活躍的政治參與。 　　另外在權威性人格方面，本文有不同於以往的研究發現。研究結果顯示：權威性人格愈鮮明的男大學生，不僅內、外在政治功效意識愈低落，其政治信任感也愈低，而政治參與卻愈積極，且認同國民黨者，其權威性人格愈高。因此我們認為這是反映出男大學生對當時民進黨政府的不滿，2000年總統選舉的政黨輪替，對具有權威性人格的個體而言，民進黨執政是破壞了傳統、改變了現狀，因而使得男大學生積極於參與選舉活動，企圖改變現狀。 　　整體而言，影響兩性政治定向和行為模式的原因並不盡相同，日後相關的研究應針對性別作深入且個別的探討，將兩性分別視為完整的個體，以作更明確且更有意義的分析。

近年來，中共陸續推動一系列的黨員思想教育運動，如「三講」、「保先」等，顯示隨著時代改變，黨員的思想已發生變化，大學生身為國家未來的中堅份子，其政治思想是否如中共官方資訊所言如此樂觀。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是想了解在社會轉型時期，中共是否能繼續透過系統的思想政治教育影響大學生的政治態度；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社會化效果；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除了了解現今中國大學生的政治態度和中共對於大學生政治思想的掌控能力外，還能藉由觀察學生的政治態度，預測中共未來的政治改革方向。 政治社會化，是個人獲取政治態度，學習政治文化的過程，一般國家為了灌輸民眾符合自身利益的政治文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藉由對教育資源的掌控來達到此目的，中共也不例外，稱之為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學校園裡，執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機關是學校的黨務部門，方法則是四門十四學分的必修課，稱之為公共課，以及其他由黨團支部辦的各種活動。 本研究以田野調查的方式，對上海復旦大學學生進行深度訪談，以了解中共思想政治教育的實際執行結果。本研究發現，影響學生政治思想及態度的，不是家庭背景、不是地區差距、不是年級差異、亦不是入黨與否，而是整體時代環境及社會風氣。整體而言，當今大學生的社會和政治生活之間具有某種程度的隔離和疏遠；政治態度現實多於理想、理性多於感性、消極多於積極。而本文欲檢視之中共的思想掌控能力則因網路的存在今非昔比。 總結而言，當今學生多是以實際政績來評價中共，沒有偏激的反對或愚昧的支持，進行政治改革雖是普遍的要求，但是維持現狀也沒什麼不好，大家一致的目標，就是發展經濟。最後，本文就研究結果對中共提出建議，為了符合中共長期執政的利益，中共應該將公共課由思想政治教育的訴求轉變為公民素質的培養，使公民素質隨著經濟發展提升，以擴大政治參與，降低政治疏離感。

回顧過去半世紀以來，我國在各方面突飛猛進，一方面順應劇烈的環境變遷，以因應全球化的浪潮，另一方面在國人勤奮的耕耘下，無論是經濟或社會層面，都能在穩健中提升國家競爭力、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經濟成長。在社會、經濟大幅發展的過程中，探究成長的因素，政治環境的穩定與多元蓬勃的教育，功不可歿。選擇臺灣地區政治、經濟發展較為充分的北高兩直轄市，以學童經由生活背景、教育環境、社會機構的階段學習，了解臺灣地區兩大城市的未來主人翁，在政治社會的學習成效，期能獲知學童在政治定向上的思維，提供政治社會化教育、穩定政治社會，貢獻微薄成果。 本研究透過調查問卷的分析、學童與教師訪談的驗證與補充，探討經由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傳播媒體等不同的社會化機制，在累積、認同、模仿、轉移、類化、認知發展等不同的學習模式下，形成直轄市學童不同的政治社會化學習成效；包含對政治的看法、政治知識、對政府的認知、國名選擇、政治信任感、政黨偏好與政治興趣等政治定向。 經由不同的個人背景，在性別上，對於政府執行政策，女生比較男生不具政治信任感，而父母親職業對於學童的政治知識程度具有顯著性的影響，父親的職業愈是如醫師、律師、建築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員，學童的政治知識學習成效就愈高；父母親的教育程度亦與學童的政治知識學習成效成顯著性的正相關；雖然多數學童對政治持負面的看法，惟居住臺北市的學童，對政治持負面看法的比例高於高雄市，具有顯著的差異。 南北兩直轄市的學童家庭，具有權威型的家庭決策權與民主型的管教權；多數家庭屬中政治化程度，家庭的政治化程度與學童的政黨偏好以及政治行為傾向呈顯著正相關，家庭的政治化程度愈高，學童的政黨偏好程度愈高，且愈呈現政治興趣上的中、高政治行為傾向。另學童父母親的政黨傾向，對於學童政治態度上的政黨偏好與政治興趣上的政治行為傾向，亦具有顯著性的影響，父母親的政黨偏好「泛藍」，學童的政黨偏好亦傾向「泛藍」。 在學校的社會化機制方面，學校的民主氛圍與學童的政治知識程度，成顯著性的正相關，與學童對政府的認知，則呈現顯著性的負相關；學校教師多屬民主型的領導風格，惟學童對於政治多數不具信任感。學童同儕之間的互動較少，同儕互動與國名選擇，不具關聯性；不同的同儕互動，對於學童對政治的看法、政黨偏好與政治興趣上的政治行為傾向，則具有顯著性的影響。就大眾傳播的電視媒體而言，雖然電視的新聞時事節目，不是大多數受訪學童的最愛，但收視電視媒體之經常度，卻與政治知識程度成顯著性正相關，而平常愛看「新聞時事」的學童，多數政黨傾向偏好「泛藍」，愈高的接觸「電視時事」節目程度，學童在政治興趣上，具有中/高政治行為傾向愈高。 學童在政治社會化學習成效的政治定向相互之間，雖然學童的政治知識對於學童政治興趣上的政治行為傾向，不具相關性，而學童對政府的認知與政治信任感，則具有顯著性的相關；另政治的信任感與對政治的看法，以及政治興趣上的政治行為傾向，亦具有顯著性的相關；大多數屬於偏低信任感的學童，對於政治的聯想亦多數持負面看法；對於政府官員執行政務高度信任的學童，佔有較高比例的「中/高政治行為傾向」。 環境與人是息息相關的，在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福祉下，優質穩定的政治生態，為孕育學習與成長的搖籃，探討學童政治社會化的學習成效，不僅有助於學童將來的適應環境社會，且能使其學習成效反饋於政治系統，因此探討直轄市學童政治社會化的學習成效，深具實用性。

