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以來，台灣對外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金額逐年增加，且在1991年開放對大陸直接投資後，大陸低廉的工資、潛在廣大的內需市場及文化的相似性，使得對大陸投資一直是占我國總對外投資相當高的比例。由於台灣的對外直接投資有62%在製造業，且製造業提供了相當多的就業量，因此當對外直接投資增加時，會使我國就業水準發生改變，進而會影響本國勞工的相對工資。本文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從1981-2004年製造業直接對外投資對台灣工資不均等的影響。由於考慮到工資僵固及解釋不足的問題，在實證估計時，我們同時放入了解釋變數的落後期來跑迴歸，並利用時間序列的自我迴歸時間落差分配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ARDL)估計出各別產業下對外投資對工資不均等的影響，以及採用包含橫斷面(cross section)及時間序列(time series)兩種特性的縱橫資料(panel data)，來看所有產業的影響。其結果得到如下： 一、各別產業方面：在包含各期的聯合檢定下，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木竹藤柳製品製造業、造紙及印刷業、非金屬及礦產物製品製造業與基本金屬及金屬製品製造業等產業，當其對外直接投資份額變動上升時，會擴大工資不均等。此外，當解釋變數包含了各個變數之落後期後，除了上述的產業外，尚包括電子、電機、機械、精密器械及運輸工具製造業等產業，其對外直接投資份額變動對工資不均等的影響有顯著的正面效果。最後，將所有產業的資料加總來跑迴歸時，所有變數均轉而不顯著。 二、所有產業方面：在包含了所有產業下的Panel data時，由聯合檢定及包含了所有落後期變數下，其結果均不顯著，這可能是由於每個產業的特性不同，對外投資份對工資不均等影響的程度也不同，所以當所有產業的資料放在同一個座標上時，會呈不顯著的現象。此外，經濟部工業統計分類將我國製造業區分為民生工業、化學工業、金屬機械工業及資訊電子工業四大類，但考慮到資料的不完整，我們將金屬機械工業及資訊電子工業合併，而分成三大類工業，並增設虛擬變數來跑迴歸。結果發現，當民生工業之對外投資份額上升時，將會擴大該產業之工資不均等的現象，然而化學工業、金屬機械工業及資訊電子工業之對外投資份額對工資不均等的影響並不顯著。 三、對大陸以外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對各別產業的影響：由於我國從1991年，才開放對大陸直接投資，於是本文進一步抽離了對大陸直接投資的金額下來進行估計，結果發現在時間序列分析下，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木竹藤柳製品製造業、造紙及印刷業電子與電機、機械、精密器械及運輸工具製造業等產業，當其對外投資直接份額變動增加時，會擴大工資不均等的現象。 四、對大陸以外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對所有產業的影響：在全體產業的Panel data下，當對外投資份額增加時，工資不均等將會擴大，代表大陸以外之對外直接投資份額增加將會擴大工資不均等。此外，若將產業分成三大工業，則在民生工業及化學工業下，對外直接投資份額上升會擴大工資不均等，然而在金屬機械工業及資訊電子工業下，對外直接投資份額增加將會減緩工資不均等。這是因為對大陸以外地區直接投資，金屬機械工業及資訊電子工業的對外投資比重有56%集中在已開發國家，因此會對高技能勞工需求下降，進而減緩工資不均等。

當一個多國籍企業決定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基本上有兩種主要的進入模式：一種是購併國外的廠商，另一種是在外國設立新廠或稱直接設廠投資。過去購併一直是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模式，但在某些高科技產業卻偏好以直接設廠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但是之前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文獻中，對於購併與其他對外投資決策的研究卻不多，而且有關外溢效果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這方面的探討也相當少見。 為了解釋上述的現象，本文延伸Yokota and Chen(2005)的理論模型架構，探討外溢效果與廠商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的關係。本文發現，在直接設廠的固定成本較小時，若外溢效果越小，本國廠商會越有可能選擇購併；當外溢效果變大時，本國廠商就越有可能選擇直接設廠。但是當直接設廠的固定成本較高時，雖然這時購併的固定成本也會變高，但此時不論外溢效果為何，廠商都會以購併去取代直接設廠。 本文亦發現，購併者所付出的購併價格，將會取決於被購併者在直接設廠下的利潤以及購併者在購併與直接設廠下的利潤差距。且可進一步知道購併價格與被購併者在直接設廠下的利潤及購併者在購併與直接設廠下的利潤差距成正比，亦即當直接設廠下的利潤及購併者在購併與直接設廠下的利潤差距越大（小），則購併價格會越大（小）。另外，若以地主國的社會福利來看，這兩種對外直接投資方式並沒有絕對的優劣，還需視外溢效果及購併與直接設廠的成本而定。

