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徵收，是國家為公共需要或公共用途之目的，基於國家高權之運作，依法定程序，強制取得私人土地權利，並給予適當的補償之行政行為。由於土地徵收係對於私有財產權之合法侵犯，就我國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以保障之意旨，土地徵收須有嚴謹的構成要件，其中包括土地徵收必須給予合理補償。以往土地徵收的補償標準散見於相關法規，且並不一致，常引發相關爭議，為齊一土地徵收程序及補償標準，以保障人民財產權，遂於89年2月2日制定公布土地徵收條例。縱然現行土地徵收補償標準已然統一，惟土地徵收地價補償之爭訟案件仍層出不窮，不僅造成土地徵收作業行政業務的加重；亦令人質疑人民財產權有無受到保障。由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意旨而論，關於土地徵收之地價補償問題，一方面在於土地徵收地價補償標準是否合理；另一方面則著重於財產權的程序性保障。本文係著重在土地徵收地價補償行政救濟程序問題之探討。 為探討現行土地徵收地價補償行政救濟的相關問題，首先，從財產權的程序性保障觀點出發，檢視土地權利關係人因土地徵收而財產權受到侵害時，是否有公平、合理的途徑以供其主張，而獲得救濟之權利。其次，從實務上行政法院對地價補償行政救濟程序之見解予以分析，釐清相關爭議問題。此外，就土地徵收條例修正草案有關修正行政救濟程序之規定部份，是否已就現行規定之缺失予以改進，或另產生其他相關爭議問題，本文進一步檢討分析，提供作為未來修法方向之參考。 本研究發現，在土地徵收行政救濟案件中，有關異議程序有特別的規定，而不同於其他案件。然對於「異議程序」是否為提起訴願前之先行程序？查行政法院所受理之徵收補償案件，有經異議、訴願程序而提起行政訴訟者，亦有不經異議程序而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者，甚至有同時提出異議、訴願者，實務上即有多種不同的見解，造成土地權利關係人行政救濟上的困難。有關地價補償行政救濟程序規定之問題，係因相關法令規定上之疏漏所致，而行政機關之作業規定亦未予以釐清，以致學者、行政法院均有不同見解，造成行政救濟現況的混亂。

現行政府採購法之招標、審標、決標爭議（以下合併簡稱「招標爭議」）處理機制，即異議、申訴制度設計，可說是政府採購制度可否健全發展之關鍵。在政府採購法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施行之初，政府採購法所設之申訴制度兼具行政救濟及私法爭端調解機制，在世界立法例上實為罕見，在理論及實際運作上亦產生種種爭議問題。嗣政府採購法爭議處理機制雖曾於民國九十一年二月六日整合修正，惟部分條文所涉及的一些問題或困難，是否已完全解決？另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不良廠商通知之救濟準用政府採購法第六章所定異議及申訴之處理程序，因其與招標爭議法律性質不同，其實務適用過程中又有那些問題？均值研究。而政府採購法修正迄今已有年餘，此時適可予以檢討。 本論文之研究範圍限定於我國政府採購法異議及申訴制度所涉及之程序上問題，此與實務運作情形息息相關，因此本文採取之研究方式係整理國內論述文獻資料、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目前已發生的採購爭議實例及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大會討論資料，以及普通法院及行政法院對相關問題之見解，就政府採購法異議、申訴制度具有重要性之案例及實務上發生之爭議，配合政府採購法之架構進行討論。此外，本論文亦針對與我國同為大陸法系之德國，參考其對政府採購爭議處理之相關的規定，作為後續分析工作之基礎。 本論文第一章「緒論」係介紹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第二章乃針對異議申訴制度之制訂緣起、修正沿革及政府採購行為之法律性質，探討異議申訴制度之特色與設計方向。第三章至第五章，將按目前異議申訴制度所處理之兩大客體「招標爭議」及「不良廠商通知」，分別依現行政府採購法第六章所定爭議處理之內容，逐項剖析廠商得對機關提起異議之事由與期限、廠商申訴之事由與期限、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設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審議程序及其審議判斷效力、後續救濟途徑等等實務上頗具重要性之問題。第六章則係結論與建議，簡要說明前述各章之研究心得，並提出若干修法建議方向，盼廠商與機關間之爭議能合法迅速解決，而爭議處理能邁向更精緻專業，真正解決實務紛擾不已之政府採購爭議。

