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經過20多年來持續的經濟改革，已然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熱門地區。在外商評估赴中國各地區投資的眾多決定因素中，各地區的租稅優惠條件可能是其重要考量因素之ㄧ。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中國地方三資企業增值稅率對吸引外資之間的關係。利用2000-2004年《中國統計年鑑》提供的中國30個地區自2000-2004年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本文主要研究結果為，就整體與東、中部而言，地方的三資企業增值稅率對吸引外資並沒有顯著的影響。但是，當中國西部地方的三資企業增值稅率愈低時，即會增加外商直接投資該地區的意願。也就是說，相較於投資於東部及中部區域，外商投資在西部區域，更注重當地政府所能提供的三資企業增值稅率優惠條件。另外，本研究也發現，中國的東、中、西部在吸引外資的決定因素上，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 After 20 years of economic reforms,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most popular host countri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the worl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hu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or not the value-added tax rat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evel of regional FDI in China. Using official provincial-level panel data during 2000-2004 from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and empirical model, the main finding of this study is that in general the value-added tax rate does not affect the level of regional FDI. However, as categorizing all regions into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and estimating the regression for respective area, the influence of the value-added tax rate on the level of regional FDI exists in the western area. In addition,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level of regional FDI are quite different among three areas.

由相關文獻發現，地主國市場規模、經濟成長率、勞動成本、借貸及租稅成本、地主國幣值、開放程度等為影響外人投資的因素。本研究除了對這些因素進行實證研究外，尤其針對租稅因素作深入探討，以邊際有效稅率做為衡量投資決策時的租稅負擔，分析台灣的租稅獎勵政策對外人來台直接投資的影響；主要利用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通過之外國人投資資料，觀察期間為1971~2006年，以迴歸方程式分析外人來台直接投資之整體、三大來源國以及四大產業的決定因素。 由研究發現：不論就整體投資、不同來源國及產業別的FDI流入而言，我國市場規模確實為吸引外人直接投資流入的重要因素。就租稅因素的分析結果而言，台灣的邊際有效稅率對於美國、電子電器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以及金融產業的FDI流入有顯著的負向關係，表示若台灣租稅獎勵政策越豐富、外資適用稅率越低，皆可吸引FDI流入。新台幣兌美元匯率則為批發及零售業投資台灣的重要決定因素，若新台幣貶值，則其投資金額將增加，表示在台批發及零售業者的外銷型態多以台灣出貨為主。最後，本研究亦發現政黨輪替對於整體來台外人直接投資與歐洲地區國家FDI流入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關鍵詞：租稅獎勵、外人直接投資(FDI)、邊際有效稅率。

政府制訂政策時往往有許多考量，尤其是面對外人直接投資時，政府的政策規範常會因為國內發展情況不同而有所調整，本文嘗試站在政府的角度，以兩種情況討論關稅的訂定與開放外人直接投資的決策。首先，我們以Grossman ＆ Helpman (1994) 之政治獻金模型為架構，考慮兩國廠商各種遊說的情況，藉以訂出最適關稅。我們發現，政府將會選擇兩國廠商一起遊說。其次，我們考慮本國政府可以開放外國廠商進入本國直接投資，同時我們假定外國廠商擁有技術優勢，進入本國直接投資後，對本國廠商會產生一技術外溢效果 (Spillover effect)，使得本國廠商邊際生產成本下降。最後，我們比較上述兩種情況之下之政府效用大小，並發現本國政府越重視國內福利相較於政治獻金時，將會傾向開放外人直接投資。 / Since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can choose the optimal policy instrument to maximize the social welfare,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a domestic government sets the policy abou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beginning, we use Grossman ＆ Helpman (1994) political contribution model to endogenize tariff policy in a duopoly composed of a domestic firm and a foreign firm, where both firms affect the domestic government’s tariff policy via their contribu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will choose both the domestic firm and the foreign firm apply contributions. Then, we consider a spillover effect when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decides to let the foreign firm with superior technology undertak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inally, we compare the government’s utility in the two situations above and find that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tends to open FDI when it puts much weight on the social welfare.

