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制是中國官僚系統中的一大環節，在官僚制度中常以「官爵」並稱，歷代君臣將相都相當的重視，所謂「富均公侯」、「強富比於公侯」等，皆以王侯之爵作為富貴的代稱。先秦諸子已相當重視爵的地位，儒家經典與漢代著作亦然，說明「爵」在中國古代可說是區分身份的方式之一，也是君臣之間建立關係的另一種管道。 而所謂的五等爵，即公侯伯子男的稱號，同樣已出現在《春秋》、《孟子》、《周禮》等書中，歷來多以為是西周已行之制，但因五等制度與《詩》、《書》、金文所記多有矛 盾，自北宋以後亦有許多懷疑的聲浪。但在漢唐之間，仍相信五等爵為西周制度，因此稱歷來對五等爵的理解仍以「復古」為中心並不為過。 本文所討論之爵，是具有食邑、在名義上擁有封國的異姓高爵，在漢魏時期以有封地的列侯為主，另將有食邑而無封地的關內侯併入討論；至咸熙元年開建五等後，五等爵成為當時異姓的最高爵，與列侯、關內侯等爵共同構成西晉的封爵體系。 中國爵制的起源與發展是相當長久的。殷商以前似已有類似爵制的存在，至西周時期已有五等爵的產生。不過西周以前的爵制，更像是天王與諸侯的羈糜關係，而非上下統領關係；且西周的五等爵制是以同姓為主，另外輔以部分異姓，強調的重點是血緣與身份，即使國君被弒或無子，也會尋找同血緣者來取代，而不至國絕。至戰國時期，在各國變法圖強的情形下，過去的諸侯與卿大夫階層大多淪落，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士與庶人。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各國逐漸發展出新的封爵體系，以加強國君與官僚之間的關係，楚爵與秦爵即為其例。尤其是秦國的二十等爵，是明確的軍功爵體系，日後亦為漢代吸收，成為秦漢時期主要的封爵制度。因此西周至秦漢封爵體系的轉變，象徵著國家從身份制向「一君萬民」的變化。 到了西漢，在天下逐漸統一之後，在公士至公乘（即所謂民爵）的部分，原本秦代所強調的軍功逐漸失去其必要性，逐漸轉為皇帝即位或國家重大慶典時的普遍賜爵；即使漢武帝時一度推行新的軍功爵制，仍無法阻止民爵的日趨衰微。在公大夫至大庶長（即所謂吏爵）部分，由於漢代「以吏治天下」，故中層的吏爵似亦與軍功無涉，即只要是「庶人在官」者，皆有機會受封吏爵。但在列侯與關內侯（即官爵或貴族爵）部分，漢代仍維持「無功不侯」的原則，除了與皇帝關係密切的恩澤侯外，只有軍功一途方能成為列侯與關內侯。 上述原則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後逐漸受到儒生與士大夫的挑戰。儒生與士大夫不斷的藉由對儒家經典的討論，一方面反映出有德者應有封爵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投射出他們希望恢復五等爵的想法。在士大夫與儒生逐漸轉化為士族之時，隨著士族勢力的擴大，這種呼聲也更加強烈。雖然在王莽時期曾一度施行五等爵而失敗，到了魏晉之際，再次建立了一套模仿西周的五等爵制；此後直至清末，雖在歷代多少有所調整，五等爵制的本質並未改變。也就是說，這套五等爵制自魏末晉初施行以後，在往後的一千六百多年間，成為帝國官僚體系的要角之一。而西晉作為這套施行千餘年制度的開端，自然有其重要性。然而，由於下述的情形，使得歷來對魏末晉初的五等爵制的研究，尚有不足之處。因此，本文試圖以爵制為中心，一方面探討五等爵產生的原因與過程，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試圖觀察魏晉時期士族與皇權兩者對爵制的態度，藉以更加瞭解漢晉之際政治與制度方面的演進。本文擬從幾個不同層次的討論，試圖觀察漢晉之間爵制的發展歷程。 第一章首先提出研究此一問題的原因，對過去學界的研究成果作簡單的回顧，並說明各章節的安排架構。 第二章是對於漢晉爵制演變的歷史背景與過程進行探討。從漢代以軍功為封爵重心的列侯、關內侯，到西晉以士族為封爵主體的五等爵，除了爵級名稱與內容的不同外，更重要的是封爵的原則有所變化。此外，漢晉間爵制變化的背景，及其所呈現的型態為何，也是本章探討的焦點。 第三章則是從地理、開國與食邑三個層面，試圖分析西晉爵制的實質運作。首先是從受封者本籍與封地間關係的變化，來觀察西晉封國的地理問題；其次從茅土、置軍、國官等角度，探討西晉五等爵的開國制度；此外便是簡單計算西晉食邑總額與國家租調總數，試圖探討西晉諸侯食邑與國家財政的關係。 第四章則是以政治秩序、禮制與律令規範為中心，藉以觀察爵制在身份與等級上的安排。西晉爵制表現在政治秩序與禮、法的共同處之一，就在於明確的區分身份，使儒家「彝倫攸敘」的理想，得以實踐在各項制度之中。 第五章是從爵制本身、士族與皇權三個層面，探討漢晉間爵制變化的意義。士族與皇權各自對爵制的期待為何，以及五等爵與當時政治環境的關係，都是本章所要探討的課題，並將於第六章作扼要的結論。

