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會計師協會（AICPA）與加拿大會計師協會（CICA）在1998年推出WebTrust網站安全認證服務，以提供類似於財務報表簽證的方式，對網站之服務提供認證。WebTrust希望透過會計師在財務認證上之品牌聲譽及獨立性，並藉由提供較廣泛、較深度之服務內容，以取得消費者的青睞。本研究係探討國內網站認證市場之需求面，主要之研究發現為消費者對於網站認證標章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並認為WebTrust的服務內容相當重要。在網站認證服務競爭優勢之評估方面，會計師具有公信力及客觀之優勢。相較於其他網站認證機構而言，消費者認為會計師較適合提供隱私性服務。此外，本研究發現消費者對於網站認證標章有過度的期待，可能因而產生期望落差。相關業者在提供網站認證服務時，可能會產生潛在之訴訟風險，宜妥為管理及因應。 / The WebTrust assurance service was created through a joint effort between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ICPA) and the Canadian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CICA) in 1998. WebTrust uses an approach similar to the attes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provides assurance services to Web hosts. Utilizing the CPAs’ reputations and independence and more complete coverage of its assurance services, WebTrust aims to establish its presence in the Web assurance marke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emand side of Web assurance servic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consumers have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Web assurance seals and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Web assurance services as provided by WebTrust. In addition, CPAs have advantage in credibility and objectivity over others Web assurance providers, and are more suitable in providing privacy assurance. It’s worthy noting, however, that there is an expectation gap between consumers and Web assurance providers. When offering Web assurance services, a provider may face the potential risk of lawsuit and should address the issue properly.

關於違法確認訴訟，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於第六條第一項後段，德國行政法院法則規定於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句。惟二者間無論係體系架構，抑或是條文規定內容，均有著特徵上之重大差異性。因此，雖我國行政訴訟制度基本上係繼受自德國法，但基於前述之根本差異，對於違法確認訴訟，自法律性質之爭議，乃至於可得適用之案件類型，以及應如何適用，究竟屬於直接適用或類推適用（甚至是雙重類推適用），應使用訴訟變更抑或訴訟轉換，均應有獨立於德國之本土化思考與討論。而關於本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在國內學說中亦較少受到關注，且對於本訴訟法律性質之定性，無論係在德國或我國之學說與實務中，亦仍處於欠缺定論之窘境。則因本訴訟法律性質定性之爭論，更進一步地肇致其實體判決要件之不穩定性，尤其是在直接獨立提起違法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中，是否應先踐行訴願程序，以及是否受有起訴期間之限制，爭議最大。因此，本文欲嘗試掌握我國與德國間關於違法確認訴訟於規範上之根本性差異，逐一釐清本訴訟之法律性質、案件類型、適用方式以及其實體判決要件與有理由性要件。又德國之「（統一）行政訴訟法草案」（EVwPO）第六十七條第一項，在體系架構與內容上，即已近似於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因此，德國學說以及實務關於本訴訟之發展，亦為我國確認違法訴訟本土化過程中，值得參考之重要依據。 