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規定此項徵收及其程序之法律必須符合必要性原則，並應於相當期間內給予合理之補償。我國關於土地徵收之規範，早於北京政府於民國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公布施行土地收用法，後國民政府於民國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公布土地法，即設有土地徵收專編，嗣於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施行，其後並有平均地權條例、都市計畫法等特別規定。為整合紛歧不一之現行土地徵收法律，統一徵收程序及補償標準，乃擬定「土地徵收條例」，自八十九年二月二日完成立法程序，公布施行後，即成為土地徵收之主要準據法，其規定直接影響我國土地徵收制度之良窳。 土地徵收條例實施多年以來，在實務上，各級地政機關及需用土地人提出許多執行上的建議；在司法見解與學說上，亦有不同之看法及指正；在政策上，為因應社會、經濟的變遷，也有增修的必要。基此，內政部同時配合行政程序法之施行、推動授權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核准土地徵收案件、以及區段徵收抵價地領回權物權化等政策，研擬土地徵收條例修正草案，至九十四年十月間，全案大致確定修法方向及修正內容，總計修正四十一條條文，增訂十三條條文，已將土地徵收條例全盤檢視。惟參據前述實務建議、司法見解及學說指正，修正草案增修條文以及未修正之規定，是否已有回應。故本文擬以我國憲法中財產權保障之內涵、公用徵收理論、以及土地徵收之要件為基礎，檢視土地徵收條例修正草案及現行規定，並提出建議，供日後修法之參考，以期建構符合「兼顧公益與私益」之土地徵收制度。 本文共分為七章，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章節架構。第二章公用徵收之理論與我國土地徵收制度內容，闡述我國憲法中財產權保障之內涵、公用徵收之理論與土地徵收之要件，作為本文評析相關問題之工具，並說明我國土地徵收制度內容之概況。第三章徵收程序相關問題之探討，首先，探討被徵收人陳述意見之規定，由學理上論述應有之正當程序為基礎，據以評析現行規定及修正草案。其次，檢討現行徵收審議制度之缺失，進而評析核准機關授權之問題所在。最後，探討補償處分內容與核准徵收內容不符之相關問題。第四章徵收補償內容相關問題之探討，乃評析修正草案關於面積增加之更正徵收地價補償之規定。並闡明徵收補償原則，進而檢討現行土地徵收補償內容之缺失。第五章救濟程序相關問題之探討，修正草案明定異議程序為訴願前之先行程序，本文則以土地徵收條例立法意旨及學說論述之土地徵收異議制度內涵來檢視，並進而評析修正草案之規定。第六章其他重要課題，共分為三節，以財產權保障之觀點分別就修正草案增訂收回權之限縮、區段徵收抵價地物權化，以及修正撤銷徵收相關規定等三個課題之問題予以評析。第七章結論，總結歸納本文之研究結果，對我國土地徵收制度提出改進方向或建議。

首先介紹傳聞法則的起源與傳聞同意的起源，並藉由從兩者起源之區別而得出我國法所謂的傳聞同意在法理上的來源與傳聞例外並不相同復以美國聯邦證據法為觀察對象，將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明示同意與第2項擬制同意分拆以觀，對應於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801(d)(2)條之自認制度，即當事人出於本身意志而同意不利於己之證據作為裁判依據；與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3(a)條的異議制度之對應，即「不提出異議，視為放棄」之法理。 　　而在日本法的比較分析中，則從當事者進行主義著手，分析日本法中之當事者處分權，並以此角度分析被告的證據能力處分權，即日本法中學說對於傳聞同意本質之爭論，有對質詰問權放棄說、證據能力賦予行為說、二元說、修正後的證據能力賦予行為說以及新近有力說傳聞性解除說等之介紹，並參考日本權威性著作，來針對日本法第三二六條作詳細的討論，如其立法趣旨及機能、同意的本質，同意權者、同意的意思表示、同意的效力、相當性、同意的撤回、同意是否具有時效性、及同意的擬制等等做討論。並會附上相關學說與實務之爭論。並在小結處，比較日本法與我國法之差異，並尋找值得我國法參考借鏡之處。 　　對於我國證據法則中的傳聞同意，則以整理學說和實務為主，如考察傳聞同意在實務上如何運作之問題，即對違法取得證據行使同意權、私請鑑定與傳聞同意、以及得否以未於判決理由內交代適當性要件而上訴第三審等等問題。最後則是法院訴訟照料義務與辯護權之介紹。 　　最後則是傳聞同意的瑕疵與撤回之研究，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的美國，即只允許當事人提出新的自認而不許當事人撤回自認；而同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日本法則以是否於準備程序中提出為準，原則上若於準備程序中不爭執，即不得再行爭執，若否，則在證據調查前皆可撤回。又歐洲人權法院對此一問題亦有判決詳加討論，更具有參考價值。 　　最後第七章則是結論，本章將對以上的論點作摘要式的整理，並整理比較法上對我國具有啟發性之處，並提出立法政策與修法上之建議，以便讀者在閱讀整篇內容之後，可以清楚整握本文之來龍去脈。

近年來，法律繼受之下的諸多問題，逐漸引起了法學界的關注。同時，本土法社會學研究的興起，也一改往昔靜態、平面、工具式的法律觀點，轉而朝向以動態、空間、互動關係的角度詮釋法律。從而，繼受法律在地實踐的情形如何？有無達成法律的實效性？成為法學研究首要面對的議題。 面對法律實效性的問題，除了以往工具式法律觀所看到的「法律有無達成其目的」的表象層次以外，其真正問題的核心，在於「法意識層次」。亦即，法律背後的價值取捨與規範精神能否與被規範者的法意識相契合。欲探究此問題，必須在現實生活中界定一個半自主的社會領域，並藉由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方法，進入當事人法意識的觀點，去理解他們是如何界定合法/非法之間的界限，才得以窺見那個隱然存在、不斷變動又真正具有實效性的實質規範體系。再者，我們還必須進入具體個案事實的脈絡中，找出影響法意識的諸多文化特質因素，以理解實質規範體系與法意識之間的循環建構過程，及其在繼受法律影響之下，兩者如何交錯？當事人處在規範交錯下，又面臨如何之困境？