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發展，近年來氣候政治成為學者們關注的新興議題。而在中國的經濟表現與碳排放量都呈現顯著成長的同時，對中國氣候外交的研究，更是無論在國際關係、環境政治與中國研究等領域都有與日俱增的重要性。 　　如果脫離了決策的國際、國內環境脈絡來分析特定國家的特定政策，是只看到歷史過程中的一個面向。所以本論文的目的即在於透過跨層次研究的「國際／國內」分析方法，觀察國際環境政治的權力結構與國際建制的力量如何影響中國的氣候外交政策，而中國國內既有的政治經濟制度及行動者又是如何回應這樣的國際壓力、進而影響氣候外交決策的過程與結果。目的正是在把國際結構、國內制度發展與國家角色的重要性，帶回對氣候外交的分析中。在時間跨度上，是採取一個較宏觀、長時段的角度，觀察自中國環境政治的濫觴──1972年中國首次參與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開始，到2009哥本哈根會議之間，中國的氣候外交決策的演變。 　　內文中主要分成三大部分，分別展示國際結構下的中國氣候外交發展、國內的政經制度如何影響氣候決策，最後並描述在全球化力量下兩個層次間的互動。 　　第一部分首先描述國際氣候政治的歷史發展、集團聯盟，並敘述後京都議定書時代國際氣候政治的版圖變遷對中國的影響。接著第二部分進入針對中國國內制度環境的分析，在政治制度的部分，以中國國內的環境部門與負責氣候變遷議題的部門變遷為例；經濟制度的部分，則以能源部門、煤炭與石油管理制度的發展為例，透過對制度變遷的觀察，分析國內的政治經濟環境如何影響氣候政治。分析中國的後極權國家制度導致的威權環境主義與中國國內既有的分裂式的威權主義的官僚部門結構、中央地方關係，同時對氣候外交的決策產生的重大影響力。最後一章則藉由案例的選擇，說明在國際與國內制度兩個層次互動最頻繁的議題上，可能產生什麼樣新的競合關係。分別談論清潔發展機制等國際建制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活動；中國國內新興的社會組織對氣候相關政府部門的影響；最後是以新興的風力發電為例，說明新興的綠色產業在進入中國時，仍然面臨的國內政治經濟制度制約。

本論文共六章十七節 第一章首先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其次簡介已有之工作滿足及組織氣候理論，第三節由動機、目的與己有理論中推導出本論文之研究範圍與研究假設。 第二章為本論文之方法論，依序說明本研究的研究環境、研究工具、選樣設計、研究程序及分析方法。 第三章、第四章、是本研究的結果和討論。 第三章以原問卷設計之構面探討組織次級系統氣候是否存在，以及工作滿足是否受個人職務因素及個人人格特質因素所影響。 第四章也以原問卷設計之構面探討組織氣候與工作滿足間之關係。 第五章乃為本文之結論、重要發現與建議。

近幾年來，我們可以從種種跡象發現地球的氣候結構正在改變。氣候變遷不只影響自然生物，也會影響地球上的人們。氣候變遷導致海平面逐年上升，淹沒大部分的人口密集區域。都市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大約占了全球排放量的75%，且都市有實際的權力從國家內部處理減排議題，有效地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必須從都市做起。紐約市在2007年宣布了PLANYC，這是美國第一個由都市所設計來對抗氣候變遷的完整計畫。PLANYC不只有土地使用、交通部門，還包含水資源、能源、空氣汙染、氣候變遷四個子計畫，可提供國內外各都市做為借鏡，共同為抗暖化而努力。 / In these years, we may discover Earth's climate structure is changing from many sorts. Climate change not only affects natural biology, but also affects people’s life. Climatic change causes the sea level rise year by year, submerges densely population region. Cities consume over two-thirds of the world’s energy and account for more than 70 % of global CO2 emissions, and furthermore cities have the actual authority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New York city announced PLANYC in 2007, this is the first carbon reduce plan designed by city government in America. PLANYC includes many departments, not only land use, traffic, but also water resources, air pol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PLANYC is a good example that our city governments can act like it to reduce global warming.