德國學說上之所以對於違法確認訴訟之法律性質產生疑慮，乃肇因於行政法院法將本訴訟規定於第一一三條第一項之中。該條項乃關於撤銷判決之內容與方式之規定，且亦明文限於用以「接續」已不合法之撤銷訴訟。但我國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卻正好迴避了上述爭議之發生。且本文認為，雖違法確認訴訟之訴之聲明與訴訟標的，與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間具有重疊與包含關係，但仍不可僅單純地以此作為訴訟類型歸類之唯一依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無論自體系架構或條文內容觀察，均應認為屬於「特別形式之確認訴訟」，而為一獨立之訴訟類型。無論就「基本訴訟類型」抑或「法定訴訟類型」而言，均應可得出上述結論。 再者，就違法確認訴訟所得涵蓋之案件類型，應自德國基本法第十九條第四項之權利保護確保原則，以及我國憲法第十六條之訴訟權保障之目的性觀點出發，兩國間對於「完整且有效權利救濟」之要求應屬相同，則關於違法確認訴訟之應用可能性，亦應相去不遠。尤其是行政處分或人民之申請是否了結以及何時了結，對於原告而言，往往取決於偶然。此種偶然因素，實不應成為「訴訟可能性」之決定性關鍵。惟縱使可得適用之案件類型相同，但基於二者體系架構與規範內容間之差異性，其適用方式亦可能有所不同。例如直接獨立提起違法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在德國法上必須透過類推適用之方式為之，但在我國卻屬於直接適用之範疇。又在接續已不合法或無理由之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之續行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中，在德國法上，原告得透過行政法院法第一七三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六四條第二、三款，以「訴訟轉換」之方式，必然合法地變更或縮減其聲明，而使初始訴訟轉變成為續行確認訴訟。並藉由此種「非訴之變更」之訴訟轉換，迴避行政法院法第九十一條以及第一四二條第一項前段之限制。但在我國行政訴訟法與民事訴訟法中，因欠缺如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六四條「非訴之變更」之明文，且聲明之縮減在我國訴訟法制中，亦屬於變更類型之一，致使續行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似乎難以脫免於「變更」二字的枷鎖，而仍受行政訴訟法第二三八條第二項之羈絆。由以上說明可知，德國法上之訴訟轉換，在我國訴訟法制上如何運用，亦屬需要解決之課題。 在本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部分，爭議最大者，當係是否須經「續行確認訴願」或「違法確認訴願」？是否受有起訴期間之限制？期間多長、何時起算？本文認為，縱使德國行政法院法以及我國訴願法、行政訴訟法並未對此有明文規定，但學說上所討論「類推適用」之可能性，是否確有其必要，本文亦抱持懷疑的態度。而在確認利益部分，學說上一般均承認「預防重覆危險」、「恢復名譽」以及「國家賠償之準備」三種類型，惟在此之外「典型之隨即迅速了結之行政處分」以及「強烈之基本權干預」，本文認為並不得作為證立違法確認訴訟確認利益之唯一依據，至多僅屬於一種輔助標準或佐證而已。至於原告以「國家賠償之準備」為由，向行政法院請求確認行政處分或拒絕、不作為之違法性，德國學說與實務大多認為，僅有在接續初始訴訟之續行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中，基於「訴訟成果維持」之觀點，而承認其確認利益之存在。若為直接獨立提起違法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時，則應否認確認利益之存在，而由負責審理國家賠償之普通法院自行判斷處分之違法性。本文基本上贊同上述結論，且認為如此區分並未違背「第一次權利保護優先原則」之精神。 我國司法院提出之行政訴訟法修正草案，其中第六條第一後段修正為：「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一九六條則增列第二項之規定：「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高等行政法院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得依其聲請，確認行政處分為違法。」本文認為，第六條第一項後段之修正，至多僅為行政處分「了結」之定義性、概念性說明，並不影響違法確認訴訟之解釋與適用。至於第一九六條第二項之增訂，本文則認為第六條第一項雖屬於一種法定訴訟類型之規定，但接續初始訴訟之續行確認訴訟，亦應屬於可涵蓋之案件類型。況且，本文認為草案第一九六條第二項，未必能作為「訴訟轉換」之依據。因此，對於該條項之增訂，似仍有再商榷之餘地。德國聯邦眾議院曾一讀通過之「（統一）行政訴訟法草案」，將違法確認訴訟規定於草案第六十七條第一項，在體系架構上乃與一般確認訴訟並列，在規定內容上亦與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相近似。則我國司法院行政訴訟法修正草案是否真有必要模仿德國現行行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句之規定，而於第一九六條增列第二項，更顯疑問。

