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於全球氣候環境異常，隨之也影響國內整體氣候環境之變化，然其現象之產生，可能係因國內能源消費（包含石油消費、煤油消費、天然氣消費等）的使用過度所致。有鑑於此，本研究擬針對能源消費、石油消費、煤油消費與天然氣消費等能源的使用，對國內氣候與空氣污染的影響，故考慮國內整體的主要氣候因子及國內空氣污染指標變數的變動趨勢，對能源消費、石油消費、煤油消費與天然氣消費間的關係。 本研究導入相關分析及多元廻歸等方法，研究解釋變數（包含懸浮微粒、平均每月落塵、二氧化硫含量、空氣中臭氧濃度、溫度、相對濕度、平均降雨量等）對因變數（包含能源消費、石油消費、煤油消費、天然氣消費等）間的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以下幾點：(1)國內的天然氣消費呈現逐年成長之趨勢；(2)能源消費、石油消費、煤油消費與空氣中臭氧濃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亦指能源、石油及煤油等消費的成長相對會影響國內空氣中臭氧的濃度的增加；(3)石油消費的增加會影響懸浮微粒濃度提高。

本研究旨在瞭解目前雲林縣國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與組織氣候關係之現況。為達研究目的，首先蒐集相關文獻加以探討分析，了解校長轉型領導與組織氣候之內涵，以建立本研究之理論基礎架構，並作為本研究研究問卷編製之依據。在實證研究上採調查研究法，以雲林縣國民小學教師為樣本對象，並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共計發出536份問卷調查，有效問卷474份，其可用回收率達94.99％。回收的問卷分別以描述性統計、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以及逐步多元回歸進行統計分析。 綜合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結果，本研究獲致研究結論如下： 一、雲林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轉型領導為高程度，以「建立願景」及「尊重信任」層面之知覺程度為最高，而「智識啟發」層面之知覺程度最低。 二、雲林縣國民小教師對於組織氣候知覺屬於中高程度，其中以「和睦支持」層面得分較佳，「疏離隔閡」層面表現為最低。 三、雲林縣國民小學教師，因其學校規模之不同，而有不同的校長轉型領導知覺感受，以學校規模在12班（含）以下之教師知覺程度較高。 四、雲林縣國民小學教師，因其學校規模之不同，而有不同的組織氣候知覺感受，以學校規模在12班（含）以下之教師知覺程度較正面。 五、雲林縣國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與組織氣候的知覺及各分層面，彼此之間具有正相關的關係。 六、雲林縣國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對組織氣候具有預測作用。 並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以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安全」問題一直是國家不斷追求的利益，但相較於傳統安全問題，更多新的安全議題已浮上檯面。在新興的眾多非傳統安全議題之中，環境安全（Environmental Security）是相當重要的面向，乃由於環境的改變、破壞、退化，形成人類經濟活動、國家安全、國際和平的隱憂。面對如此的潛在危機，國際社會目前普遍已經體認到環境安全的重要性，也逐漸傾向尋求另一種不同於軍事武力的解決方案，有意願合作建立共同規範準則以面對問題，因而促成環境安全建制的成形。 　　本論文以「氣候變遷」議題做為環境問題的代表，回顧自1972年以來，以國家為主要行為者的全球多邊環境協定，探討氣候安全的特點及氣候建制的限制。同時採用「知識社群模式」與「制度議價途徑」的論點解釋環境建制的成因，前者影響國際社會對環境問題的共識、原則建立；後者則影響國家參與共同建制與制定、執行規範的意願。 　　雖然全球氣候治理的《京都議定書》已正式上路，氣候相關建制也都注重平等、公正、效率、補償等原則，力求使國際社會每個國家立足平等並有足夠的能力解決問題，但因為國家最終考量仍是自身利益，國際社會各行為者所重視的是平等而不損及利益的制度安排。所以，要建立有效的環境安全建制，首先要解決環境安全與經濟發展互相矛盾的困境，其次要調和國際社會成員的利益問題，需要各國共同努力，才能真正使環境建制的功能發揮到最大。