唯有如此，方得以找出問題的癥結，進而解決問題。 本研究以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7條－這個在2003年修正時，自德國引進的命令異議制度－為例，以深入訪談公務人員的方法，觀察繼受法律在我國公務機關的實踐情形。研究結果發現：上、下級公務人員在執行職務上的互動方式，與命令異議制度的設計不同。長官對部屬的互動方式，包括：口頭下命、辦公室面商、口耳相傳或迂迴責罵、原簽退回或推遲公文、貼便條紙等；部屬對長官的互動方式，則包括：公文書打筆仗、拖延辦案、找同事一起負責或更換承辦人、保留便條紙或影印公文、寫辦案日記、知會政風室等。在公務人員的法意識中，命令異議制度所課予的報告義務，時常令他們難以啟齒；部屬向長官報告的合法範圍，也被限縮在「謙恭有禮、察言觀色、顧慮長官面子」的界限之內。再者，命令異議制度所設計的請求書面下達命令，幾乎全然被認定是屬於非法的行為，現實運作當中近乎等於是無法請求。而命令異議制度所界定的服從義務界限，實質上根本沒能撼動過去威權體制之下的絕對服從觀念，甚且反而使其更為鞏固。因此，命令異議制度在我國公務機關實踐的實效性不佳。 深究問題之原由，係公務人員法意識所建構之實質規範體系有別於命令異議制度，且其對於合法/非法界限如何界定的思維邏輯，也與實定法律體系的三段式論證邏輯不同。再者，研究發現：公務人員的法意識中存在著許多文化特質因素，包括了：人情義理的考量、規範模糊與權限含混、缺乏公眾支持的大環境、對裁量合法性與裁量主體性的偏差認知、對人與對事無法清楚劃分、關係連結等。此等因素，在實質規範體系與法意識的循環建構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透鏡」角色。就是因為此等文化特質因素的層層檢驗，造成了命令異議制度與實質規範體系之間不對等的交錯。在此規範交錯之下，當事人不得已而進入一種宣稱與實質分裂的困境。欲解決困境，可能的方法不外乎是削減足以發揮透鏡效果的文化特質因素，或是基於此等文化特質因素，回頭針對命令異議制度進行潤飾。如此，才有機會找回命令異議制度在地實踐的實效性。

本研究探討兒童在給予非優先應答時所採取的語用策略，以及母親在接續的對話中所給予的回應。研究的語料來自於一名以漢語為母語的四歲兒童與她的母親之間的日常對話。在分析的資料中，我們將非優先應答區分成拒絕和異議兩類，分析之後，結果發現受試兒童採取六種不同的語用策略來表達非優先應答，分別為(1)直接否定(simple negation)、(2)理由(account)、(3)挑戰(challenge)、(4)修正(correction)、(5)部分認同(partial agreement)、(6)反請求(counter-request)，而受試者的非優先應答往往結構簡單，內容直接而缺少修飾，雖然她在否定或提出異議時，能給予進一步的解釋，但是她所提出的多為以自我為中心的理由。另外，母親在面對受試者直接的拒絕或異議時，多半會以下列三種方式回應：一、再次陳述自己的要求或想法，二、提供更多的解釋來說服對方，三、提出問題要求對方進一步說明拒絕或不同意的原因，以上的三種回應策略都使母親有再一次的機會來說服受試兒童接受她的要求，或者同意她的想法。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children’s pragmatic strategies of delivering dispreferred responses and also how the mothers reacted in the subsequent turns. The data analyzed are a Mandarin-speaking four-year-old child’s natural conversation with her mother. In the observed verbal exchanges, the subject child’s dispreferred seconds are categorized into refusals and disagreements. After careful examination, six pragmatic strategies are identified in the dispreferred turns, namely, simple negation, account, challenge, correction, partial agreement, and counter-reques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child’s dispreferreds are generally simple in structure, direct and unmitigated in force. Though she was capable of providing accounts for her refusals or disagreements, the reasons she gave are mostly self-oriented and serve to express her non-compliance and disapproval. As for the mother’s subsequent responses, it is found that facing the child’s direct and socially disruptive seconds, the mother generally targeted at her previous turn and attempted to carry on the prior illocutionary force. When her directive or statement was refused or denied, she tended to responded with reformulations, persuading remarks or queries, which elicite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dispreferred acts. All of these three strategies provided another chance for the achievement of compliance or agreement.