本論文為一冊，約五萬字，共分五章十六節，其主要內容為： 一、探討的變數為一般生活型態變數八十七個；特別生活型態變數三十二個；飲用程 度（量）變數三個；飲用時機變數汽水、可樂、沙士各五個；產品屬性變數，汽水、 可樂、沙士八個；人口統計變數七個。 二、探討軟性（碳酸）飲料（汽水、可樂、沙士）消費者的生活型態，及各軟性飲類 消費群在生活型態上之差異。 三、探討各軟性飲料的重要飲用者與輕度飲用者生活型態，對產品屬性重視程度及人 口統計變數之差異。 四、探討不同生活型態的消費群在飲用量，飲用時機、產品屬性重視程度及人口統計 變數上之差異。 五、各種軟性飲料皆是重度飲用者，其生活型態，人口統計變數之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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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專頁是Facebook在2007年推出，提供給Facebook用戶作為公司企業、機關組織或個人品牌經營之用。隨著Facebook成為一個巨大的社交平台，Facebook粉絲專頁也成為一個全方位的品牌社群行銷利器(Nov.2009, Inside Facebook Pages, Sysomos Ins.)。 本研究以品牌聲譽高的象徵性品牌、品牌聲譽低的象徵性品牌、品牌聲譽高的功能性品牌、以及品牌聲譽低的功能性品牌四種類別的品牌粉絲專頁為研究對象，以Oliver(1980)的期望-失驗理論為基礎，並參考Muniz 和O’Guinn(2001)的品牌社群三角模式，將品牌社群成員(粉絲)對品牌社群(品牌粉絲專頁)之期待與加入動機，分為社群成員與品牌間的「品牌互動」、以及社群成員與其他成員間的「社群互動」兩類，探討社群成員對所參加之品牌粉絲專頁的品牌互動及社群互動期待，以及參加後實際知覺績效與期待間的落差，對其社群滿意度及品牌態度造成的影響。本研究有以下重要發現： 1.社群成員並不會因為品牌聲譽高低不同，而對粉絲專頁有不同的期待；但品牌概念形象的不同會影響社群成員對粉絲專頁的期待。 2.社群成員的涉入程度有助增強其粉絲專頁滿意度對其品牌態度的正向影響。 3.四類粉絲專頁的社群成員對於粉絲專頁中品牌互動的平均期待皆高於對社群互動的平均期待。 4.品牌互動方面，社群成員加入品牌粉絲專頁的主要動機與期待集中於資訊強化和產品交易兩個構念。 5.在社群互動方面，四類粉絲專頁的社群成員皆最重視粉絲專頁內的與其他成員間的意見交換。 6.相較於象徵性品牌粉絲專頁的社群成員，功能性品牌粉絲專頁的社群成員較期待能夠透過粉絲專頁的參與，感受到身為品牌愛好者之一的歸屬感。

反於真實血緣之認領是否有效，涉及實體法上認領要件之判斷，本文整理學說及實務爭議，建立在認領需有血統聯繫下進行一串之討論。在民法有認領否認、撤銷認領等相關規定，而舊民事訴訟法規定認領無效之訴、撤銷認領之訴之情況下，實務見解關於無血緣聯繫之認領如何認定與處理。家事事件法於101年公布施行，增訂確認親子關係存否事件，遂刪除民事訴訟法人事訴訟程序相關規定，是否以確認親子關係存否訴訟取代認領無效之訴，本文整理實務及學說見解一併說明。 家事事件具多樣性，個別事件亦有其特殊性，有將各事件類型化必要。因血緣有無而爭執認領有效與否，而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否事件應有其個別程序法理適用。而應注意係當事人適格之討論，本文就原被告身分不同，而加以分類歸納實務判斷確認利益之標準。又認領制度重視客觀真實，本文亦討論導入血緣鑑定直接強制之可能性。文末，因該爭議提起之救濟與其他事件類型合併提起情況甚多，遂整理相關實務見解探討與瞭解法院之適用。藉由此本論文嘗試整理反於血緣認領救濟程序上學說及實務爭議，欲提供其輪廓。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家長對幼兒的學習期望與如何確認期望達成之歷程。因過去的相關文獻以量化調查研究為主，缺乏質性觀點；又過去多以消費者行為模式探討選擇幼兒園的決策行為，但不能深入了解家長選擇這些因素背後的想法。因此本研究以質性訪談的方式，探究家長對幼兒的教育期望、對幼兒園的課程期望與這些期望如何被達成或期望是否改變的歷程，試圖建構家長在選擇幼兒園與對幼兒期望之間的關係。 研究設計上，先就過去文獻之研究進行整理與分析，提出尚未被探究及可深入探究的議題，蒐集相關資料而擬定訪談大綱，針對台北市公私立幼兒園大班家長進行深入訪談，公私立幼兒園各兩所共計十四位家長。 本研究結論可歸納為下列五點： 一、教育期望:公私立家長對幼兒學習的教育期望主要皆為生活自理、人際互動、品格個性與認知學習等等；而在認知學習上公私立幼兒園家長看法不同。 二、課程期望:公私立家長對幼兒學習的課程期望都會先要求教學方式，再要求與教育期望相關的課程內容，其中，私立家長進而要求認知方面的課程；此外，公私立家長都會期望園所在音樂或工作等美感領域課程上進行多元化或才藝教學。 三、期望確認:公私立家長都會將選擇幼兒園前的期望與選擇後的經驗做確認，確認方式以觀察幼兒在學校或家庭中的行為表現為主，而參與園所活動也是家長了解課程的一種方式。四、滿意度:樣本家長對幼兒園滿意度高，滿意的項目集中在課程與師資上；而期望確認及其歸因推論影響滿意度。五、期望改變:公立幼兒園家長對幼兒的課程期望會因園所特色而改變，並隨著上小學的時間拉進，公私立家長皆會增加與銜接小學相關的新期望。 根據研究結論，本研究對幼兒園提出以下建議，做為增進幼兒園品質參考： 一、幼兒園需要了解家長的期望，跟著家長一起做確認，幫助教師與園所看見家長觀點進而反思與成長。