本文整合文獻上影響外人投資的因素，利用中央銀行以及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根據投資之來源別及行業別，探討租稅誘因、失業率、匯率、貿易量與勞動力教育程度等因素對於外人來台直接投資的影響。其中有關租稅誘因的部分，本研究以新古典資本使用者理論中決定企業投資誘因之有效邊際稅率表示。 針對有效邊際稅率與外人來台投資之關聯性，不論以央行或投審會資料進行迴歸分析，僅投審會資料之金融保險業結果為顯著，但和預期方向不符。因此在實證上，並未發現有效邊際稅率與外人來臺投資之關聯性。目前國外文獻，在探討外人投資之總金額、投資於房屋機器設備之資本形成以及投資的區位選擇等面向，幾乎支持租稅是影響外人投資的因素。國內部分，採用央行統計資料之文獻，證實政府採取的租稅優惠政策無顯著效果；採用投審會統計資料之文獻，有一部分支持租稅對特定投資來源國和行業別具統計顯著性之影響。 在租稅誘因以外的變數部分，就央行所統計之外人來台直接投資而言，迴歸模型對再投資收益有較高的解釋力，且失業率和勞動力教育程度達統計顯著性；對於總投資金額以及股本投資，僅發現勞動力教育程度具統計顯著性。就投審會所統計之對台投資而言，在不分業別以及分業之金融保險、製造以及批發零售業的對台投資迴歸結果也顯示勞動力教育程度是唯一具統計顯著性之解釋變數。此外，迴歸結果亦發現華僑對臺投資之解釋不易，鮮有解釋變數顯著。總結而言，雖然非租稅變數在不同行業別與來源別無法有完全一致的顯著結果，但是仍可以看出勞動力教育程度反而是影響FDI的因素。

台灣身為海島型國家，天然資源有限，卻能在資源貧乏的環境中，展現一枝獨秀的經濟表現，進而位居亞洲四小龍，早期憑藉著普及的國民教育以及勤勞的民族性格，造就相對優越勞動生產力，成為台灣在國際生存上競爭優勢。但隨著80年代後期，台灣無法閉關自守於自由化浪潮之外，仍須面臨國際市場弱肉強食的競爭。貨幣開始承受升值的壓力、國內市場也受到國際開放壓力，台灣比較優勢逐漸喪失。全球化趨勢造成國境圍籬的漸漸模糊，加以近年來社會結構改變，尤其少子化的影響，要避免產業及廠商的萎縮，首重就是勞動生產力的提升，除了維持國際間競爭優勢，同時也在構築未來國家競爭力。本研究將採用經濟部2007年針對製造業對外投資的實況調查問卷資料，回顧整理、分析舊有文獻及理論，並將之歸納為勞動素質提升、資本深化影響及總要素生產力等三層面，以OLS多元迴歸進行實證分析，探討影響對外投資製造業勞動生產力的決定因素，以期對企業提升勞動生產力有所貢獻。

全球化潮流引領下，各項自由經濟貿易活動蓬勃發展，各國企業紛紛追求永續經營與成長，避免被時代洪流淘汰，將資金與資源分散投資於全球海外範圍內各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藉以獲得利潤並維持國際上的競爭優勢，企業追求獲利極大化也是全球經貿往來不可逆的趨勢發展。 本研究引用2013年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陸資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表」問卷資料，對於陸資來臺廠商投資概況分析，分別由廠商特性、競爭優勢與營運策略三大構面中：廠商規模、產業類別、技術來源、投資時間、投資地區數量、研發密集度、勞動生產力、投資型態、投資動機、海外投資佔比及國際化程度等，進行陸資對在臺投資盈虧的影響因素相關探討，但過去對於陸資在臺投資盈虧影響的因素較少有文獻予以著墨，故本研究先尋找各文獻中有關經營盈虧的各個影響變數，再探討每個變數間對於在陸資投資單一化或者多樣化情況下，是否對其盈虧有所影響。 　　另外本研究運用Probit Model進行量化實證研究，經實證結果發現「技術來源」、「技術密集度」、「勞動生產力」、「投資動機」以及「海外投資佔比」解釋變數與被解釋變數投資盈虧間有顯著關係與影響，同時，再加入投資區位數量交乘後，「廠商規模」、「產業類別」、「技術來源」以及「投資時間」是陸資投資區位多樣化情況下影響在臺盈虧關鍵解釋變數，並根據實證結果作出結論進而提出建議。