本研究從Leech的「禮貌原則」和Grice的「合作原則」切入討論台灣著名的反迷（anti-fan）虛擬聚集處（virtual togetherness）「吐槽版」中的異議表達。研究者初步觀察吐槽版發現，該版呈現高度言論趨同的現象、鮮見異議表達。過往反迷相關文獻指出，相對於外在強勢的主流演藝圈文化，反迷意識到自己的小眾性、弱勢性，因而可能發展出成員間緊密的小團體情誼、友善互助的人際關係。研究者欲探究，在吐槽版高度趨同的發言氛圍下，版友該如何表達異議？什麼樣的異議表達方式符合吐槽版的禮貌標準？此外，吐槽版發言高度趨同、鮮見異議、鮮見網路戰火（flaming），確為出自於版友間同仇敵愾的團結情誼、友善的人際關係嗎？ 研究發現，吐槽版版友間人際關係淡漠，完全推翻研究者對於吐槽版反迷的想像。吐槽版版友雖偏好採用溫和、委婉的方式表其異見，但若時機適當，仍會出現相對尖銳的異議；且不乏針對第一輪發言者立論的「手法」表達異議，帶有「找碴」的意味。此外，版友在表達異議時，不時出現「非護航」自清，版友不自覺會將「表達異議」等同於「護航」。「禁止護航」這版規才是約束吐槽版版友異議表達的最主要力量，而非版內的人際關係。「禁止護航」保障了版友完整情緒發洩的權利，版友在此可單方面地表達對於演藝對象的厭惡之情而不會受到他人反駁。吐槽版版友無意與他人進行「雙向溝通」，完整的、單方面的「情緒宣洩」才是他們對於吐槽版的期待。版友無意集結版眾力量共同對抗演藝圈，他們對抗的其實是「理性溝通」的概念。研究者發現，在網路社群、虛擬聚集中，人們並非只需要理性溝通，「情緒發洩」也是人們重視的發言需求。

人們常因為禮貌或其他因素避免對立的情況發生。然而，異議在我們日常溝通中又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之前，眾多對於異議及其相關語言活動的研究均未曾探究異議內容的本質(對於事實內容的異議或對於議題評估的異議)與異議的建構有何關係。此外，台灣鮮少研究社會因素對異議建構方式的影響。基於上述不足，本研究旨在探討何種異議(內容異議或評估異議)在日常生活中較常出現，不同異議類別的語言形式與語用策略為何，以及年齡是否會影響異議的數量多寡與建構方式。本研究採用言談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 CA)作為研究框架，並以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s)及禮貌理論(Politeness Principles)為理論基礎。 本研究以12份日常交談為語料，進行異議分析。在這12份語料中，8組對話者為同齡(4組年長者，4組年輕者)，4組對話者為跨齡。在分析過程中，先依異議的本質進行分類，進而分析討論異議中所使用的語言形式、語用策略、社會因素(年齡)，以及四者彼此之間的互動。 研究結果顯示，第一，人們使用評估異議的頻率為內容異議的兩倍之多。個人主觀式遠多於社會文化評估的異議。第二，就語言形式而言，在異議的建構中，否定句、預告詞及肯定句(依此順序)的使用頻率高於其他語言形式。然而，語言行式的選擇會隨異議的本質而有所改變。內容異議通常使用直接句型，如否定句與肯定句；評估異議則平均使用直接性的否定句與間接性的預告詞。第三，就語用策略而言，更正、解釋與質疑(依此順序)的使用頻率高於其他語用策略。語用策略的選擇亦隨異議本質的不同而有所改變。超過一半的內容異議使用更正策略，但在評估異議中，更正、解釋與質疑的使用頻率相當。第四，在評估異議中，在各個語用策略中，語言形式的種類比內容異議多。這個結果影射著評估異議對面子的威脅程度可能比內容異議來得嚴重。因此，在進行評估異議時，語言形式與語用策略的挑選用必須格外注意。第五，年齡與異議的建構有顯著的相關性。同齡組比跨齡組更容易產生異議。最後，在異議中，聽話者的角色比說話者的角色更具有影響力。 / Although people try to avoid opposition for the sake of politeness or other reasons, disagreement, which may threat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he success of communication, is inevitable in our daily life. Previous studies on disagreement (including dispute, argument, conflict, etc.) have not probe into the nature of the referential content—whether it is content-based (in this study, C-disagreement) or evaluation-based (in this study, E-disagreement), and the influences of social factors on disagreement have rarely been examined