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促使勞資雙方建立社會夥伴關係，就關注之議題進行資訊交換、意見諮商、或能參與決策，我國於民國92年開始推動社會對話相關業務。於民國93年起，積極在全國、產業層級等非制度性會議中就勞動相關議題推展勞資政三方對話。全國性圓桌會議的年年舉辦，漸從初期勞資雙方的無法凝聚共識，到慢慢就部分議題展開具體對話。而產業別社會對話之推展成效，則可見於車輛業與保險業之勞資雙方與政府達成的幾點共識，並作成具體決策，進而推動政府政策之作成。 而檢視我國法規範制度，目前可見勞委會組織中委員會組織、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就業安定基金管理會等，為法規保障而擁有勞、資、政三方與學術界參與的全國性對話場域。但與會結果仍偏向以政府作最後決策的主導角色。 而社會對話之推展，國際上已嘗試建構指標衡量，然而因指標多指向歐陸等社會對話已臻成熟的國家為背景所建構，我國在操作上無法完全適用，加以我國也未出現社會對話效益之衡量指標，因此本研究嘗試建構我國社會對話效益之評估指標。以透過勞資政學各方專家之訪談指教，為筆者初擬的10項評估指標做出指正與修改，最後集結各方立場與建議而完成之最終指標，則嘗試作為評 估我國社會對話效益之指標參考。 社會對話效益評估指標之內涵以社會對話層級分類為「企業層級社會對話效 益評估指標」、「產業層級社會對話效益評估指標」、「全國層級社會對話效益評估指標」。指標內容包含可直接檢視對話成果的顯性指標如團體協約簽訂率、覆蓋率與執行率之計算，及反應社會對話效益的敏感性指標如增進勞資雙方之信任與和諧的「事業單位成立勞資會議的比率」、「法定勞資爭議調解件數每年變化率」指標。最後則應建置一專門的社會對話效益評估指標之資料庫，將各對話層級的效益評估指標進行分別的紀錄與管理，以期作為未來各層級於推行社會對話之際，得以比較與改進的目標。

本研究始於對創新採用相關文獻的探討，加以對目前網際網路發展的觀察、文獻書籍的研讀，以及研究者長期實際使用網路與參與虛擬社群的經驗，發現在目前創新研究及社群研究領域中，仍有諸多值得探討的議題，因而促成本研究研究動機，並希望達成以下目的： 1.瞭解虛擬社群採用者在採用時的動機、採用後的影響、以及影響他們採用的相關的個人特質、心理特質等，提供學術及行銷上的參考 2.整理國內外相關創新採用文獻，並歸納出適合本研究使用的模式 3.結合『虛擬社群』與『創新採用』，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4.針對所有類型的虛擬社群同時進行研究，作為後續研究的參考 5.編訂所需要的量表 為達成以上目的，本研究自文獻中整理出影響虛擬社群創新採用的因素可能來自於『產品』、『情境』等因素，因而以此三者作為獨立變數，並在三因素之中選擇部份變數進行衡量。其次，以『特定領域創新性』做為個人因素與創新採用之間的中介變數，產品因素或情境因素對特定領域創新性的影響則不在本研究探討範圍之內。相依變數則將整個採用階段如理論架構所提到的，劃分為『動機』、『態度』、『採用』、『影響』，分別設計量表衡量之。 本研究主要採取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透過三個階段：開放式問卷與經驗訪談、前測問卷、正式問卷，對本研究量表進行修訂。在正式問卷部份，以便利抽樣方式，回收有效樣本410份，男女比率平均，年齡則集中在19到30歲之間，職業以學生為主，佔了近八成，多數受者學歷為專科大學以上，其中具有工科背景者佔27%。 經分析後，本研究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1.網路創新性不僅反映在相關知識上、也反映在連續頻次、活動投入程度、資訊蒐集方式等行為上。網路創新性高的採用者往往是網路上的重度投入者，他們擁有中上程度的網路或電腦相關知識，在各社群中游走，積極參與討論、活動，同時也自設網或首頁。 2.不同類型的社群提供了各種不同的活動模式，也吸引了不同動機的使用者。其中，BBS、E-mail List的使用者較WWW的使用者有較強的社交聯絡動機，同時也有較多提供資源的行為，這也反映在BBS與E-mail List使用者對社群的信任、歸屬與參與程度上 3.人口統計變數方面，年齡、職業與學歷在整個社群採用上的差異最為顯著；個人特質部份，電腦與網路的相關知識較低者，新奇流行、社交聯動機較強；行為特質部份，以『自有網站或首頁』這項行為特質在社群採用上所達到的差異最為明顯；心理特質方面，三項心理特質與社群採用動機、行為等等之間相關性多在0.2以下，實際應用的價值不高。 4.資訊交流仍是成員最主要的採用動機，其次便是社交與尋求歸屬的動機。從態度與影響來看，成員對其所採用社群的信任、歸屬、瞭解程度皆高，而所受到的影響則是多元的。

