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媒體環境充斥著為女性量身打造的專屬文本，電視有專門的美妝節目，網路有專屬的女性網站，而平面媒體的女性時尚雜誌更是種類繁雜數量龐大，根據過往研究，女性讀者往往視女性雜誌為意見領袖，或像個朋友甚至專家，給予女性讀者日常生活的許多建議，無論是在感情、工作、性或是服裝打扮等領域。流行時尚雜誌一方面除了形塑其自我認同，另一方面也藉由廣告和雜誌內容推銷某些符合這些認同的商品，使女性期待使用這些商品或接收其中的訊息打造自我風格。 本研究以接收分析作為研究理論，深度訪談法作為研究方法，尋找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流行時尚雜誌讀者作為研究對象，瞭解他們與流行時尚雜誌文本的互動，在閱讀、接收、詮釋與生活實踐中，如何受到流行時尚雜誌文本的影響，對美的認知又有何關連。

在近代產業與消費習慣的變遷中，感官經驗成為了商品創造價值的來源，此類型取向的產品又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代表。隨著音樂市場變革、科技技術更迭，消費者偏好轉變，流行音樂產品逐漸從唱片主流轉向為展演主流。無論在全球音樂市場或華人音樂市場，現場表演都成為音樂活動的發展重心與主要收益來源。歌手之大型演唱會更以表演藝術現場展演的活動型式，舉辦盛大演出活動，發揮體驗經濟的內涵；並與媒體效益結合，創造更多的話題與聲勢。進一步創造更多的效益，逐漸成為目前「娛樂經濟」的主要範疇。 本研究聚焦於高產值之大型演唱會。為探討活動行銷的關鍵要素，選定張惠妹出道十五周年之AMeiZING巡迴演唱會為個案。從觀眾的生活型態、對演唱會的知覺價值、品牌印象、以及顧客滿意度、顧客忠誠度等構面之關聯性。運用調查法，透過量化問卷輔以質化焦點團體訪談的研究方法。以期提供具體的行銷策略建議，予未來流行音樂及表演藝術營運及演唱會籌備團隊做為參考。 研究結果有以下發現。第一，演唱會消費者之生活型態輪廓有：流行娛樂、自我、謹慎消費、表演內涵四種導向。其二，品牌形象、知覺價值對滿意度及忠誠度皆有正向顯著的影響。然藝人品牌形象仍為影響再購意願最主要的決定性因素，品質與情感價值次之，滿意度再次之。其三、人口統計變項中唯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對知覺價值、品牌形象、滿意度及忠誠度達部分顯著影響。其四、AMeiZING演唱會前曾看過張惠妹演唱會的觀眾，在品牌形象與忠誠度的評價上，均較無經驗者來得高，顯示演唱會經驗與品牌印象有相互正回饋的關係存在。

本研究主要針對可愛暴力角色進行綜觀性的文化脈絡探討，並依據研究目的提出三大研究問題：一、可愛暴力角色風潮背後可能的文化脈絡，即為什麼可愛暴力角色會被產製並造成流行、二、可愛結合暴力的角色特質是如何形成，兩者在角色建構上如何互相影響，形成溝通魅力、三、閱聽對可愛暴力角色的意義建構為何，即閱聽人如何看待可愛暴力角色，又如何解讀角色中的暴力特質？而考量研究目的與需求，本研究選擇以質性取向作為研究方法，以四個可愛暴力角色角色：奈良美智娃娃、暴力熊、監獄兔、快活林的角色愛好者作為研究樣本的母體，透過滾雪球抽樣的方式，與八位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本研究結果發現，可愛暴力角色的產製乃奠基於可愛流行文化帶來的意識壓迫，可將可愛暴力角色視為現代人的縮影，角色中的可愛特質可視為觀者社會我的展現，暴力特質則為觀者真實我的展現。

新台語歌運動是台灣90年代的重要音樂風潮。它擺脫了過去台語歌曲宿命論般的悲情，結合了西方的音樂質素和社會底層與傳統質素的關懷，在這片土地上，開出了新的花朵，開啟了新的可能性。 但它同時也媒合當下本土意識的認同，甚至於最後被僵固的政治想像給綁架、給收編，成為了複製過去結構的單語本土霸權，並間接導致了自身的結束。 本論文強調，不能將新台語歌運動過度的浪漫化，只重視它美好的過往而忽略掉不好的那一面；亦不能因噎廢食，戴著有色眼鏡去回顧、去注視，而遺漏掉新台語歌運動在台灣社會所開展的可能性及遺緒。這是本論文的基本態度。