in Taiwan. Therefore,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see what type of disagreement are most likely to occur in daily conversations and to examine whether age is an influential factor on linguistic choices for in disagreement in Chinese society. This study uses the framework of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CA), and adopts speech act theory (Austin, 1962; Searle, 1975), Cooperative Principles (Grice, 1975) and Politeness Principles (Brown and Levinson’s, 1978, 1987; Leech, 1983)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12 conversations by speakers of 8 same-age groups (including 4 old groups and 4 young groups) and 4 cross-age groups were examined for disagreement. Related data are categorized, analyzed, and discussed by types of disagreement, linguistic markers, pragmatic strategies, social variable (in this study, age), a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four. The results of the data analyses show, first, people adopt nearly twice more E-disagreement than C-disagreement; moreover, E-disagreement based on personal judgment emerges more often than E-disagreement based on socio-cultural evaluation. Second, for linguistic markers, negation, pre-announcement marker, and affirmative (in this order) are adopted more in disagreement. However, preferences for linguistic markers change according to types of disagreement. In C-disagreement, direct syntactic markers, such as negation and affirmative, are used more frequently than the others; however, in E-disagreement, direct negation (syntactic) and indirect pre-announcement (lexical) are used with equal frequencies. Third, among pragmatic strategies, correction, account, and challenge (in this order) are adopted more frequently than the others. The usage of pragmatic strategies varies with types of disagreement. In C-disagreement, correction is highly adopted. But in E-disagreement, correction, account, and challenge are used with equal percentages. Fourth, the fact that more varieties of linguistic markers are used in each pragmatic strategy in E-disagreement than in C-disagreement may imply impoliteness, since face-threatening force is more serious in E-disagreement than in C-disagreement, which, in turn, indicates that more careful manipulation is needed in using E-disagreement. Fifth, age is influential in disagreement. More disagreements are found in the same-age groups than in the cross-age groups. Last, the hearer’s role is found to be more influential than the speaker’s role.