二、建立園所教學特色並努力發展，成為有深度的課程。 三、教師應幫助家長用更多的方式來確認學習，以客觀的資料去補充主觀的觀察結果。四、教師應讓家長看見教學的多元化，用不同的方式讓家長了解音樂或美術等方面的課程是包含在原本的課程規劃中；教師也應加強美感領域課程的專業能力。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quire parent's perspective of early children’s learning expectation and outcomes confirmation. There are many quantitative studies about this process, while few are conducted qualitatively. In the past few years, most research focus on how to make a decision to choose kindergartens by consumer’s decision behavior. But we can’t understand what the real reasons of the parents’ decis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on early children in a qualitative way, including curriculum expectations and how these expectations will be achieved or changed, attempt to 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oice of kindergartens and child learning expectations. In this research, we review prior studies and purpose issues that has not yet been explored and can be in-depth inquired, gather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arranging the interview outline for the Taipei public and private kindergarten parents, a total of fourteen parents in two public and two private kindergarten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five points: First,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public and private kindergarten parent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cognitive learning. Second, the curriculum expecta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curriculum related to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parents would expect the music or arts-type learning, they hope kindergarten provide the field of diversified curriculum or skills and talent teaching. Third,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parents really do expect confirmation, confirm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ain way to observe the behavior of children in school or at home, and participate in kindergarten activities also the way of parents to confirm the curriculum. Forth, satisfaction: parents kindergarten satisfaction is high, satisfactory project focused on curriculum and teacher; expect recognition and attributed inference affect satisfaction. Fifth, the expectations change: the curriculum expectations of public kindergarten parents will change with kindergarten’s features, and parents would increase the new expectations related to the convergence Primary.