本研究以文本分析探究台灣戰後五十年來，具女性意識的廣告文本，期望透過分析廣告中出現的女性意識，一窺台灣女性這五十年來在社會中的生活實踐、角色與地位、女性自覺與女性意識的轉變，以探究隨著社會變遷而改變的女性意識，是否如實的反映在廣告文本中。 本研究結果歸納出五個廣告中女性角色、社會地位與意識隨著時代變遷的軌跡： 一、女性與家庭的關係隨著時代變遷，不如傳統社會般密切，而廣告中女性的家庭主婦角色逐漸不明顯，取而代之的是職業婦女／職場女強人的角色。 二、女性大量投入勞動市場，經濟上獨立自主，因而造就高消費需求與高消費能力，這些現象也反映在各年代廣告的變遷中。 三、廣告中的女體呈現，由隱晦到開放，審美觀由於時代變遷，由傳統中式的豐滿健康，轉而追求西方纖瘦骨感的身材標準。 四、台灣本土婦女運動後，女性自立自主意識提昇，在近代廣告中更常以女性自主意識作為主要訴求。 五、廣告中性別角色開始鬆動，以往代表廣告中男性、女性刻板印象的符號界線開始模糊，廣告中的女性也開始具有自信、工作能力強、自我意識為重的特質。

台灣屬於環太平洋地震帶，是全世界發生地震最頻繁的國家之一；氣候屬於副熱帶季風區，天氣型態複雜多變，再加上中央山脈聳立其中，河川流急，因此常發生各種不同的天然災害，這些災害對我國人民帶來了很大的傷害。 　　為了減少災害帶來的損失，我國目前以「災害防救法」為基礎，推動了許多相關防救災措施。然而，於2009年8月8日發生的莫拉克風災，對台灣地區帶來很大的災害，也顯示出目前災害防救工作有所不足之處。一般認為，我國的災害防救應當朝向強化社區自身的防救災能力為目標，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災害防救措施應該要因地制宜，因應不同的社區特性而有不同的作為。 　　台灣的原住民族因多數居住於山地地區，往往是災害來臨時受損最嚴重的地方。為了強化原鄉自身的防救災能力，應該要了解原鄉的社區結構、生活習慣、信仰文化等特性，以推行適合原鄉的防救災措施，因此本文將以莫拉克風災的重災區─桃源區做為研究對象，以做為其他原鄉地區推行社區防救災工作的參考借鏡。 　　本文研究發現，原鄉的社區運作核心除了村里長、社區發展協會之外，最特別的就在於教會系統具備一定程度的影響力，而這樣的影響力會形塑原鄉在公共事務上的運作模式，進而影響防救災工作的執行情況。其優勢展現在災情及預警資訊的傳遞、緊急避難與救援、物資及善款分配、災民安置、心理復健、災前的減災與整備等方面；這樣的運作模式並非沒有缺點，其缺點表現在社區權力的分權化以及代表性不足、教會功能的運作情況容易受到領導者影響、以及因缺乏整合而導致物資及善款分配情況的混亂等。政府為了能夠更有效的利用教會系統優勢、降低教會系統帶來的負面影響，應該要建立行政機關與教會系統之間的有效溝通管道、利用教會系統進行防救災知識的宣導與教育，以及有效的整合物資及善款分配系統，才可能使得防救災工作在原鄉的推行更加順利。 　　影響原鄉防救災工作成效的關鍵，就在於防救災工作是否有針對原鄉的特性去推行，而不應僅將其視為漢人世界的延伸，將不適合原鄉的制度及價值觀強加在其之上。唯有確實的了解原鄉，針對這些特性做出回應與調整，才可能在防救災工作上取得更好的成效，也能夠使原住民族的主體性更加得到重視與發展。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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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通訊科技的使用將人類的生活帶入新時代，數位化後的資訊，大量與快速的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在全球各地傳播。人類社會儼然從工業社會進入「資訊社會」。資訊科技的出現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並在政治、經濟與社會，各個面向發生影響。但另一方面，資訊通訊科技的使用，並非人人都有經濟能力負擔。資訊通訊科技「近用」的有無，形成「資訊富人」與「資訊窮人」之間的落差，被稱為「數位落差」。數位落差的出現有其原因，學界也提出解決方法。