我國政府採購法第85條第3項規定，針對招標申訴審議判斷指明機關違反法令時，廠商得請求償付其準備投標、異議，申訴之必要費用，該請求權係根據「政府採購協定」所定。但由於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規均未規定該條項所定之請求權之法律定性為何，以及何謂必要費用等，而本法主管機關亦不做解釋，加上備標費用證明不易，使法院見解只能趨於保守，並產生許多爭議。 目前國內探討本條項規定之文獻數量極少，相關判決亦不多，因此筆者認為，除了從我國學說及實務見解出發之外，本條項既根據政府採購協定而訂定，則其他協定締約國法院對相似案例之見解，應亦可供我國法院參考。因此本文選擇同為政府採購協定締約國，且政府採購金額於世界名列前茅的美國、歐盟，以及英國作為選擇比較研究之對象，並採取實務判決見解分析、文獻研究，以及比較研究之研究方法。 第一章為序論，說明本研究之動機、目的、範圍以及方法。第二、三、四、五章則分別討論我國、美國、歐盟，以及英國之公共採購相關法規，並分析各國司法實務審理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主張採購機關違反採購法規致其未得標，而請求投標、備標及申訴異議等費用，甚至請求其他賠償時，所可能肯認之請求權基礎、應否賠償之判斷標準、應得賠償之範圍，以及得賠償金額之審酌標準，並於各章提出各國較具代表性之具體案例，以了解各判斷標準之實際操作。第六章則參酌各國實務見解及判決，與我國採購法相關法條及實務見解加以分析比較，以提出筆者認為值得參考的審查標準，並提出修法建議，以為本文結論。 筆者於研究後認為，在程序部份，應放寬政府採購法第75條可提起異議申訴之當事人適格認定，並將同法第85條第1項明定為：「審議判斷或法院確定判決指明原採購行為違反法令者，招標機關應另為適法之處置。」而使第3項所稱之「第一項情形」包含司法判決確定時。關於實體部份，筆者認為政府採購法第85條第3項所規定之請求權似乎可定義為行政法上債務關係之締約過失賠償請求權，而建議將此條項修改為：「第一項情形，廠商得向招標機關請求賠償其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合理費用。」以釐清此請求權應屬廣義之國家對人民之賠償，並將賠償範圍由「必要」改為「合理」，以免實務見解過度限縮。此外，筆者並認為，此請求權為違反已經存在之債務關係義務而生之責任，與國家賠償法之賠償係不法行為所生之侵權賠償責任性質應屬不同而可能併存。因此，廠商若因機關違法而受有其他損害，並符合國家賠償法所定之要件，似乎亦可循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 /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85.3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of Taiwan, an unsuccessful tenderer of public procurement is entitled to recover the “necessary” costs he has incurred in his bid/proposal preparation and protest/complaint process if he has challenged the procuring agency’s relevant decision in time and the decision has been declared to be in breach of statutes and regulations by the review authority, the Public Construction Commission. This article is legislat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laid down by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that stipulates challenge procedures reviewing procuring agency’s decision shall provide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r damage suffered by the complaining tenderer.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disputes concer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basis of action stipulated in this article and the exact extent of the compensable costs since they have never been defined clearly by any statute or explained by the authority. Along with the difficulties in proving the relevancy and “necessity” of the expenses and costs, these disputes have driven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to take a very restrictive view in deciding the recoverable costs which in many cases may not be appropriate remedies for the complaining tenderers. With very limited literature focusing on the disputes arising from this article and a very small number of judgments of such cases in Taiwan, I attempt to explore the opinions expressed not only by Taiwan’s court and scholars but also by the courts of the other countries that are also parties to the GPA and have similar articles in their statutory law in order to offer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at will help resolving the differences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article. Besides Taiwan, I have chosen to examine the