在冷戰結束與經濟議題的興起之下，非傳統安全在國際關係中所受到的關注越來越多。隨著石油危機的發生，『能源安全』開始成為討論的目標，也重重影響各國的國防、外交與經濟政策。然而，在80年代後所吹起的環保風潮，也使得能源的使用開始受到環保人士的監督。過去以經濟目標為主的能源安全內涵已經不符合全球暖化下的要求，新的能源安全典範開始融入『環境安全』與永續發展的環保目標。此外，在油價高漲的時代之下，『能源外交』的出現，也使得各國間的能源合作成為一種外交手段，俄羅斯的興起就是最佳範例。在能源、環保、經濟與國家安全的相互交錯之下，都使得現今的能源議題比過去複雜。 而歐盟正面臨的這種新式能源安全的挑戰，所以歐盟在2006年提出了《永續發展、競爭力和能源安全的歐洲戰略》的能源綠皮書（Green Paper）。在歐盟內部的能源政策目標中，積極希望能夠達成環境安全的要求來因應氣候變遷。同時也希望能夠配合歐盟的東擴，整合歐盟的內部天然氣市場，增加經濟與工業的競爭力；而在歐盟對外的能源戰略方面，主要是希望達成能源供應源多樣化的目標。因此，希望能與重要的能源生產國如俄羅斯、裡海地區與中東地區的國家建立能源合作的機制。最後，儘管面對許多挑戰，但是歐盟內部還是希望能建立共同能源政策，來增加歐盟對外能源談判的籌碼。 在全球化與氣候變遷的影響之下，能源生產國與能源進口國都面臨著不同的安全挑戰，並相互依賴著。沒有任何一方的獨善其身，都必須面對能源、環境與經濟的平衡。因此，希望藉由討論歐盟的經驗，讓其他國家在面對相同問題的時候可以有所借鏡。 關鍵詞：歐盟、能源政策、環境安全、能源安全、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對農業生產影響甚鉅。近年來全球持續暖化，使得各地區發生了極端的氣候變化事件，例如：2007年摩洛哥及英國發生嚴重的水災，然而在加拿大東南部、歐洲東南部、澳洲與南非卻成了無比的乾旱地帶；2008年中國的雪災與旱災等，均使得當地農業生產量大幅銳減。全球暖化會帶來農作物生產力的變化，進而影響糧食的供給。另一方面，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的快速成長，人口持續增加，使得糧食需求大幅成長。糧食的供需與糧食價格一直是全球各國關注的焦點，因此，本研究應用全球貿易一般均衡分析模型(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及其第六版資料庫，並利用加入農業生態區(Agro-Ecological Zoning)後的GTAP土地利用模型，模擬在IPCC SRES之A2情境下，到2020年時氣候變遷對全球糧食作物的生產、價格、土地利用與福利的影響。 本研究模擬結果顯示：(1)氣候變遷使得主要糧食作物：稻米、小麥、油脂作物的世界價格皆小幅上漲，而其他穀類作物價格上漲較多，最主要是因為在世界大多數地區的其他穀類作物生產力皆受到全球暖化負面的衝擊。另一方面，由於其他穀類作物是畜牧業的主要投入生產要素之一，所以畜牧產品的世界價格也隨之上漲；(2)在世界糧食生產方面，氣候變遷對世界稻米、小麥、油脂作物與其他穀類作物的產出影響皆不大；(3)在福利變動方面，大體而言，地處高緯度的已開發國家大多因氣候變遷而得利，位於中低緯度的開發中國家則因氣候變遷而受害。而且，地處高緯度的中歐、東歐與前蘇聯卻是世界所有國家中，福利下降最多的地區，最主要是其地區的農作物受到相當負面的影響所致。

人類社會造成全球暖化問題的科學事實已逐漸受到科學界肯定，而國際社會自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簽署以來即開始著手因應全球暖化問題，至今已邁入第17年。其中在2009年舉辦的哥本哈根峰會，由於背負著產出延續《京都議定書》的新氣候協議之重責大任，是全球氣候談判最受矚目的一年；知名經濟學家Nicholas Stern更稱之為「二次戰後最重要的一次會議」。然而哥本哈根峰會最終仍因不同國家間巨大的利益分歧，未能達到當初期待的目標。 　　新聞媒體是公眾理解全球暖化議題最重要的管道；若從建構論角度觀之，媒體更是各類政治行為者論述競爭的場域，反映了社會上某種文化價值或意識型態。因此不同國家媒體框架哥本哈根峰會的方式，很可能反映了一個國家及其社會、乃至於公眾理解氣候變遷議題的觀點，進而左右其對氣候政策的支持態度。本研究主要之研究目的，即為透過跨國新聞框架分析，了解新聞媒體在特定國家情境的影響下，有關哥本哈根峰會報導的論述特色，進而思考媒體在再現全球暖化這個全球性議題上的角色。 　　本研究以哥本哈根峰會最受矚目的美國和中國，以及台灣本土報紙作為研究對象，採取van Gorp的新聞框架分析取徑，針對《紐約時報》、《人民日報》及《聯合報》自2009年10月至2010年2月共五個月份的相關報導進行歸納及演繹兩階段的新聞框架分析。首先在歸納階段，研究者在大量反覆閱讀、推敲新聞文本後，共找出環境保護、經濟發展、政治賽局，以及國族主義四個新聞框架，以及與每個框架相對應的框架化裝置及推理裝置，作為建構框架的要素。在演繹階段，本研究則採用內容分析法，逐一測定四個新聞框架在三報所有文本中的分布狀況，以及新聞性質和新聞消息來源與框架之間的關聯。最後則整併上述結果，並納入不同國家的氣候談判立場及社會文化脈絡，以論述的方式探討不同國家框架哥本哈根峰會的相同和相異之處。 　　研究發現，三國媒體框架哥本哈根峰會的方式與其國家氣候談判立場及國情大致相符：《紐約時報》大多將哥本哈根峰會框架為各類政治行為者之間的政治角力，反映國內政治化的氣候懷疑論述，同時模糊了美國的國家角色及應承擔的氣候責任。《人民日報》多將峰會框架為經濟發展問題，或是刻意強調國家立場、讚揚國家表現的國族主義論述；此論述特色符合國家以開發中國家自居、強調經濟發展權利的立場堅持。《聯合報》同樣主要將峰會框架為與台灣無關之國家間的政治角力，否則即為以順應時勢或掌握外交機會為題旨的國族主義論述；此若即若離的論述特色反映了台灣弱勢的國際地位，以及國家深怕遭到國際制裁或孤立的特性。 　　以上研究發現也促使研究者思考不同媒體在報導氣候談判及全球暖化議題時扮演的角色。《紐約時報》的政治賽局論述雖與美國社會中的質疑聲浪有關，然而媒體強調平衡報導的新聞產製規範亦是導致爭議爭議被放大的關鍵。《人民日報》向來是為中國政府喉舌的傳聲筒，此體制特色造成該報新聞論述大幅偏袒國家立場，顯示中國公眾對氣候變遷議題的理解很可能也有所偏向。《聯合報》的新聞論述則出現斷裂的現象，其中台灣角色和哥本哈根峰會之間僅存在提升外交地位一項連結，恐怕難使公眾重視此議題；此外，媒體的哥本哈根峰會新聞和國內全球暖化論述也並無緊密關聯，因此顯得片斷、無脈絡可言。 　　研究者最後提出國內新聞實務的改善空間，認為在當今媒體主流論述以強調個人層面之節能減碳為主的狀況下，媒體對氣候談判的關切應可作為將全球暖化新聞提升至國家及國際政策層次的機會，如此方能促進國內公眾更加關注全球暖化議題。