本論文包含兩篇獨立但主旨相關的文章， 目的均在探討融資契約與廠商投資的關聯，以分析融資契約的實質效果。第一篇文章「股價資訊外部性與新投資之採行」研究權益證券(股票)集訊、揭訊功能的實質效益，我們由股價資訊公開所產生的外部效果，分析股價資訊效率性與廠商投資效率之間的關聯。在1.眾多異質廠商，2.投資具實質選擇權(real options)特性的假設下，內生化廠商與股市交易者的資訊取得決策，發現1. 均衡時廠商的投資與資訊取得決策取決於廠商技術水準與股價效率性之高低：高股價效率性時，無廠商取得新資訊，皆根據股價判斷投資，低股價效率性時，僅較低技術廠商根據股價資訊投資。2. 股價有額外的資訊揭露效果：由於廠商僅能獲得新資訊的部份效益，且廠商利用資訊有機會成本，將投資證券化可提高新資訊被揭露的可能性，使得資訊可被充份利用，提昇投資效率。3. 股價資訊可提增投資效率，增加廠商期望報酬，但當體系平均技術水準落後，新資訊的實質效益低落時，股價資訊公開的外部淨效益亦趨薄弱，故經濟發展初期，股市資訊公開的外部效益相對不重要。 第二篇文章「抵押品、財務槓桿與廠商投資」研究借貸契約中，抵押品舒緩借貸限制的作用，及其可能產生的實質效果。我們採用Williamson(1986,1987)的狀態確認成本模型(costly state verification model)，在該訊息不對稱模型，廠商向外融資面臨借貸限制，僅較高自有資金廠商可獲融資。當借貸市場資金相當寬鬆，資金供給恆大於資金需求，資金成本(無風險利率)為一由模型外因素所決定的外生參數時，抵押融資不影響資金成本，此時抵押品具有舒緩借貸限制的作用，體系財務槓桿提高，期望查帳成本下降，投資的期望淨產出增加。若資金相對緊俏，無風險利率須由借貸市場均衡所內生決定時，長期而言，財務槓桿僅受體系資金寬鬆程度的影響，短期間抵押融資雖能提高財務槓桿，但隨槓桿之提高，資金需求增加，無風險利率上揚，在新的均衡，較低自有資金廠商投資的期望報酬下降，借貸利率上漲，反而增加其應負債務，資產狀況惡化，此即本文所欲突顯之抵押融資的潛在成本。 第一章 緒論 3 第一節 研究動機 3 第二節 研究內容與架構 5 第二章 文獻回顧 7 第一節 融資契約的功能 7 第二節 金融結構與實質經濟活動 13 第三節 股價資訊與廠商投資 18 第四節 抵押品與廠商投資 22 第三章 股價資訊外部性與新投資之採行 27 第一節 前言 27 第二節 基本模型 29 第三節 期中股市均衡與股價效率性 35 第四節 股價資訊外部效益 41 第五節 小結 46 附 錄 47 第四章 抵押品、財務槓桿與廠商投資 53 第一節 前言 53 第二節 基本模型 55 第三節 抵押融資模型-資金寬鬆時的抵押品效果 62 第四節 抵押融資模型-資金緊俏時的抵押品效果 66 第五節 小結 70 第五章 結論 72 第一節 研究限制 72 第二節 未來研究方向 77 參考文獻 79 / This dissertation collects two separate but related papers, both study the channel through which financing contracts can affect firms'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al effects. The first paper " Informational Externality of Stock Prices and Firms' New Investment Decisions" analyzes what real benefits th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signaling function of stocks can produce. From the viewpoint of informational externality, stock prices may disclose some valuable information beneficial to firms' investment decisions. Under the assumptions of " heterogeneous technology" and "new investment as a real option", this paper finds 1. Firms' investment and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decisions are determined both by their own technology level and stock prices efficiency. With high price efficiency, no firms acquire information directly, all make investment decisions based on stock prices. With low price efficiency, most firms acquire information directly, only few low-tech firms make decisions according to stock prices. 2. Stock prices have additional signaling effect. Firms can ony get half benefits of new information, besides they have opportunity costs in using information. As a result, stock prices can enhance the 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mproving investment efficiency. 3. When the economy is underdeveloped and the real benefit of new information is small, the net benefit produced by informational externality will be tiny. The stock prices externality effect is thus comparatively unimportant at the beginning stage of economy. The second paper " Collateral, Financial Leverage and Firms' Investment"analyzes the constraints-smoothing function of collateral and its real effects. By adopting Williamson's costly state verification model(1986,1987), I find that with this specific asymmetric information structure, there are financing constraints in capital markets, only firms whose own capital inputs are higher above some level can get borrowed capital. The question is " Can offering collateral smooth this kind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In markets with abundant capital where capital supply always exceeds demand, capital cost(riskless interest rate)will be an exdogenously-determined parameter which won't be affected by collateral financing. In this scenario, collateral can smooth financing constraints, increase financial leverage and improve the net expected return of investment. On the contrary, if capital is not so abnudant that the capital cost should be determined endogenously by capital market equilibrium, then in the long run this economy's financial leverage depends only on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capital. Though collateral financing can increase financial leverage in the short run, as capital demand increases, capital cost will also increase. This will offset the initial smoothing effect of collateral. After full adjustment of capital cost, at the new equilibrium the financial leverage remains unchanged. However, the expected return of firms with lower own capital inputs become smaller, and their borrowing rates become higher which mean they have heavier debt burden and less net worth at the new equilibrium.