judicial review of such cases in the USA, the UK and the EU since their public procurement budgets are on the top list of the world and they are all members of the GPA. The first chapter states the purpose, the extent and the method of this study. The second, third, fourth and fifth chapters respectively discuss the main public procurement regulations and analyze the judicial review standards concerning the basis of actions, the possible remedies and the extent of damages allowed in Taiwan, the USA, the EU and the UK (including the judicial system of England, Wales and the North Ireland and the judicial system of Scotland). In the final chapter, I try to offer a comparative view and to suggest possible changes to the relevant statues and review standards in Taiwan. After completing the research, I suggest that a prospected bidder should also be recognized as an interested party that has standing in making claims against procuring authority for damages in order to ensure judicial review of important procuring decisions. Besides, Article 85.1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of Taiwan should be revised as “where a review decision or an unappealable court judgment specifies that the procuring entity is in breach of Acts and Regulations, the procuring entity shall proceed with a lawful alternative,” so that the protesting bidder will have the right for damages endowed by Article 85.3 of the same act if the procuring decision in question has been declared in breach of law only by the court but not by the Public Construction Commission. The right for compensation of tender preparation and protest costs stipulated by article 85.3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should be defined as a right arising from the procuring authority’s liability based on culpa in contrahendo in administrative law. Therefore, this article should be revised as “where the circumsta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 occurs, the supplier may request the procuring entity to reimburse the reasonable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supplier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ender and the filing of protest and complaint.” Besides, just as the liability based on culpa in contrahendo is different from the liability arising from tort and the former does not substitute for the later, an unsuccessful tenderer’s claim for compensation based on Article 85.3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should not exclude his right in making other claims for other loss or damage according to the State Compensation Law.

隨著科技快速發展，為鼓勵發明人多加研發，並公開其研發成果，以促進產業發展，專利權之保護日漸重要，以賦予發明人研發之誘因。然並非所有研發成果均得以取得專利權之保障，各國均設有專利要件，由專利專責機關就是否核准專利予以審查，惟審查過程中難免有些疏失，而造成原本不應核准專利之研發成果受到專利權之保護，此乃公眾審查制度之重要性，公眾得以向專利機關提出相關證據，請求撤銷專利權，藉由公眾之力量過濾出本不應取得專利之研發成果，以提供專利品質。 本文旨在探討歐洲、美國及台灣專利核准後之公眾審查制度，有鑑於美國及台灣於2011年均對專利法有所修正，於公眾審查制度方面有大幅變動，舉例而言，美國新增核准後複審制度、廢除雙方再審查制度，改以雙方複審制度取代之、我國舉發制度由全案審定改採逐項審定等，對公眾審查制度之變革影響重大。且由於美國本次修法新增之核准後複審制度乃參考歐洲異議制度之精神而制定，二者間雖有相似之處，然並非整個制度直接移植，因而二者間仍有差異性，有鑑於此，本文乃於探討美國公眾審查制度前一併先對歐洲異議制度作一探討。職是，本文章節編排順序乃先為歐洲異議制度，其次為美國公眾審查制度，最後為我國舉發制度，以便藉由比較歐洲和美國制度，檢視我國舉發制度有無可資借鏡之處，期使我國舉發制度得以更臻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