近十年來，外商直接投資成為促使全球經濟加速整合的主要媒介。各個國家、地區或生產部門因為擁有不同的自然條件、資源環境及生產傳統等因素而存在不同的勞動生產力水平及其他生產要素條件，資本也就受到各地生產條件相異的影響而出現流動，以尋求市場利基與生產要素的最適組合，達到利潤最大化的目的。 1981年上海開始引進外資以來，港滬即出現了相當程度的經濟連結，並建立起聯繫機制。但是，一方面內外在不斷變動的經濟及政治環境對此一聯繫關係一直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另一方面新建立的經濟連結也對彼此原有的經濟及社會結構產生許多正面或負面的、直接或間接的、長期或短暫的影響及挑戰，進而促使發展程度不同的兩地建構出特定的協作模式。 本論文係就港資在上海的投資結構、經濟聯繫、經濟發展影響及經濟競合等方面進行分析評估，並在資料上與台灣作一綜合探討，以提出對台灣的意涵與影響作為政府或廠商訂定政策之參考，並從宏觀的角度檢視上海（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等地所建構的動態經濟關聯體系。 由研究成果可知，自1981年至2000年間，港資投入上海的資金結構在「量」與「質」上呈現四個階段的變化，而每一階段的轉換皆與引資政策鬆綁、政治環境之穩定度、經濟走向及全球經濟景氣等因素密切相關。上海在各個階段的引資策略作用下，製造業中的優勢產業已經開始進行轉換，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成為工業發展的主力。香港也由於工業大量外移至中國大陸進行生產活動，而積極轉向發展第三產業，並未出現「脫離工業化」（即所謂的「產業空洞化」）後的系統性經濟衰退現象。 此外，上海與香港經濟關係的發展，在市場機制的驅使及政府積極規劃下，已經逐步朝向「整合」的方向前進。在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中，香港與上海的經濟合作及競爭是同時存在的，不同時期及不同產業則分別展現出不同的競合模式。 另一方面，香港不論是在投資、貿易，甚或是政治方面，也扮演了台灣與上海（中國大陸）之間的中介角色。香港、台灣與中國大陸在彼此的競爭與合作之下，亦逐漸發展出各自的策略佈局，在國際經濟建制的規範下，未來更是可能發展出經濟整合的契機。

本文之目的為研究臺商對大陸投資和外人直接投資對臺灣房地場市場的影響，以大臺北都會區、大臺中都會區、大高雄都會區為分析對象，資料取樣期間為1993年第一季至2005年第4季，實證發現臺商對大陸投資與外人直接投資只對工商業發達的大臺北都會區與大高雄都會區有顯著的影響力。在中古屋市場，臺商對大陸投資與外人直接投資皆為正面的衝擊，顯示外人直接投資的增加會帶動房地產景氣的提升造成房價上揚，而且資金外移對於國內房地產市場投資不會出現排擠的現象；新屋市場上，臺商對大陸投資在各地區皆為負面影響，外人直接投資除了大臺北都會區為正面的衝擊外，臺灣地區、大臺中都會區、大高雄都會區都是負面的衝擊。由於中古屋市場與新屋市場之間具有替代性質，而且中古屋市場為主要的買賣市場，因此會臺商對大陸投資與外人直接投資對中古屋市場的投資會排擠到對新屋市場的需求。