90年代後，中國大陸的文化政策逐步鬆綁，流行音樂市場呈現百家爭鳴。其中，台灣流行音樂的市占率超過80%，傳播其所承載的意識型態，伴隨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大陸青年成長，對中國大陸社會的影響不曾間斷。在文化政策的宏觀調控下，中共官方對台灣流行音樂持續施展政治性的運用，運用黨國機器的管制與特殊的演出場域收編轉喻台灣流行音樂；而台灣歌手在「政治正確，商演不斷」市場的考量下，也樂於登上黨國控管的演出場域。這也使得中國大陸市場上的台灣流行音樂，鑲嵌於中共官方政策意識型態中。 / Since the 90s, cultural polic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has deregulation.The music market is more divers, and Taiwan's pop music market share over 80%. Chinese government tries to Metaphor and Metonymy Taiwanese pop music, Taiwanese singer to move closer Party-state field to market incentives.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Chinese

近年來，國內外流行音樂界興起一股素人明星選秀風潮，透過初步的經驗現象觀察與文獻整理，本研究視實境選秀節目為流行音樂明星形象行銷的電視節目置入活動，並以國內實境選秀節目【超級偶像】作為探討個案，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實境選秀節目的明星形象行銷策略為何。 文獻回顧包含實境選秀節目興起因素─流行音樂與明星形象產銷環境的改變；實境選秀節目的定義、價值活動與經營策略；以及援引理論的緣起、發展沿革與應用。既有文獻資料顯示，實境選秀節目行銷明星形象之策略相較於傳統唱片公司，更適合以整合行銷傳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概念為基礎進行分析。因此，本研究分從顧客資料庫、組織溝通、溝通訊息內容與媒介運用等IMC策略制定與執行之重要概念，以多重資料蒐集方法，針對個案【超級偶像】之行銷決策人員進行深度訪談，輔以錄影現場參與觀察與節目內容文本分析，探討研究個案【超級偶像】之明星形象行銷策略為何，並嘗試建構IMC應用於明星形象行銷之模式。 研究發現，【超級偶像】應用電視節目置入概念與跨媒體平台資源，有效整合節目製作部門、行銷單位與潛在市場之意見，進行素人明星之產銷活動，其一系列過程足以建構IMC策略應用於明星形象行銷之具體模式。相較於傳統唱片公司的行銷策略，實境選秀節目之突破在於資料庫概念的實踐，將消費者意見納入明星形象的產銷過程中，並產生意見溝通的循環。此外，明星形象在產製者與消費者共構的基礎上進行，因此，素人明星具有明確的市場定位，贏得消費市場的認同。

現代化是每一個國家都無法迴避的課題, 近代中國走的尤其辛苦 1978年 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一次會議，因為會中所提的「改革開放 」政策為中國大陸的現代化發展注入了一劑強心劑, 一改以前以「階級鬥 爭」為綱的社會發展脈絡, 改採以經濟發展為主的路線, 強調「發展生產 力」, 此舉不但挽救了因為文化大革命而面臨崩潰邊緣的大陸經濟, 而且 也使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有另一次發展的機會.深圳經濟特區是改革開放 政策下的產物, 因為中共在此施行迥異於中國大陸內地的優惠政策, 不但 使深圳經濟特區由沿海小漁村一變而成為現代化城市, 也為中共所提出的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找到了理論著力點, 深圳特區的蓬勃發展的的確 確有傲人之處, 但其間也隱含若干社會發展上的危機. 深圳特區內三次產 業欣欣向榮的發展,為深圳特區特區的社會發展帶來了源源發展的原動 力, 也促使了深圳特區城市化的發展, 眾所周知, 深圳特區能有今天的局 面主要得歸功於外資的流人, 尤其是以港澳台的資金為主, 受到港澳台的 影響當然也最深, 深圳特區居民的生活獲得實質的改善是不爭的事實, 但 由於物質水平的提高, 和港澳台消費文化的流人, 深圳特區的社會發展卻 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色彩, 譬如購買股票, 人民競相投人金錢遊戲等,人民 的價值觀念因為生活上的改善而有顯著的改變, 深圳特區的居民不再只是 安於現狀的一群, 對共產主義的神話唯唯諾諾, 而是轉而想爭取生活上的 主控權, 再者, 異於共產主義思潮不斷流人, 更加速深圳特區的人心思 變, 由深圳特區的文化內容己有強烈的消費傾向看來 , 深圳特區不再只 是「經濟的特區」, 也將成為「社會的特區」.「社會」在中國歷史□, 始終缺乏發展的空間, 深圳特區由於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 而有城市化和 工業化的出現, 也出現了所謂的「新興階級」, 由於深圳特區社會結構的 丕變, 特區內的新興階級將成為日後特區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 特區內的 社會層面是否會因此而被激化出來, 將攸關日後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成 功的達成現代化有兩個基本條件, 一, 政治系統必需創新政策 , 二, 政 治系統必需將現代化所產生的新社會意識和社會力量納人體系中. 深圳特 區所帶來的啟示, 不單是經濟體系的完善要求而已, 更重要的是中共政治 體系改革的必要性, 唯有如此才能保證深圳經濟特區, 甚至大陸其它地區 的正常發展.