近來氣候異常與極端氣候災害發生的頻率不斷上升，為了解氣候變遷對我國經濟成長是否有影響，本文採用臺灣1961年至2010年共50年的氣溫、雨量等氣候資料，以及淨固定資產形成、儲蓄率和人口為解釋變數，來探討同時期的全國和農業部門經濟成長是否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臺灣近50年來的年平均氣溫有上升情形，且其變異程度和全距皆減少，顯示氣溫往高溫集中，確實存在暖化現象。而年平均降雨量、其變異程度以及全距，都有上升傾向，表現出臺灣降雨量有增加趨勢，且降雨的變動幅度也上升，代表氣候波動幅度增大。依ARMAX模型檢測得知，氣候因子並不顯著影響全國的經濟成長和農業部門的經濟成長，而是經濟解釋變數較顯著，故應以經濟因子來解釋經濟成長較為恰當。

氣候變遷目前正深刻的影響人類的生活與安全，需要世界各國共同合作才有可能解決問題。有鑑於此，1992年與1997年分別制定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期望透過國際建制來有效因應氣候變遷。然而國際氣候建制的運作不良，導致京都進程無法順利推進，第二承諾期的存續爭議也持續擴大，其中美國和中國為京都進程的阻礙因素之一。從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份額來看，中美兩國合計共排放出超過40%的二氧化碳，顯示出美國和中國在減排行動上占有相當重要的角色。 　　換言之，在氣候變遷的時代下，中美攜手氣候合作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須的。本研究利用新自由制度主義作為研究途徑，分析自1992年訂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以來，中國和美國的氣候互動與合作，並探討兩國在氣候議題上，是否合作關係大於競爭關係。儘管自1979年起，兩國即已開始進行氣候與能源合作，但直到歐巴馬總統上任後，中美才開始大動作的進行氣候協商。在應對氣候變遷的問題上，兩國共同擁有三大目標：減緩全球暖化、促進經濟發展與維護能源安全。因此，中美都了解到清潔能源的合作領域為兩國共同利益，即便在氣候合作上還存在著許多障礙，雙方還是願意採取互惠的手段，共同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面。

冷戰的結束，兩強的對峙不再，多數國家在行動上更具彈性，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也於此取得了發展的機會。當各國聚焦於國內事務的同時，全球化的腳步又使其無法置身於國際事務之外，許多看似是一國內部的問題，實已成為全球性的共同問題，環境問題於此時在各個場合中再度被突顯出來，特別是氣候變化的相關議題，更與全球每一份子休戚相關。非政府組織在這一系列的進程中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除了共同參與制訂相關規範，並透過實際的作為形塑大眾的環境意識，更將成為了國際規範的重要監督者。此外，NGO不但是其在數量上與質量上的快速增長，其活動策略與方式更值得注目。本文將以《京都議定書》的形成與談判來觀察非政府組織的參與，並從《京都議定書》中的重要機制─彈性機制、碳匯(sink)與遵約系統(compliance) 檢視非政府組織是否能影響，以及如何影響這些機制的制定，最後則討論非政府組織在環境議題的展望，期盼爲當前日漸嚴峻的地球暖化問題尋求出路。

本論本之研究動機有三：第一、新產品對企業營業額的貢獻很大，非常值得重視。第二、研究發展組織重新編制，近來成企業推行新產品的策略選擇，而編制的型態對產品創新績效的影響，國內的相關研究很少。第三、而研究發展組織氣候在不同的組織型態下，又如何影響產品創新績效呢？所以本研究目的即在探討研究發展組織型態、氣候對產品創新績效的影響。調查對象為國內電子╱電機業、食品業及機械╱儀器業600 家廠商，透過產品創新績效指標的建立，以集群分析將樣本分群，再分別對研究發展組織型態及組織，作因素分析及變異數分析，最後提出結論： （一）採取新產品發展部門及技術專案經理管理型態的廠商之產品創新績效顯著較高。 （二）除在人員認同構面之外，高低績效群在其R&D 組織氣候上無顯著差異。 （三）在資本額、營業額及R&D 投入費用百分比上，高低績效群有顯著差異。