許多國家為了因應資訊社會的到來，制訂了資訊社會政策，希望藉此提升國家的競爭力，掌握資訊社會中的發展利基。歐盟在1999年首度推出〈e歐洲〉資訊社會政策與行動，希望藉此建構歐盟資訊社會，使歐盟在2010年成為世界上最富生氣與競爭力的經濟體。消除數位落差亦是歐盟的行動之一，唯有增加其境內公民資訊通訊科技的使用，才可以引領歐盟進入資訊社會。本論文將參考歐盟統計處的報告，評比資訊社會政策推出前後，數位落差的情形。研究歐盟的資訊社會政策是否已消除會員國間數位落差。本論文研究的對象，為2004年東擴以前歐盟15國。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吞世代學童的個人背景與社會化機制及其政治態度的關係。研究母體為臺北縣樹林市國小六年級學童。研究方法採取量化與質性兩種，在量的方面，採用問卷調查法；在質的方面，則採取深度訪談法，分為學校老師訪談及兒童訪談二種，蒐集本研究所需的資料後，先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卡方檢定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處理分析，再與訪談資料所推論的結果做比對分析，以瞭解臺北縣樹林市國小六年級學童的國家認同、族群意識、統獨立場、對政治、政黨、政府的認知、政黨偏好五項政治態度。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女生在國家認同上較傾向認為我們的國家名稱是臺灣。 二、父親學歷在國中以下的兒童，其政黨偏好傾向泛綠。 三、兒童不論有無擔任班級幹部的經驗，在族群意識上普遍覺得自己是臺灣人。 四、父母皆為本省人的兒童，在國家認同上有較高的程度認為我們的國家名稱是臺灣；在族群意識上絕大部分認為自己是臺灣人；在統獨立場上以傾向臺灣獨立者居多，且超過傾向維持現狀的比例；在政黨偏好上則傾向泛綠。 五、父母政黨傾向為泛綠的兒童，在族群意識上八成以上覺得自己是臺灣人；在統獨立場上比較傾向臺灣獨立；在政黨偏好上亦傾向泛綠。父母政黨傾向泛藍的兒童，在族群意識上較有「雙重認同」的看法；而在政黨偏好上則傾向泛藍。 六、生活在學校氛圍低度民主的兒童，政黨偏好比較傾向泛綠。 七、覺得自己是臺灣人、傾向「臺灣獨立」與「維持現狀」以及不論政黨偏好傾向「泛綠」或「泛藍」的兒童，在國家認同上大多數認定我們的國家名稱是臺灣。 八、傾向臺灣獨立、政黨偏好傾向泛綠的兒童，在族群意識上大多數覺得自己是臺灣人；而傾向兩岸統一及政黨偏好傾向泛藍的兒童，則較有「雙重認同」的看法。 九、政黨偏好傾向泛綠的兒童，在統獨立場上比較傾向臺灣獨立。

祭祀圈研究透過地方廟宇與人群關係的觀察，解釋臺灣漢人族群、地方社會與信仰文化的發展，這一方面的研究已經累積相當豐富的成果。儘管透過祭祀圈及信仰圈概念的運用，可以對當代或特定時間內的信仰狀況提供表象的解釋，但是就祭祀圈及信仰圈概念的本質而言，應該更進一步思索地方社會背後所蘊含的歷史、文化、經濟等因素，以及其社會網絡如何形成的問題。本論文〈西螺溪下游地區之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以西螺街媽祖信仰為中心〉針對西螺溪(今濁水溪)下游地方社會作一貫時性的討論，一方面透過文獻研究，從歷史演變的過程，討論西螺溪下游地帶埔漢、閩粵族群關係，以及西螺地方社會發展的複雜性；另一方面輔以田野現況的調查，剖析西螺街媽祖信仰活動背後的人群、商業與交通網絡的形成，試圖全面性掌握人群、宗教與地方社會的形塑過程。換言之，本論文從地域史與族群關係史的觀點，透過古文書、廟宇碑記、地方士紳文集與日人宗教調查等資料，輔以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勾勒西螺溪下游的地方社會特色，從而考察現今西螺地區媽祖信仰之遶境活動範圍與村際網絡形成的歷史由來。 本論文以西螺福興宮「螺陽迎太平」的媽祖遶境活動為例，考察遶境範圍何以集中於今日二崙、崙背、西螺、莿桐四鄉鎮。福興宮媽祖遶境範圍的形成，與清代西螺商業街肆的發展，以及西螺溪下游村落的互動關係皆有密切關聯。本論文透過漢人移民拓墾活動的討論，一方面由西螺街肆的成立，檢視交通網絡、交易活動與媽祖信仰傳播、擴散的關係；另一方面分析西螺地區以「詔安客」為主的漳人勢力的形成，以及其對地方社會發展，特別是福興宮、廣福宮信仰人群網絡的影響。 根據本論文的研究可以得知：日治時期日人調查西螺溪下游所見「西泉東漳」的人群地理空間分布，為十八世紀以來逐漸形成、十九世紀上半確立的現象，而其中的漳人乃是以「詔安客」為主的人群。