自從1928年（昭和3年）ビクター第一回發售的曲盤＜波浮の港＞，開啟了日本流行歌時代，首先掀起的是＜東京行進曲＞的旋風，接著是＜酒は淚か溜息か＞、＜島の娘＞，到了＜東京音頭＞，臺灣也陷入了「音頭」的風潮。盧溝橋事變後，軍歌當道，流行歌不得不迎合而產生了軍國調歌曲，另外「大陸旋律」的作品自成一格。日本流行歌主要藉由新大眾媒體蓄音器與曲盤、放送、映畫向臺灣傳播，同時也促成臺灣本地流行歌的發展。 日本流行歌傳播到臺灣來，首要途徑是蓄音器與曲盤的普及，整理《臺灣外國貿易年表》和《臺灣貿易年表》相關統計資料加以分析，1911年（明治44年）到1914年（大正3年）有一段成長期，正符合「日蓄」成立後蓄音器與曲盤的消費熱潮，接著從1929年（昭和4年）到1932年（昭和7年）急速成長，正符合流行歌產生的時期，在1937年（昭和12年）最高峰後滑落，則是受到中日全面開戰「自肅」情形下的結果。日本流行歌發展初期，臺灣的映畫館不多，到戰爭時期才有顯著成長，傳播功能需打折扣，到了戰爭時期才有所改觀。在臺灣雖然放送聽取加入者佔總人口比例很少，但是只要一台收音機，實際聽到的人數必多過聽取加入者，雖然流行歌在放送節目中佔的比例不高，但是有放送協會宣傳刊物、各地報紙的節目表，按圖索驥，對於聆聽日本流行歌多多少少有幫助。其中就在臺日人而言，接受程度較高，除了具有聆聽歌詞在語文上先天的優勢之外，反映在蓄音器與曲盤的擁有、放送的收聽、映畫的觀看的情形也可證明。就臺灣人而言，接受程度不如在臺日人，但是到過日本本土經驗者如留學生，生活在都市、懂日語、有一定教育程度或是各州郡部據經濟實力者接受程度較高，而這些人正是戰後在臺灣日本流行歌演變為「日曲臺詞」流行歌的潛在因子之一。

本研究立基於流行歌曲對社會具有指涉、描述和反饋的特性，並檢視台語流行歌曲中，男性氣概的變化。將歌曲類比為男性身體的使用說明書，以解剖學的角度將男性身體與男性氣概結合起來，並標示出其變動的軌跡。 男性的生存經驗是獨特，且異於女性的。長久以來，性別研究的領域只關照到女性的生存困境，將男性標誌為既得利益者和加害者。但男性研究這個新的研究領域，將男性的壓抑和掙扎揭露出來，目的並不是要和女性互相指認對方才是加害者，而是要創造一個兩性共存共榮的社會。 男性氣概是一個會隨著時間更迭的社會性產物，研究者試著從台語流行歌曲的文字脈絡中，拼湊、描述出男性氣慨變動的軌跡，並且以三個年代點，民國七十年代(1980年代)、民國八十年代(1990年代) 、民國九十年代(2000年代)作為斷點，分別陳述三個時間點的男性氣概樣貌。 研究結果發現，男性氣概所具有的曖昧性和變動性，讓它具有多元的樣貌，在它的內涵中包括：男性的情緒掌控、男性與同性和異性的互動模式、以及男性被賦予的社會期望…等，其細緻處隨著年代推移，都有變與不變。從中研究者反思了男性氣概構成時的霸道性，但也看到了身體革命的可能性。能夠認知到自己是一個活生生的身體，而不是一個只依賴說明書使用和施行的「生體」，這是研究者所企望的實踐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