以甲骨卜辭中所提及的降雨相關資料、及前人學者的研究結果，進行綜合性質的資料匯整，分析出直接產生動作的降雨用詞在卜辭中之表現特徵、使用時機及其時代性，並進一步與科學考古資料比較，以推斷出殷商時期的氣候的約略狀況。

Climate change is natural process that refers itself to variations in weather caused by nature or human activity, mainly due to fossil combustion and deforestation that had raised the amount of gas emissions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in the atmosphere. Due to geographical situation some countries are more sensitive to these changes than others. Adapting to the new climate conditions becomes a challenge that entails economic costs and resources that affect significantly to countries in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itions. There is a need for solutions to create a proper setting to generate long-term sustainable growth strategies. Recent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most affected area by this phenomena will be Central America and among that region El Salvador . This research will be directed to the possible outcome that climate change will have in agriculture and for that in food security. El Salvador has been an agriculture base economy that has experienced minor changes throughout time.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kinds of crops that been extremely important in Salvadoran economy, one of them is Corn. It constitutes almost half of the dietary pattern of Salvadoran families. The reintroduction of Agriculture could be a viable alternative for the country’s economy to regain its strength.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l, climate change and the scarce demand of corn consumption in El Salvador.

由於兩岸政治關係的制約，造成臺灣特殊的外交處境，臺灣過去以傳統方式拓展外交關係的成效甚為有限，近年來則以經濟實力做為務實外交的後盾，對外援助也成為臺灣能走入國際舞臺及發展對外關係的極重要工具。而放眼全球，隨著後冷戰時代與全球化概念的出現，國際間對外援助的思考模式已從單向的財源與經濟援助，轉向更多關切於民主人權、環保、生態及氣候變遷等人類安全議題，並更趨重視援助國與受援國及國際面向之間的雙向、多邊合作模式。基此，本文主要在探討對外援助的目的，以及其在外交政策上所能發揮之功能與限制，並藉由導入臺灣國內政黨主張及兩岸、受援國本身和國際趨勢等內外考量因素，以評估臺灣對南太平洋島國的援助方式，由傳統的資金挹注導向轉為聚焦氣候環境外交的可行性與優勢所在。 南太平洋國家在環保議題、氣候變遷等人類社會共同關心的焦點議題上，可謂首當其衝，也早已成為南太平洋社會特別關注的重心；在此區域氛圍中，加上兩岸關係的和緩形勢，兩岸應儘快協調與國際社會以共同協助的方式來解決相關問題，同時深化兩岸和解與友好合作之關係。 北京在民進黨政府時代，對南太地區主要採取強化與澳大利亞、紐西蘭及主要政經組織「太平洋島國論壇」之關係，並藉由大國外交影響力、經貿與金援實質利益等手段，達到維穩其既有邦交並伺機誘拉臺灣友邦外交轉向之目的。隨著馬政府上臺並推動「外交休兵」政策後，確已達到兩岸暫停外交爭戰的預期目標。 2008年馬英九總統上任後的「外交休兵」策略，促使兩岸關係的迅速和緩，加上環境和人類安全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關注重心之趨勢，以及南太平洋受氣候變遷威脅之議題急遽突出，則給了臺灣一個徹底改進外交政策的良好契機。今後臺灣在近程上可透過新的援外政策，逐步消弭國際對臺灣採行「金援外交」收買手段之負面印象；遠程上，臺灣可持續藉由在全球人道與人權援助、國際組織參與及促進兩岸永久和平等面向，俾利臺灣對國際社會提供更長遠與實質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