玄學家思索的諸多問題，皆以「人」為中心，而「性」既為萬物存在變化的本體依據，亦是外在樣態之內在根源。魏晉時期著重的「才性」、「性情」等，皆是藉由探討「性」的本質、意涵，視其如何對「人」產生影響，進而形成人類殊異之外在表現。由於先哲的長久關注、探討，使得「人性」一詞更加顯題化，「人性論」進而成為中國哲學之重心。 較之於他朝思想家，魏晉玄學家更著重所謂「萬物之性」，郭象甚至提出「物各有性」之說。職是之故，相較於「人性」一詞，「性」更能涵蓋玄學家之論性範圍。「性」此一抽象名詞之意義豐富，素來為思想家所關注，更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當「性」與其他名詞相結合時，如：才、情、心、命等，其意義雖更易透顯，然也容易因而限制討論焦點，使得「性」意涵之開發受到局限，以至於探討不夠全面。有鑑於此，本研究特以「性」作為主要關注焦點，並旁及其他相應議題，以達凸顯「性」之意涵，亦不忽略與此相應探討的目的。 魏晉人重個性之思想，發展至玄學性論，則強調萬物以自然為性、物各有性與重獨性，此又與人之本質探討有關。玄學家論人性之特點在於：不封閉於人的主體，注意到自然之性、萬物之性，然又能回歸於人，藉以挺立人之主體。此種論性特徵又以王弼與郭象最為明顯，是故文下便以此二人為探討範圍，藉以突出玄學性論之獨特處。

本文以紀行為題材的賦作為研究對象，選擇賦體最為活躍之漢魏六朝為時代，考察其性質與發展。第一章為緒論，釐清紀行賦的義界、作者的共通性以及漢魏六朝紀行賦的篇目和《文選》與《歷代賦彙》的歸類。第二章則以紀行賦的形式和內容為觀照點，概括其寫作模式，並在此基礎上檢視紀行賦與其他賦類的互滲及其自身的演化。第三章以時間作為切入點，從自然時間與人文時間探究作者的時間意識。第四章以空間為焦點，從作者對於空間的建構、此空間的轉變意義以及時間與空間的匯聚，析論作者的空間意識。第五章則總結前文的研究成果，而兼及紀行賦的影響層面。

本文內除第一章<緒論>、第五章<結論>外，共分為三章:第二章<支遁的生平>進入探討支遁的生平、行跡、交游、著作出家諸事。第三章<支遁時代的背景>觀察到<支遁集>是在甚麼樣的學術背景下形成的。第四章<支遁集分析>分析支遁集的版本、流傳、和內容。再者，分析支遁集部分的文類形式與內容。