換言之，西螺地區「詔安客」優勢人群的出現，為十八世紀以來地方社會人群整合的歷史結果。本論文不僅釐清現今全臺最大「詔安客」人群分布形成的歷史由來，也討論「詔安客」中張廖、李姓宗族的收族方式，說明了西螺地方社會之宗族建構的策略不同，其對於地方影響力所出現的差異；並證明以詔安客為主的漳籍人群之社經地位，及其對於現今本地媽祖遶境範圍所具有的深遠影響。福興宮與廣福宮信仰範圍的形成，乃是西螺溪下游水陸交通、「詔安客」為主的漳籍人群網絡，以及西螺商業街肆發展的相互影響之結果，其表現在「謝平安」、請「頭香」與「貳香」等活動上，明顯地與麥寮街拱範宮為主的泉人勢力圈有所區隔。總之，西螺街媽祖遶境活動所反映出的，其實是「詔安客」為主的漳籍人群活動與西螺街肆商業發展的這一深層結構，以及兩者相互影響發展的歷史過程。

臺東孩子的書屋及水牛書店，分別代表非營利組織及社會企業，作為社會團結經濟組織中的兩種型態，組織當初如何做出型態選擇的決定，在決定後，對於社會問題治理的可行性有何不同，本文運用比較個案研究，發現兩個案選擇組織型態的過程受到組織的先決條件如財務能力、社群連結、歷史因素、領導人等的影響，本文也從組織服務項目如教育、社區服務及財務穩定性進行比較分析，發現非營利組織或社會企業，若擁有足夠的資金及人力，對其社會治理的可行性是肯定的，差別在於獲取資源的難易程度，非營利組織只是單純依賴政府補助，穩定性不高，因此必須取得個人、企業等的捐款，但募款活動宗旨、服務對象、總體形象等都會影響募款成果，因此非營利組織能利用特色回饋方式，如兩天一夜生活體驗活動，創造大眾募款誘因，也能利用企業化創造獨立的資金來源，以減少對於募款的依賴；社會企業雖然也能對外募款、運用政府補助款，但若要以偏向純企業的運作，就得在經營面下功夫，運用創新的營銷手法販售品質良好的產品，社會企業有穩定營收才能確保教育運作。不管組織型態為何，領導者若能建立社會網絡，降低獲取各種資源的成本，對於組織運作勢必有所幫助，針對組織型態的選擇並沒有誰好誰壞的問題，本文只是希望能透過臺東孩子的書屋及水牛書店，進一步比較及分析並提供一個作為特別經營模式策略的參考。 / The Children’s Book House in Taitung a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Buffalo Bookstore in Taoyuan as a social enterprise represent two organization forms of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Why they choose respective form in the first place and how they might fare as the consequence of their initial choice are something interesting to know. This research applies comparative case study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t have contributed their organizational choice. The factors include financial capacity, personal networks, leader’s preference, and so on. This study also points out how different forms of choice might be able to keep sustainable. As more literature on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has accumulated in recent years, this study provides two successful cases to illustrate their strategic reactions to problems they face respectively. It is expected that systematic surveys of such cases would contribute to effective theory building in this field.