自1980年以來，台灣企業逐漸於國際商業競爭上嶄露頭角的同時，也開始面臨智慧財產保護課題。 2003年3月，聯發科為全球獲利最高的IC設計公司，美商DVD播放機控制晶片供應商ESS正向系統客戶送樣（預計4月開始出貨），以增加客戶採用之可能性的同時，在美國北加州聯邦法院向聯發科提起專利侵權訴訟，禁止聯發科使用DVDPlayer單晶片（SoC）播放機銷往美國；6月初，傳出ESS與聯發科達成和解，金額從數千萬美元到1億美元，消息傳出，聯發科股價一度下滑近10%，市場與法人同步傳出聯發科將面臨官司敗訴，需賠償1億美元，據悉聯發科高層對消息提前曝光相當震怒，傳出對消息外露人員處以解職。6月中，聯發科宣布與美商ESS簽訂技術授權合約，未來2年內，聯發科將支付9,000萬美元的權利金。 2004年3月，美商Zoran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控告，聯發科侵犯CD/DVD控制器設計架構，以及直接連結IDE/ATA資料埠的主端界面控制器等相關三項專利權，隨後又向美國洛杉磯地方法院提起專利侵權訴訟，除請求賠償金以外，亦要求美國法院發出禁制令，命令聯發科之侵權相關產品不得輸往美國；聯發科則回應，因尚未收到任何正式文件，委由美國律師了解，俟收到正式文件後再對外說明；同年7月，聯發科也在美國德拉瓦聯邦地方法院對Zoran提起專利侵權訴訟，2005年9月ITC判定聯發科敗訴，市場傳聞聯發科已提列準備金8億元；2006年1月，雙方達成和解，聯發科支付8,500萬美元權利金給Zoran，侵蝕聯發科該年獲利約10％。 而跨國專利侵權訴訟有別於傳統訴訟的特殊性在於(1)跨國性：涉及於不同國家企業、不同國之涉訟地、不同國之市場與生產。因在跨國企業之布局運籌下，訴訟地必定尋求最有影響力之地點，通常為美國及中國，案例中由於ESS及Zoran均為美商，因此在美國提起對聯發科之訴訟；(2)計畫性：為達成商業目的而規劃之訴訟，案例中，ESS對聯發科基於競爭關係而提出訴訟，目的在於增加訂單、減少競爭；Zoran對聯發科則基於增加營收之目的，要求侵權損害賠償，作為過去一年之營運虧損。換言之，為自己或客戶增加營收及訂單、減少競爭，為其訴訟計畫之最終目的；(3)規模性：為了增加影響力與壓力，往往在許多國家同時提起，對象從侵權者擴及其下游客戶，攻擊點既廣且深；(4)繼續性：訴訟期間，影響客戶對其之信任及訴訟管理能力形象；案例中，聯發科雖有傲人之獲利能力，然而在與ESS一案中，卻顯出訴訟管理能力之薄弱，導致Zoran效而尤之，此形象一旦形成，勢必將為聯發科帶來更多不必要之侵權訴訟紛爭；(5)組織性：將訴訟工具與企業組織做連結，融入組織文化以全面改善，並由此發展一套標準作業流程，案例中Zoran習慣性地在提起訴訟前，先於市場發放消息，造成市場恐慌以形成其客戶之壓力，並使該壓力轉嫁至侵權對象，使其容易屈服；(6)資源性：跨國專利侵權訴訟必須具備以下基本要件，「錢多」因需支付龐大之訴訟費、律師費、專家費、賠償金及權利金、並有能力迴避設計及改變模具，並需有喪失市場及流失營收之心理準備。「人多」因訴訟之故，需具備詳盡之專利資料庫建立、調查產業/技術/產品/競爭者分析等資料為因應，並有訴訟規劃人員、應訴人員、支援人員等龐大後勤單位。「命長」因企業必須有能力支撐營運，不致在訴訟過程之謠言紛擾中倒下，案例中，均有市場傳言紛擾之問題，足以說明。 自1980年以來，台灣廠商歷經歐洲、美國、日本等大廠商之專利侵權訴訟逼迫下，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因此開始投入鉅額資金為研發、申請專利，近十年來台灣企業在美國、台灣、中國所申請的專利申請費用便高達了一千九百多億台幣，加上遭受了至少一百多件跨國專利訴訟的訴訟費用，便高達兩千億之多，尚不包括每年支付的權利金也高達台幣一千五百多億台幣，足以養活台積電兩萬名員工及影響四十七萬名股東生活長達兩年之久，足見台灣廠商在研發及專利申請方面之投入程度及所花費心血之鉅。 然而，審視台灣企業近十年在專利侵權訴訟方面之表現，發現：（1）每年均有影響台灣產業發展的專利侵權訴訟發生；（2）遍及每個產業；（3）以被告居多；（4）和解的以付出鉅額權利金居多；（5）打完訴訟的以敗訴居多。 由此可見，台灣企業付出昂貴的研發費用、專利申請費用之後，並沒有改善台灣企業年年被告、年年支付鉅額權利金、損害賠償金的宿命，在高度的付出之下，卻沒有改善在國際研發方面的地位，顯然付出與獲得顯不成比例。 智慧財產的創造、保護、管理，其中的費用包括研發費用、專利申請費用、訴訟費用、權利金及損害賠償等，美國企業是在研發、專利申請支出了龐大的費用，然而可以在訴訟費用、權利金及損害賠償中賺回來，亦即至少符合投資報酬率，然而，反觀台灣企業，不但在研發、專利申請時支出了龐大的費用，在訴訟費用及權利金、損害賠償方面，不但沒有賺回來，反而必需支付更多的金錢，顯然的，台灣企業在跨國專利侵權訴訟管理的方法論上出了極大的問題，而有立即改變之必要！ 有別於過去文獻侷限於「文獻與法規的翻譯」、「片段案例的選擇討論」、「過多理論的探討」、更幾乎沒有人探討重要的「中國專利侵權訴訟」，以致於見樹不見林，徒有理論而不會操作，消耗過多精力與資源於繁瑣而不重要的法律細節，卻無法猜透國際企業專利侵權訴訟背後的策略運籌，導致不能真正打贏過一場戰爭。 因此，本文提出一套跨國專利侵權訴訟管理之機制，橫跨最重要的兩個世界市場—美國、中國為主，法律面提供詳盡完整的如警告信發送、起訴、審前會議、馬克曼聽證會、發現程序、審判程序、專利無效程序、訴前救濟、保全措施等訴訟程序、制度規定與流程架構；企業管理面提供包含研發、生產製造、市場行銷、財務、會計、租稅、外部律師、專家、公證人等全面性管理策略，以大量實證的方式分析整理、以豐富的跨國專利侵權訴訟實戰經驗寫成，期望能使台灣產業真正打贏一場戰爭。 / Since 1980, Taiwan companies had been sued by European, U.S.A., Japan companies for patent infringements and forced to pay out enormously. Therefore, they started to invest tremendous amount of money and resources in research & development (R&D), as well as in patent prosecution. Last decade, Taiwan companies had already spent up to 190 billions New Taiwan Dollar (NTD) in U.S.A., Taiwan, and China patent prosecution and maintenance fee. Yet, if added up the cost of hundreds of transnational patent litigations, the total amount was up to 200 billions NTD and it did not include Taiwan companies had to pay out 150 billons NTD royalty yearly. 190 billions NTD for example could provide for twenty thousand employees and influence 470 thousand shareholders in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TSMC). This certainly exhibited that Taiwan companies had been invested magnificently in R&D and patent prosecution. However, examining the outcome of patent infringement litigations of Taiwan companies in last decade, it shows: (1) every year there are critical patent infringement litigations which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industry; (2) litigations are throughout all important Taiwan industries; (3) in most of time, Taiwan companies are defendant , not plaintiff; (4) Taiwan companies reach the settlement with paying a great sum of indemnification and royalty mostly; (5) most Taiwan companies lose in the litigation. As the above described, although Taiwan companies have invested enormous resources in R&D and patent prosecution, it does not change the situation which every year Taiwan companies are sued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have to pay out a great sum of indemnification and royalty, and certainly still stand in indifferent position of the R&D value chains. After all, what Taiwan companies obtain is not what they expect from their investments. The cost of creation, protection,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clude R&D, patent prosecution, patent litigation, royalty, and indemnification. Although U.S.A. companies invest a lot in R&D and patent prosecution, they usually earn back from patent litigation, royalty, and indemnification. However, Taiwan companies not only invest tremendous money and resources in R&D and patent prosecution, but also pay out much for royalty or the outcome of patent litigation. Obviously, Taiwan companies have some serious problems in their methodology of management transnational patent infringement