中國思想家向來以人生問題為關注焦點，魏晉玄學家也不例外。玄學家試圖建構一套自己的宇宙觀進而聯繫到人生觀，藉由對天人關係的思考重新理解自我。因此，玄學家所關注的焦點仍是現實人生，尤其是人的存在問題更是無法逃避的課題。 先秦以降，「德」向來為歷代儒家學者所關注，尤其倫理道德意涵更是「德」概念十分重要的內涵。玄學「德」之意涵，不僅上承先秦儒、道兩家之說，也因應魏晉時局演變而產生變化。那麼，玄學家對於「德」此一重要概念的意涵有何討論，是否賦予其新意？又，「德」意涵是否因其他概念影響而產生意義滑動？「德」概念既有倫理道德意涵，亦與存在關係相關，玄學家如何透過「德」之探討思考人的存在問題，皆為本研究關注焦點。 面對時代洪流的衝擊與現實生活上的困頓、不如意，特別容易引發人們對於自我存在的思考，而政治、社會上異化的道德仁義觀念，也讓人對倫理道德重新審視，這些對於思想家來說正是建立一己思想體系的養分，也是重新面對自己、思考人之所以為人的契機。玄學家對存在問題重新思考，雖是以人為起點，但其所關心者擴及到宇宙萬物，試圖從中天人關係對自我存在重新定位。而對「德」的討論也就是對人這個存在的重新思考，人從何而來？有什麼樣的特質？身處不同的社會角色有何責任與價值？面對人生困境又該如何自處與超脫？在在都是探討「德」之意涵的重要課題。是故，本研究以魏晉時期之「德」為研究中心，以「道」－－「德」、「才」－－「德」、以「自然」、「無為」釋「道德」、「德性」與「德行」的辯證等部分進行討論，試圖發掘魏晉時期之「德」的獨特意涵及意義。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18708号 / 文博第666号 / 新制||文||612(附属図書館) / 31659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平田 昌司, 教授 木津 祐子, 准教授 緑川 英樹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佛教的醫療知識為幫助其傳播之利器，佛教於漢魏兩晉南北朝傳入中國之時，正遭遇中國歷史上疾疫流行高峰期，提供一個很好的例證。東漢桓、靈、獻帝時期，中國飽受疾疫之害，安世高等沙門譯介不少涉及醫學理論與醫藥知識的佛經，為其能在漢地扎根與勃興的理由之一。佛教有布施、福田的概念，僧尼認為施醫藥既能拯救受病苦的眾生，又是修行的方式，是一項自利利人的行為，故積極地行醫。兩晉寺院為施醫藥之地，至南北朝，南、北方在佛教影響下，皆發展出類似慈善醫療機構的組織，寺院中常儲藏藥材，甚至設置藥藏。僧尼有行醫的動機，又具備醫學知識與醫藥資源，故能通過醫療弘法。 僧傳已經記載沙門學習五明、醫方明或通曉醫藥。沙門翻譯論及佛教醫藥、解剖、生理、病理、養生、食療及以佛醫思想貫穿全文的佛經，還有印度五明學術體系的書，並且撰述醫書或醫方，與世俗醫者交流醫術。經藏中有為數眾多關涉醫學理論、醫喻、醫療事例、禪定、藥物、飲食與咒語的佛經。律藏也有不少藥物使用、外科手術、瞻病細則及日常保健的記載。 　　僧尼能夠提供多種醫療服務，包括助產，治療流行病、腳疾、腹疾、精神疾病和眼疾，所使用的醫療方式可分為俗世醫學與宗教醫療。前者包括針術(針灸與「金針撥障術」)、灸法、藥物和調氣。後者為齋講與持咒。行醫的僧尼常以儀式專家的樣貌出現，充滿神異性格，且佛教文獻努力形塑他們聖手仁心的形象。疾病也是促進僧尼入道的重要原因，而後續發展的描述多側重個人修行，強調他們如何獲得解脫之道。 　　疾病在佛教文獻中常作為一種懲戒、恫嚇的手段，褻瀆三寶與毀佛反佛者經常罹患重症如痲瘋病，病況怪誕慘烈，以此警告信眾，勸他們敬信佛法並禮敬三寶。佛教醫療常從冤業病、業障病與果報觀的角度來詮釋現世身心病痛，此外信奉外道、褻瀆三寶與毀佛反佛皆為宗教性病因，佛教靈驗故事罕見四大不調的生理性病因，因為僧尼行醫，弘法為主要的目的，這些故事旨在將佛教的宇宙論教導給信眾，勸誘民眾敬畏佛法、禮敬三寶，並且貶抑外道。一般信仰者奉佛原則為「惟靈是信」，巫覡與道士是僧尼弘法時的競爭對手，故釋氏輔教之書彰顯自身神效外，常貶低巫覡、道士的療效，強調信外道會致病，外道專職人員必須皈依佛教，方能得到救治。

本論文以「魏晉文學自覺論題」為研究主題，試圖站在一個總結的立場上，統括歷來關於文學自覺論題的研究，並分析其中的內容與理據，將之分判成若干詮釋範型。繼則以此為起點，反省前人研究的不足，建立一套以「創作主體」為詮釋進路，以「主體化」、「個體化」、「內在化」、「抒情化」、「審美化」等「五化」為理論判準的詮釋架構，試圖來重新詮說魏晉文學的自覺化表現，及其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所具有的理論意義，為「魏晉文學自覺論題」提供一個具有明確概念定義、內在邏輯推演一致、理論與對象具有高度契合性的解釋體系以及可供參考的視角。