觀光業被稱為無煙囪產業，然而經研究證實，隨著觀光業的蓬勃發展，旅遊行為產生的碳排放量對於氣候變遷亦有重大影響，因此全球觀光部門開始正視本身發展與氣候變遷的關聯。在我國，新北市坪林區首先結合低碳環保與觀光發展的議題，於二○○八年首創低碳旅遊活動，是指一種致力於在旅遊活動中減少碳排放量的觀光發展模式，受到各界矚目，亦為永續觀光發展的最新趨勢。 　　低碳要求將旅遊活動的碳排放量降至最低，因此採取交通管制、要求共乘、定額限量等規範措施，然而觀光發展追求吸引大量遊客，在本質追求上兩者看似存有矛盾，究竟這樣的活動對於坪林地區觀光產業的永續發展有何助益？本研究欲藉文獻中所歸納的永續發展衡量架構，從過程途徑的參與層面，與結果途徑的社會、經濟、環境層面進行分析，探討諸如政策支持度、經濟利益分配與空氣品質等議題，據以提出未來永續觀光發展的策略建議。此外，由於利害關係人是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本研究將以其為關注焦點，側重社會面向下利害關係人的觀點及互動，以展現永續發展的核心價值。 　　研究發現，政策推動過程中設有完善的溝通管道，然部分居民對政策的參與仍處觀望階段，而決策模式主要由上而下形成，在政府及居民間存在觀點上的差異；對永續發展的結果衡量上，社會面的政策支持度從反對到認同進而支持，欲使坪林未來有能力獨立執行、永續推動低碳模式的觀光發展，則須加強教育及能力訓練，在地方生活哲學中納入低碳概念，建立低碳永續發展架構，實際層面則可透過收費機制與活動的多樣化確保經濟來源；於經濟層面，政策已成功引入商機，然對於就業機會創造的影響仍稍嫌薄弱，人口外移則是地方發展最大的隱憂，而經濟不平等的現象亦有促進政策參與之效；於環境上的低碳目標，目前低碳概念的宣導意義遠重於實際減碳效益，然而低碳概念亦尚未成為當地核心價值，地方人民看重短期經濟利益更勝於長期永續發展價值，且於坪林地區推動低碳的效果本受限制，雖難以檢驗實際減碳成效，然已證實環保與經濟共存共榮的發展模式；最後並對發展低碳觀光提出建議。

隨著高度的經濟發展，對於溫室氣體的排放逐年遞增，進一步造成了溫室效應以及全球暖化的現象。而全球暖化造成的影響除了極地冰原融化，海平面上升，淹沒較低窪的沿海陸地，衝擊低地國及多數國家沿海精華區。也造成全球氣候變遷，導致不正常暴雨、乾旱現象以及沙漠化現象擴大，對於生態體系、水土資源、經濟成長與生命安全等都會造成傷害。 文獻上對於經濟成長造成的碳排放量增加，導致溫室效應的研究比比皆是，但是對於全球暖化導致的氣候變遷，對於經濟成長的影響卻是寥寥可數。尤其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成長最快的發展中國家，氣候變遷是否會影響其經濟發展，是本研究相當感興趣的議題。因此，本研究將利用1994-2009年中國各主要城市氣候的追蹤資料，搭配雙因子固定效果模型的估計，希望透過本研究，瞭解並分析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分析中國氣候變遷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並提出具體的因應對策。 結果顯示，氣候變遷變數的確會影響中國各省市的經濟成長，表示氣溫越高，對於經濟成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而且氣溫的穩定性的確會影響經濟成長，符合本研究的假設。接著考慮氣候變遷對於農業產值比重高的地區是否有較大的影響時，發現在農業比重高的地區，降雨量的穩定性會影響經濟成長，也就是說降雨量越不穩定，越不利於經濟成長。若將中國各省市區分為沿海與非沿海地區，也大致得到上述結果。而本研究所得到的結論，證明了氣候變遷對於經濟成長有顯著負面的影響，未來將會是中國追求高度經濟成長所面臨的嚴峻考驗。

人力資源在金融服務企業中極其重要。為確保經驗在組織變革的過程中被成功複製，價值觀能正確傳承，並且組織績效能有效提升，組織氣候的建立及組織成員的滿意度是過去許多組織研究強調的要素。本研究針對國內某金控公司旗下銀行員工為研究對象，藉由組織氣候為前因變項，透過工作滿意分析對工作績效的影響。希望藉由實證的研究，形成因應模式與建議，營造適合組織達成工作績效目標之組織氣候，同時增進員工滿足感，降低人員流動所造成之成本負擔。 根據文獻，本研究整理：1)組織氣候與工作滿意,2)工作滿意與員工感知的工作績效, 3)工作滿意與實際工作績效, 4)組織氣候與員工感知的工作績效, 5)組織氣候與實際工作績效, 6)員工感知的工作績效與實際工作績效之關係,並做成假設。研究以問卷方式進行調查，分析組織氣候、組織成員工作滿意程度與主觀工作績效三者之關係，再分別進行各變項間之相互關係研究，並探討不同人口統計變數之影響。資料蒐集對象為個案銀行大台北地區50間分行，人數1,096人，回收373份。同時配合資料蒐集取得之實際工作績效，比較相同工作滿意程度下，主客觀工作績效間之差異。 研究發現，組織內成員對工作所感滿意的程度，與其感知的工作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和早期人群關係學派的主張相同。