隨著電信科技的快速發展，與市場自由思潮和企業對外擴張的需求結合，形成了全球化的現象，其特徵為資本快速的在國際間快速流通。跨國企業為了降低成本而至其他國家直接投資生產，而對地主國產生了許多的影響。外國直接投資往往能增加地主國的就業機會、促進地方稅收、提高國民所得，帶來新的科技與技術等，因而促進了地主國經濟的發展，使得許多的國家積極的去吸引外資來投資。隨全球化不斷發展，其新的潮流為各地方政府亦希望可以吸引外資，來引導地方和國際接軌而有所發展。 本研究針對台灣在這一波全球化下受到外資進駐所受的影響進行探討，利用會計成長模型來檢驗過去外資對本國總產值的影響，並去檢驗外國投資對各縣市產值以及就業的影響，以瞭解外資對台灣的影響以及其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研究結果顯示，外國廠商來台投資，無論對整體的國內生產毛額和地方的產值及就業，都有正面的影響效果。顯示了台灣過去引進外資促進發展的策略相當成功，外資成為過去台灣經濟發展的ㄧ大主因，因而地方政府也應當積極去爭取外國廠商至當地投資。本研究亦發現，外資集中密集度越高其正面效果越強，而不同的外資產業進入不同的區域，其產生的效果也不一致，因此引進外資時，若地方政府考量本身特性利用相關優惠，加以中央政府的輔助引進適當的外資產業，並開發專區以集中發展，將會是比較有利的方式。 / With the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rapidly developed、the liberation of thought around the markets、and the need for enterprise to expand as well、globalization was formed. In order to decrease the production cost、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went abroad to engage in direct investment、which caused considerably different effects in host countr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lways provides mor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host country than domestic investment、it also increases regional taxation and wages paid to workers、and brings new technology and technique to host country. Therefore、FDI promot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ost country. Because of those advantages from FDI、now many countries are eager to attract foreign capital to come to invest. As the globalization continue to boom、the new trend of globalization is that the competition for new investment by local governments seems to be ever increasing. Local governments want the FDI to help regional redevelopment. This paper inspects the effects of FDI toward Taiwan regional development under globaliz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ffects of FDI in Taiwan and what kind of role FDI play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y development in Taiwan、this paper use growth accounting equation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FDI toward regional output value and GDP of Taiwan. This paper presents evidence that foreign investment not only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GDP but also regional output value. It indicates that the strategy of using FDI to improve Taiwa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successful in the past. FDI was one of those main factors to make Taiwan economy prosperous; therefore、local government should spare no efforts to attract FDI to local area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higher the density of FDI in those areas、the stronger the positive effects might be .In addition、different industries of FDI in different areas would have different effects. In this way、the best way for central government to do is to help local government consider about their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provide specific incentives to attract appropriate industries into specially designated area.

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於近年來成為一項廣受討論的國際議題。且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與戰略地位的提升，使得人民幣匯率之變動參雜許多政治與經濟因素的考量。本文首先探討有關匯率決定的經濟學理論，說明現行的相關理論尚不能對人民幣匯率提供完美的解釋，故須從更深層次之政治經濟觀點討論一國匯率的決定因素。其次探討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之內外部因素的形成，包含來自西方強權國家之國際政冶壓力及中國本身強大的經濟成長，雙重壓力下將促使人民幣匯率產生變動。最後將探討人民幣升值後，現階段以及未來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各會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 本文將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歸納為：中國經濟表現及國際政治因素等二項。中國於這段期間的經濟表現，包括：貿易出口旺盛，外商直接投資不斷進入，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及高度的經濟成長率，結合各項經濟指標的凸顯，更使人民幣有著升值的壓力；在國際政治因素方面，嘗試透過國際政冶經濟角度探討，來瞭解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政治壓力如何持續呼籲人民幣應當升值。全文結合政經分析之觀點，認為西方國家之持續要求人民幣升值，事實上是出於抑制中國的戰略考量。 中國終於在2005年7月21日對人民幣匯率體制變動與微幅升值，踏出長期逐漸升值的第一步，在未來人民幣將逐漸往適當價位移動的過程中，將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對於人民幣幣值走向及匯率制度的調控，仍舊是一項值得長期深入觀察及探討之議題。

過去文獻在探討資本輸出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其母國各種經濟表現的影響時，大都以特定經濟開發程度之資本輸出國為研究對象，資料則以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合水準作為分析基礎。不同於過去文獻，本研究利用追蹤模型探討7個已開發國家與6個開發中國家之對外直接投資對於母國的競爭力是否會因地主國的開發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影響？其次，當不同開發程度的投資國至相同開發程度的地主國進行投資時，對其母國競爭力所產生的影響程度是否會有差異？實證結果顯示，無論是已開發國家或是開發中國家，對已開發國家投資會對母國競爭力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而至開發中國家投資，則對同為開發中國家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對已開發國家而言影響並不顯著。再由係數估計值，發現開發中國家至已開發國家投資時所產生的負向影響要比已開發國家來的更大；而至開發中國家投資所產生的正向影響則只在開發中國家下具顯著性。因此，一國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確實會因為投資地主國開發程度的不同，而對母國產生不同的影響；此外，不同開發程度的投資國至相同開發程度的地主國投資時，對母國所產生的影響也確實具有差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