litigations, thus it is very crucial to change their methodology immediately! Taiwan theses and studies usually fall into “translating foreign papers, laws and regulations ”, “discussing the choice of some parts of cases”, or “studying theories excessively”, also almost no inquires into patent litigations in China. Consequently, the discussions and studies of patent litigations in Taiwan have never brought out the whole picture and practical actions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patent litigations. Obviously, most studies spend too much efforts and resources on legal details and ignore the most important matter which is how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control and manage transnational patent litigation. As a result, Taiwan companies never learn how to win a patent litigation war. Therefore, this thesis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Taiwan theses because this thesis provides a mechanism of managing transnational patent infringement litigations. Prominently, this thesis covers patent litigation procedures and management in the most significant markets in the world—U.S.A. and China. In the legal aspect, this thesis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the complete litigation procedure in U.S.A. and China which includes cease and desist letter , service, pre-trial conference, markman hearing, discovery, trial, patent validity procedure, pre-trial injunction, protective injunction; in the management aspect, this thesis provides complete management strategies which shall be carried out as the regular basis and during a patent litigation while managing R&D, manufacture, marketing, finance, accounting, taxing, law firm and lawyer, expert, judge performing notarization. Most importantly, this thesis analyzes enormous patent litigation cases and industrial information, therefore this thesis is able to provide the first and never-seen practical structure for Taiwan companies to win a patent litigation war.

違約金酌減並非一個自行運作之制度，而必須與其他制度相配套方能妥善運作，故本文首先進行違約金類型認定之說明，以期與比較法上有抑或是沒有違約金制度之國法加以相較，如此方更能說明我國法沒有如同英美法之違約金法則（penalty rule）之原因，換言之，違約金之認定與酌減，並非是二個獨立之制度，研究國內外之法會發現，二者是相牽連的制度，故僅單獨進行違約金酌減制度之說明，不足以完整敘明，必定要兼明辨如何認定違約金之類型。 再者，違約金條款之酌減在實務上遭遇的問題甚多，本文將先提供思考面向的五個層次（權利主體、發生要件、行使方式、斟酌因素、舉證責任），再以實體面以及程序面加以分析細部問題，實體問題最為重要者，即為法院為酌減時應審酌之諸事項，亦是本文強烈建議立法的部分；而程序部分最為重要者有涉及處分權主義之發動權限問題，以及涉及辯論主義（協同主義）的舉證責任事項。希冀在有體系之研討下，可以作為實務遇有違約金酌減相關問題時之參考。 此外，違約金過低是否應酌加，抑或有其他配套可供解決，亦是比較法上饒富興味之疑問，本文亦將會說明解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