但本研究亦發現，不管是內在滿意或外在滿意，與實際工作績效間並未有顯著的關聯性，和早期人群關係學派、一般社會大眾的認知有所差距。 / Human resources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To ensure that the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successfully copies, values correctly heritages, and performance effectively enhances, th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job satisfaction are two emphasized factors in the past researches. In this study, the object is the employees of a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s bank. Regarding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s antecedent variables,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n job performance through job satisfaction is practiced. It is essential to create a suitable climate of the organization to achieve the performance goals, and to increase employees’ satisfaction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the study conclud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1)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Job Satisfaction; 2) Job Satisfaction and perception of Job Performance; 3) Job Satisfaction and actual Job Performance; 4)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perception of Job Performance; 5)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actual Job Performance; 6) perception of Job Performance and actual Job Performance, and makes assumptions. The research carries out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organizational climate, job satisfaction, and subjective job performance. It explores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 source of data covers 1,096 people from fifty branches in Taipei. 373 were returned. The study compa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job performanc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egree of members’ satisfaction show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erception of job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regardless of the intrinsic or extrinsic satisfact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actual job performance. It differs from the cognition of the public.

由於氣候變遷對全球帶來不可回復的危害，並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聯合國自1988年起成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並啟動氣候治理談判，陸續於1992年及1997年通過《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兩項協議，是現今全球應對此議題主要的兩項機制，透過每年召開締約方會議的方式進行協商，促進各締約方達成共識，提升全球節能減排的執行成效。 美國與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全球排名前二名，是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中具影響力的大國，故對氣候治理的立場與政策，成為影響全球節能減排成效的關鍵。然而由於氣候變遷議題涉及政治、經濟及安全利益，因此兩國對聯合國氣候治理機制所規範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與減排份額規範的遵守，有各自的利益考量，在應對氣候變遷議題上，有衝突與摩擦，也有合作與實踐。 在聯合國所主導的氣候變遷治理機制中，美國與中國呈現競爭關係，但若跳脫此一機制，兩國反而能運用雙邊的交流協商，例如高層會談、簽署協議及戰略與經濟對話等平臺，進行雙邊合作達到自主的節能減排目標。從多邊的聯合國氣候談判機制與雙邊的交流分析，未來美中在應對氣候變遷議題上，仍將是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如果美國與中國能將現有積極進行雙邊合作立場推進到多邊的國際談判，減少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對氣候治理立場的分歧，那麼將能在國際氣候談判機制中發揮領導作用，促進新氣候協議的達成，對全球應對氣候變遷有極大的助益。 / Global climate change which has caused irreversible harm and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United Nations set up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in 1988 has held talks since then. After that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and Kyoto Protocol（KP）were passed in 1992 and 1997 respectively, which are the world’s two main mechanisms to promote and enh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emission reduc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re the top two in the world and represen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ir attitudes and policies of climate governance have become the key to the effective reduction in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owever, due to climate change issues related to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diffefent views on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emission reductions” give rise to both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United Nations-led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e United States holds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ut outside the mechanisms, their bilateral consultations, such as high-level talks, agreements and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 help them achieve reduction targets. In the future, the U.S.-China relations on the climate change issue will continue to be both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If they can modify their stances through climate governance, it will be able to play a leadership role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and promote the new climate agreement to solve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sues effectv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