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上海房地產業頓時成為全世界投資者所矚目的焦點。伴隨著上海經濟的急速成長、房地產市場的豐厚利潤、以及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境外資金不斷湧入上海市進行房地產投資。節節高升的房價最終造成中國政府的注意，限制外資進入房地產市場成為大陸宏觀調控的重點。然而外資是否為房價高漲的主因，至今為止依然是爭論不休。到底外資是大陸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的罪魁禍首，還是宏觀調控政策下的代罪羔羊，為了清楚了解FDI對大陸房地產價格到底造成何種影響，本文主要研究目的主要有以下兩點：一為探討FDI金額的變動對上海房地產價格波動是否造成影響，二為研究影響上海房價波動的總體經濟因素為何。 根據實證結果顯示，就長期關係而言，外商直接投資、物價、利率、匯率、收入，皆與房價呈現正向關係，股價則與房價呈現反向關係。就短期關係而言，影響房價的因素有外商直接投資、利率、收入、以及房價本身，以上皆與房價呈現正向關係；整體而言短期物價對房價沒有顯著影響，但就個別月份而言，落後兩期的物價指數與房價指數呈現反向關係；短期匯率波動對房價的影響相互抵銷，加總後的影響效果為零，而短期股價則對房價沒有顯著影響，宏觀調控脈絡下的「限外令」並沒能使房市降溫。總的來說，外商直接投資雖對房價有正向影響，但影響最劇的因素卻是匯率與利率，因此外商直接投資並非上海房價飆漲的罪魁禍首，亦不是宏觀調控政策下的代罪羔羊。大陸政府拿外資開刀，其目的不外乎是為了「殺雞儆猴」，借此達到抑制房價的目的。 / The real estate has become a burgeoning industry in Shanghai since the Mainland deceased leader Deng Xiao-ping made his remarkable inspection tour of the South in 1992. Due to the fast growing market and desirable profit, uncountable foreign capital has flowed into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of Shanghai. Housing prices have soared and already drew the attention of the authorities, which causes the restraint o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Does foreign capital matter to real estate prices? What economic factors cause the movement of real estate prices? The purposes of this paper ar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al estate prices of Shanghai.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FDI, CPI, interest rate, exchange rate and income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real estate prices in the long run. Nevertheless, stock market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In the short run, however, FDI, interest rate, income and housing price itself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real estate prices. In addition, overall CPI has no effect on real estate prices while some individual months of CPI have negative effect; exchange rate and stock market also have no effect on real estate prices in general. Furthermore, the policy of restraining foreign capital o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does not induce declining housing prices. To sum up, exchange rate is the main reason that affects real estate prices of Shanghai. FDI is not the “chief criminal” nor a scapegoat, neither. Penalizing the foreign capital is simply a warning from the Mainland government to seize the “hot money” i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政府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往往會受到利益團體影響。我們藉由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所發展的政治獻金模型為架構，討論在國內生產具有負面外部性的情況下，政府決定是否開放具有生產優勢的外國廠商進入本國生產的決策。我們發現開放外人直接投資與否，受到政府對社會福利重視的程度所影響。在政府極端不重視社會福利且生產完全無生產技術外溢時，政府將不會選擇開放國外廠商進入本國投資，而一般情況下，當市場規模夠大且政府重視社會福利有一定程度時，生產時所造成的負面外部性愈大，本國政府將傾向不開放外國廠商進入本國直接生產。 / Since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can makes its choice between alternative policy instruments to maximize its’ welfare,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a domestic government makes the policy abou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political contribution model. It shows that opening FDI or not is affected by the weight that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puts on the social welfare. We found that domestic government tends not to open FDI when it puts little weight on the social welfare. In this case that the weight and market are large enough,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tends to open FDI as the pollution externality increases.