「忠孝觀」在中國的政治與社會有著重要的地位。「忠」明顯地表現在士人政治倫理上，即所謂的君臣關係。「孝」為倫理道德實踐的起點，即所謂父子關係，且可推廣至一切倫常關係。忠與孝分別用來判別士人在政治與家庭裡的道德實踐作用，也成為個人品德操守的評判標準。本來是兩種不同的道德觀念，卻在專制體制的引導下，幾度混同，使得士人必須對忠孝的先後、輕重來做出抉擇，不同時代下的政治與文化面貌不同也使「忠孝觀」有所改變。 東漢到魏晉，是一個由統一到分裂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忠孝觀的矛盾衝突族繁可見，君父先後的問題也屢屢被提及。玄學的發展，儒道的會通、名教與自然的融合，使得「忠孝觀」不再沿循前代的原則，而有了不同的闡釋與抉擇。 本文從魏晉的政治發展與學術演變的脈絡下，對士人的「忠孝觀」做一深入研究辨析，以呈現魏晉時期「忠孝觀」的整體樣貌。

「服妖」一語包羅了「衣裳服飾」與「怪異之妖」兩大意義元素，敘述著史家或文人們對於看到的自然真實之描繪，在書寫時候表達了作者的理念與精神世界；而就服妖文本的閱聽者而言，藉由文本反映的真實，未必能等於現實中具體的事物但卻是我們企圖接近真實的方法與過程。 因此，為了闡發「服妖」一詞所蘊含的文化內涵，本文以魏晉南北朝史書〈五行志〉裡的服妖事例主要研究對象，將服飾視為具強烈象徵意味的一種符號表徵。並且，將「服妖」事件放回當時代藉由陰陽五行、氣類感應來說災異的語境框架裡頭，以來解析及探究史家書寫服妖事例時，所採取的敘述策略、敘述結構及欲達到書寫目的。試圖從服妖的歷史論述中，解讀出其所承繼的其實乃是儒家以服制做為常服而建立的一套禮治、秩序原則；以及在史家多言怪異非常之妖服的敘述話語底下，史志所寓含的，乃是在充滿危機末世感的魏晉南北朝裡，對正常、常道的高度重視與強烈的渴求。 本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主要在撰述本論文的研究動機、目的及方法，並簡述相關的學術研究資訊。第二章為〈建構與想像：魏晉南北朝「服妖」書寫的形成語境〉，針對魏晉南北朝服妖形成的語境進行分析，即藉由考察服妖一詞的「語言環境」與「客觀環境」，來溯源、反省服妖做為一個詞語，它是如何被建構與想像的？並推究服妖發生的最根本原因乃是人的態度不恭敬、不嚴肅因而產生的奇裝異服的行為。其次，服妖是被記載於史書內的，是屬於歷史的書寫與敘述，透過敘事學理論裡的「書寫形式」與「書寫內容」兩個層面，可看到服妖的書寫乃是人為的知識，同時也是一套已存有先入意識的組織和已被架構設計的概念。 第三章則是〈衣裝秘境：魏晉南北朝「服妖」現象考察〉，乃藉由服妖事例中的相關服飾，描摹魏晉服飾整體的風氣與傾向，而此一服飾風氣的變化，隱微地與社會風俗、學術思想有互相呼應。本章以服妖事例做為觀看的線索，並考察此時的整體服飾文化氛圍的兩大特點：第一，以服飾的「鬆／緊」來觀看當時「情性/禮法」之間的衝突與張力，並勾勒出魏晉時期逐漸由束緊至寬鬆的服飾變化。第二，以魏晉服飾文化裡一大特點──胡漢服飾融合，來觀察史家書寫〈五行志〉時所用的「異己」眼光，呈現了「中心」華夏與「四方」胡蠻的區別。 第四章為〈常服與妖服──從「常」與「非常」結構看六朝服妖事例的敘述意涵〉。此章乃藉由常／非常的結構性理論，來分梳文本裡的眾多實例，經從服妖書寫的表層敘事裡，看到服妖話語底層，實蘊含著常／非常的文化深層結構。主要的論證乃從倫理上的二元──常/非常、善/惡、是/否切入，發現相對於範式下的「常服」，「非常之妖服」顯然被當做差別和錯誤的存在，而這種界限差異以及早已寓含判斷的預設立場，所顯現的乃是魏晉南北朝一代以「服飾」為喻的特殊發聲與用語。 第五章為本論文的總結，即總束歸納各章的分佈要旨與趨勢，因而提出的幾點觀察與結論，其旨為：史書服妖事例的怪異書寫揭示了人們當秩序被顛覆時將會帶來的災害與危難，但是，若將服妖文本對照其所位處的〈五行志〉文本，史家所欲敘說的，乃是欲由樹「反」而立「正」的心理，也就是對於回歸「常服」的欲求和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