本研究關注民進黨在執政時期,實施的客家政策，與政策產出系統與客家族群之間的連結關係。在理論層面，本研究援引T.B.Smith的「政策執行力模式」的架構，檢証民進黨政府客家政策，提出兩個論點：第一、民進黨客家政策的規劃概念，主要來自「客家文化運動」時提出的宣言，符合T.B.Smith在「政策執行力模式」架構強調政策產出的初始動機，來自於社會民眾對現狀不滿而引發的情緒張力；第二、民進黨政府在客家政策實行後，得到客家族群在選舉上的支持，說明「政策執行力模式」架構中，政策執行的結果會「回饋」至政策產出系統。透過深度訪談與選舉結果的分析，本研究發現民進黨客家政策展現四大政治果效：一、「顯化」客家族群認同與「深化」族群意識，使客家民眾對自我族群身分在認同強度上的改變。二、客家政策的實施，使民進黨逐漸獲得客家群眾的支持與認同。三、拉引客家族群中，原先政黨認同程度較低、政治冷漠的「隱性」游離份子，對於其政治參與行為有所提升。四、客家政策的實施，使客家族群的「文化意識」覺醒，訴求政府對少數族群文化的保存，提出制度性的保障。

兩岸領導人皆曾宣示對於中國統一的期盼，但是對於統一的認知差距卻截然不同，中共希望在其『四個堅持』之下統一中國，而我中華民國卻主張必須統一在自由、民主、均富之下，使得兩岸對於中國統一之主張毫無交集。本文便在此體認下，嘗試從兩岸的選舉制度中，找出兩岸人民享有的參政權利之異同，以了解『民主』在兩岸的佈局。論文的安排，除了就兩岸選舉法規的訂定和演進作一說明外，最主要的內容在於選舉制度的範圍探討其中包括選舉人與被選舉人的參選條件限制，以及選舉機關的角色扮演和職權範圍，其次是分析兩岸在選舉區規劃上，候選人的提名制度上，選舉活動內容上，選舉經費運用上，以及選舉人名冊編造和投票方法上，有著何種程度的差異性。最終試圖找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體制下的『選舉』之本質差異以說明兩岸在選舉制度所展現的不同。

本研究基於女性參政的理論基礎，主要探討從事政治幕僚工作的民進黨女黨工，看待黨務工作的看法，除了政治參與的意涵外，還存在何種可能？此外，本研究也試圖從性別世代的角度理解，不同世代的民進黨女黨工看待黨務工作有何認知差異。關於世代劃分，本研究初步透過民主化歷程、民進黨重要的發展階段以及台灣婦運發展經驗，將民進黨黨工區分出兩個主要世代。在世代概念操作上，切劃的時間點是以受訪者出生年在1971年前後為界，1971年及以前出生者為九0前黨工世代，1971年以後出生者則為九0後的黨工世代。 研究結果發現，如同世代研究的理論預設，時代的改變透過經歷不同政治民主經驗以及不同的性別意識氛圍影響，形成了民進黨兩個世代女黨工對工作的認知差異。對年長黨工而言，她們看待黨務工作似乎較偏向「政治參與取向」，而九0後黨工則較傾向「工作職業取向」的認知。九0前世代偏重政治參與的認知，是因為這群黨工們所處的時代背景主要是威權轉型階段，她們看待「政治」的角度經常是懷有一種高度的價值目標。而九0後黨工成長於民主時代，「政治」不再是一種高不可攀的精神價值，而是存在於每個人日常中的生活議題。民眾對「政治」的想像，也就隨著民主制度的落實逐漸與前世代的看法產生變異。時代的遞嬗改變了政治，時代同時也對民進黨的組織制度產生影響，隨著工作條件與環境改變，這些因素都使傳統政治工作中充滿的政治味被沖淡許多。 透過90年代以後的性別平等改革，台灣女性參與政治不再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在傳統公私領域逐步鬆動的界線下，女性面對「政治」與面對政治「工作」便與前一世代有著截然不同的認知圖像。然而，雖然兩個世代面對不同時代的性別經驗有所差異，但兩個世代也並非截然不同，女性的政治參與在兩個時代中，同樣需要面對工作與家庭間的兩難問題，只不過兩個世代的處理方式不盡相同，而這也再次突顯出兩個世代黨工看待黨務工作的角度差異。