經過30年的經濟改革，中國已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熱門地區。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UNCTAD）的報告中也指出，中國在2007年僅次於美國，成為全球吸引外資金額第二高的國家。然而，隨著中國總體國力大增，近幾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腳步也加緊了起來。外資的流入不但促進了中國的經濟成長，也給中國企業學習如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絕佳的機會。 相較於中國吸引外資方面（Inward FDI）的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DI）的議題較少引起研究者注意。然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於全球經濟有其重要性，研究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因素更具有理論與實質意義，因為中國既投資於未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也同時在已開發國家中投資，這是一般後進國家少有的特質。因此，本研究將利用2003-2007年中國各省市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搭配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 model）的估計，希望透過本研究分析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 實證結果發現，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中，顯著的變數有各省市國內生產毛額、各省市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各省市職工平均工資、各省市國有企業產值佔工業總產值比，以及工業總產值佔國內生產毛額比。而其餘的變數如各省市貿易開放程度、匯率與借款利率皆不顯著，反映了其皆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時所考量的決定因素。不過，整體來說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逐年成長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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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開發國家有關海外直接投資活動的研究，自1960年代國際間海外直接投資活動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才告展開。開發中國家的相關研究則在1980年代後期才開始，但仍屬少數。台灣地區的海外直接投資活動是從1980年代中期，投資環境惡化，生產成本上升後大量湧現。 　　本研究參酌Aharoni (1966)的投資決策階段，修正Larimo (1995)的決策過程模型，從行為學派的觀點來研究台商海外直接投資決策過程。經過八個個案的深入訪談，發現台商海外直接投資決策過程與行為學派過去結論相同者有下列四點： 　　一、投資動機為多重目的。 　　二、投資決策採可接受的原則。 　　三、實際決策時採單一去或不去的抉擇。 　　四、決策環境為動態，且非完全資訊下的理性抉擇過程。 　　而針對台灣廠商在海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行為特色，則有下列兩點： 　　一、台商會策略性的運用合資夥伴促使投資案的順利進行。 　　二、母國政府政策在初步評估時對台商會有影響，但決策結果仍依實際效益而定。 　　在台商海外直接投資所遭遇到的跨文化管理上，本研究採Adler(1983)提出的Synergistic Research跨文化管理研究方法。實證發現，台商的跨文化管理問題多集中在人力資源管理問題上，這些問題可歸納為下列三類： 　　一、語言不同產生的溝通問題。 　　二、外派人員與當地合夥人或幹部相處合作問題。 　　三、民族性或文化差異造成政策推行的失效或差距。 　　台灣廠商在適應跨文化管理問題的過程及因應作為如下： 　　首先為了避免因與投資地主國文化不同而可能產生的管理問題，曾遭遇過跨文化管理問題的台商，會將文化差異程度列為選擇投資地主國的重要因素。 　　其次在跨文化管理作為上，海外初期營運是移植台灣母公司做法並因當地法規而略微修改。至於在當地勞工的管理上，則採「以夷制夷」方式，避免台籍幹部直接面對第一線的員工所可能因文化差異產生的管理問題。 　　在跨文化管理策略的形成上，台商目前傾向採本土化的「因地制宜」策略，並未有具體成形的「全球一致」策略。在適應過程中，台商會由文化衝突的經驗中學習，逐步修正其管理模式以配合雙方需求，並用於日後的投資案上。

自民國76年起，國內環境急速地變化，使得廠商受到相當程度的衝擊，為了因應此一環境的變化，廠商乃紛紛地向外尋求投資機會，以利其未來的繼續成長。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1.瞭解製造業赴東南亞投資的原因、目的及主要考量因素。2.探討產業別、公司規模與海外投資之相關程度。3.瞭解企業赴海外投資與原生產項目之相關性與比率。4.探討不同風險情況下較可行之海外投資方式。5.瞭解企業赴海外投資所面臨的困難與政府的輔助程度。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台灣製造業有顯著性的傾向於赴東南亞地區進行投資，以利其生產活動之進行，而廠商赴東南亞投資之意願，不會因廠商所處產業之不同，或是公司規模大小而有顯著性之差異。製造業廠商赴東南亞投資之主要原因有：提升競爭能力、市場保衛與拓展、國內投資生產條件不佳、市場開發策略因素、追隨策略，以及降低成本。此一結果亦驗證了Dunning的折衷理論。另一方面，研究結果亦顯示，廠商所處之產業與公司相對規模大小，並不會影響到公司赴東南亞之投資目的，其主要之投資的目的有穩定與降低生產成本（包含降低勞工生產成本、過時之技術移轉，以及穩定供貨來源）以及拓展外貿市場（包括開拓海外新市場，以及創造優惠貿易條件）等兩大主要目的。 　　本研究所得到的結論尚包括：1.廠商之投資比率亦採漸進的方式，先以小規模低比率投資方式進行投資測試，待資金回收之後，再擴大其投資比率。此一海外投資行為，符合Benito，Gabriel，Geir及Gripsrud等人的經驗理論。2.廠商赴東南亞進行投資，較偏向於投資專案回收期間較短者，而且預期之報酬率有偏高的現象。3.企業界普遍認為接受政府的協助程度偏低。4.企業赴海外投資所面臨的困難主要有當地基礎設施不完善、行政效率低落，索賄風氣興盛、法規不熟悉、缺乏高級技術人才，以及融資條件不佳等五項。5.國內製造廠商大部分採取了合資的方式進行東南亞的投資活動，主要原因在於要規避各種可能發生的風險，尤其是政治風險的考量。

本論文旨在探討中國大陸自1979年對外開放以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其經濟發展的關係。在分析上，從中共的外資政策、外商在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結構以及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所產生的經濟效果等三方面加以論述。研究發現：外商直接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這主要表現在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大陸的資本形成、產出、進出口貿易等方所佔的份額不斷上升，同時也表現在外商對中國大陸的技術轉移。但是，由於中國大陸目前正面臨經濟體制和發展策略的轉型期，因此外商直接投資也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這包括外商來源與投資區域過度集中、外商投資的行業投向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