This research uses the 2010-post election survey by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 and traces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paths of online political information use, Facebook political information use, and mobile phones political information use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o online and off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direct paths are traced through the paths of wider view exposure and the credibility to online and off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O-S-O-R model is used to guide the path analyses for this research.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both online political information use and Facebook political information use expose respondents to a wider diversity of views, but that it does not lead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urthermore, all three mediums are found to be credibl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leading to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ith different strengths, while Facebook political information use also leads to off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us, credibi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nd even suggests the possible need for an opinion leader. This is especially so for the use of Facebook, which has the best balance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tructure its friend network of identifiable people, organisations, and institutions. Facebook also provides the best platform for critical debate and engaging potential voters. Mobile phone political use is also supportiv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ut is more questioned in terms of whether the participation it brings is able to lead to critical debate. Keyword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acebook, social media, mobile phones, online political information, wider view exposure, credibility.

太陽花學運期間藉由善加操作數位平台，激起一股臺灣人民的民主力量，更彰顯公民團體及公民監督的卓越成效。太陽花學運後，臺灣社會在這場公民運動結束後產生諸多變遷，這場震撼全世界的學運，甚至被譽為外媒譽為「臺灣之春」。 本研究透過文獻檢閱，探討太陽花學運對臺灣政治參與之影響，亦透過質性的深度訪談，篩選實際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公民社團成員、學運社團成員進行與本研究各章節主題相關的深度訪談。 這次抗爭顯示出臺灣公民的政治覺醒，觸發起臺灣青年的政治意識，也打擊政府的威望，甚至打亂北京政府的佈署，更激勵其他地方民眾今後爭取民主自由權利的抗爭。本文從政治參與觀點出發，來探討太陽花學運後公民積極採取反對權和相關參政行為。盼藉此研究深入了解太陽花學運對臺灣政治參與之影響，也提供公民運動及公民運動團體相關研究之參考。

臺灣社會隨著新移民的逐年增加，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截至2016年2月以婚姻來台之東南亞新移民，女性約12萬人，這些新移民女性及新移民二代，是近年臺灣政府積極關心的對象。根據調查，多數新移民來台後生活會有許多考驗與不便，例如語言與生活適應，過去研究也顯示新移民嫁入的家庭多數較為貧窮或屬於農漁養殖業，新移民女性來台後的生活適應因此有許多困境，女性主義學者認為，「賦權」為一種改變弱勢、提升自我地位的手段與過程。 賦權過程有許多方式，本文透過實際訪談新移民女性，瞭解政治賦權對新移民女性有何影響，觀察實際的參與有何行動？本文主要探討問題有三；第一，新移民女性政治賦權之現況與類型為何？第二，比較不同政治參與程度的新移民女性，其參與行為的差異與影響參與的條件為何？第三，目前政治賦權可能扮演何種角色？與教育賦權、經濟賦權相互間的重要性為何？ 本研究經過與12位新移民以及1位非政府組織幹部進行訪談，發現政治參與確實可以改善新移民在社會上的弱勢地位或改善其生活困境，但非每個新移民皆認為其地位為弱勢，因此她們政治參與的類型會有所不同，而經濟與教育程度的差異並非影響政治參與的關鍵因素，所以本文認為新移民在台的政治社會化與自身經驗、個人特質，可能才是影響政治參與的關鍵。 / The number of New Female Immigrants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aiwan Immigration Department indicat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New Female Immigrant is 120,000 as of February 2016. Previous research indicates these female immigrants had lots of difficulties, such as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adaptation to different culture. Past research also confirms these New Female Immigrants' tough situations because most of them married to those who live in poor villages or engage in agriculture and fishery industry. Some feminist scholars suggest that empowerment is a mean way to enable New Female Immigrant to take control of her own life and improve her social status. Empowerment consist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such as economic,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empowerment; this thesis will focus on the political empowerment and discuss its effect on the New Female Immigrant by observ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practically. There are three main inquiries in this thesis: First, what are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ype of the New Female Immigration's political empowerment in Taiwan? Second, what is the condition that influences the New Female immigran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Last but not least, what kind of role that political empowerment features in the present, and what is the interaction among economic,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empowerment? Through the in-depth interview with 12 New Female Immigrants in Taiwan and a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 supervisor, this thesis figures out that New Female Immigrants can overcome their difficulties in daily life and weak status by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These New Female Immigrants’ different cognitions of their social status lead to various typ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other words, their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re not the key factors in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o sum up, the core of the New Female Immigran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their personality, experience,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Taiwan, regardless of their economic or educational back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